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录

今时今日，无论是我个人，还是我身处的文化环境，都比较提倡“舒适性”。这个“舒适性”有很多变体，比如“自洽”“幸福”，包括有些看上去比较疲劳的行为也算舒适的需要，就像为了获得更优异的身材要承受减肥的煎熬等等，再或者，就是比较普通的，忠于自我的情绪或欲望。总的来说，它关乎一个人如何把生活过得更如意、更开心，在一生维度上，如何体验更多满足，所以，虽然身心灵和内在成长的话题非常火爆，但大部分是教人不要痛苦的，或者说是更精致地回避痛苦的。 这当然没有问题，我们总不能说人活一辈子是要自讨苦吃，人类已经吃了这么多苦，那有了不苦的条件，没理由去自找麻烦。所以一旦一个人的生活是开心的，是富足的，是社会意义上成功的，且他的幸福可能没有按照“吃苦耐劳、忍辱负重”的方式实现，那么至少在这个案例中，“苦难教育”就容易失效，甚至荒诞。特别当有人说“想通了”“不卷了”的时候，往往也会跟着说类似“你看谁谁都没怎样怎样，人家不也照样如何如何”的话，可能内在都有这样的逻辑，就是在今天这个追求个人幸福方式极尽丰富的环境下，还非要吃苦，那实在是“找事”。 吴与弼的文字，从相对粗略的角度来看，其核心特征之一，就是一种与上述逻辑不同的，特别不合时宜的，对快乐追求的“不服从”，以及对痛苦体验的不回避。这种状态不以具体利益为目的，甚至是，这种状态也没有在现实意义上帮助到这个人获得普遍称羡的生活。那么我们自然要问，他图什么，以及这种精神的意义是什么。 吴与弼的“人设”在各个层面应该都不太吸引人，他是一个没有明星气质的人，至少和王阳明相较，是可以这么说的。而用上文的逻辑来看他的一生，如此的艰辛，还没有多少终局层面上的结果，这实在可以告别成功二字，甚或就他个人体验层面来说，我们也不得不对他在《日录》中常常描述的困窘，抱持不忍。当然，这里也应提出一种批判的角度，当一个人不以物质生活和社会生活作为满足的来源，这并不能作为高尚本身被歌颂，况且这很可能是种自我感动，一种依靠疏离本身获得的精神认同，我们可以始终携带这样的眼光来观察，但也正是在围绕这一点的观察中，我们应就认同的概念本身，拆分出其内在所含当代意识形态与吴与弼所处时代的或他个人所持信仰的意识形态之间的不同。 我尝试用很主观的方式来描述，并开放这样做的不准确性。 在当代语境中，认同通常是带有归属性的，比如我是否获得了一种更权威、更普遍、更亲密的价值系统的认可和接纳，以及我是否成功地将自身归属进了这个更权威、更普遍、更亲密的价值系统当中，从而获得伴随这种归属感的，身心层面的愉悦。这里我部分认同并倾向使用拉康的解读，拉康认为，人的欲望并非天生，而是习得的来自“他者”的欲望。我们总是欲望“他者”所欲望的东西，或者欲望被“他者”所承认。而所谓更权威、更普遍、更亲密，有可能是切近的，这个切近既指附近，也指所处时空中相关他者或拉康意义上的“大他者”；也可能是遥远的，可能在古代，或仅存于某思想学说之中，个别情况下，即便一个人完全被切近的社会环境否定，他也可能通过与遥远的信仰对象互动而获得认同。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是可以把吴与弼在《日录》中所写的“村外闲行...憩久，枕石藉草而卧，暖日烘衣，鸣泉清耳，有浴沂佳致”，视作他在“乐古圣先贤之所乐”，在体味先贤智慧中，感通其“浴乎沂，风乎舞雩”之境界。但问题也出在这里，我们是不是可以把这一类型的体验，统称之为认同，乃至由认同而升起的快乐，并且将其命名为以此快乐作为抵消物质条件困苦、人生际遇坎坷，或身心痛苦的渠道？如果可能，那么很多类型化的批评就会出现，诸如“古人能自嗨”“古代知识分子善于逃避现实”，或者变相勾勒出孔乙己和阿Q之类的角色代表，而我们需要追问下去的是，这种口径所统称的认同，和吴与弼这一类型的儒士所追求的乐，是否完全一致？ 我想如果不在这个问题上理清楚，我们对古人明明可以挣点钱过得更好“却偏不”的行为，就容易产生“文人不屑于等等”那么随他“酸穷”罢了的误解，或者构建出一个历史唯物主义的阶级斗争困局作为解释，固然，这可能是部分人的部分现实，但我仍然倾向开放不同的解读，同时，我也并不把这种不同解读的依据，建立在吴与弼拒绝在朝为官等放弃名利的行为本身，因为这种拒绝，尤其是最出名的代表“许由洗耳”，也总是可以持续纳入进“自嗨”的命名中。所以问题就需要换一个“提法”，除了在认同性的，追求认同或给予认同的二元关系当中；除了在对“乐”的追求和对“苦”的回避的二元模式当中，有没有别的生活方式？如果一个人的追求不再是去追求一个具体的相对于苦的乐，那么他在追求什么？ 这种提法有很多种可以杠回去的“杠法”，因为这种描述本身有它的矛盾性，核心原因是相对层面上我们不是在求乐就是在避苦，只要不想生病就是求乐，甚至眨眼也是求乐，至于苦，别人踩一脚是苦，但去足疗时又是乐，所以在现象上，我们确实逃脱不了苦乐的颠倒，但这并不代表我们无法主宰独立于相对性的自觉，也不代表当我们没有了现象上的苦，我们就一定是满足的。这一点参考海德格尔在描述“此在”时谈到的“焦虑”或“烦”，即没有特定恐惧对象，且无法被快乐情绪解除的，持续性的存在焦虑（呼唤）。所以这也再次回到了那个命题，如果苦难的威慑和快乐的引诱不能干预一个人的行动，那么他的行动还有何方向？还有何依据？ 提问至此，回答就可以交给吴与弼来展开了，在他的《日录》中，我没有看到“轻松”的答案，这对一名现代读者来说或许是劝退的。时至今日，要讲一个再好的道理，为了避免别人“划走”，最好先把它能带来什么满足提前给出。但在吴与弼的文字中，我始终没有感到“得意”两字，即便当他“昼寝起，四体甚畅，中心洒然。安贫乐道，何所求哉”的时候；当他“中堂读倦，游后园归，丝桐三弄，心地悠然，日明风静，天壤之间，不知复有何乐”的时候，我都没感觉他在“得意”。我说不出其乐之所以然来，只是觉得他口中之乐，不是给别人看的，别人也看不到，只可说是真得志处无姿态。而即便当他“十一月单衾，彻夜寒甚，腹痛。以夏布帐加覆，略无厌贫之意”的时候；当他“亲农归，以眼痛废书，闲阅旧稿，十六七年间，岁月如流，而学行难进。府仰今昔，为之怅然。又感吾亲日老，益自凄怆不胜”的时候，我也没觉得他在叫苦，且还是说不出其苦之所以然，只觉得真苦当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非可共情。 一日他说：“昨晚以贫病交攻，不得专一于书，未免心绪不宁。熟思之，须于此处做功夫，教心中泰然，一味随分进学方是。不然，则有打不过处矣。君子无入而不自得，煞是难事。于此可以见圣贤之分，可不勉哉。凡怨天尤人，皆是此关不透耳。”读到这些，顺势联想，人生中花了多少光阴在希求共鸣，讨要共情，但是共鸣来共鸣去，共情来共情去，听得多半是自家心地回声。如果自己胸中没主意，脚下无主题，则万般计较总是不停。一念前后，一念颠倒，他人说“不是”是“不是”，他人说“是”亦是“不是”，待到静时，总还是要在反身而诚的间隙里，和自己对话。想来今人常说的“富有见地，要有格局”，理会得当，便是“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若理会不当，便是“正入万山圈子里，一山放过一山拦。”再借吴与弼言：“霁景可人，日甚舒长，天地阔远。但病体全乏精神，不免寒饥，亦随分耳。眼前随分好光阴，谁道人生多不足？”要是这样看的话，苦乐即烟雨，一蓑烟雨任平生，这或许就是对苦乐之题、认同之题最好的解答。 不过，无论是吴与弼的日常，还是我们今人的日常，仅仅是文字里的“随分”和“一任”，怕是不能概括这其中要下的功夫。有很多事，想“任”任不过去，想“随”也随不了，我们是如此，吴与弼也是如此。当“以事暴怒，数日事不顺，未免胸臆时生磊块”的时候，我们所有的知识积累，都还是挡在“气禀之偏，学问之疵”上，所以“顿无亦难，只得渐次消磨之”，这是远没有传记体那么诗意的行动，无论古今，无论东西，但凡要想走出一条路，都还是要从这里入手。

静水流深，大智若愚。真正的学问不在高谈阔论，而在日复一日的自省与体悟中沉淀。当世人追逐外在功名，这位隐逸学者却在静坐观心中探寻生命的本真。那些看似零散的札记，实则是将艰深的道理融入最平凡的日常，提醒我们真理往往就在一念反省之间，人格的完善不在远方，而在当下的每一刻清醒认知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