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域之眼看中医【中华书局出品】

高晞主编的《异域之眼看中医》通过全球视角分析中国医学史的多样性与复杂性，探索了中医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应用和影响。梁其姿呼应近年来史学界的“物”的转向，将焦点对准食物与药物这一长期被忽视的领域。她认为，“物”犹如知识建构的密码的“黑盒子”，打开这一黑盒子有助于揭示传统医疗文化的深层结构。文章梳理了中国传统中食物与药物的模糊界限——食疗本草的传统源远流长，食与药之间并非截然二分。在此基础上，梁其姿介绍了西文世界关于食物与药物历史的最新研究，特别关注食物在疾病、身体和环境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她进一步指出，近代中国疾病史、身体史、环境史的研究正在向食物史转向，这一转向为我们重新理解传统医疗实践提供了新的路径。 奥林热的文章将视线投向19世纪初的法国，讲述了一位兼具医生与汉学家双重身份的学者——雷慕沙（Jean-Pierre Abel-Rémusat，1788—1832）。雷慕沙出身医学世家，1813年获巴黎医学院医学博士学位，其博士论文以波兰耶稣会士卜弥格翻译的“中医舌诊”为研究对象，是西方第一篇以医学科学方法研究中国医学的论文。1814年，他受聘为巴黎皇家学院首位“汉满鞑靼语言文学”讲席教授，成为法国汉学的奠基人之一。文章详细介绍了雷慕沙的习医经历、1813年巴黎的医学知识氛围、他在汉学视野下对中国医学的看法，以及他与1825年法国第一次“针灸热”的兴起之间的关联。这一研究不仅勾勒了一位早期跨文化学者的知识生涯，更揭示了中医知识西传欧洲的一条重要通道。 徐源与罗维前基于其共同编辑的《劳特利奇中医学手册》，对中医的边界与多元知识结构进行了重新界定。文章从八个方面展开：长时段中制度与传统的形塑、疾病与治疗、食物与性、灵性与正统宗教的修炼、汉字文化圈的医学世界、分布广阔的侨居群体、议而不定的现代性，以及一个引人深思的设问——“中医之终结？”。这一框架突破了以经典文本为中心的论述方式，将中医视为一个动态的、边界不断游移的知识体系，涵盖了从制度到身体、从宗教到性别的广阔光谱。两位作者认为，唯有承认中医的多重面向，才能真正理解其复杂性与生命力。 韩嵩的研究焦点极为独特：古代中医医者运用手掌占卜的“掌诀术”。这一技术在中国本土研究中往往被当作迷信而加以摒弃，韩嵩却从中发现了深刻的认知意义。文章从其同事用手掌占卜的个人经历引入，进而从中西记忆术的视阈下梳理中国医学中的“掌诀”记忆法。她指出，7至18世纪的中医医者利用双手进行诊断、记忆、计算、预测，并做出临床决策。韩嵩认为，中国医者以复杂的方式将身体工具化，这种做法从根本上提高了他们的认知能力，而非仅仅是“迷信”。文章最终落脚于“扩展思维”的理解框架，主张从技术型身体观的角度重新评价这些被现代眼光所遮蔽的传统智慧。 冯珠娣是人类学家，她从田野调查出发，对中药的“五味”理论进行了全新的阐释。文章首先追问“这是人类学吗？”，继而提出“作为人类学的中医”的方法论立场。在中药学体系中，“味”并非单纯的感官体验，而是具备直接影响生理与病理能力的“强效属性”。冯珠娣将“五味”解读为一套关于味道、身体与宇宙关联的“相关性科学”。她的解读不同于中国医家和本草学者的传统认知，一度引起学者们的疑惑与讨论。这种以人类学方法重新审视中药理论的做法，使中医从一个被检验的对象，转化为一个自主、丰富的意义世界，方法论上的启发意义深远。 罗芙芸的田野调查聚焦于美国田纳西州纳什维尔——一座以乡村音乐和基督教福音派文化闻名的美国南方城市。令人意外的是，这里也是针灸诊所高度密集的地方。罗芙芸追溯了针灸在田纳西州的起源，考察了从世界各地来到美国南部的中医从业者的生命历程，分析了针刺市场的多种从业方式。她特别追问：是否存在一种“纳什维尔之气”？这一设问背后，折射出中医在跨文化传播过程中所面临的“边界斗争”——中医理论的核心概念“气”能否在异质文化语境中被理解、被接受？患者与从业者又如何看待中医的疗效？罗芙芸认为，这些问题的答案揭示了中医在全球化时代的地方性知识生成机制。 刘焱的文章挑战了一种普遍的现代认知：中医是温和的、天然的、无副作用的。他通过详实的史料揭示，中国古代本草书包含大量有毒药物——从《神农本草经》中的剧毒植物“附子”，到致幻性的“麻蕡”，再到汞化物丹砂等矿物类毒药。刘焱指出，在中古时期（六朝到唐中期），毒与药的关系极为紧密，医生、道士、官员乃至平民都使用有毒之药来治疗疾病与修道升仙。其核心理念是“猛烈”而非“有害”：只要采用适当的技术，毒物就可以转化为药物。文章进一步将“毒”与欧洲医学史中的“pharmakon”概念进行比较，呈现两种医学文化中对毒药理解的异同，促使我们反思当代对药物认知的历史建构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