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浩白
洪武十一年,朱元璋与以中书省左丞相胡惟庸为首的胡党之间的暗斗已达到白热化阶段。 身兼释、道两教身份于一体的书生道衍(俗名姚广孝)隐居寒山寺,却因孤女宋紫荷夜叩山门再度出山。宋紫荷之父苏州府富商宋明德,因胡惟庸一党诬陷牵涉进“张士诚余孽案”,道衍于公堂之上与昏聩知府唇枪舌战,紧要关头,浙江巡检使、御史台大夫汪广洋到场主持公道,却被突如其来的胡惟庸逼走。道衍只得脱身前往京师告御状,朱元璋虽明知此案蹊跷,却受制于胡党的利益纠葛,态度不明。此时,却骤然爆发了道衍师弟道沐的“诱奸民妇案”。胡党步步紧逼,道衍只好见招拆招,“祈雨法会”后,却再一次深陷“秋试舞弊案”的泥沼。“张士诚余孽案”真凶到底是谁?“诱奸民妇案”的幕后之人还有什么后手?道衍如何抓住无影无形却搅乱科场的“乩仙”?看似左右支绌的朱元璋在神秘莫测的面具后,是一副怎样的面孔?…… 《洪武十二年》以“胡惟庸案”为蓝本,再现了明朝初年朝局的波谲云诡,以三大奇案为线索,描写了一部君权与相权、官场与民间、儒释道三教风起云涌的洪武传奇。
《洪武十二年》开篇从一个小富商宋明德怀璧其罪被诬下狱、其女宋紫荷夜叩寒山寺大门求救写起,寺僧姚广孝勉力相救、太子朱标与皇子朱棣亦参与其间、以胡惟庸为主首的贪官集团设阱陷害,一直到最后的多方势力在洪武朝科举舞弊中图穷匕见,一路揭开明初四大血案之一——胡惟庸案。 此桩泼天大案发生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之下。明朝建立初年,朱元璋拿在手上的是穷苦凋敝的破碎山河,瞅着这个诺大的烂摊子,为垦荒均人口,朱元璋下旨令富庶之地移民迁徙以填补蛮荒之地,这场浩大的移民前后历时四十余年,仅洪武朝就迁徙了160余万人,这庞大的人群中有农民、亦有富户富商。 小说中开篇的宋明德的身份就是富商之一,他愿献宝给皇帝以换取举家不迁往贫苦地区的资格。书中由他献宝引出了明初大迁徙过程中江南富庶之地和人口凋敝穷苦之地的这条冲突线,即各地生产力不均衡的冲突。 而宋明德怀璧其罪,家财被抄、宝藏被掠、举家下狱这条线引出了书中最大的反面人物——宰相胡惟庸。书中胡惟庸与皇帝朱元璋及皇子们相争相斗这条冲突线,展示明朝最高层的斗争,即皇权与相权之争。 截止到洪武十二年,宰相制已经中国历史中沿用了一千五百余年,明初亦不例外。大明建立初期沿用元朝的朝廷构架,中央设中书省、御史台、大都督府,分掌行政、监察和军事。中书省又下设六部,统领举国行政机构。作为政治中枢的中书省的一号官员,中书省丞相胡惟庸是真正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强大的权利空间膨胀了这个开国功臣的野心,后期阻塞圣听、擅权、专断等等不一而足。朱元璋这种底层厮杀上来的开国皇帝自然不会允许任何人能从他手中分权。 小说中的冲突高潮处,科举舞弊案发生后,希冀科举取材以替换尸位素餐旧官员的朱元璋心思落空,不愿官场出现年轻新官员的胡惟庸如偿所愿,朝堂之上群臣激辩、唇枪舌剑,在各方势力图穷匕见互相厮杀时,“朝中只有两人保持了绝对的沉默:一是当今陛下朱元璋,一是当朝丞相胡惟庸。”“明里暗里的激流在无声的碰撞着、涌动着。而大多数的士子,则在苦苦地等待朝廷了结此案重启科考。” 强势的皇帝在面对同样强势的丞相时,故事是何如走向?作者用了怎样的伏线来讲诉这个正史上给出了答案的故事?朱元璋、胡惟庸、朱标、朱棣、姚广孝、汪广洋等历史上煊赫的名字又在其中起到了何等推动?历史背后的细节又有多少?这部小说是份完整的答卷。 阖上书本,历史告诉后人,洪武十三年(1380年)丞相胡惟庸因谋反、贪污大罪,被抄家灭族。胡惟庸的死代表中国从沿用了一千五百多年的宰相制转向了皇权专制,此案牵连蔓延十年之久,总计被杀三万多人,成为洪武朝大案之一。 讲究“刑乱国用重典”的明太祖朱元璋在历史上免不去一个“剥皮实草”、酷厉之帝的名声,但另一方面,清朝康熙帝却评价他的成就为“治隆唐宋”,从大明手中夺了江山的清朝,在后朝修前史时亦对洪武朝评价颇高,这不能简单的理解为一个帝王拥有复杂的个人魅力,而是在历史、朝堂、天下、官方、民间等等多维度的评价体系中,一个帝王如何平衡这一切、对不同需求给出了不同答案,这才是历史的美妙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