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文明根性比较

读完的第923本书，关于中西文明的源头以及发展历程的比较，无优劣之分，可以相互借鉴，五星推荐。 潘岳《中西文明根性比较》的核心观点，可用“同根异脉、各得其偏、互为镜鉴”十二字概括。作者拒绝“文明优劣”论，也超越“普世—特殊”二元，而把中国与欧洲视为同一轴心时代开出的两条大河，源头共享“超越突破”，却在后续两千年的制度—精神演化中，因地理、战争、宗教、经济四大变量的组合差异，形成了根性上的结构性反差。 一、同根：轴心突破的平行性 公元前800—前200年，中国与希腊几乎同时完成对“宇宙—社会秩序”的理性重构： 1. 从神话到历史——《尚书》与希罗多德把“神迹”转译为“人事”； 2. 从血亲到伦理——孔子“仁”与苏格拉底“德性”都把道德基础从氏族礼俗抽离，诉诸普遍人性； 3. 从巫术到理性——《易传》的“阴阳”与毕达哥拉斯的“数”均用抽象范畴解释世界。 这一同步“突破”证明中西并非物种级差异，而是同一人类精神事件的两种地方方案。 二、异脉：四大变量如何形塑根性 1. 地理： 黄河—长江的“封闭—内聚”大平原，使战争以“治水—农耕”整合为优先，早熟出中央集权； 地中海的“开放—破碎”海岸，使贸易—殖民—海上战争成为常态，城邦—联盟体制长期存活。 2. 战争： 中国自战国起就形成“灭国—置郡”的彻底汲取机制，战争奖励是统一与和平； 欧洲因罗马极限而崩解，封建骑士战争频繁却规模有限，奖励是商业—技术迭代。 3. 宗教： 中国经“罢黜百家—科举”把儒家建成国家伦理学，信仰被行政吸收，产生“内在超越”的秩序观； 欧洲经“教皇革命—宗教改革”形成教权—政权二元对立，信仰外在于国家，催生“外在超越”的法治与科学。 4. 经济： 中国小农—官僚—儒学的三位一体，使资本始终被政治权力“吸纳”，形成“稳定优先”的循环； 欧洲因长期分裂，城市—商人—法学家结成“第三力量”，资本得以驯服暴力，孕育工业资本主义。 三、各得其偏：现代性困境的历史伏笔 中国凭借“大一统—流动性科举”获得超大规模与超长周期，却付出“创新抑制—权力内卷”代价； 欧洲凭借“分裂—竞争”引爆科学—资本革命，却伴随“殖民暴力—周期大战”魔咒。 现代性并非欧洲单系分娩，而是“中国式的稳定偏至”与“欧洲式的创新偏至”在全球市场相遇后的合奏： - 没有中国的纸币、科举、运河技术，欧洲难以在16世纪后解决财政—人才—物流瓶颈； - 没有欧洲的科技—金融—国际法，中国也无法在19世纪后走出“高水平均衡陷阱”。 双方都在对方身上读到自己缺失的另一半。 四、互为镜鉴：再造“新轴心”的可能 潘岳提出“文明根性再平衡”： 1. 中国需以“外部分权—法治—科学”矫治过度内聚，把“民本”转译为“民主”，把“天下”升级为“全球公法”； 2. 欧洲需以“内部统合—节制资本—生态伦理”矫治过度竞争，把“个体”扩展为“共生”，把“普世”还原为“对话”。 二者共同任务是遏制技术—资本系统的自我加速，把轴心时代开启的“理性”再政治化，使之服务于地球尺度的人类永续。 在此意义上，“中西”不是两个实体，而是一条人类自我理解的螺旋梯；比较的目的不是论证谁更“先进”，而是让每一方在对方倒影中，看见自己基因里的缺失与可能。

多年前我曾疑惑，用西方或外部的认知框架丈量中国问题是否恰当，而一位学者以王维“君问穷通理，渔歌入浦深”的诗句含蓄回应，彼时只觉这或许是让答案自藏于文明肌理的隐喻，亦或是问题本就难用单一逻辑剖解的留白。直到今日阅读潘岳先生的著作才豁然开朗，他将“五胡乱华”的“乱”改写为“入”，绝非简单的语义调整，而是刺破了传统叙事中以血缘对立为内核的历史认知——中华文明对“中国人”的认同根基，从来不是基于血缘或单一习俗，而是自周朝起便绵延的“老弱有养、秩序以成”的政治文化理想，以及对这套“以文化人”社会制度安排的共同想象。正如匈奴、鲜卑等所谓“五胡”的融入，本质是对这套政治文明的向往，苻坚的鸿鹄之志亦源于此：当周边族群认同并实践同一套“天下为公”的治理逻辑时，融合便成为文明自然生长的过程，而非外力冲击的“乱局”。潘岳先生的突破性贡献，正在于以历史纵深揭开了这层本质——中国人的身份认同，从来是超越血缘界限的政治文化共同体共识，这正是中华文明数千年包容绵延的核心密码，亦回应了当年“外部尺子”丈量之惑：中国问题的答案，本就藏在自身“以文化成天下”的文明基因里。

看书名觉得挺高大上的，但一看简介有深不以为然了。据现代考据古希腊、古罗马都是中世纪以后西方传教士根据中国历史倒推编造的伪史，看来这本书也是根据这些伪史与中国历史进行一本正经的比对分析而成，纯属浪费生命。建立在虚妄基础上的学说就如同建立在沙滩上的大厦毫无意义！不看也罢。

这个比较只能说有一定深度，但不够根本。中西方文明的根基在于持有不同的 ontology 存在论（世界观）,不同的存在论决定着不同的价值观和认识论，从而决定了文明形态的迥然不同甚至截然对立。

牛逼的书。 从战国中华统一形成前，到秦汉中华统一形成，到五胡中华统一崩溃后，形成前中后以及未来大一统的循环演绎逻辑。并且与罗马前中后对比，对中华统一与西方分的逻辑进行对比。 这个历史的对比和解读，更能升起文化自信。 统有秩序，分有自由。统中之分，中庸之道真切道统。中华梦，看好。

中西文明在演进中形成了“合”与“分”两种根性特质，这不仅是政治形态差异，更是深植于文明基因的价值取向、制度逻辑和共同体构建方式。潘岳通过超时空比较方法，选取三组相似历史情境（战国与希腊、秦汉与罗马、五胡入华与蛮族入侵），揭示了中国走向“大一统”而西方走向“分治自治”的深层逻辑。他将“文明根性”定义为轴心时代的实践积淀，后世强化的文化潜意识。 中华文明根性体现为“大一统”秩序观（将“定于一”视为最高理想）、文化认同包容性（夷夏界限可因文化制度认同转化）和集体主义伦理（个人自由在共同体框架内实现）。西方文明根性则源自古希腊城邦自治传统（珍视小共同体自由，视集权为专制）、种族排他性（严格区分希腊人与蛮族）和个体本位哲学（自由体现为政治参与权和个人选择权）。公元前5-3世纪，战国与希腊都面临战乱与统一运动兴起。但诸子百家虽有哲学分歧，却共享“建立统一秩序”的底线（儒家“定于一”、法家“书同文”、墨家“尚同”、道家“其治一也”），思想交融催生了制度化大一统。考古证据（睡虎地秦简等）显示秦政融合儒家伦理，汉制是战国各国精华熔铸。反观希腊，城邦自治传统阻碍统一，亚历山大帝国仅存7年即分裂。这源于文明根性分野：统合基因使中国分裂后总回归统一轨道。 秦汉与罗马都是超大规模帝国，但内在逻辑迥异。秦汉建构“理性化”体系：精密官僚制度（文书出错连坐追责）、国家战略产业垄断（盐铁官营支撑长期战争）、王权与士大夫共治理念。罗马则依赖军事扩张和城邦自治，缺乏深入基层的官僚体系及统一财政，法律发达却难整合多元民族。秦汉秉持“普世秩序”理念，罗马奉行“核心扩张”逻辑，这导致秦汉制度崩溃后能重生，而罗马解体永难复现。 公元4-7世纪是根性基因的最终检验，面对游牧冲击，五胡入华（约900万占北方人口2/3）主动选择汉化，本质是制度承继（前秦北魏推行均田制、三长制），再造秦汉儒法国家。其理论基础是“夷夏之辨”以文化非血统为标准——接受汉制，“夷”可变“夏”。北魏孝文帝改革核心是构建无偏私的理性制度融合胡汉精英，最终导向隋唐大一统。反观蛮族入侵欧洲（约75万不足西罗马人口5%），哥特人实行“二元政治”，法兰克人推行采邑封建制，彻底颠覆罗马制度。蛮族史书切割罗马历史，强调本族独立起源，奠定多民族分治思想基础。这验证了核心论点：文明生命力在制度理性与包容性，不在血统纯正。 潘岳研究具有方法论突破：采用超时空比较（共时性切片与历时性分析结合），规避线性史观；运用新出土文献（如秦简）修正传统史观，揭示秦政融合性及秦汉制度理性；将根性解构为多维构成（制度、精神、认同层面）。其当代意义在于解构西方中心论（如驳斥“新清史”切割中国历史，揭示西方将希腊-罗马-法兰克视为“正常路径”的偏见）和超越民族主义叙事（展现中华文明超民族特质：制度理性高于血统、文化认同具流动性、历史书写具包容性）。 潘岳提出根性互鉴：超越“自由或秩序”二元对立，探索互补空间（中国需激活创新活力，西方需防共同体瓦解），共同应对人类挑战（如历史气候变迁引发的欧亚动荡）。研究也存在争议：如“文明根性决定论”风险（北宋分权、英国议会促成统一反例）、比较时段选择性（忽略蒙古冲击差异）、制度与文化权重问题（北魏汉化成功是否因早受汉文化浸润？）。它开启了与全球史（如《大分流》）、重思“早期现代性”（秦汉官僚理性化早韦伯理论1800年）、证伪“文明冲突论”（外来宗教在中国被整合）的对话，并拓展出女性角色、商业文明比较、生态观念等未竟议程。潘岳的贡献在于以宏阔视野重塑中西对话基础，其价值在激活对文明本质的再思考：文明无高下，但有历史的选择和相宜的水土。相遇的意义在于照见彼此，共同探索人类前路。

今天读完。 收获颇多。 本书对西方和中国同一历史时期三个阶段做了比较，揭示了西方和中国历史发展的不同逻辑和文明根性。 古希腊和中国战国比较：古希腊各类小帮彼此独立，从母帮分离出去的子帮也不从属于母邦，到亚历山大建立了横跨亚欧非的帝国也只是高层的松散联合，亚历山大刚刚去世帝国就分崩离析，表现出分和独的特征。而中国从春秋到战国，开始也表现为众多小诸侯国，但它们争雄称霸，终归一统，表现出统和合的与古希腊相反的特征。 罗马与秦汉，是欧亚大陆两端同时期的大帝国。罗马的繁荣，依赖于领土的不断扩张。奴隶主庄园经济的兴旺，让平民小地产纷纷破产，罗马由共和便走向了帝国。罗马行省通行罗马法律和拉丁文，而行省以下是形形色色的民族自治。这种上下两张皮的状态，当帝国大厦轰然倒塌时，下面既得利益者也不以为然。而中国秦汉，中央机构健全，行郡县制，上下一体，特别是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独尊儒术"后，国家在精神层面也形成大一统。故罗马后无罗马，秦汉后大一统继续沿续。 日耳曼的入侵和中国的五胡入华。罗马是多神教，在它内部基层却孕育了基督教一神教。罗马开始镇压基督教，后又利用确认基督教为国教。当日耳曼各部落纷纷侵入罗马后，它们没有接受继承罗马的拉丁文和先进文化，而是继续保留本部落的文化和生活习惯，既便法兰克查理曼大帝接受了基督教被冠以神圣罗马帝国之名，也依然行使自己的封建采邑制并认为自己制度与罗马制度是平行的，这样西欧就进入中世纪，既基督教精神上的统一和各封建小国分裂战争时期。神圣罗马帝国也分裂为法德意三国，同样表现为分和独的特征。而东汉后的五胡十六国，既便是胡人人数多的政权，也学汉武帝光武帝，采纳汉制，力争正统，最后融合为隋唐，依然表现出统与合的特征。 西方的民族和中国的民族是不一样的。西方民族国家追求独特性，争权夺利，最后引发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而中国各民族只是中华民族一部分，是一家人，讲大一统，讲和谐，只是创新不足需要纠正。

好书！无意间被书名所吸引，终于等来上架，果然不负所望！本书以比较研究的方法，以时间节点切入，史料丰富，逻辑连贯，论证新颖，并收录部分学者锐评，博采众家之长，难能可贵！步入新世纪，个人自由与集体主义的争论愈发激烈，国际国内事件引发自由至上或者集体至上的大辩论，本书力求追本溯源，以历史角度分析东西方激烈碰撞中文化的深刻影响。作者试图驱散一些认知迷雾，以古典文明的对话来照亮人类命运的未来。古希腊与春秋，罗马与秦汉，平行时空中的不通道路，孕育了东西方文化的别样母体，中西方文明的“根性”之异由来已久，双方各有其特性，各有其道，若要偏执一词孰是孰非，亦难分高下。在近年来，把持着话语权的西方对中华文明越描越黑，一些看似有理有据实则离经叛道的观点卷土重来，正如书中所言的“大汉族主义”“内陆文明”等等作者均有一一驳斥，强调中国故事中国讲，更列举孟德斯鸠、黑格尔等学界泰斗对中华文明一知半解而误会甚深。让人眼前一亮的是“五胡”这一个老话题，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背景下对“五胡乱华”试图做全新的诠释，以“入”取代“乱”，从文明融合视角重新审视300年大分裂大动乱中孕育的大一统，揭示出了政治一体的巩固与文化多元的伸张之间的正向关联，赋予了其不同以往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书中另有诸如“超大规模政治体之构建”、“政治一体与文化多元”等观点，值得寻味！ “行纯粹者易，行中道者难”，更不啻对知行合一者的警训和鞭策。

在互联网上民族对立，文化割裂正兴盛的时候，我把这本书读完了。 其实我也很幸运，这本书读完之后更加坚信了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不断的兼容并蓄的是发展壮大的生命体和共同体。 本书截取了三个片段，第一是春秋战国时期和希腊；第二是秦汉与罗马帝国；第3个片段是五胡十六国和欧洲蛮族入侵。 截取这三个片段，第一，在时间上大致相近，是同一时间段，第二所面临的形势也差不多，该乱的时候都乱，该统一的时候都统一。那么作者通过这三个片段，来引导我们去思考，为什么中国能走向了大一统思想，中国为什么能走向一体多元的包容的中央集权下的郡县制，而西方罗马灭亡之后，就进入了欧洲的动乱时代，一直到后来的一次世界战争，二次世界战争，最后变成现在的现代化国家。 首先这本书在做东西两个文明对比的时候，并没有厚此薄彼，而是在认同不同的文明，不同的结果是相互学习的一个前提下来，展开了讲述了双方文明的过程中的政治、文化，经济军事的差异导致最后的结果不同，其实可以补充我们很多知识的盲点。 第二，这本书里面自始至终，以中国文化的根性为根本，来阐述中国的大一统思想，中国的官僚体系，中国的郡县制，中国的包容性，民族的包容发展历史。自始至终我们有一个道统，有一个正统，宗教只是在政治和道统下面的分支而已，我们不排斥任何一个宗教，但是我们也不允许任何一个宗教站在了超越于无敌的存在，其实你会发现，所谓的宗教就一定有排他性，那么就很容易引起分裂，战争。在这一点，我们祖先经过了多次磨合，残酷的验证，最后选择了正统和道统下的多元发展。 最后我想说的是，作者在表述他的观点过程中，可能想表达观点，或者说引用的证据，并不是那么能让所有的人去接受。而且这本书最大的好处是，在作者说完他的观点之后，不同的名人，不同的学者对他的点评也放在了后面，作为评论，供我们去思考和反思，总结。 总之，这本书其实在当下是最适合拿过来去读一读，能让我们更加独立的去思考，更加的理性来看待网络的热点，更加明智的认识中国，认识中华民族发展融合史，认识中国传统文化，中国精神的根性所在。 当我们不断的去了解我们的民族，我们的历史，我们的文化，我们才有可能建立我们的文化自信，我们才有可能更好的兼容并蓄，开放和包容。

本书篇幅不长，内容却格外丰实。从历史上同时期东西方所处年代进行宏观对比，来阐述中华文明和西方文明的根源性差异。 第一部分是战国与希腊： 古希腊文明是西方文明的根源，西方基督教基础教义也受到古希腊宗教神话和哲学的很大影响。同样的，中国神话也塑造了我们民族性格，比如人定胜天，遵从自然规律，因势利导，自强不息，团结一致....... 政治制度：古希腊城邦多元自治。中国则由先秦时的分封制，转为战国末期的中央集权郡县制。 政治观念：古希腊以城邦的独立自由为最高价值，中国先秦时期视大一统为最高价值。 共同体构建：古希腊没有超越各邦之上的共有核心。先秦时代则建立了以周天子为核心的统一秩序，后又建立了统一国家。 政治认同：古希腊城邦始终有希腊人和蛮族的界限。而先秦时期，华夏和异族之间转化交融。 春秋战国时期，儒家、墨家、法家、道家诸多思想流派百家争鸣，而荀子是战国思想的集大成者。在治国理念上，儒法合流，儒外法内，使得大一统的构建成为可能。 在秦国商鞅刚完成郡县制改革的时候，希腊也出了两位影响深远的重要人物：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和政治家伊索克拉底。他俩分别从战略和政治思想方面塑造了帝国殖民主义的创始人：亚历山大。 伊索克拉底是第一个提出向外殖民，掠夺邦外资源的人。而西方帝国主义“暴力征服+文明传播”的方式，则是亚里士多德发明的。亚历山大作为亚里士多德的弟子，深刻理解“希腊帝国”精髓——内部是民主，外部是殖民；上面是公民，下面是奴隶（这套双标思路至今还在影响着西方）。他按照伊索克拉底的战略思路，征服埃及和波斯，建立了大希腊殖民帝国。这种希腊式帝国，成为日后欧洲帝国的精神原型与政治模板。 战国与古希腊对“分”与“合”的政治观念完全不同，并由此走向不同的道路：西方不断走向分，最终走到了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中国不断走向合，造就了中华文明的集体主义根性。中华文明也有“分”，但只是分工，是确定不同的社会角色，共同承担责任。 关于国家治理：治国理念方面，亚里士多德提出“绝对王权”的概念，而孟子则总结出了“仁政”思想；在治理方式方面，古希腊时期的帝国扩张采纳城邦自治的管理方式，秦国则采取基层政权组织，即郡县制。 第二部分是秦汉与罗马：秦汉与罗马都是建立在农业社会之上的超大规模政治体。 秦统一六国后，“秦吏们除了促进生产，还要处理纷繁复杂的民政司法事务。小吏们必须严格依法工作。在两千年前，就把基层行政搞到如此精细化世所仅见。”“在短短14年里实现车同轨、书同文，整治山川，修建路网。这些使后面几十代人受益的基础设施，成本却由这一代人背负。”“汉朝正是依靠这些资料才重建了中央集权郡县制。” 汉武帝刘彻最终为汉朝体制定型，一是以推恩令重新完成基层“郡县化”，在此基础上奠定了“大一统”的儒家政治；二是初步奠定了国家疆域。 文化上，汉文化将多元乃至矛盾的思想、制度、文化和人群，最终融为一体。 几乎同期的罗马，“塑造了早期的西方市民社会。无论是共和还是帝制，罗马都是西方大规模政治体在观念、制度、法律上的政治源流。”“希腊是西方文明的精神基因，罗马是西方文明的政治基因。” 罗马政治没有调节土地兼并的能力，随着“罗马国父”西塞罗的死，终于由共和制走向帝制。此后，“‘再造共和’或‘重塑自由’等口号可以赋予任何暴力阴谋以合法性和神圣性。”“自由，成为不同利益集团无限斗争的借口。” 再看看同为巨商的西汉桑弘羊和罗马克拉苏。桑弘羊出身与盐铁巨商之家，却帮国家搞盐铁垄断。他还发明均输法和平推法，提出国家统一铸“五铢钱”等宏观调控财经制度，帮汉朝同时扛过了农业灾害和匈奴进犯。 克拉苏则通过空手套白狼，贩卖奴隶等手段敛夺巨额财产。他率领罗马军团远征安息帝国，不是为了国家，而是为了先行搜刮那里的财富。 克拉苏这类的商人政治家，在中国不可能出现。其发家手段在商界都得不到尊重，更不要说当政治领袖。 作者还用同期、同龄的刘彻和屋大维对比。 关于国家的基层管理：屋大维屋大维建立了文官系统，吸纳财阀进入文官体系。汉朝的文官则是从基层寒士中推荐甄选。 罗马的治国思路是只管上层，不管基层。一旦上层崩盘，基层人民就各自发展。秦汉则打通了上层与基层，创立了县乡两级的基层文官体系。基层官吏不仅管理社会，还要负责公共文化生活，将各地区的基层人民整合起来，聚合成一个大文化共同体。即便中央政权崩塌，基层的人民还是要书写同样的文字、遵循同样的道德、拥有同样的文化。 军权与政权的关系：屋大维起于军队，他解决政权与军队的关系仍是军阀式的，士兵成为皇帝的私兵。因为罗马没有基层政权，军队代行许多政权职能。本应代表中央的总督，变成了代表地方的军阀。 秦汉的军队不能收税，也不能管理民政。在完善的文官制度保障下，军队都是小农，战时为兵，战后复耕为农。边疆部队也是屯田为生，兵农一体，没有变成罗马军队那样固化的利益群体。“文官控制军队”是中华文明又一重要特征。 这部分的最后谈到了宗教。罗马的多神教因其缺乏严肃的道德规范，最终因富有贪图个人享受走向堕落，给了基督教生存和发展的空间。300多年后，基督教为罗马的国教。但在罗马被攻破后，基督教抛弃了罗马。 而与基督教传入罗马的同时期，佛教传入中国。但“儒家信仰涵盖天理与人伦，文官组织又贯通精英与人民，没有留给任何一神教像罗马那样的空间。”中国对佛教，是在吸收、消化后与中国文化融合基础上产生了中国化佛教。 另一方面，中国东汉末年大乱不下于罗马。与罗马被抛弃不同，庙堂上，草野中，总有人“主动为国家兴亡尽匹夫之责。他们永不抛弃国家永不抛弃道义。这是中国士民的主流。”这一价值观是士民信仰，倒逼着英雄选择。 第三部分是中国五胡入华与欧洲蛮族入侵 公元89年燕然山的一场战役，改变了中国与罗马的命运。南匈奴南下中原，随后便是五胡乱华。汉赵刘渊灭了西晋政权，前秦苻坚统一了北方，最后拓跋鲜卑再次统一北方，建立北魏政权。 无论是贵族刘渊，还是农奴石勒，更不用说偏执“仁义”的苻坚和后来举国汉化的拓跋家族，无一不以追求汉化为正统。北魏政权成功统一北方百余年的最重要原因，正是进行了大一统精神的政制改革，再造了秦汉儒法国家形态。 “汉文明精髓在于长治久安的超大规模政治体之构建。”“汉制”是一种无偏私的理性制度。“汉化”是“择定汉制”。五胡主动汉化，是因其拥有超越部落建设超大政治体的雄心。 与“汉化”相对应的是“罗马化”。古罗马制度成为地中海文明的古典形态，拉丁文是欧洲古典文明的载体。但西欧直到12世纪初罗马法才开始复兴，14—15世纪文艺复兴时才重新发现了“人文主义”和“国家理性”。希腊罗马的古典文明并没有像汉文明那样由周边族群与本地居民共同传承，而是通过十字军东征才带回。 再来看被日耳曼人入侵的罗马，虽然入侵人数比例远低于两晋时期的异族。但“罗马化”并未实现，蛮族建立的一族一王国，严格隔开了罗马文化，罗马性成为往事。 公元3-6世纪，是中西文明的分化期，两种文明的不同走向，其根本就是文明的逻辑不同。用种族、宗教、风俗、神话去划分世界，是西方文明的习惯。不以血统种族而以文化制度论夷夏之别，则是中华文明的传统。 我本人认同作者97%的观点，但是他阐述两晋南北朝那段300年的历史时，过于淡化了五胡对中原人民的恶行。当然，没有那段历史，我们今天的中华文明很大程度上要改写。我不否认那段历史对今天的影响深远，但是说他们一心追求民族统一，尤其说到高欢、高洋父子也是这类初心，不能同意。这部分内容，总有一种看《狼图腾》的感觉。历史不能假设，但我还是想说，没有五胡入侵，中华文明依然会永续不绝。 本来想写写自己的看法，但是作者的语言更精炼，准确，索性就在很多地方引用原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