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里纳河上的桥（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安德里奇代表作）

因为计划去巴尔干三国——塞尔维亚、波黑和黑山旅行，在疯狂恶补那地带的人文历史时，偶然间发现了这本书。它像一扇门，让我得以走进那片此前只停留在“希腊”印象中的陌生土地。我甚至从未听说过德里纳河上的这座桥，更不用说那些世代生活在桥上、来自不同族群的悲欢故事了。 这本书讲述了这座桥从诞生之初，到一战爆发前夕四百年的历史。它看似只是围绕一座桥、一个地方的变迁，实则勾勒出整个巴尔干半岛的命运缩影。如同《白鹿原》以一方水土映照民族历史，这本书也让读者透过这座石桥，看见文明交汇处的动荡与日常。 虽然翻译上偶有生硬之处，不准确之处，但我依然愿意推荐这本书。它不是一部传统意义上的小说，更像一座横跨数个世纪的历史观察台。 我看见了“无常”与“永恒”的对比。桥是坚固的存在，而桥上的人、战争、洪水，却如四季般流转。在看似安稳的生活表面之下，暗流始终涌动。这让我对当下的安稳多了一份珍视，对世事的变迁多了一分从容。 我看见了“生命共同体”的缩影。书中的主角不是英雄，而是桥与生活在桥上的人们。他们的悲欢离合，让我感受到人类情感的相通——无论种族、信仰，在爱、恐惧、希望与苦难面前，我们并无不同。 我看见了历史车轮下的“个人”。从奥斯曼帝国、奥匈帝国，到一战爆发，普通人如何在宏大叙事的夹缝中保有尊严。历史不只是英雄的史诗，更是无数普通人日常生活的总和。 我也看见了桥作为东西方交界处的象征。文化差异一旦被政治利用，便可能成为偏见的温床，而偏见，往往是苦难的根源之一。 书的结尾，大桥被炸毁。但毁灭并非终点，而是一个新的开始。文明总有一种在废墟上重建的力量。 读完这本书，我仿佛活过了无数人的人生，像是在桥上生活了四百年，见证了他们的欢笑、挣扎、盼望与告别…… 最近，中东局势再度紧张，美以伊冲突升级，我的旅行计划或许暂时搁浅。但无论如何，我已读到了一本真正喜欢的书。感谢南斯拉夫作家伊沃·安德里奇，感谢《德里纳河上的桥》。也愿世界和平——因为这个世界，不只是政客的棋盘，更是无数普通人的家园。

对南斯拉夫的历史是碎片化，从小说里得到了完整。一个村庄跨越欧亚陆地，桥梁可以是沟通的屏障，也可以是敌对的堡垒。从奥斯曼帝国，到奥匈帝国，到塞尔维亚起义军，和波黑穆斯林起义军。参考《何故为敌，巴尔干民族仇恨》，能了解到每次政权变革，就影响村里的精英阶层走向，不同的文化，效忠不同的领袖，让邻居之间挥动屠刀，也是世俗主义者，提倡村民自治，然而大环境的变革，影响青少年的人生价值观，那些外来人口，移民流民，改造着这个村庄，村庄里流淌不息的是历史的脉络，个人的选择和集体领导层的选择，让南斯拉夫人更茫然，更复杂。

1914，人们听不见的挽歌 1914的那个夏天，确实开局大好，甚至好过以往许多年。李子树硕果累累，是多年未见的景象，小麦也长势喜人。在经历了十余年的动荡与灾荒后，人们暗自期盼，至少能迎来一段平静与丰收的岁月，弥补往日的损失与不便。 在这个非凡的年份，伴随着阳光与雨水的完美交融，维舍格勒这片宽阔的河谷，处处洋溢着生命的活力与创造的渴望。大地生机勃勃，万物复苏，抽枝发芽，开花结果，孕育着双倍的收成。那种旺盛的生命力，如同温暖而朦胧的紫色薄雾，萦绕在每一道沟壑与每一片田野之上。 然后人类开始疯狂地叫嚣战争，光荣，正义和伟大，于是，他们渴望血和勋章，那就给他们血和勋章吧，到了1917年：古时候，人们可不是这样过日子——他们过得很富裕，有条理，没灾没难的。可是你，我的小宝贝，会活到这样的年头：大地全都捆上了铁丝，生着铁鼻子的鸟在蓝天上飞，它们会像老鸹啄西瓜似地来啄人……鼠疫横行，到处闹饥荒，弟兄相争，儿子造老子的反……老百姓会像烧过的野草一样，全都化为乌有。饥荒也会来的。我家里这些年只有一半的地种上庄稼，而且家家都是这样。各村各镇只剩下些老头子和小孩子，来一个荒年——就会‘遍地饥荒’。

读历史类作品，我习惯读一段“大历史”后，换读其背景下的市井变迁，以此去细细感知动脉奔涌之后的浅表静脉。 翻开这本《德里纳河上的桥》，始于想去塞尔维亚走走的念头——我喜欢在去一个陌生地方之前，先建立一定印象，再实地寻找其中的况味。这本书确实起到了这个作用：它以维舍格勒小镇从奥斯曼帝国时期到一战的生活变迁，把“民族、宗教杂糅的冲突”这类我们常见之大词背后的市井痛苦与迷茫，呈现得更为具象可感。读后很合我意。不过，这本书并不是《我脑袋里的怪东西》那类“清明上河图”式的完整呈现，因之故事性的确较弱，所以我完全理解那些给出“一般”或“不行”评价的读者——他们抱怨读完后不知所云，觉得整体散而碎。这其实是阅读预期背离的问题。

一直听说一个说法叫“巴尔干火药桶”，为什么是火药桶，总是不明所以。看完这本书知道了答案。一千年前这里是基督徒的领地，五百年前，奥斯曼土耳其是征服了这块土地。他们在这里建设宏大的工程，包括建设桥梁，以彰显帝国的力量。这座桥的出资者是默罕默德 帕夏 索科罗维奇。他本来是维舍格勒小镇附近山村的基督教家庭的孩子。在奥斯曼土耳其血税制度下被送往伊斯坦布尔的军营。从此改变宗教，改变名字，与家乡永远割断了联系。这位帕夏的经历是普通基督徒的一个另类逆袭案例。大部分人，面临要么接受重税，要么改信伊斯兰教的选择。逐渐的，伊斯兰教成为当地的主流宗教。三百年之后，奥斯曼帝国日渐衰落，对边疆的控制越来越力不从心。奥匈帝国染指这块地区。穆斯林不再是高高在上的一等公民。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塞尔维亚族群要求建立一个统一的大塞尔维亚国家，这对奥匈帝国来说是首要的心腹大患。他们扶持土耳其人势力对抗分离势力，土耳其人要求独立建国。问题是奥匈帝国的心脏地区在欧洲部分，他们无力在这里长期维持高压。塞族在波黑不占主导，但是他们背靠塞尔维亚公国，可以获得更多的军事装备和人力支援。当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土耳其相继解体之后，当地的穆斯林彻底失去了外部支持。随后塞族的血腥报复就不可避免了。九十年代南斯拉夫解体时种族、宗教之间的血腥仇杀，种子早已埋下。甚至现在波黑也是两个政治实体，三个民族。火药桶还保持着温度。

26年读的第20本书。曾在夕阳余晖中徜徉德里纳河畔，畅享平和恬淡时光中愈发感受历史的沉重和沧桑。

这本书看得的人不多，算比较小众。被开头的一段景物地理描述所吸引，忍不住去查了一下，才发现那座桥挺美，带着几百年的历史沉重感。 联想到国内，第一想到的居然是卢沟桥。虽然没去过，但那些大事件的经历（一战，抗日），让两座桥似乎有着同样的力量。 当然，这座桥还有着更多故事，15世纪建造时的血腥，特殊的地理位置造成的信仰融合与纷争，遭遇数百年间洪水的屹立不倒但终被战争破坏，就像山西的那株大榕树一样写满了沧桑。 这本书没有主角和主线故事，很多哲理性的描述，加上陆续众多的人物登场，阅读体验不是很好，但整体感觉还不错，如果有机会去打卡，感觉会更好。

怀揣着对巴尔干极其浓烈的兴趣打开的这本被誉为史诗的书。可以那样明显地感知到维舍格勒的这个小镇上的人们，也预示着巴尔干的人们，在各个强权下碾过，又在二十世纪初时被分割成无法愈合的我们和他们。 安德里奇很轻地带过了许多人的生命，他告诉你：生命像德里纳河的流水那样的易逝，却又永恒矗立着什么，也许是那座德里纳河上的桥，也许是横跨在各种族之间的纵沟。用“桥”来理解巴尔干的人们，真是准确不过了。只是看完轻飘飘的，很不适应。

1961年诺贝尔文学奖 这座桥连接着萨拉热窝道路的两端，将小镇与郊区紧密相连。这座宏伟的石桥，这座造价高昂、独具美感的建筑——即便是那些更为富庶繁华的城市也未必拥有（“当年人们说，‘在整个帝国里，这样的桥也仅有两座’”），是德里纳河中游与上游全线唯一稳固可靠的渡口，更是连接波斯尼亚与塞尔维亚的交通要道；经由塞尔维亚再往远，便可抵达奥斯曼帝国的其他地区，直至君士坦丁堡。这座桥约有两百五十步长，十步宽；唯有桥中央处拓宽，两侧各有一座完全相同的平台，宽度增至两倍。这便是桥的核心区域，名为“桥心亭”。墙体顶部嵌入一块白色大理石板，上面雕刻着繁复的土耳其铭文 ——“塔里克”，以十三行诗句记载了建桥者的姓名与建桥年份。这座平台上设有一间咖啡馆，摆放着咖啡壶、托盘、常年燃烧的炭火盆，还有一个男孩负责将咖啡送到对面休憩席的客人手中。这便是桥心亭。出生在德里纳河左岸的基督教孩童，出生后不久便要穿过这座桥——出生后第一周，他们便会被抱去教堂受洗。而其他孩子，无论是出生在右岸的穆斯林孩童（他们无需受洗）。 这座桥是大维齐尔穆罕默德帕夏下令建造的。承建这座桥的是拉杰・内伊马尔——传说他活了上百岁，在塞尔维亚各地建造了无数精美耐用的建筑。他是民众想象中渴望的那种传奇匠人，无名无姓，因为人们不愿记太多事，也不愿亏欠太多，哪怕是在记忆中。孩子们还知道，建桥过程中曾遭到“船娘女巫”的阻挠——就像所有地方的建造工程总会遇到莫名阻碍一般，女巫每晚都毁掉白天建成的部分。直到有“某种声音”从水中传来，建议拉杰・内伊马尔寻找一对孱弱的双胞胎姐弟，名叫斯托伊和奥斯托，将他们嵌入桥中央的桥柱中。随后，人们便在整个波斯尼亚境内搜寻这对孩子，并承诺给予找到并送来孩子的人丰厚奖赏。孩子们最终还是被嵌入了桥柱。据说内伊马尔心生怜悯，在桥柱上留下了洞口，让这位不幸的母亲能够哺乳她牺牲的孩子。每年特定时节，会有白色的细流从桥柱的接缝处渗出，在石材上留下无法磨灭的痕迹。镇上的人们会收集桥柱上这些乳汁凝结的痕迹，碾成粉末当作药材，卖给产后无乳的妇女。 拉迪萨夫是个超凡脱俗的英雄，刀枪不入，没有任何绳索或铁链能将他束缚；维齐尔手下用计收买并打探出了拉迪萨夫的弱点，他们趁拉迪萨夫熟睡时突然袭击，将他用蚕丝绳捆绑起来——唯有蚕丝能破解他的魔力。 桥心亭及其周边，是初恋的遐想之地，是擦肩而过的惊鸿一瞥，是眉目传情与窃窃私语的角落。 萨莱普（一种甜羹）与热腾腾的西蒙饼（一种面饼） 直到 1878 年，所有因各种原因被处决的人，其头颅都会被悬挂或钉在桥心亭的横梁上。 若是太平无事、人心安定的年代，人们会在此饮拉基酒、唱歌、跳圆圈舞。 禁卫军军官在波斯尼亚东部的村庄里买下了一批基督教孩童，预备将他们培养成宫廷男仆。龄在十岁到十五岁之间 父母为了让孩子躲过军官的挑选，甚至有人生下孩子后，故意切掉孩子手上的一根手指，以此让他们失去被选中的资格。被选中的男孩们骑着波斯尼亚小马，组成长长的队伍继续前行。队伍末尾跟着两个编织的柳条篮，像装水果的篮子一样，一边一个；每个篮子里放着一个男孩，还有一小包行李与一块面饼。这些孩子将被永远带离故土，在异国他乡接受割礼、改信伊斯兰教。军官的卫兵用鞭子抽打驱赶母亲，喝骂着让她们退开。奥斯曼帝国的势力强大而冷酷。 柳条篮中的男孩后来的故事，各种语言的历史文献中都有记载，他成为了苏丹宫廷中年轻勇敢的近卫军官，随后晋升为海军上将、驸马、军事统帅与享誉世界的政治家——穆罕默德帕夏・索科洛维奇。他在三大洲指挥了无数场胜利的战争，扩展了奥斯曼帝国的疆域，巩固了帝国的外部安全，并用出色的治理稳定了内部秩序。六十余年间，他侍奉过三位苏丹。遵照维齐尔的命令，由他出资，德里纳河大桥的建造工程正式启动。工程历时五年。对于小镇与整个地区而言，这无疑是一个充满活力与重大意义的时代，充满了大大小小的变革与事件。然而，令人费解的是，这座小镇数百年来一直铭记并传颂着各类事件——即便与桥梁仅有间接关联的故事也不例外——却没有留下多少关于桥梁建造过程本身的细节记载。人们只会铭记并传颂那些自己能够理解、并能将其转化为传说的事物。其余的一切，都会如同无声无息的自然现象般悄然流逝，不留下深刻印记，不触动人们的想象力，也不存留于记忆之中。这场艰辛漫长的建造工程，对他们而言，是他人出资、与己无关的劳作。直到这座宏伟的桥梁作为这份辛劳的结晶拔地而起，人们才开始回忆起其中的细节，并为这座真实、精湛、不朽的桥梁的诞生，编织出一个个充满想象力的故事——而这些故事，正是他们擅长创造且能长久铭记的。 维齐尔任命的建桥总负责人阿比达加 他身着华丽的君士坦丁堡服饰，留着短发和八字胡，胡须修剪成匈牙利式的奇特上翘样式。 建筑师托松・埃芬迪 一个身材瘦小、面色苍白泛黄的皈依者，祖籍希腊群岛，曾在君士坦丁堡承建过许多穆罕默德帕夏的产业。 工作大多是通过强制劳役完成的。所有这一切，都在阿比达加的监督下进行——他手中那根绿色的长手杖，早已成为人们口中的“噩梦象征”。只要他用手杖指向谁，发现那人偷懒或干活不力，卫兵们就会立刻上前将其按在地上鞭打，直到打得鲜血淋漓、不省人事，再用水泼醒，强迫其重新开工。阿比达加的卫兵骑着马四处抓捕乡村和城镇的农民，强迫他们去修桥。小镇的基督教徒可以通过缴纳赎金免除劳役。 穆斯林女性出门时必须蒙面 起初，所有人都为这位出身本地的维齐尔要建造如此宏伟的工程而感到自豪。那时他们还不知道，这样辉煌的建筑需要付出如此巨大的牺牲、引发如此多的动荡，需要投入如此多的人力物力。他们心想，能归属在这个强盛的宗教之下是件幸事，能有一位同乡维齐尔在君士坦丁堡身居高位是件荣耀，能想象一座坚固华丽的桥梁横跨河流更是令人向往——但眼前发生的一切，却与这些美好想象截然不同。他们的小镇仿佛变成了地狱，一个由无数难以理解的劳作、烟雾、粉尘、呐喊和喧嚣组成的漩涡。岁月流逝，工程不断扩大，但人们看不到尽头，也看不到意义。这一切，怎么看都不像是在建造一座桥。 在这些苦役犯农民中，有一个来自小镇上方乌尼斯塔村的年轻人，名叫拉迪萨夫。几个人商量好了，要在夜里，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尽可能地破坏和摧毁已经建好的部分，然后散布谣言说，是女巫在破坏桥梁，不让德里纳河上出现桥。和往常一样，人群中总有胆小多疑的人，他们认为这是个愚蠢的主意——强大而狡猾的土耳其人绝不会轻易放弃他们的计划，应该继续听从天意服劳役，而不是自寻死路。“德里纳河上建不成桥”的说法传播得越来越远，土耳其人和基督教徒都在谈论这件事，渐渐变成了一种坚定的信念。基督教农民们暗自窃喜，虽然悄无声息、小心翼翼，却发自内心。而那些曾经自豪地注视着维齐尔这项宏伟工程的本地土耳其人，也开始不以为然地耸耸肩、摆摆手。许多皈依伊斯兰教的人，改教后并未得到预期的好处，依然过着贫困的生活，只能喝着稀薄的粥，穿着破烂的衣服。他们乐于听闻工程失败的消息，从维齐尔的挫败中获得一丝苦涩的满足——原来即便是维齐尔，也并非所有计划都能得逞。 这里的民众，无论是穆斯林还是基督教徒，都既懒惰又笨拙，却擅长嘲笑和讥讽，总能为自己的无知和无能找到尖酸刻薄的借口。 拉迪萨夫被抓获 吉普赛人用绳索将他的双手绑在身后，然后在他的每条腿上各绑了一根绳子，分别拉向两侧，将他的双腿拉开。将木桩放在两根短木头上，让木桩的尖端对准农民的双腿之间。然后，他从腰带上拔出一把短而宽的刀，跪在被绑的犯人面前，俯身下去，割开他粗麻布裤子的裆部，扩大开口，以便木桩能顺利刺入身体。吉普赛人完成这一步后，立刻站起来，从地上拿起木槌，开始用轻柔而有节奏的力道，敲打木桩的底部、较粗的一端。每敲一下，他就会停顿片刻，先看看木桩刺入身体的情况，再看看另外两个吉普赛人，示意他们轻轻地、均匀地拉动绳索。被拉开双腿的农民的身体，只是不由自主地抽搐着；每次木槌落下，他的脊背都会弯曲、扭动，但绳索会将他拉回原位。那个农民已经断气了。所有塞尔维亚人都感到一阵莫名的释然，仿佛赢得了一场无形的胜利。他们觉得，在与土耳其人的长期抗争中，天平此刻终于向他们倾斜了。 这辈子都要远离土耳其人——这些该下地狱的家伙！ 阿比达加中饱私囊贪污被发现 取而代之的是新的维齐尔特使阿里夫贝 格维齐尔的工程不仅包括一座桥，还包括一个商队驿站 维舍格勒的土耳其人再次开始在谈论大桥时耸肩摆手。基督教徒们则保持沉默，但他们带着怨恨和隐秘的期盼注视着工程，希望它像所有土耳其人的事业一样失败。 大桥竣工 大锅里煮着哈尔瓦（一种甜味糕点） 这一切，连同大桥本身，都是伟大的维齐尔穆罕默德帕夏的馈赠。六十多年前，他出生在这片群山之后，在高地上的索科洛维奇村；童年时，他和一群塞尔维亚农民的孩子一起，作为宫廷男仆被送往君士坦丁堡。商队驿站的维护费用来自穆罕默德帕夏设立的宗教捐赠财产——这些财产来自他在新征服的匈牙利地区获得的大量土地。 维齐尔遇刺身亡 在奥斯曼帝国，即使邻国发生不幸事件，负面消息也不允许传播，更何况是这种本国的重大悲剧。 17 世纪末，波斯尼亚各地都在传唱、谈论着匈牙利——土耳其军队在占领一个世纪后，正准备从那里撤军。 资金枯竭 驿站走向破败从此无人问津，沦为废墟。 每隔二十到三十年，就会发生一次特大洪水。 塞尔维亚爆发了起义 随着塞尔维亚冲突的扩大，波斯尼亚的土耳其人被要求提供更多人力参军。 大桥上搭建了岗楼 所有因涉嫌与起义有关而被怀疑或定罪的人，他们的头颅——无论是因叛乱罪被处决的，还是仅仅因为不幸而被杀害的——都会被砍下，钉在环绕岗楼的木桩上。在这样的时代，人们的心灵会迅速变硬、变得麻木，以至于渐渐习惯了这一切，过桥时无动于衷，甚至不会留意到这些头颅何时消失了。 19 世纪中叶后的几十年，奥斯曼帝国在无声的阴霾中逐渐衰落。 19 世纪中叶后的二十五年里，萨拉热窝爆发了两次瘟疫和一次霍乱。每当这时，小镇都会遵循一项传统——据说这是穆罕默德为他的信徒们留下的，用于在瘟疫期间指导他们的行为准则：“当某个地方正遭受疾病肆虐时，不要前往那里，以免被感染；如果你身处疾病肆虐的地方，不要离开那里，以免感染他人。” 每次“瘟疫”爆发时，当局都会限制或完全禁止旅行和邮政往来。他们从驿马信使那里接收邮件，但会采取一切预防措施。桥拱上会燃起一堆“芳香木”火，冒出浓密的白烟。哨兵们会用夹子夹住每一封信，放在火上熏烤。白天坐在桥拱上的哨兵们会喝拉基酒，吃大蒜——他们的公务让他们有权利这样做，因为人们相信这两样东西都能预防感染。 奥匈帝国军队进入萨拉热窝 奥匈帝国军队向废弃的商队驿站发射了数枚手榴弹，炸毁了本就破败的驿站。匈牙利皇家卫队士兵手持上膛的步枪，缓慢地走上桥拱。 土耳其人的家中，弥漫着压抑与混乱；基督教徒的家中，则是警惕与难以置信。但无论何处，无论何人——心中都充满恐惧。入城的“施瓦本人”（奥匈帝国军队），惧怕驻足；土耳其人惧怕施瓦本人，塞尔维亚人既惧怕施瓦本人，也惧怕土耳其人；犹太人则惧怕一切、惧怕所有人——因为在战乱时期，他们总是最弱势的一方。 官员们开始抵达——大大小小的公务员，带着家人与公务；紧随其后的是工匠与技师，带来了小镇上从未有过的手艺与行业。其中有捷克人、波兰人、克罗地亚人、匈牙利人和德国人。他们做这一切时，始终平静寡言，不使用暴力，也不进行挑衅，让人无从反抗。他们着手的每项工作，起初看似无害，甚至毫无意义：挪动界石、在森林里给树木做标记、检查水井与水渠、给马匹和牛检查牙齿、测量尺寸与重量、调查民众的疾病、统计果树的数量与种类、清点羊群与家禽。但无论是土耳其人的家，还是塞尔维亚人的家，内部的生活却未曾改变。人们依旧按照古老的方式生活、劳作、娱乐：在陶碗里和面，在灶上烤咖啡，在铜锅里煮衣物，在“洗衣石”上捶打——这石头会磨伤、割伤妇女们的手；人们在房间和走廊里织布、缝纫。关于节庆、婚礼的古老习俗被完整保留，而异乡人带来的新习俗，人们只在私下偶尔提及，仿佛那是遥远而不可思议的事物。简而言之，生活一如既往——即便在占领二十年后，大多数家庭的生活方式依旧如此。 新政权开始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推行征兵制。 盗匪亚科夫换上女装，耶莲卡在黄昏时分将他伪装成自己的老祖母，成功骗过了守卫。守卫开枪自尽 犹太女人经营洛蒂卡酒店 自从第一批奥匈帝国的黄色军用马车驶过大桥，已经过去二十多年了。二十年的占领，是一连串漫长的日日夜夜。 外国当局那种停不下来的、看似永无止境的活动——尽管小镇居民对此难以适应，却正是靠着这种活动，他们才得以获得收入与繁荣——在二十多年间，极大地改变了小镇的外观、居民的服饰与习俗。这座自古以来模样未变的古老石桥，自然也未能幸免。1900年大桥修缮 河水被改道引流，露出了发黑磨损的石头和一些橡木横梁——这些横梁是三百三十多年前被放入水中的，如今虽已泡胀，却依旧坚硬。在所有人看来，这些外国人做这件事，就像做其他所有事一样——只是因为他们必须做点什么，这是他们的需要，他们别无选择。没人明说，但所有人都这么觉得。奥地利佬就是这样，不折腾点什么就不知道自己还活着。 大桥的修缮工程刚一结束，水管铺设工程就开始了。小镇上以前只有木制的水井，如今，工程师们发现，小镇上的水并不卫生。新的水源来自德里纳河对岸的卡贝尔尼克山上，因此，水管必须穿过大桥，引入小镇。第二年夏天，水管还是像之前所有的工程一样，顺利铺设完成并投入使用。纯净充足的水不再受干旱和洪水的影响，通过新的铁制水龙头流淌出来。许多人把水接到了院子里，有些人甚至接到了家里。 同年秋天，铁路建设开始了。这条 166 公里长的铁路，建设历时四年，包含约 100 座桥梁和高架桥、130 条隧道，耗资 7400 万克朗。 1908 年到来了 傍晚，他们在桥拱上进行着旁人无法理解的谈话，交换着没有封面的小手册，标题写着《什么是社会主义？》《八小时工作，八小时休息，八小时教育》《世界无产阶级的目标与道路》 尤其是年轻人、穷人和无所事事的人——却把这一切当作令人振奋的消息 弗朗茨・约瑟夫一世，奥地利皇帝、捷克国王等，匈牙利使徒国王，致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居民们 在奥匈帝国占领初期的二十多年 他们带来对社会与宗教问题的开明见解，以及对蓬勃发展的民族主义的狂热——尤其是在塞尔维亚在巴尔干战争中获胜后，这种民族主义已演变为一种普遍的信仰，在许多年轻人心中，更升华为一种渴望参与、甘愿牺牲的狂热。 扬科・斯蒂科维奇：迈丹一位富商的儿子 父亲弗拉涅信奉社会主义 在巴尔干地区蓬勃觉醒的民族意识面前，这些理论根本不堪一击——这种觉醒，首先体现在塞尔维亚人民身上，随后也蔓延到了克罗地亚与斯洛文尼亚。事物的发展，绝不会按照德国理论家们的预设轨迹前行，而是遵循着我们民族历史与民族使命的内在逻辑。卡拉乔治维奇有句名言：‘要么赢得自由，要么战死沙场！’这正是巴尔干地区通过民族解放斗争来解决社会问题的必经之路。这其中的逻辑清晰明了：从地方主义与部族主义的狭隘桎梏中挣脱出来，走向民族主义的广阔天地，最终实现国家的统一与独立。难道我们在库曼诺沃与布雷加尔尼察取得的胜利，不正是进步思想与社会正义的伟大胜利吗？ 尼古拉・格拉辛恰宁：萨拉热窝的中学生 即便是那些最美好的思想与最珍贵的知识，也只会让他更加沮丧、更加痛苦——因为这些东西越是美好，就越是反衬出他的一事无成，反衬出他在这座小镇里那看不到尽头的绝望人生。 赫拉克：总是以正统社会主义者的视角，对一切事物都加以审视与批判。望那些深陷贫困与愚昧泥沼的巴尔干农民，建立起任何健全完善的国家制度，根本就是天方夜谭。只有先让被压迫的阶级——农民与工人，实现彻底的经济解放，唤醒广大人民的觉醒意识，才能为建立独立国家奠定坚实的现实基础。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进程，是不容逆转的唯一道路。民族解放与国家统一，必须在社会主义解放的旗帜下进行，必须以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否则，即便农民、工人与小市民能够团结起来，建立起新的国家政权，他们也只会像一种恶性传染病一样，将自身的贫困与愚昧散播开来；而那些少数的剥削者，也会将其寄生性的反动思想与反社会的恶习，渗透到新国家的每一寸肌理之中。如此一来，既不可能建成一个健全的国家，更不可能孕育出一个美好的社会。 加卢斯：开始写诗，并且成了革命民族主义青年组织中的一名活跃成员。除此之外，他还花了五年时间，自学了法语，醉心于文学研究，尤其是哲学领域。当时，萨拉热窝的中学生们热衷于阅读的书籍，大多出自德国著名的莱克拉姆出版社的“万有文库”系列。这些装帧朴素、价格低廉的小开本图书，采用奇特的小号字体印刷，成了那个时代中学生们最主要的精神食粮。通过这套丛书，他们不仅得以接触到德国文学，还能读到大量被翻译成德文的世界文学经典著作。加卢斯也正是从这套丛书中，汲取了关于德国现代哲学家的知识养分，尤其是尼采与施蒂纳的哲学思想。 1914 年到来了——德里纳河上的桥这部编年史的最后一年。 萨拉热窝的刺杀事件，弗朗茨・斐迪南大公及其夫人的遇刺。小镇上开始了对塞尔维亚人的追捕 向塞尔维亚宣战的次日清晨，小镇上便出现了治安队的身影。这支临时组建、仓促武装的队伍本应协助当局追捕塞尔维亚人，其成员多为吉普赛人、酒鬼与无业游民——大多是些早已与体面社会格格不入、触犯法律的人。 一名预备役中尉—— 一个匈牙利人——用尖锐的声音用德语宣读死刑判决，身后跟着一名翻译军官。三人均被缺席审判判处死刑，理由是有证人宣誓作证，看到他们在夜间向塞尔维亚边境发送灯光信号。绞刑将在集市上、大桥旁公开执行。 军事当局有明确命令，所有商铺必须保持开放。 在闷热的黑暗中，聆听着头顶沉重的榴弹呼啸与爆炸，分辨着哪些是塞尔维亚的炮火、哪些是德国的。 在市政棚屋不远处，驻扎着一支特殊的军队。他们身着白色制服，头戴白色的热带头盔——这是德国军队，即所谓的斯库台分队。战争爆发前，他们被派往斯库台，与其他国家的军队一同作为国际部队维持当地秩序。战争爆发后，他们接到命令撤离斯库台，听从塞尔维亚边境附近最近的奥匈军队指挥。 奥匈军队趁漆黑的夜色撤离了最后一批部队。那里超出了塞尔维亚炮兵的射程与视野范围。 由于小镇居民文化水平不高、头脑固执且想象力丰富，每个识字的人都用自己的方式解读和阐释石板上的巴迪纪年诗句。就像所有公之于众的文本一样，这些刻在坚硬石头上的诗句永久地矗立在那里，永恒不变，永远暴露在所有人的目光和解读之下——无论是智者还是疯子，恶人还是善人。每个听众都会记住那些最符合自己耳朵和想象的诗句。因此，那些清晰刻在石头上的文字，被人们口口相传，以各种方式被修改和歪曲，常常变得面目全非。 他们坐在自己的房屋里——这些房屋曾经被洪水淹没——带着一种特殊的满足感，无数次地讲述着那些感人或悲惨的片段。记忆越是痛苦难熬，讲述时的愉悦感就越是强烈。透过烟草的烟雾或一杯温和的拉基酒（巴尔干地区的一种水果白兰地），那些画面常常在想象和时间的距离中被改变、放大和修饰，但他们中没有人意识到这一点，每个人都会发誓说事情原本就是如此——因为他们都在这场无意识的美化中，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 土耳其人住进土耳其人的家，基督教徒和犹太人住进基督教徒的家。土耳其人、基督教徒和犹太人齐聚一堂。自然的力量和共同灾难的重担，拉近了这些人的距离，至少在这个夜晚，跨越了不同宗教之间的隔阂——尤其是基督教徒与土耳其人之间的鸿沟。 就这样，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在桥拱上，在蓝天、河流与群山之间，学会了不过分惋惜那些被浑浊河水卷走的东西。小镇那种无意识的人生哲学，也悄然融入了他们的心中：生命是一场不可思议的奇迹——它不断消耗、流逝，却依然能够延续，坚如磐石。 在波斯尼亚这片土地上，几个世纪以来，两种宗教之间一直进行着一场漫长而奇特的斗争——表面上是为了信仰，实则是为了土地、权力，以及对生活和世界的不同理解。在这场斗争中，敌对双方不仅抢夺女人、马匹和武器，还抢夺民歌。许多诗句就这样从一方传到另一方，成为珍贵的战利品。 通常，会有两个人打赌，猜石榴里面是红色的还是白色的。然后他们切开石榴，输的人付钱，所有人一起分享果实，一边聊天，一边放声大笑。 一群悠闲的人们聚集在周围，带着一种不健康、粗俗的好奇心——这种好奇心，在那些生活空虚、缺乏美感、鲜有兴奋与经历的人们身上，尤为强烈。 神父尼古拉 无论是在哪个族群、哪个宗教中，都未曾有过这样一个人，能像这位被所有人唤作“杰多”（意为“祖父般的长者”）的神父一般，赢得全镇居民不分宗教、不分阶层、不分年龄的普遍尊敬。对整个小镇及周边地区而言，他便是塞尔维亚东正教的象征，是人们心中“基督教精神”的化身。 在法官眼中，小镇上的大多数事件都不足以重要到载入他的编年史——这使得这部作品变得如此贫瘠、枯燥，如同一位孤僻老妇的面容。 穆拉・易卜拉欣与神父尼古拉时不时交换一个眼神，仿佛仅凭目光便能相互理解。自年少时起，他们便是好友——在那个年代，土耳其人与塞尔维亚人之间，能有这样的友谊已属难得。他们就这样对视着——如同一生中无数次在各种境遇下那样：两个肩负着小镇所有生灵命运的人，一个守护着基督教徒，一个守护着穆斯林。 这些生长于 19 世纪末奥斯曼帝国这一偏远地区的人们，自然从未有机会见识过真正强大、组织严密的大国军队。他们以往所见过的，要么是装备不全、供给匮乏、衣衫褴褛、军饷拖欠的帝国正规军分队，要么是更糟的——临时拼凑、毫无纪律与斗志的波斯尼亚非正规军。如今，一支真正的“强权与秩序”之师，一支胜利的、装备精良、自信满满的军队，第一次出现在他们眼前。这样的军队，必然让他们目眩神迷，失语无言。仅一眼望去，从马匹的装备到士兵身上的每一颗纽扣，都能感受到这支整齐划一的轻骑兵与步兵背后，那深厚而强大的底蕴——那是另一个世界的力量、秩序与繁荣。人们心中充满了震惊，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两名号手骑着两匹高大的绿马走在最前方，随后是一队身着黑色制服的轻骑兵。马匹训练有素，步伐轻盈而沉稳，如同少女一般。轻骑兵们头戴无遮檐的红色帽子，胸前佩戴着黄色徽章，皆是面容红润、精神饱满的年轻人，留着精致的小胡子，看起来如同刚从军营中走出，清新而整洁。他们身后，是由六名军官组成的队伍，上校指挥官走在最前面——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他身上。他的坐骑比其他马匹更高大，马鬃梳理得一丝不苟，马的头部修长而弯曲。军官队伍后方，是一队步兵，身着绿色制服，每个士兵的背包上都插着一根羽毛，胸前斜挎着白色弹药带。他们占据了整个视野，如同一片移动的森林。 夜晚，则是年轻人与放荡之徒的天下。 大桥每年仅有一次会被灯火通明地照亮。每年 8 月 18 日，皇帝生日的前夜，当局会用树叶和年轻的冷杉枝编成花环装饰大桥；夜幕降临时，一排排路灯与无数小灯便会亮起——这些小灯装在数百个军用罐头盒里，里面装满了油脂与硬脂，沿着桥栏杆排成长长的队列，闪烁着微光。 除了永久照明，新政权还在桥拱推行了一种特定的清洁制度——符合他们自身理念的清洁方式。水果皮、石榴籽、核桃壳与橡果壳，如今不再会留在石板上数日，等待雨水冲刷或风吹散去。每天早上，都会有专门的市政清洁工前来清理这些杂物。最终，这并未给任何人带来困扰——因为人们即便并非出于自身习惯与需求，也能适应清洁的环境；当然，前提是无需他们亲自维护。 他清楚地意识到，在这片土地上，在他的身份下，没有什么比触碰穆斯林女性更禁忌、更危险的了。军队里的人，如今别动队的人，都曾告诫过他这一点。这种胆大妄为的后果极其严重，甚至有人因此被愤怒的土耳其人处死。 那是弗朗茨・约瑟夫统治下的三十年相对繁荣与表面和平。彼时，许多欧洲人认为自己找到了实现百年梦想的完美公式——在普遍的自由与进步中，实现个人的全面幸福发展。19 世纪向数百万人展现了其多面而虚幻的福祉，编织出一幅关于舒适、安全与幸福的幻象，宣称这一切对所有人而言，都能以低廉的代价换取。而这座偏远的波斯尼亚小镇，仅能捕捉到 19 世纪生活的零星碎片——且这些碎片，唯有在这片残存的东方世界能够接纳、理解并践行的范围内，才得以传播。 度过最初的疑虑、彷徨、犹豫与临时感后，小镇开始在新秩序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人们获得了工作、收入与安全感——仅凭这些，外在生活便足以踏上“进步与完善之路”。其余的一切，都被压抑到意识的黑暗深处。在那里，各民族、宗教与阶层的核心情感与不可磨灭的信仰依然存续，看似死寂沉睡，实则在为未来遥远时日里突如其来的变革与灾难积蓄力量。似乎没有这些，民族便无法存续，这片土地尤其如此。 新政权在经历了最初的误解与冲突后，给人们留下了强硬且持久的印象。（它自身也深陷这种幻象——没有幻象，便没有稳固强大的政权。）它匿名、平庸，却正因如此，比昔日的土耳其政权更容易被容忍。其内部所有残酷掠夺的本质，都被体面、光鲜与文明的形式所掩盖。人们畏惧政权，却如同畏惧疾病与死亡，而非畏惧邪恶、不幸与暴力。 许多官员，无论是固执的匈牙利人还是傲慢的波兰人，起初都如同油浮于水，对小镇的一切都感到排斥，颤抖着走过这座桥，厌恶地踏入小镇。然而短短一年后，他们便会数小时坐在桥拱上，抽着厚重的切尔诺维茨雪茄，如同土生土长的小镇居民，凝望烟雾在黄昏静止的空气中消散。或是在祷告后，与我们的店主、贝伊们一同聚集在某个绿意盎然的高地，面前摆着一杯波斯尼亚咖啡，在轻松无负担的闲谈中，慢慢啜饮，偶尔搅动——只有小镇居民才懂得这般惬意。 正如军队之后来了宪兵，宪兵之后来了官员，官员之后，商人也接踵而至。随之而来的是森林砍伐业，以及外来企业家、工程师与工人——为小镇带来了新的就业机会、贸易模式、服饰潮流与语言习惯。 开启又一个充斥着饮酒、交谈、唱歌与挥霍的夜晚。 他属于那种天生带着高贵气质的人——这种气质如同沉重而显赫的头衔，填满了他的整个人生；它与生俱来、伟大而体面，无需解释，不容置疑，也无法模仿。 他们肚子肿胀、肝脏发炎、肠胃紊乱，面容憔悴、胡子拉碴，对世间万物都漠不关心，连自己都觉得沉重。他们就这样坐着喝酒，在酒精中等待着意识里最终浮现那神奇的光芒——只有完全沉醉其中的人才能感受到这种光芒，为了它，人们甘愿承受痛苦、走向毁灭、直至死亡。 那些初涉饮酒的年轻人，他们正处于危险的年纪，在堕落的道路上迈出第一步，用饮酒和游手好闲的代价，偿还着青春的债务，有人短暂沉沦，有人则深陷其中。只有极少数被诅咒、被命运注定的人，会永远沿着这条路走下去。他们选择酒精而非生活，选择这场短暂虚幻人生中最短暂、最虚假的幻象，为之活着，为之燃烧，直到变得阴郁、迟钝、脑满肠肥——就像那些坐在角落里的酒徒一样。 在那些健康幸福的人们熟睡的时刻，拉基酒和压抑已久的欲望会催生狂热而灿烂的情绪，带来意想不到的放纵。这些情绪虽始终如一，却总能让人感到新鲜而无与伦比。 一个女孩亲手扔给你的天竺葵花束，意味着什么？ 它意味着：我会像摘下这片叶子一样轻易地爱上你，而你既不能主动追求我，也不能把我让给别人。 酒精早已融化了他的灵魂，吞噬了他的理智。 伊丽莎白皇后在日内瓦遇刺身亡——死于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者卢切尼的残忍袭击。 铁路建设期间，人们第一次感受到，这已经不再是占领初期那种轻松、稳定、无忧无虑的收入了。过去几年，商品价格和日常必需品的价格不断上涨，而且涨了就再也不回落，过一段时间还会再次上涨。诚然，收入依然存在，工资也不低，但总是比实际需求低至少百分之二十。这是一种疯狂而阴险的游戏，越来越多的人被它搞得生活困苦，却对此无能为力——因为它来自遥远的地方，来自那些最初带来福祉的神秘未知之源。许多在占领初期迅速致富的店主，十五年到二十年后的今天，又变得一贫如洗，他们的儿子只能为别人打工。诚然，有新的人发了财，但金钱在他们手中也像活物一样，像一种魔法——转瞬之间，一个人就可能变得一无所有，颜面尽失。越来越明显的是，收入和它带来的更轻松的生活，都有其代价；金钱和拥有金钱的人，都只是这场宏大而怪异的游戏中的角色——没有人知道所有规则，也没有人能预测结局。而我们所有人，都在不知不觉中参与这场游戏，有些人赌注小，有些人赌注大，但所有人都面临着持续的风险。 老一辈人仍在怀念那种“甜蜜的宁静”—— 在土耳其统治时期，这被视为公共与私人生活的终极目标与最完美形态，即便在奥匈帝国统治的最初几十年，这种宁静也依然存在。 他的话语中，充斥着大量空洞无物的豪言壮语，却也不乏精准反映现代生活需求的深刻见解；他将一个民族最深切、最迫切的渴望——那些常常被认为永远无法实现的梦想，与日常生活中合理且触手可及的诉求，融为一体；他将那些历经数代人积淀方才逐渐成熟的伟大真理——那些只有青年一代才能敏锐感知，并敢于大声疾呼的真理，与那些永远不会熄灭、却也永远无法实现的永恒幻想，交织在一起。毕竟，每一代青年，都会将这些幻想，如同珍贵的神话遗产一般，传递给下一代。毫无疑问，这个年轻人的慷慨陈词中，有许多观点都经不住现实的检验，有许多假设也无法通过实践的考验。但即便如此，他的话语中，依然洋溢着蓬勃的朝气，蕴含着滋养人类文明之树、使其永葆生机的宝贵精神养分。 他成了社会主义者！社 — 会 — 主 — 义 — 者！我们是犹太人还不够，现在还要加上这个！哦，伟大的唯一的上帝啊，我到底做错了什么，你要这样惩罚我？社会主义者！ 面对宪兵军官苍白的面容与凶狠的目光，即便是最执拗的人，也只能顺从。 他们中没有人能逃离这片黑暗的群山，没有人能看到那个美国。 这么多年来，从来没有人问过我们的意见，也没有人把我们放在眼里。德国人入侵波斯尼亚时，苏丹和皇帝都没有问过我们：‘贝伊们，土耳其的贵族们，你们愿意吗？’塞尔维亚和黑山崛起，那些该死的基督徒夺走了土耳其帝国的半壁江山，也没有人看我们一眼。现在，皇帝向塞尔维亚宣战，还是没有人问我们，只是给我们一些步枪和弹药，让我们当德国人的打手，去追捕塞尔维亚人，这样他就不用派兵去沙尔甘作战了。 土耳其人被迫撤离塞尔维亚境内的城镇。奥斯曼贵族们逃往土耳其。奥匈帝国占领了波斯尼亚。1912 年巴尔干战争爆发了。土耳其军队围绕新瓦尔沙抵御塞尔维亚与黑山军队战斗。土耳其军队最终撤出了桑扎克。 两名匈牙利农民出身的士兵，沉默地吃着面包与咸肉，上面撒着红辣椒。用小刀一点点切着面包与咸肉，随后，他们从铁皮罐中喝了几口酒，点燃了短烟斗。 这么多年来，他看着他们对这座桥呵护备至，清理、修缮、加固地基，铺设输水管道，安装电灯，可终有一天，他们会像对待山间岩石般，轻易将其炸毁，仿佛它从未是一份遗产、一份福祉与美景。如今真相大白，一切都昭然若揭。他一直都明白这一点，但现在，即便是最愚蠢的人也能看清。他们从最坚固、最持久的事物开始摧毁，肆意掠夺真主的馈赠。谁知道他们会止步于何处！看吧，就连这钢筋铁骨的大桥，也已开始像绳索般崩塌；一旦开始，便无人能阻挡。 明日自有明日运 兄弟阋xi墙

为了塞波黑旅游，我读了这本书。作者以桥为主角写普通人的故事。桥是沉默的旁观者，见证了从奥斯曼到奥匈直至一战前后这几百年间普通人的日常和重大事件，反映了波斯尼亚人被政治所裹挟的命运多舛。 到了波黑，我发现这里真是山多、河多、桥多。南斯拉夫电影“桥”写二战时游击队阻击纳粹而炸桥的故事。里面有句台词“你建桥，我炸桥，咱俩是同行。”而当我站在始建于奥斯曼时期、逃过了奥匈/一战/二战、却最终在1993年波黑内战中被炸毁、又于2004年重建开放的莫斯塔尔老桥上，我想起了《德里纳河上的桥》最后的片段：“看吧，就连这钢筋铁骨的大桥，也已开始像绳索般崩塌；一旦开始，便无人能阻挡。” 作者真是一语成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