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

唐浩明长篇历史小说“晚清三部曲”收官之作，塑造了中西文明冲突下，固守儒家传统文化同时力求补天救国的中国知识分子中的最高典型张之洞的鲜活形象。为谋求中国的富强，张之洞呕心沥血大刀阔斧地干了大半生，但直到瞑目的一天，他也没有看到国家富强的影子。 值得一阅！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可当匹夫之力遇上时代洪流，往往只剩无力回天的悲壮。这位晚清重臣一生都在儒家理想的坚守与救国图强的突围间艰难平衡，大刀阔斧的改革背后，是对传统文化的深情回望。他呕心沥血几十年，办洋务、兴教育、强军工，却到死也没能看到国家真正富强起来——这种理想与现实的永恒落差，恰是每个时代改革者的共同宿命。作品之所以长销二十余年，正是因为它让我们看见，在历史转折的十字路口，那些试图挽狂澜于既倒的灵魂，如何在东西方文明的夹缝中，用毕生心血书写一曲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悲歌。

咏张之洞 清流持论动朝班， 督鄂经营济世艰。 铁冶汉阳开远绪， 弦歌楚地育英贤。 中体守旧存微憾， 西学图强抱赤肩。 大厦倾颓非一木， 千秋功过付江烟。

关键在于笼络人才，人才至上，但是大势所趋真的能够淹没个人意志。

一叹鄂地两封疆：张之洞与蒋超良 同样与湖北结缘，一个是百年前的湖广总督张之洞，一个是数年前的省委书记蒋超良。把两个人放在一处对照，让人生出无限感慨。 论贪墨之财，张之洞远不及蒋超良。张之洞一生做官四十余年，久居封疆大吏之位，办铁厂、修铁路、开学堂，经手白银何止千万。世人皆知，他辞世之时家无余资，清人笔记记载，身后“家不增一亩”。儿孙甚至需要亲友接济度日。反观蒋超良，一纸判决公示，受贿7.46亿余元。一世为官，汲汲于聚敛金银，家产之厚，张之洞做梦也难以想见。 论造福一方的实事，蒋超良又远远落在张之洞身后。 张之洞由晋抚而至湖广，主政湖北十八年。在山西，他厉禁罂粟种植，清查贪腐；到武汉，建汉阳铁厂、汉阳兵工厂，造枪炮、开矿冶，兴办自强学堂，也就是今天武汉大学的前身。修堤治水，振兴商贸，硬生生把武汉从一座普通的沿江府城，铸成晚清数一数二的实业重镇。他办的事，有成功，也有弊病，时人讥他“屠财”，花钱浩繁，不少工程糜费巨大。可那些厂房、学堂、铁轨，实实在在立在江汉大地，百年之后，武汉城市的底子，仍留有当年洋务事业的印记。功过可以任人评说，实事终究留在人间。 蒋超良也曾手握荆楚大地一方治理大权。一省之资源、财力、人事尽在掌中。时代条件，远比晚清好上万倍，能够做成实事的机会，不知几多。可惜历史留下最深刻的印记，不是兴一项利长远的工程，不是惠千万百姓的善政，而是疫情之初应对失措，新闻发布会照稿宣读，难见担当；再之后，便是纪检通报里巨额的受贿数额。手中的权力，没有用来浇筑事业，反倒化作填充私囊的财物。 权力这件器物，本身没有善恶。张之洞手里，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想为国造一份基业；落到心存贪念之人手里，便成了兑换钱财的工具。 世人常常有一个错觉：做官能不能干成大事，看的是才干、机缘。细读两个人一生才明白，根柢还是在志向。张之洞志在做事，所以不怕花钱，不怕谤言，一心兴办实业；有的人做官志在取利，位子越高，寻机捞取越多，做事反倒成了副业。 张之洞幼年那个南皮神童的传说，那句“北京城天子万年”，原是稚子口中的吉祥话。少时聪慧是天分，可决定一个官员身后评价的，从来不是聪不聪明，而是掌权之后究竟想要什么。 求富贵，纵然到手亿万，终有一日尘归尘土归土，落得身败名裂；求实事，纵使没有积攒下金银，岁月流转，山河还记得他留下的痕迹。 得失之间，历史自有一杆秤。

比如有一位非常有名的历史小说作家，描写一位晚清宦海沉浮几十年的封疆大吏：激动得两眼闪动着泪花”；“激动地握着桑治平的手说”；“两双滚烫的大手紧紧地握着”；“凝重的目光遥望着窗外”；“人生难得最是情。是的，情难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