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薛庆超
从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开始,邓小平任中央军委主席。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提出:“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从此,他长期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同时任中央军委主席、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 邓小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领导全党全国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他提出并实施了百万大裁军,提出用“一国两制”的构想解决香港、澳门、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统一大业。 新中国建立后,中苏关系经历了曲折的道路。1989年5月,邓小平会见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戈尔巴乔夫,正式宣布中苏两国关系实现正常化。 1989年6月16日,邓小平同中央几位负责同志谈话时指出: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在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上,江泽民当选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同年9月4日,邓小平“向中央请求辞去现在担任的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中共中央通过《关于同意邓小平同志辞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的决定》。 1992年初,邓小平视察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发表南方谈话。以南方谈话和中共十四大为标志,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入新阶段。 1997年2月19日,邓小平在北京病逝。遵照邓小平及其亲属的意愿,邓小平的骨灰撒入大海。 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修改后的党章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
小平同志的一生,是20世纪中国从积贫积弱走向伟大复兴的缩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理论与实践交融的典范,更是中国共产党人坚守初心、开拓创新的时代丰碑。从川东乡野的私塾学童到引领改革开放的时代舵手,他的奋斗轨迹不仅镌刻着个人生命的壮丽篇章,更折射出中华民族百年变革的恢宏图景。 这本壮丽人生(四卷)主要记述小平同志如何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如何描绘民族复兴世纪宏图。 1.思想解放的破冰之举 1978年推动真理标准大讨论,以“毛泽东思想精髓是实事求是”破除“两个凡是”桎梏。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他力主将工作重心转向经济建设,确立“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战略突破,犹如“在计划经济铁幕上撕开第一道裂缝”。 2.理论创新的三大支柱 社会主义本质论:1992年南方谈话中提出“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重新定义社会主义内涵。 市场经济论:突破“社姓资”争论,强调“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推动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初级阶段论:主持制定“三步走”战略,将“温饱-小康-现代化”的渐进路径具象化,奠定中国发展的时间坐标系。 3.“一国两制”的文明智慧 从1982年与撒切尔夫人谈判时“主权问题不容讨论”的强硬,到1984年签署中英联合声明的战略定力,邓小平创造性地将国家统一与制度包容相结合。他亲自指导香港基本法起草,确立“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原则,为国际争端解决提供东方智慧。 4.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 提出“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推动中美建交、中日缔约;倡导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在1988年会见印度总理时强调“中印共同发展就是对人类的最大贡献”。面对苏东剧变,他提出“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方针,确保中国航船在惊涛骇浪中稳健前行。 小平同志的一生,是中华文明“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现代演绎,是马克思主义“改造世界”哲学的现实注脚。从广安私塾的晨读到南方谈话的春雷,他用93载春秋证明:真正的改革者,既能以“杀出一条血路”的勇气冲破思想禁区,又能以“不争论”的智慧凝聚改革共识。 今天,当“中国式现代化”的蓝图徐徐展开,邓小平“发展才是硬道理”的箴言仍在历史长河中回响,提醒我们:改革未有穷期,奋斗永无止境。正如他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结尾所书——“如果从建国起,用一百年时间把我国建设成中等水平的发达国家,那就很了不起!从现在起到下世纪中叶,将是很要紧的时期,我们要埋头苦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