关公崇拜溯源

关于商人：子贡、范蠡、西门庆与关公 1、西门庆买官，儒商子贡，归有光“士商”概念的诞生 《关公崇拜溯源》：若乃富商大贾，豪宗恶少，轻死重义，结党连群，喑鸣则弯弓，睚眦则挺剑，少有失意，犹且如此…… 可见，杨志卖刀，并不只是牛二这个游民地痞的问题，当时的商人也是这样的，商人即游民，同样具有游民性！他可能不是主动招惹，但也好勇斗狠。 我们今天电视剧中展示的古代商人，是不正确的，是被所谓儒商的意识形态扭曲后的产物！说到底，就像犹太人的确也曾囤积居奇，的确也成了族群与利益斗争的替罪羊。 《纵乐的困惑》：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旧的乡村士绅仇恨商人，因为没有土地的商人可以逃避徭役的征发，而作为土地所有者的士绅却必须承担。可见他们的特殊态度是有其经济和思想基础的。 到了明朝中期，大商人转而购买土地，旧有的士绅阶级利用他们土地经营的利润在城市购买住宅……士商在融合！ 卓尔不群的归有光（1507—1571）进一步指出：“古者四民异业，至于后世而士与农商常相混。”这种改变似乎并没有困扰归氏。当他赞扬一位徽商的家族“士而商”时，他表示愿意接纳这种混合。徽商渴望看见他们与士绅之间的界线瓦解。例如，商人汪弘（1491—1545）训示他的儿子：“士商异术而同志。”一位族人在宗谱中写道：“古者四民不分”, “贾何后于士哉！”他接着追问：“安知贾之不为士也。” 于是，在这种身份转换的氛围中，商人渴望得到士绅身份，乐此不疲地尝试各种方法以实现从商人阶层到士绅阶层的转变。其中方法之一就是模仿士绅的行为举止。 这就是“商而优则仕”！就是西门庆的买官行为的社会背景。当时士农工商的社会地位次序下，商人的社会地位，谋求社会认可很正常。 《客商一览醒迷》一书的鲜明主题是道德比一味地追求利润更重要。在这种儒家伦理道德的商业化改造中，利在道德上是中性的，只要它是通过诚信的手段获得的，而且没有超出社会的公认标准。最好是放弃短期高额利率的可能性，以保持长期的适度利率。 保持诚信是一种道德经济学：在没有有效的、切实可行的对财产所有权的国家保护的情况下，减轻用于解决纠纷的费用的唯一办法，就是依靠行业内部约定俗成的法则。每个人肯定都乐于迎合公众对良好商业行为的期盼。 这就是类似长期主义。其实是把道德这个原则问题做了时间上拉长的技术处理。追逐暴利显得贪婪，长期剥削就不太疼。 我在《岂有此理》中看到关于儒商子贡的论述：《史记·孔子世家》中，孔子曾笑着对爱徒颜回说：“颜氏之子！使尔多财，吾为尔宰”，希望颜回能够富有，自己来担任其管家。这也可以解释孔子对其爱徒子贡的态度，他将儒商子贡比喻为“瑚琏之器”这样的宗庙宝物（《论语·公冶长》），而不是将其批评为“满身铜臭的财主”，就很能说明原始儒学对于商业活动与财富的基本态度。 我的观点是，古代国产即家产，子贡所谓“瑚琏之器”，正是宰相，管家！他所谓儒商，并不是一个独立的商人身份，是家长制下的家奴而已。千百年来的中国商人，都在这同一个家奴的身份逻辑中。 2、范蠡为什么要变名易姓，散财施舍？ 《史记货殖列传》写范蠡：乃乘扁舟浮于江湖，变名易姓，适齐为鸱夷子皮，之陶为朱公。 范蠡为什么要变名易姓？他的越国政治和名声资源，为什么要抛弃呢？ 一，可能被勾践追杀，因为他知道太多了，且投入敌国去了！二，我猜他其实成立了类似黑帮的团伙，从越国带出了金银资本，以及部分私人武装。 变名易姓，跟江湖上的游民造反起诨名有些类似。 《关西故事》载关公杀了县太爷：至潼关，闻关门图形，捕之甚急，伏于水旁，掬水洗面，自照其形，颜已变苍赤，不复认识。挺身至关，关主诘问，随口指关为姓，后遂不易。 《舆论》中谈到一种名叫“大熔炉”的早期移民美国化的仪式：改名的那些移民都知道这一点，实际上，他们其实是想通过改名换姓来改变自己，从而改变陌生人对他们的态度。 改名的那些移民……最近看电影《粗野派》，男主的犹太表弟就是改名改宗了。据说，泰国对华人同化最好，当自己是泰国人，而不再是中国人。 《史记》中又写范蠡：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与贫交疏昆弟。此所谓富好行其德者也。 太像《游侠列传》中的那个郭解：及解年长，更折节为俭，以德报怨，厚施而薄望。然其自喜为侠益甚。既已振人之命，不矜其功，其阴贼著於心，卒发於睚眦如故云。而少年慕其行，亦辄为报仇，不使知也。 同样都是轻财好义……那么我请问，平白无故为什么要施财呢？必然有政治企图！不是战国四公子那种以财养客，就是宋江晁盖那种地方豪强，散财聚义。 可以说是豪强，也可以说是黑帮。 杨照《讲给大家的中国历史》：因为市籍会带来种种不利，所以大家宁可当行商，也不当坐贾。在汉朝，行商格外发达，他们贩卖的主要是方便运送且在其他地方都能获得高额利润的商品，这些商品显然不是日常用品，而是一些珍稀的奢侈品。谁能负担奢侈品呢？当然是那些不用自己下地劳作，能够聚集土地和佃户的地主。于是，地主和行商产生了自然的联结，行商将奢侈品运到各地卖给新兴地主，地主消费奢侈品，使这些行商致富，当行商有钱了，他们也去买土地，让自己转型成为地主。 3、不可思议的山中繁华：唐代的山中茶市，明代的建昌木市 《广志绎》写到山中繁华集市：商贩入者每住十数星霜，虽僻远万里，然苏、杭新织种种文绮，吴中贵介未披而彼处先得。妖童娈姬，比外更胜，山珍海错，咸获先尝，则钱神所聚，无胫而至，穷荒成市，沙碛如春，大商缘以忘年，小贩因之度日。 这就是明代的四川建昌，如今的大凉山西昌市，竟成为比苏杭还时尚的时尚圣地，好比成都！如今还有彝族斗篷成为时尚一种，看来有历史渊源。 另外，木客传奇，我在《杉木与帝国》里读到过，所谓钱神，就是五通财神。 《关公崇拜溯源》里引用杜牧的记载，关于唐代江淮的截江贼与山中茶市：夫劫贼徒上至三船两船，百人五十人，下不减二三十人，始肯行劫，劫杀商旅，婴孩不留。所劫商人皆得异色财物，尽将南渡，入山博茶。盖以异色财物不敢货于城市，惟有茶山可以销售。盖以茶熟之际，四远商人皆将锦绣僧缬、金钗银钏入山交易。妇人稚子尽衣华服，吏见不问，人见不惊，是以贼徒得异色财物，亦来其间，便有店肆为其囊橐，得茶之后，出为平人。 我曾经认为，《刘阮遇仙》山溪中流出金杯盏与胡麻饭，既与魏晋神仙信仰有关，也许与南方移民开发与盗墓兴起不无关系。 而唐代的山中茶市，明代的建昌木市……无疑是商业繁荣，激发了从唐传奇开始对于南方财富的想象。 4、关公卓刀泉的英雄叙事 1488年《漂海录》：过徐州。是日雨，大风。晓过九女冢、子方山至云龙山。山上有石佛寺，甚华丽。其西有戏马台、拔剑泉。 徐州有拔剑泉？多么像亚瑟王的拔剑石的故事，我查到原来这是刘邦的传说。 相传，彭城兵败之后，汉王刘邦一行人逃至彭城西南的一个小村庄里，口渴难耐。刘邦正无计可施之时，忽见自己的高头战马用蹄刨地，不久刨出一片湿地。刘邦近前细看，发现有水珠从巨石缝隙中不断渗出，不禁暗喜，抽出利剑扎进巨石缝隙，片刻之后，猛地拔出利剑，一股清泉随即喷涌而出，刘邦等人因此解决了饮水问题。此泉后来被称为“拔剑泉”，汉王刘邦住过的这个小村庄，因此得名“汉王村”。 偶然又看到明朝弘治正德年间的陈洪谟一首诗“荆门卓刀泉庙”，是关羽的故事： 千古英雄泪，孤亭土木身。松萝蟠岁久，蘋藻逐时新。 杖策纡天步，挥刀仄日轮。有泉堪饮马，灏气贯秋旻。 据明代《寰宇通志》和清代《武昌府志》记载及民间传说，东汉末年，蜀将关羽曾驻兵于此，因天旱无水，兵干马渴，关羽一急之下，卓刀于地，顿时水涌成泉，后人便把此泉取名为“卓刀泉”。 宋时就在此依泉建寺，名曰“御泉寺”，以纪念关羽，一度是香火鼎盛、游人如织的地方。 卓刀泉传说等为代表的关公文化在海内外流传不息，成为文化交流与认同的重要桥梁。 终于明白了1436年《星槎胜览》中看到过一个将军在爪哇岛插枪涌泉的故事，必然是这个关公崇拜的流传： 杜板一村，亦地名也。海滩有水一泓，甘淡可饮，称曰圣水。元时使将史弼、高兴因征其国，经月不下雨，舟中乏粮，军士失措。史、高二将拜天祝曰：“奉命伐蛮，如天与水即生，不与之则死。”祝之，插枪碱苦海滩，其泉水随枪涌出，水味甘甜，众军汲而饮之。乃令曰：“天赐助尔。”兵威大振，喊声奋杀，番兵百万馀众悉皆败走。遂已登岸，随杀随入，生擒番人煮而食之，至今称为中国能食人也。获囚酋长归国，服罪放归，改封为爪哇国王也。钦遵我朝皇上，遣正使太监郑和等，节该赍捧诏敕赏赐国王、王妃，及其部领村主民下，草木咸受天福。其国王臣既沐天恩，遣使络绎不停，擎捧金筒金叶表文，贡献方物。 关公崇拜也许宋代就有，但必然是在明代繁盛，与朱元璋的祭祀，晋商的推崇（关公本是贩枣的）以及《三国演义》通俗小说的普及都有关，从而作为守护的财神扩展全国，输出到南洋，爪哇史高二将插枪涌泉与徐州刘邦拔剑泉很可能是后来演绎的地方版本。 关于武财神，大运河贸易北端的河北地区是北方武术的集中地，形成义和拳，福建莆田则是泉州海上贸易使得南方武术发达，南少林和天地会诞生。 听《东腔西调》，嘉宾说到这南北武术源头都与回族人的武装贸易保护有关。贸易与暴力自古以来都是紧密关联的，怪不得，财神中有武财神关公，那些天地会衍生出的黑帮电影中，多拜关公。阿富汗战场的黑水公司，乌克兰战场上的瓦格纳集团，虽然并非服务于贸易，但也是服务于利益。

这本书太棒了，我正在做韩国关公信仰的研究，拜读到胡老师这本著作，简直事无巨细的讲了关公崇拜的缘起和发展，只需要这一本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