稍息： 1981—1984年的中国

意大利摄影家老安的这本《稍息：1981—1984年的中国》，以一百九十余帧黑白照片将我们带回那个“稍息年代”——刚从封闭动荡的环境中走出、尚未被现代化浪潮席卷的中国。“稍息”是一个妙不可言的隐喻：在经历多年的“立正”之后，国人终于获得了一个短暂的、沉静的喘息时机，而后又将跃入消费与商业的狂潮。老安恰好在此时来到中国，以一个局外人的好奇与平视的目光，将镜头对准街头巷尾最平凡的市井日常。茶馆闲坐的人们、海边散步的情侣、街边修鞋的匠人……这些被习以为常以至熟视无睹的瞬间场景，在老安的镜头里定格成时代的画面，也定格成我们已经遗忘的生活样本。照片里那种朴素的松弛与悠闲，恰是当下被速度与焦虑裹挟的我们所深切渴望的东西。此外，老安在本书中以自己的生活经历、所见所闻和所思所感写成的文字，也从内心深处触动了我们，引起我们精神的共鸣。老安说：“能投入正在塑造的历史中……在我是一特权。”而在书中的这些影像和文字中，我们不仅拾回了自己的记忆，也重新发现了有待省察的生活。

说实话，我感觉老安的摄影水平比较一般，但他的文字有点不一般，尤其在《气呼呼的小词典》中，比较敢于说实话。 比如他把在饭桌上等人到齐已饿过头的行为称为儒式暴力。——这个词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可用之处貌似不少。 比如他说​在中国满地都是老师，只要你是个没有官衔或明确级别的三十岁以上的知识分子，大家就会管你叫老师。——有什么办法呢，我们老祖宗早就定下了“三人行，必有我师”的规矩啊。这应该算儒式礼貌了吧。 书中，老安还给我普及了一个我闻所未闻的知识，​“文革期间有段时间交规也革命了，绿灯停，红灯通过”。——于是我立刻查了资料，OMG，竟然是真的！学习的过程中我还顺便了解了一下红绿灯的诞生史，发明红绿灯的人是一位英国纺织工人，他想出了用灯光颜色控制交通的办法，并于1859年带着一盏有活动遮檐设备的油灯来到伦敦，却遭到嘲笑。鉴于英国街头高速马车频繁肇事，1868年12月10日，由当时英国铁路信号工程师德·哈特设计制造的信号灯在伦敦议会大厦广场诞生，灯柱高7米，挂红绿两色的煤气提灯，一名手持长杆的警察牵动皮带转换提灯颜色。但煤气灯23天后突然爆炸，令一位正在值勤的警察断送了性命。从此，城市交通信号灯被取缔。直到1914年，美国克利夫兰市率先恢复了红绿灯。我国第一个红绿灯出现在1928年的上海英租界，北京最早的红绿灯出现在1932年的西交民巷。 “红灯停，绿灯行”之所以成为全世界共同遵守的交通规则，是因为红光波长比绿光波长要长得多，红灯的安全性提醒更有效。但“文革”期间，我国曾经短暂出现过“绿灯停，红灯行”的情况，理由是红色是革命的颜色。在血淋淋的教训后，我们又改回了“红灯停，绿灯行”。 由上，看书长知识果然没错了。 回到老安拍的照片上来，在今天来看，他的照片非常普通，普通到估计参加摄影大赛都不一定能获奖那种。但实事求是地讲，书中也不是一张“好照片”都没有，有三张照片我还蛮喜欢的。 第一张，昆明，前景一个中年女人蹙眉前行，远景一个修电线的工人在半空俯视，一个靠着梯子的工人在扭头盯视——老安的镜头吧。整体空间感很有意思，直线斜线，近大远小，几何感和透视感绝佳。 第二张，上海，房檐上挂一尾大鱼，鱼鳞闪闪发光，稍远无光的屋内有一老太无言看着镜头，门口明亮那方一个老大爷正在往外走，垂在头上的是一个挂着空气的大挂钩。景深十分有层次，堪称明暗对比的最佳教学地，尤其那尾大鱼非常抢镜，有一种睨视群雄的戏谑感。 第三张，苏州，宣传板上写着“2000年 人口控制在12亿以内”。旁边画着一个卡通小人拉着一只名为“人口”的卡通降落伞正在软着陆。人口问题一直是我国头疼的问题，要么多得愁人，要么少得揪心，昨天我刚看过北大一研究学者发言称“83年后，我国人口将回落至4亿人”，嗯。嗯？ 此外，老安还提到了我很喜欢的一位法国著名摄影师马克·吕布，他拍的照片真的是张张经典。犹记得暑期在央美美术馆看到的马克·吕布展，徜徉在展厅里饿得前胸贴后背我都舍不得出去，每张照片都从不同角度翻拍了好多张，真乃一场芭贝特的心灵盛宴。 《枪炮与鲜花》直接引发了一场视觉地震，一个手持鲜花女孩散发的微薄之光胜过对面一排手持刺刀的士兵。《延安》有着一种仿佛要冲出相纸的巨大视觉张力，摄影师用近乎抽象的极简形式表现了毛主席在延安那张普通又不普通的挂着半透明蚊帐的床。 难怪业内人士评价马克·吕布的作品以人文关怀、敏锐的观察力和富有诗意的镜头语言著称。的确，他的摄影风格兼具纪实与抒情，温柔中透露出力量。 现场还展示了他那张重量级​的《埃菲尔铁塔上的油漆工》，捕捉了一名油漆工在埃菲尔铁塔上进行高空作业的瞬间——姿态轻盈、动作舒展，仿佛在舞蹈。油漆工在埃菲尔铁塔这一冷冰冰硬邦邦的铁相架中独占C位，张开了身体与情感的双翼，重新解构了人与城市之间的关系。 可见，​摄影不仅是对现实的记录，更是一种艺术性的表达。

《稍息：1981—1984 年的中国》是意大利摄影师老安的首部摄影集，收录了他这四年间在中国拍摄的 190 余帧照片，同时包含陈丹青等学者的评论文章、多组对谈以及老安撰写的散文。照片以无拘无束的个人视角，从南到北覆盖农村小镇与都城，捕捉街头即景、家庭生活等普通中国人的日常场景，无论是茶楼聚集的人群、刚学会打扮的年轻人，还是玩耍的儿童与祥和的老人，都透着世俗生活的活力与松弛感。文字部分则补充了老安的在华经历、观察感想，以及他人对其作品的解读。 这本书以稍息为隐喻，记录了改革开放初期社会松动后的特殊状态，人们走出动荡，尚未卷入消费狂潮与科技洪流，处于短暂的沉静之中。老安作为独立于体制外的观察者，摆脱了报道摄影的固定模式，用不温不火的镜头语言留存下时代气氛。照片里既有物质贫乏下橱窗中替代真实商品的仿真模具，也有恋人躲在树影私语的羞涩，更有人们脸上安心舒缓的表情，这些画面不仅是对 “前消费时代” 日常的忠实记录，更成为后人回望那个年代、省察生活的珍贵载体。

在高铁上翻完了这本书。忘了什么时候加进书架的，微信读书又推荐过来，顺手点开，不到一个小时就翻过去了。读起来像半本影集、半本随笔，照片看得快，留下的问题倒不少。 书名起得真好，稍息。第一反应是暂且歇一歇，再想到它和“立正”放在一起，就更有味道。站得太久、绷得太紧，总该容人松一口气。1981—1984年，中国已经开始变化，只是老安拍下的街头，还能看见许多旧日生活的模样。新衣服、新商品、新的念头，已经挤进来了。 把这些照片连起来看，“稍息”确实贴切：大人喝茶，孩子玩耍，青年谈恋爱，有人赶路，有人坐在门口发呆。没有谁非得做出一个足以进入历史的动作。 开头几篇序，陈丹青他们说得都挺好。我还是想先看作品，再回来看看他们说得对不对。照片好不好，自己总得先有个感觉。 我不怀念宁静而破烂老安拍的不少城市，我都去过，北京、上海、南京、苏州，有些还生活过一些年头。翻到熟悉的地名，忍不住辨认：这是南京东路？这是杭州哪里？苏州这个地方，今天还能找到吗？ 照片标着1981年，看着不觉得特别遥远，算一算，到今天已经四十五年了。南京站前，小汽车和人力板车出现在同一个画面里。上海还没有今天这么繁华，北京也没有今天这么规整。街道、衣服、招牌，连人们在路边待着的姿势，都透着距离。 但你要问我，怀念那个“宁静”的过去吗？我可能会不客气地反问一句：“您是不是有病？” 我并不怀念宁静而破烂，我宁愿吵闹而繁华。 这次坐高铁回来，相机也没离手，是跟李少白学的。拍窗外风光的时候，电线、电线塔经常碍事，眼看着挺好的景色，前面横七竖八，怎么拍都嫌乱。可真让我选，要这张照片干净，还是要那些电线留着，我还是拎得清的。对我来说，摄影是生活基本安稳以后才有余力讲究的爱好。拍不好一张风景，没什么大不了；停电，可是真影响生活。 小时候家里常备着蜡烛。停电以后，我比较纠结的是：作业还写不写？老师明天还查不查？能不能糊弄过去？今天想起来好笑，真让我回去点着蜡烛写作业，我可不干。 看三亚那几张猪在外面溜达的照片，也想起小时候家里养猪，散养的，满村转，有时候到了傍晚，找猪就是一件大事。老安拍到一头小猪直挺挺地朝楼房走去，我看着觉得有趣。但对当时养猪的人来说，它走远了，首先是得赶紧找回来。 老照片容易留下有趣的一面，日常的不方便得靠记忆补上。我愿意看旧街巷，愿意辨认从前的生活，也愿意留下这些东西的照片。至于重新住进去，那是另一回事。 这回，镜头前是普通人以前看肖全的《我们这一代》，我总觉得书名可以再加几个字，叫《我们这一代文艺人》。三毛、姜文、窦唯、余华，当然值得拍，照片也确实好。但我的父辈那一代普通人，在里面露面的机会太少。 老安这本，倒是补上了我想看的那一部分。 他拍坐着喝黄酒的人，拍茶馆，拍街头摊子，拍两个挤在一张椅子上读书的青年。上海有一张，左右各有一个抱孩子的妇女，中间坐着老太太，身旁的矮柜里摆着鞋，看着像在卖棉鞋。人没有特别的动作，左右中间的位置倒很有意思，像路过时正好看见的一出小戏。 还有门口坐在树墩上的老爷子，旁边放着袋子和杠子，一只小狗趴着喝水。我想到肖全拍的三毛，赤着脚，坐在门板前。两张照片里的人都坐着，可看三毛时，我很难不带上她的作品和经历；看这个老爷子，就只能看他怎么坐、身边有什么、这会儿像是在干什么。 我不知道他的名字，也不知道他后来怎么样了。照片照样留得住我。 名人的照片，几十年后会有越来越多故事围上来。普通人常常连姓名都没留下。能有这样一张照片，把他和门口的树墩、小狗、随身家什一起保存下来，已经很难得了。要是摄影只盯着重要人物，许多人的一辈子就真的没什么机会被看见。 平静，也有拍摄的功夫你让我说这里每张照片都经典、都漂亮，我说不出来。有些确实一下子就能抓住我，有些翻过去，没多大感觉。我自己拍人文，还是喜欢有点张力、有点光影、有点故事感的画面。太平的照片，我有时候不知道该从哪里下手。 不过，老安的平静确实值得多看两眼。他1981年来中国短期进修，次年到复旦留学，年纪轻轻，已经有摄影经验。有些画面乍看普通，细看才发现位置安排得挺讲究。 北京那张，周围人影杂乱，一对看着像父子的人牢牢占在中轴线上，远处是天安门。我当时就觉得这张好。人群没有被清走，主体却很清楚，远近的关系也稳稳当当。昆明另一张，前景是织毛衣的妇女，中景是骑车的男人，远景有一辆卡车。没有谁抢着表演，几层生活却都进来了。 还有那排高低不一的杯子，摆在一起很有韵律感。看着看着，我甚至想到人的社会地位，也这么高高低低的。挺有意思，几个日常用的杯子，居然能让我想到这里。 看摄影书，有时候太急着问“表达了什么”，反而把眼前的东西漏掉了。一个人和树影的位置，一排杯子的起伏，两个抱孩子的妇女之间坐着的老太太，这些都值得看。把它们看清楚，本身就要花工夫。 书里谈到中国人拍照喜欢“有事”，我不太认同按中外这么分。看照片的人总得有个由头停下来，但这个由头不一定是能讲成小电影的故事。主体也不一定非要是最显眼的那个人，一片影子、几个物件之间的关系，都能让一张照片成立。 说到“决定性瞬间”，我平时容易先想到动作、巧合、戏剧性。布列松讲的内容里还有很重要的一部分，是眼前的事情与画面的形式怎样在那一瞬间合在一起。平静的场面，同样可以等到一个合适的时刻。 老安有一张，大人排队，旁边的小孩摆砖。我看得直想问：身前的砖是这个孩子摆的，身后的砖是谁摆的？大人有大人的队伍，孩子忙自己的事情。没什么大事，但看着挺有意思。摄影能把这种各忙各的片刻留下来，也就够了。 变化藏在衣服和广告里看这本书，我反复觉得，那时的人也挺潮。 上海那个大哥，中山装配喇叭裤和皮鞋，今天看着有点奇妙，当时穿出门，大概也觉得自己很精神。南京几张青年人的照片，我看着忍不住写“她们好潮”，翻到另一张，又来一句：“坏了，来了个更拽的。” 比起先给八十年代下定义，我更愿意看这些具体的穿着。旧衣服还在，新样式已经穿上身了。一个人怎么搭配，多少能看见他愿意尝试什么。 九江有一张，墙上是马克思的画像和“共产主义一定要实现”，墙根是一排整齐的自行车。我想到的是秩序和愿景。再翻几页，又有自行车广告，有盯着电视机广告看的小男孩，有看黑白电视的人，有街头早点摊。口号、商品、生活里的盼头，就这么出现在同一本影集里。 我很喜欢看广告，因为它会把那个年代觉得值得向往的东西摆出来。今天再看一台电视的广告，很难恢复当时那份新鲜。可那个小男孩站在那里，我会想，他是不是也希望家里有一台？照片没给答案，我倒愿意多看一会儿。 路边提筐的妇女，身后是一辆漂亮的小汽车。我看着就想到贫富差别，又有点好奇，坐车的人和路边的人，各自过着什么样的日子？同一个街头，两边的生活看起来离得挺远。 老安拍进去的是他看到的东西，我翻着照片，又会带上自己的经验。看到宽敞房间就说“大户人家”，看到杯子就想到地位，看到门口坐着的老爷子，又拐到三毛身上去了。有些照片没配几句话，我倒能琢磨半天。 人一直有自己的小日子南京那张小朋友看猩猩的照片，让我想到刚读完的《裸猿》：笼子外面这群小家伙，看得挺起劲，莫利斯大概也会觉得很有意思。 读《裸猿》时，人被放回动物里观察；看这些照片，衣服和建筑再有年代感，也挡不住那些熟悉的举动。小孩到处爬，成年人凑在一起聊天，青年找地方谈恋爱。光看年份会觉得远，看这些动作，又觉得没那么远。 扬州那对情侣，上半身让竹子遮住了，只露出一部分身体，女士从石阶上翘着小腿。杭州有一对，女的比男的高，挽着他的手。真让人看见亲近的，就是挽着的手、靠在一起的位置。这也接得上刚重读的《亲密行为》，只是放到照片里，不用再挨个解释动作的含义，看着就明白了。 我还记得北京那个荒下来的露天剧场，上面有红星，两个孩子在里面玩。它曾经做什么用，和孩子这会儿拿它怎么玩，并不完全是一回事。大人给场所安排用途，孩子总能另找玩法。 这些画面让我愿意继续往下翻。它们没有把所有人都拍成苦大仇深，也没有让所有人都喜气洋洋。有人忙，有人闲，有人穿得漂亮，有人挑着担子。那个年代的日子，得容下这些不同的样子。 照片挺安静，写字倒挺贫《气呼呼的小词典》也挺好玩。照片里感觉作者安安静静站在外面，读散文才发现，这老外嘴上有点劲儿。 他吐槽带着成见来中国采访的外媒，那几句北京话一出来，我就想：嘿，这是真在北京待过。读着有点王朔那种混不吝、贫嘴的感觉。还有猪头突然从下面弹出来，前腿搭着窗边，津津有味地看人的一段，实在好笑，猪也来围观了。 写墙的地方，我很有感觉。有的墙谈不上多能防人，但立在那里，你经过时总得考虑一下：这里能不能进，里面归谁管。墙是一种秩序。拍照时它是背景、线条、分隔；真在这里生活，它也在管着人怎么走。 这些随笔是他在中国生活中积累的观察，和八十年代初的照片放在一起，能读到这个人后来怎么越住越深。里头有些吐槽，看着像朋友聊天时忍不住损两句。能逗我笑，也能让我想起一点自己的见闻，读着挺亲切。 下次，别急着嫌它没意思读李少白，我记住了相机不离身。真带出去了，又会遇到下一个问题：眼前这东西，值得拍吗？ 老安这本书，让我对自己平时放过去的画面有点在意。拍风光时嫌电线碍事，扫街时嫌背景太乱，碰上没什么动作的人，又觉得没故事。一路挑下来，好像日子非得配合一下我的审美，才值得按快门。 可几十年后再看，招牌写什么，摊子怎么摆，人穿什么衣服，车站前面跑着什么车，都可能变得有看头。当年觉得太普通，根本没拍，后来想看也没处找了。 时间当然不能替我把每张废片变成好照片。该看的光线、位置、人物关系，还得看。我只是想给那些不那么漂亮、却让我停了一下的场面多留一点机会。拍到了，也把时间地点记清楚，省得以后只剩一句“这是哪儿来着”。 布列松、马克·吕布、森山大道，我还想系统看看他们的画册。网上零零散散看一些，总感觉缺点意思。一张张看，和顺着一本书往下翻，确实不一样。老安这本，有些单张我未必会多停留，连着看完，倒记住了不少人。 下次坐高铁，相机还是带着。电线塔要是实在绕不开，也可以试着把它拍进去。先看看它和远处的房子、田地放在一起是什么样，再决定这张照片要不要。

照片拍摄于1981-1984年代的中国各地区，作者老安用黑白记录下人们生活的场景，仿佛回到了小时候，又仿佛人生在那一刻按下暂停键，万般带不走，只有往事能回味。

一个意大利人关于1981-1984年的中国的摄影集，取名《稍息》，立正、稍息的稍息。这个词似乎已离我远去了，稍息的年代似乎也已离我们远去了。现在每个人看似都站的笔直，却匆匆忙忙，慌慌张张，内心慢慢坍塌出空洞。1981-1984年的八十年代初，一个新时代的开端，人们在懵懂中充满希望，在贫瘠中走向一个谁也想象不到的未来。出身于八十年代末的我，本应无法对那个年代形成记忆，但受益于长大后观看的影视作品，诸如「阳光灿烂的日子」「父母爱情」「顽主」等等，也如老安的这本黑白相册，我们这代人大约会对那个年代形成一种集体性的一致性的固有印象，似乎是我们亲历了那个年代一般。至少于我而言是这样。我无法触碰八十年代，可属于我的质感相似的岁月，在几年以后便缓缓展开。我大脑中并没有储存上世纪八十年代真实生活和真实感受的内容，现今还能依稀想起的最早记忆应是从四五岁开始，从幼儿园开始，但那已是九十年代了。三四岁的记忆已经模糊不清，同时我已记不清我所上的幼儿园的具体名称，也记不清它的具体位置，只记得那是一层的平房，有两个教室，一个午睡的寝室，面前是一个很大的河塘，河塘和教室中间种着一排水杉树，我们常在树皮上刻上没有意义的符号，并向着河塘中央尽力扔去石子。大概它现在已不存在了吧。关于幼儿园的记忆，最深刻的应该是那位严厉的老师兼园长，那是一位女老师，中年，应该是同乡，因此跟我爸妈是熟识。幼儿园时期男孩子大概都是非常顽皮的，因为记忆中唯一鲜活的真实情节，就是脱光了上衣在小操场上满世界乱跑。因为管不住以我为首的男孩子们，一位小小的女助教老师被惹得哭了，最后我们应该是少不了一顿严厉的呵斥。其他的记忆已经远去，感觉像是从没存在过。但好歹有那么一群人，从这个时候开始有交集，并欢欢乐乐一起长大，那帮同龄的小孩们，从幼儿园开始一直到小学、初中，都在同一个学校甚至同一个班级，现在已散落四处。我不应回忆这么多，因为八十年代是属于爸妈那代人的，那时候的照片虽然多是黑白，但他们穿着时髦、头发茂密、笑容热烈，那时候的夜很黑、雪很厚，河水慢慢流淌，生活充满希望。 记忆是奇怪的东西，它是分季节的，有颜色的。我脑中关于小时候的记忆，大抵十三岁以前，大部分是炎热的夏天和明晃晃的白色，那是无忧无虑的夏天，也是孤单一人的夏天，那是阳光漏过树叶间隙的白色，也是河滩上一大片一大片破碎螺丝壳的白色。这都是存在大脑深处的特定符号，每每想起，便是如此这般。摄影是很私人的事情，老安的摄影亦是如此，漫不经心，只有自己能懂。这册影集是黑白相片，感谢现代AI技术，让我能够重新看到那个瞬间的色彩。 稍息一下，我隔着镜头遥望另一个年代，守着自己记忆里的那片河滩。所有的观看，最终都是为了回望自己。

这本书中照片可能对60，70，80后更有感觉，因为他们生活在那个年代，那是他们回不去的，但永远留存在记忆里美好年代。那是他们无忧无虑的童年，意气风发的青年，那个时代虽然贫穷，但大家眼神清亮，积极向上，努力用自己的劳动改变生活。大银幕上的《喜盈门》《月亮湾的笑声》…电视银屏的《霍元甲》《昨夜星辰》运动场上的中国女排。文化并不多元，但审美一致，步调一致。 这些照片一般吧，陈丹青的序太过投入，有些用力过猛。 认真生活，用细腻的心去感受世界，用影像记录时代，你我都行。

我们总是存在着若干记忆而且美好的时间，但能够保留下来的图片还是不多的，原因倒是非常简单，在一个四五线县城，尽管距离大城市不远，但是在那个时间读初中之前还是没有去过的，当然那个时间正好，不过黑白照片没有太多，记得自己第一次离开老家城市，好像就是读小学之前，到了另外一个城市，大姨所在的城市，哪里有个晶像室，可以用来分析测试金属表面的显微镜照片，黑白照片，可能的好处就是使用相机的照片，黑白胶卷可以冲，而且也是洗出来，自己也进行了尝试，看着在黑灯瞎火，带着暗暗的红灯来操作，每次进入暗室还是需要一些时间，自己也尝试了进行重新，得到了黑白的照片，看到了自己拍照并且洗出来的照片还是带着一些兴奋感，只是不知道那个时间照片还有没有了，可能唯一值得记忆的就是中午吃饭，第一次到带着幌子的饭店吃了饭，在那个时间看到了饭馆基本上都是带着幌子的，老家最多两个幌，那个是四个幌，越多表明大厨水平就越高，四个幌子的饭店，吃饭人可以任意点菜，好像老家有个故事，就是挂了四个幌的店，被人点了油炸冰溜子，大厨被难住了，请教了自己老师，最后还是完成了，尽管吃啥记不住了，回家经常和人说的就是下馆子了，四个幌的馆子，好像也没有照片，如有还是非常值得记忆的。再次进行黑白照片的冲洗还是十多年之后，读了研究生，还是需要自己拍照，显微组织的照片，为了发表论文就需要自己去拍照和洗照片，可能与以前不一样的是可以放大照片，还是需要记录放大比例，只有这样才能把比例尺搞定，那个时间一张底片经常会冲洗一次，看看底片是不是很好，如很好第二次就会冲洗十几张甚至几十张，因为每次投稿都是需要的，自己的水平也逐渐提高了，但是没有过几年数字化时代到来了，尽管照片还是黑白的，但是直接就是电子版的，可以直接查到论文里面，而且也不用扫描进入了，同时似乎数字化带来的灰度的层次感也比自己冲洗的好了不少，而且调整起来也更加容易，不似洗照片需要看到结果，不好再去重新冲洗，时间也变得短了很多，自己可以控制的状态提高了很多，慢慢的实验室的暗室也逐渐消失了，被改造成了若干新实验室，当然伴随着技术的发展，设备变得更多了，实验室也不大够用了，暗室似乎只是存在在记忆之中了。

《稍息》一生很有意思，值得回味，本书是意大利摄影家老安（安德烈·卡瓦祖蒂）记录1981-1984年中国社会转型期的摄影集。书名“稍息”寓意深刻，指代那个政治运动结束、商业大潮尚未全面涌来的“喘息期”。书中收录了190余幅黑白照片，聚焦街头巷尾的普通人，以冷静克制的视角捕捉了那个物质匮乏却充满希望的时代氛围。

照片全是些游客照，平淡如水，翻翻即可。真正让我感到滑稽的是前言，硬吹外国人比中国人更会拍，真是见识短浅让人笑话。沙飞，吴印咸和时盘棋等大师的作品哪一个也不比卡帕和布列松逊色，何况这些平平无奇的游客照。 一看前言作者是陈丹青，简直更加令人捧腹大笑。这位老公知艺术水平停滞不前的最重要原因，就是脑子里被打上了“外国月亮比国内圆”的思想钢印。一张嘴就是那股子“慕洋犬”的臭气。 “帝国主义的一种荒谬的遗产是：在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里，由于帝国主义的影响，人们相信一切外国的东西都是好的。” ——《伟大的道路》史沫特莱 人类对美的欣赏是共通的，不受人种和国籍的限制，这些自轻自贱的公知们又怎么能创造出真正自立自强打动人心的作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