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赵粤
本书全景式展现西方药业在中国的发展历程。开篇探讨公元前200年至公元1800年间,中国与中亚、南亚邻国在人员、药物及思想层面的交流互动。1800年至1949年部分,则以主题式展开,多章节深入剖析药物零售、批发、制造业的关联,聚焦个人、公司、医药机构的作为,其合力深刻推动现代中国接纳西医药学,持续影响当下医疗体系。本书的读者对象包括药学、西药史、制药工业等领域的研究人员,以及对中医药与西方医学的互动史、药学发展史感兴趣的大众读者。
从西药东渐看中国药师群体沉浮 自鸦片战争以来,国门洞开,西方的医学和药物成体系地传入中国,逐渐形成了传统医学和现代医学两套独立的医学体系。在此之前,中国传统医学虽然吸收了部分西方药物,但是都是在传统药理学框架下对西方药物的认识(例如金鸡纳霜、烟草、巧克力、鸦片和西洋参)。医师和药师这两个在西方有悠久历史的职业也进入了中国的社会。 公元1240年,神圣罗马皇帝腓特烈二世颁布法令,正式将医学与药学分开。这项法令确立了专业分工,也标志着药学作为一门独立职业的法律地位开始形成 药剂师在西方是与医师同样古老的职业,然在西方社会都是医疗实践中不可或缺的角色,而在中国近代医疗实践中,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建立的是一个医师主导的“西医”体系,而非真正“西方”式的医疗体系。正如本书详细介绍的中国近代药学教育的坎坷历程,北洋军医学堂将医学班和药学班合并、孟目的试图建立药学高等教育失败,最终只能建立“药专”(今天的药科大学)。时至今日,中国大陆的执业药师依旧被视为“卖药的”,临床药师仍然在诊疗中缺位。这不禁让我们想起西方医学在中国的传入时机对中国“西医”体系的塑造。 早起的西方药师和化学家都共享“chemist”头衔,因为当时西药几乎没有成品药,大多数西药是天然动植物的提取物(例如欧乌头、甘草、鸦片和洋地黄),药剂师要在自己的小实验室提取其中的活性成分,少部分化学品也是粗制工业产品。这些化学物质都需要药师纯化并制成药丸、膏药和糖浆,病人凭借医师处方来购买。但是十九世纪中期,注射针筒、糖衣片和胶囊的发明让成药的普及变得可行,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磺胺类抗菌药物的发明,工业化成品药物几乎完全击败了药剂师的小化学实验室,药剂师在西方从社区健康守护者逐渐变成发药的售货员,而此时的也正式中国现代药学教育的起步阶段,虽然我们不可否认中国药学先驱在科学前沿的努力,但是西方基层药剂师的地位下降确实影响了中国决策者对药师培养方案的设计。直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临床药学在美国的崛起才改变了药师的地位(从配药化学家到医师用药参谋的角色转变)。 由于中国西方医学体系的崛起伴随着西方药师的衰落,而1949年后中国与西方交往的断绝使得中国的医师与药师关系一定程度上被定格在了二十世纪初的岁月,并延续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