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北人在上海：1850—1980

如果你好奇为什么河南人爱偷井盖，山东人爱考编制，江西人爱收彩礼，这些地域性刻板印象广为流传的动态发生机制，那么韩起澜这本《苏北人在上海：1850-1980》值得一读。 这本书讲解带着歧视性意味的“苏北人”，是如何在上海这个对外通商口岸城市中被构建，借用人类学“族群”理论视角，人类学田野调查的方法以及社会学阶层理论进行相关现象分析，具体现象的呈现避免了理论的空疏，而理论的透视避免了对现象的粗浅审视，算是一本比较精巧的学术著作，如果对于一个群体，尤其是弱势群体被污名化的身份构建动态交互过程，对这个话题比较感兴趣，可以一读。 在韩的书中，作为关键概念的“苏北”很难给出一个精准的定义，诚如作者在本书前言所说，苏北并不是一个客观的，明确界定的地区，地理上看，可以包括整个江苏北部，也可以仅指某些部分；它可以包括邻省山东、安徽的一些地区以及江苏南部的某些地区，看问谁；从语言上看，南方以吴语为主，而北方讲的是扬州方言的变种；从文化生活上看，淮剧在苏北居上，而扬剧在苏中盛行。淮河以北妇女多半在家里干活，而淮河以南妇女在田里干活。淮北衣服多半是棉制品，淮河与长江之间的地区，人们兼穿丝绸和棉布。 尤其是从经济状况来看，穷者为苏北，长江以北的较富地区可以说是江南，在苏北经济衰落的背景下，苏北作为一个准政治单位的概念才出现。随着19世纪江南商业和工业经济的拓展，随着苏北日益沦为自然灾害的受害者，大批农民开始南迁，在那里形成了一个下等阶层。江苏移民的格局推动“苏北”这个概念的深化。 作者希望苏北被理解为一个复合名词——既是现实的地方又是想象之地，既是实际的类别，又是社会建构的类别。 作者在书中所研讨的“苏北”代表一种关于某个特定地区同质同类的信念，是在特定地方背景和历史背景下同其他身份的关系与区别中形成的“族群”。（如作者所言，苏北人这个类别在上海和江南以外的地方并不存在—上海人所称的苏北人，若生活在北京、汉口一类的城市里，则并不被认为是苏北人。​） 作者的理论核心“族群”这个概念，兼容社会关系与历史过程两个面向。其含义可以归纳为四个核心要点： 一是其作为一种过程，涉及建构、援引和操纵文化独特性概念，以便在共同的政治经济体系内将人划分为我者与他者。语言、种族、宗教、历史经验和原籍构成了属性金字塔，也许可以利用这些属性来建构这种“我者/他者”的界限。当然，这些区分概念并不是天生就是族群的标志，具有一定的伸缩性，只有凭借能体现它的内涵体系才具有族群或者说标志意义；由此引申出第二个要点，族群是可变的，非固定不变的，苏北人是在上海成为苏北人，族群的认定依赖其所处环境；第三个要点为，要求政治经济权利，以集团的传统而自豪的人有界定类别的需求，旨在划分出从属与统治的区隔；第四个要点是族群和阶层在不平等的结构中有重合的部分，但不可以划分等号，阶层是根据一个人在生产过程中的地位来界定的，而族群是以基于原籍的差别来界定的。 作者的族群概念之所以立足于原籍，是因为在1949年以前作为移民城市的上海，社会和经济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原籍来界定的。精英集团主要由来自广东和江南的人组成，非技术性的服务行业则主要由来自苏北的移民充任。当然并非人人如此，只是从相关性分析上看，整体呈现呈现这样一个趋势。 外国对上海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统治也以其他方式影响了苏北人这一类别的建构： “外国投资构筑了上海的劳动力市场，致使某些职业由于属于现代产业而被界定为地位高的职业，所谓现代则多半是外国人界定的。地位低的职业是同苏北人相联系的职业，这一点必须联系外国控制经济的背景才能理解。…苏北人的历史不仅是上海贫困阶层的历史，而且也是中国主要通商口岸城市化、移民和工业化的过程、结果和体现自身含义的历史。” “1958年的一份三轮车工人调查显示，77%是苏北籍人，20世纪80年代初进行的一份调查表明，压倒多数的浴室服务员和理发师来自苏北。多数城市环卫部门工人仍是苏北人，即使在没有多少苏北人居住的区里亦是如此。对苏北家庭不同世代成员的就业岗位调查表明，向上的流动性几乎没有。” 政治经济上的不平等造就的歧视体现为：说话粗俗的人被斥为“讲江北方言”​；未能达到清洁标准的人被讥为“脏，不卫生，像江北乡巴佬”​；在拥挤的上海公交车上推搡的人被指责为“像粗暴的江北人”。在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里，被描绘成乡巴佬的主人公不出所料地来自苏北。在许多情况下，同苏北人结婚被认为是社会阶层地位的向下流动。 在作者看来，是江南人建构并界定了苏北以及苏北人，也就是一个政治经济优势群体构建了另一个群体的文化身份。苏北首先是一个把来自北方的穷苦难民划为一类的术语，并以此来突出他们自己与这个阶层之间的区别。实际上，江南人为了捍卫他们的优越感，可能夸大了语言、个性、文化乃至地理上的区别。 诚如作者所引用的布拉克特·F.威廉姆斯所指出的：并非所有的个人都有同等权力来固定我者/他者身份形成之坐标的。个人也不是同等有权宣布放弃选择身份命名过程，以便成为隐身者使对方的明显身份难以对照衡量。如果他们的集团在这个政治单位中成为有支配权力的集团，这样的说不才有可能。 在福柯的系谱学的理论议题中，其中一个议题为研究权力和知识的关系，其中权力体现为真理。也就是所谓的“真理政治学”​（politics of truth）​。真理是这个世界上的一种事物，它同权力相互作用。更为重要的是，福柯将真理理解为关于陈述的生产、控制、分配、循环和操作的程序体系，因此真理是一种制度。真理作为制度，意味着什么东西被视为真理是由权力决定的。当然，这里的真理，并非是物理学那种不带价值判断解释世界运作本质的东西，而是带有特定群体的特定价值判断甚至意识形态而生产出来的东西。 “苏北人”这个概念，是北方穷苦难民逃离自然灾害爆发的原居住地而转移到相对安稳繁荣的上海，被构建出来的的一种群体社会身份，带着被歧视和偏见的内涵，穷困，粗俗，脏污，地位低下，文明进步的反面，这种社会身份建构的主体为占据优势政治经济地位的人，并且作者猜测这种歧视也是为了传递释放被外国人优势政治经济文化地位所压抑的情绪，由此制造这样一个泄压阀，甚至借此来获得一个比较优越身份的确认。 人们会遗憾的看到因贫穷而愚昧，但是更加令人遗憾的是，因富有而傲慢。物质的丰沛不必然保证道德修养的完善，甚至与之相反，市场经济与工具理性培养出的功利主义道德标准，纵容并合理化了占据优势资源阶层的偏见。 马太效应或者光环效应总是让刻板印象越来越极端，好的愈好，坏的愈坏，在这种思维模式下很难相信一个人有贫穷而善良，粗俗而正义的可能，道德修养与经济资源深度绑定，这样丰富的人性纹理就在这样的刻板印象中消解，凝固定型为纯粹的丑角或者反面角色，并影响着后续对应的交往活动，而被凝视被不公正形容的群体因为权力的失衡，很难为自己辩解以及洗清污名，于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继续在这种失衡的状态下稳定运转。 这种不平等权力机制下，污名性质的群体性身份塑造，其危险之处在于，它并没有一种对等的强力限制，如果严重点甚至和污名化犹太人以及图西人联想到一起，这算是近世纪以来比较著名的两则大屠杀事件，当然，污名化并不必然带来这样严重的结果，只是一旦开出这个可以凭借优势权力地位符号化抽象化污名化某一人群的口子，那么凭借着没有限制的傲慢和蛮横，滑向人性的深渊可能性总是会变大。更关键的是，没有人能在这种权力逻辑下幸免。 戏谑管仓鼠肥厚的李斯曾感叹过“诟莫大於卑贱，而悲莫甚於穷困”，希望现代不会让人觉得现在和生活在秦制的人，其境遇，在这两千年的文明演进中，居然一成不变。

读到最后，我发现作者可能漏了一个章节，你写苏北人在上海，首先得介绍上海这座城市如何从松江一个小县城发展起来，离不开南京条约以后英法于1853年的开埠，首先得讲清楚，它是属于我们江苏的一个县，地理上属于苏南，正好与苏北相对。 其次，得交代清楚广东人宁波人苏州人及江南其他城市对于近代上海发展的贡献，他们是首批涌入上海的掘金者，当然这功劳有洋人的贡献。 在这个基础上再来说遭受自然灾难土地贫脊战争给苏北地区造成的流离失所。讲一个先和后，讲苏北苏南的比较。讲为啥苏南人上海人歧视苏北人，苏北人有没有他们的长处，文化上的，历史的经济的民俗的族群的特点。他们又是怎么样看待上海人苏南人的。国家是如何对待这种地区差别的。 社会学意义上的苏北，地域的，经济的，文化的，政治的苏北。 我觉得这本书还可以写写。给个中评吧。

可能是之前看过马俊亚写的《被牺牲的“局部》印象太深，再看这本，感觉像是吃了一顿海鲜大餐后再吃开胃小菜的感觉……但这依然是本好书 如果说马俊亚聚焦的是明清时代的淮北社会变迁，认为造成唐宋的鱼米之乡变成了明清的贫瘠之地是封建中央为顾全大局名义作的局部牺牲，那么这本书作者聚焦的是近代以来苏北人在上海的族群记忆，所以，也正因为农村老家饱经自然灾害和经济毁灭之苦，才会跑到上海屈尊去干很多体力活，码头工，拉黄包车等等，大量上海黄包车都是苏北人拉的，这就强化了苏北人与干力气活的劳动的联系，而且确认了这样的信念，即认为在上海干这种工作的人是无文化的，这种转承性是自然的，也在此，苏北从一个模糊的地理概念逐渐演变为一个充满争议的族群标签 当然这里有必要区分一下马俊亚的“淮北”和这韩起澜“苏北”的定义，在很长时间里，苏北✘淮北作为地域文化或概念，在历史场合中始终是出于动态变化之中的，而在苏北概念范畴里，也是变化的，这里有地缘意义上的苏北，还有方言意义上的苏北，比如有人会认为长江以北讲扬州方言的就是苏北，但其实更多是山东方言，所以苏北更多时候则属于公共民间想象出来的概念，并不是一个非常严格的地域划分，而苏北和淮北的关系也是互相渗透的，前者在经济和文化上接近江南，后者接近安徽和山东，但常常会认为苏北就和淮北关系影响很多，但无论如何，影响对这一地域概念理解的主要因素就是经济发展程度，文化程度，就在这本书里，当时上海对于苏北人的印象就是穷，充满鄙视，不平等，但现在看，苏北与贫困的联系已经成了陈年旧迹，现今苏北人取得了上海户口，也取得了地位提升，但可能对一个大城市来说，排外性依然是最重要的身份确立基础，只不过现在看是从以前的苏北换成现在的“✘✘“，重要的那在这样一个国际大都市必然有新的族群来承担“苏北”的角色，只要他们从事着服务，或者服务低端产业…… 总的来说，作者的资料还是非常详实的，能看到一段被遗忘的历史，更能思考城市中的偏见是如何产生，而偏见遗患最负面的东西就是使得社会经济结构依然存在延续自然性，他们的教育，住房，医疗都会被区别对待，这种结构使苏北人在文化和经济上继续处于边缘地位，当时大多数苏北人不住在上海的闹市区或中心区，而是住在闸北杨树浦这些地方，而且很多是棚户区，即“下只角”，而即便是WG，也加剧了对苏北人的偏见，上海WG中的某些派别部分同原籍有相互关联，比如保守派红WB来自江南的熟练工人为主力，而激进的来自苏北，而且，许多人认为最暴力的派别如活跃分子码头工人，是由苏北人组成的，这些都促进偏见性印象，可能通过这本书更多看到城市的族群印象构成是怎么来的 当然了解一个城市偏见固化的构成，最终是为了能够更好理解社会流动中的困境与可能

“苏北人在苏北的时候不叫苏北人，在上海才叫苏北人。”这句话就是全书精髓。 它一刀切开了“籍贯”这个看似客观的地理事实：在成为籍贯之前，它首先是一个政治过程。一个人从苏北逃荒到上海，他不会自称“苏北人”。这个标签是到了上海之后，被江南人、被租界、被劳工市场、被婚姻介绍所、被所有比他"“更上海”的人贴上去的。贴完了，再告诉他：你是苏北人，所以你只能拉黄包车、掏马桶、住滚地龙、无法与上海人通婚。 但读完这本书，我的感受是：“就这？” 不是说这句话不对。这句话很锐利，锐利到韩起澜用三百页的学术论证反复包裹它、打磨它、升华它，最后反而让它钝了。她引用费孝通，引用科大卫，引用各种理论，把一句本该在茶馆酒桌上被苏北人自己说出来、带着自嘲和愤怒的话，翻译成了美国学术工业的规范产品。每一步都正确，每一步都合规，但每一步都让这句话离它本该刺向的对象更远了一点。 韩起澜揭穿的第一件事是：“苏北””不是一个客观的地理概念。从地理标准看，苏北通常指江苏长江以北地区，但海门、南通是否属于苏北，也还存在争议。从语言标准看，长江北岸的南通讲吴语，而长江南岸的南京讲江淮官话。语言与地理并不重合。费孝通早就说过作为一个地区概念，“苏北”的定义并不是很明确。 揭穿的第二件事是：“苏北人”也不是一个自然形成的族群。它是在上海被建构出来的社会类别。建构的过程包括：苏北地区19世纪中后期系统性的衰败（海运取代漕运、黄河改道、轮番洪灾）导致大量难民涌入上海；他们住进棚户区，被租界视为“城市病”多次强拆；他们在劳工市场中被迫集中在最底层的职业；江南精英的文化排斥为这个标签灌注了羞耻；日常生活中的不要苏北人的择偶标准、“江北佬”的骂人话，让这个标签变得无比真实。 上海这座移民城市里，江南人和苏北人都是移民。但江南人拼命要把自己说成“本地人”，宣称上海是他们的上海。他们需要制造一个“苏北人”来垫在脚下。外国人把中国人都说成是不文明、落后的，江南人为了证明自己配得上现代性，就更急着把苏北人踢出去。洋房、电车、西装是他们的标准，苏北人住棚户、拉黄包车、讲苏北话，样样够不上，正好拿来当垫脚石。但韩起澜将“上海人”“江南人”作为默认的参照系，而非同样需要解构的对象。她的分析因此是不对称的：苏北人被问题化了，上海人没有被问题化。 建构论说一切都是建构的，但建构出来的东西会变得无比真实，真实到建构它的那些人自己都忘了它曾经是被建构的。苏北人不是本质，但它变成了本质。韩起澜反复论证的“建构性”，恰恰证明了建构的不可消除。 在读这本书之前，我读了马俊亚的《被牺牲的“局部”》。马俊亚的叙事是轰鸣的。他让你看到黄河改道如何摧毁了运河经济带，看到国家治水政治如何将淮北从帝国基本经济区沦为弃地。在他的书中，能看到被洪水冲走、被饥荒吞噬、被徭役压垮的百万生命。而在韩起澜的书中，难民只是建构苏北人这个类别的素材，洪水数据只是证明边界模糊的证据。马俊亚强调：先有区域的结构性衰败，后有污名的附着。韩起澜则暗示：如果没有江南精英的“建构”，逃荒者就只是“穷人”而非“苏北人”。真正的理解需要同时持有两种视角：“苏北人”既是被建构的，也是被物质条件所限定的。一个饿死的人，不是因为被叫做“苏北人”才饿死的；但标签贴上之后，他的子孙饿死的时候，标签就成了原因的一部分。 韩起澜将“苏北人”与美国黑人、奇卡诺做对照，证明基于原籍的族群认同具有跨文化的普遍性。但这个类比经不起推敲。美国黑人有非洲传统、基督教、爵士乐等文化资源，有从民权运动到BLM的政治动员传统。而“苏北人”从未形成任何政治运动，从未reclaim过自己的身份，甚至从未有人自称“苏北人”。一个可以被reclaim的标签与一个纯粹的污名标签之间，存在本质性的不对称。如果“苏北人”从未承载过任何正面的文化内容，如果它从一开始就只是穷、脏、土的代名词，那么reclaim它几乎是不可能的。苏北移民的后代可以通过改说上海话、隐瞒原籍、搬离棚户区来逃避污名。一旦逃离成为可能，集体抵抗就失去了动力。苏北人不是一个可以回去的地方，是一个正在离开的方向。 最后，刚波宁不要怕，现在高贵的上海人最看不上的是我们安徽人了。被看不起的对象变了，但看不起的机制没变。韩起澜的框架可以用来分析这个接替过程，需要注意的是，污名不止一个，它会在历史中流动。

果然这种地域性的书读的人多，评论也多，争议也大。大家都有自己的一套理论。我是没看给作者打推荐的那些评论，因为个人觉得这本书不值得推荐，也就是写的不好。 因为作者所举的例子不足以支撑自己的理论，比如我在书中已经提到的，关于棚户区要拆是上海人或者江南人主动要求的，那必须是一场大的风暴，全体上海人不容所谓江北人，要他们搬离，实际上没有。再比如扬剧淮剧都在外围剧场，没有市内的早已成名的大戏台愿意接演，这种就是罔顾市场规律。又如一二再三的说苏北人来上海虽然肯干却无法进入一些收入略高的技术岗位，只能充当拉黄包车，码头搬运工，剃头匠之类的工作，将先进入行业的本地人，广东人，所谓的苏南人进入产链后对自己的亲戚老乡传代置于无视，这种中国社会传统的家族人情观念在社会学的书里竟然失去被讨论的价值，简直令人匪夷所思。 最后作者不断例举的西方族群理论隐含的信息是谁弱谁就有理，就应被照顾，接着就是放射到歧视，注定了这本书的价值充满了水分

2024.11.15 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扬州高邮人，大学之后，生活在上海。在上海生活一段时间之后，一直听说有上海人轻视苏北人这种说法，今天读一下这段历史，补补课吧。 背景:苏北在19世纪中期之前，大运河作为南北交通要道，扬州，淮安作为枢纽，很繁华。但之后海运逐渐成熟，运河失去了唯一性。大运河河沙淤积，再加上黄河改道，苏北经常受洪水肆虐，洪水灾害，饥荒，疾病等，让苏北人民被迫背井离乡，去往当时富庶的江南。 定义:苏北”并没有明确定义，它并不是一个客观的地区，而代表了当时贫穷的，不太文明的，做着低下工作的一类人群，包括整个江苏北部，也可包括邻省山东、安徽、以及部分江苏南部地区。 苏北渐渐落寞，甚至成为贬义词，主要原因有: 1.外国工厂在上海发展，而苏南也受益于与上海距离近，苏南苏北经济差距逐渐变大。 2.上海有很多就业机会，而苏北人更多的是就职地位低，没有太多技术含量的工作 其中印象深刻是扬州三把刀，澡堂搓脚工，理发师，厨师。 希望世界能少些偏见，多些和谐。

上海人所说的苏北人，倘若生活在北京，便不会被视作苏北人。要理解上海人的身份，必须借助一个被置于对立面的他者来反衬。而苏北人，正扮演了这个角色。 今天我读完了美国学者韩起澜教授的《苏北人在上海》。书中梳理了苏北的多重界定维度： · 地理上，指长江以北的江苏三个区域：北区（淮河以北）、中区（从淮河南下至扬州）、南区（长江北岸沿岸）； · 方言上，南方以吴语为主，北方则通行扬州方言的变体； · 文化上，包括特定的风俗习惯与地方戏曲； · 经济上，简而言之，苏北是由贫困来定义的——穷者即为苏北。 如上所述，苏北不是一个早就存在的、界定如一的地方，而是一种信念，这种信念是在特定历史境遇中形成的。一个叫作苏北或江北的地方并不总是存在的。直到清代中期，这一提法才逐渐正规化。在此之前，长江以北地区经济繁荣，并无“苏北”这一通称。进入19世纪中期，大运河被海运取代，尤其是南方北运的漕运改道，加之1853年黄河改道，苏北开始被描绘成一个贫瘠多灾的地区。 至19世纪，贫穷已成为大多数苏北人南迁的背景。自苏北衰落起，包括上海在内的江南地区，便成为来自江苏北部难民的主要目的地。苏北仿佛成了一块名声不佳的难民产地——人们或因自然灾害，或因冬闲季节的农闲，纷纷涌入江苏城镇，指望领到粮食、衣物和药品等救济。19世纪中叶，大批苏北人开始移居上海，许多人只能在临时棚户区栖身。 这些苏北移民长期在正规劳动力市场之外或边缘谋生，有些人甚至从未获得过稳定工作。对他们而言，能拉黄包车、拉粪车、扫垃圾，已是职业上的进步。苏北人在上海劳动力市场中的地位，可以用“次无产者”来形容——他们从事的职业，从拉黄包车到清扫垃圾、卖菜，地位普遍低于工厂工人。 作者指出，苏北人与江南人职业分野的形成，一方面源于同乡地缘网络的影响——苏北人做的工作正好就是他们可称同乡关系的人所拥有和管理的行业。另一方面，江南工人为维护自身地位，也主动强化了“我们”与“苏北人”之间的区隔意识。 外国工业在上海的发展，深刻冲击了江苏农村经济，加剧了该省以长江为界的分隔，使苏南与苏北逐渐成为富裕与贫穷的象征。可以设想，倘若上海不是通商口岸，或许根本不会出现“苏北”这样一个地方。同时，外国资本塑造了上海的劳动力市场，将某些现代产业（多半由外国人定义）视为高地位职业，从而进一步固化了职业等级。 在上海，籍贯承载着族群的含义。它是社会、经济等级结构建构过程中最核心的部分，即我们/他们两类划分借以立足的基础；也是主张和建构本土身份过程中最经常地求诸和操纵的界标。 对江南人而言，苏北身份的建构与归属，确立了一个对照类别，使他们得以界定自身，并最终以“上海人”自居。但苏北身份并非仅仅充当江南人自我定位的镜面；它同时是阶层隐喻，因为关于苏北的话语往往暗指贫富之别。即使在江苏北部内部，“苏北”一词也带有阶层含义，扬州人对待更穷的北邻（盐城、阜宁、淮安人）时所表现出的优越感，便是明证。 事实上，苏北人在迁居江南和上海之前，并不存在共同的群体意识，也缺乏共享传统、语言或风俗的同乡纽带。苏北内部存在一种分化，大家都不想承认自己是苏北：长江以北淮河以南的说自己是苏中；淮河以北的说自己是淮北。比如，来自南部的南通、海门、扬州等地的人希望自己同更北部的盐城、阜宁和淮安等地的人脱离关系。 总之，世界上没有真正的苏北，除了在上海和江南人口中😂 籍贯——不论在中国何地何时——都应当理解为一种社会和历史的建构。这种建构，往往被经济优势者用作区分“我者”与“他者”的工具，借“他者”之镜来凸显自身的经济与文化话语权。

3.5，比预期那种纯套作要好一些。作者主要是和ethnic groups理论进行对话，因此读者重点关注标题内容的话，就会觉得绕。本书一大前提（可能也是最大争议）是归纳出“江南精英”集团：1）民国时期，黄泛→移民→劳工市场迅速建构苏北人标签（“苏北是一种处境”，穷的人是苏北人，只有在上海才有苏北人），和租界当局不约而同制约棚户区扩散，似乎都有江南精英参与；2）日本入侵后，棚户区扩散，中高层有“江北汉奸”，而江南精英在傀儡政府里隐身了；3）解放后，苏北籍干部进入上海政经精英层，但精英层面的洗牌没能改变大众偏见。问题在于，作者要对话的理论是关于“美国以原国籍来界定个人和族群集团”“精英←→少数族群”的，最后兜回来，说苏北人已经被建构稳定，其实史料和论证层面都不太直接支持，缺了现代经济体制一大块讨论。

这是最近读到的比较好的书。虽然是严肃的学术著作，严谨但行文流畅，具有很强的可读性，读来很有共鸣。值得深思的是，长江在江苏分隔的不仅是苏南苏北2个区域，而且也是经济、文化乃至心理上的分割。无数的诗歌、文章歌咏江南，但很少有文章、诗歌歌咏苏北。苏南带来的联想是精耕细作、盛产师爷、状元，学术和文化名人层出不穷，是精致精细和婉约的，也是富裕和走在时代前列的，仅宜兴一个县级市的院士就很可观，更不用说享誉中外的画家、教授。苏南苏北带来的另一个问题是出路，从总体上看，江苏省内往南京流动的人口，以苏北为主，苏南人是不情愿移居南京，哪怕是厅级和省级领导，退休他要回苏南的家，比如袁伟民退休后就回苏州养老，但反观苏北，不少人大学毕业就抱定决心，要到省城定居工作生活，不少人甚至在苏北工作时就在南京买房，接到调省城南京的调令，立刻举家搬到南京。这就造成了南京人口结构中，苏北人比苏南人多得多，南京城市中的北方化倾向越来越严重，最直观的表现是节假日南京的跨江通道，放假前从南往北拥堵，返程时从北向南拥堵。消除苏南苏北鸿沟的，不仅是经济，更有赖于文化的交融。

爸爸是苏北小镇「官二代」，妈妈是出生在上海的第二、三代苏北移民，从小对「我是哪里人」的身份认同是有点拧巴又不断流动的。 等慢慢长大，读了书、有了自己的认知之后，才慢慢没有那么拧巴，变得自洽一点。我可以是苏北 / 南京 / 上海 / 香港人，生活过的每个城市都或多或少在我身上留下了一些生活习惯的印记，但除此之外，也不会再有什么太大的意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