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园的忧郁

在梳理文学史时看到郁达夫的部分，提到《沉沦》受到《田园的忧郁》的影响。出于好奇，我便翻开了这部百年前的作品。 《田园的忧郁》是日本唯美派代表作家佐藤春夫，基于其本人1916年前后隐居乡村的真实经历创作，最初以《病蔷薇》为题发表。 通过一位厌倦都市喧嚣的青年携家眷避居乡间，初期沉醉于自然之美，但随着时间推移，内心的忧郁、焦虑与孤独并未消散，反而在田园的单调和季节的流转中被放大，最终陷入更深的虚无与幻灭。 展现了日本大正时期知识分子特有的“世纪末的颓废”，探讨了内在自我与外部世界无法调和的核心矛盾。 没想到，书中那种朦胧、颓废的气息，竟唤醒了部分丢失的记忆。 大约三四年前，曾为租房去看过一套别墅。已经忘记是坐车还是走路，只记得弯弯绕绕了很久，最后停在湖心与世隔绝的位置，一栋老旧的别墅。 大病一场，这些事早就忘个精光。直到早上和对象确认，才相信它是真实的。 书中的主人公的忧郁，并非来自外部的压迫，而是源于自身过剩的自我意识与过于敏锐的感受力，这也使他无论在何处都无法安顿自己的灵魂。 那种状态，与我当年的心境非常相似。也许正因为这样，这段记忆才会被这本书带出来。我突然明白：心若未宁，纵然避世隐居，也是徒劳。 佐藤春夫（1892—1964）生于和歌山县，中学毕业后前往东京，加入与谢野宽的新诗社，创作了大量诗歌。他拜当时一线批评家生田长江（1882—1936）为师，后与谷崎润一郎相识，开创了艺术至上主义小说之新风。1918年，未满二十七岁的他在杂志《中外》发表了《田园的忧郁》，将精神的疲惫、无为的情绪与面对生机盎然的自然风物所感到的震惊，如散文诗一般汇入这部中篇小说，由此与谷崎润一郎、芥川龙之介并称为当时艺术至上主义的代表作家。 佐藤春夫与相关人物的关系 1.佐藤春夫与谷崎润一郎之间有一段令人哭笑不得的往事。 1915年，谷崎润一郎（29岁）与谷崎千代（19岁）结婚。千代是谷崎曾爱慕的姐姐初子的妹妹，性格温顺，但谷崎很快对婚姻感到厌倦。1917年，他以“写不出小说”为由与千代分居，实则是为了与年轻貌美、性格活泼的妻妹圣子单独生活，千代独自抚养女儿鲇子。 1918年前后，佐藤春夫（26岁）经谷崎引荐进入文坛，视谷崎为老师，常出入其家，因而结识千代。1919年至1920年间，佐藤的婚姻失败，与千代接触渐多。千代因丈夫与妹妹的关系向佐藤倾诉，佐藤由同情转为爱慕。1921年初，谷崎向佐藤提议“让妻”，表示愿与千代离婚，希望佐藤能娶她。佐藤应允，并认真考虑与千代的未来。但同年1月，谷崎单方面反悔，收回约定。愤怒的佐藤前往谷崎住处（小田原）质问，双方爆发激烈冲突，即所谓“小田原事件”，二人自此绝交。 冲突期间（1月28日至2月4日），佐藤春夫写下长达六十多页的长信交给千代，但千代态度暧昧，未明确选择佐藤。1921年至1925年，三人的关系破裂后各有人生变故：谷崎在1923年关东大地震后迁居关西；佐藤与妻子离婚，并于1924年左右再婚；千代留在谷崎家，后与寄居的青年和田六郎产生感情，但和田最终自行离去。 1926年，绝交五年的佐藤与谷崎在东京重逢，关系缓和，重叙友情。1930年，佐藤已第二次离婚，千代与谷崎的关系也无法挽回。时隔九年，佐藤与千代再次走到一起，正式决定结婚。为公开此事，谷崎润一郎、千代、佐藤春夫三人联名发表了著名的“离婚书”，告知亲友与公众：千代与谷崎离婚，并与佐藤结婚，此事被称为“让妻事件”，在社会上引起巨大反响。 婚后，佐藤春夫与千代生活稳定，佐藤迎来创作高峰，直至1964年因心肌梗死去世。千代又活了十七年，于1981年去世，享年84岁。谷崎润一郎则将这段经历（特别是千代与和田的恋情）写进小说《食蓼之虫》，并创作了多部以相关女性为原型的作品，文学成就斐然。 2.佐藤春夫与郁达夫的友谊始于文学。1918年前后，佐藤以《田园的忧郁》成名，正在日本留学的郁达夫深受影响，早期代表作《沉沦》中可见其风格。1920年代佐藤访华，郁达夫亲自陪同，两人结下深厚交谊。 1937年9月，日本设立内阁情报部，后升级为内阁情报局，统管陆海军报道部、外务省情报部及内务省警保局图书处，形成宣扬国策、镇压思想的指挥中枢。检查制度全面收紧，言论自由被压制，作家失去创作与生活保障，思想家、文学家相继入狱，整个国家沦为一座大牢狱。郁达夫据此严厉指出，日本的文化与文学“是一种完全稀有的反动与后退的现象”。 他将战时的日本作家分为四类：第一类是以色情怪异为主眼的作家，如吉川英治、白井乔二，出身艺术派，作品虽写古代生活，实则“成了高扬武士道，提倡日本主义的帮凶犯”；第二类是甘为走狗的帮凶作家，如岛木健作、佐藤春夫、林芙美子、菊池宽、林房雄、片冈铁兵等，其中多人原属左翼或社会主义阵营，战争爆发后迅速蜕变，受内阁情报部指使，以从军作家身份来华，充当侵略战争的吹鼓手；第三类是专为军阀唱赞歌的“喇叭作家”，如火野韦平、日比野士郎、栋田博，实际由日本法西斯豢养，以随军记者身份撰写歪曲的战争报道；第四类则是军部指挥下的“农民文学恳谈会”，其目的是对本国人民进行欺骗宣传。 抗战全面爆发后，佐藤春夫立场剧变，创作电影故事《亚细亚之子》，影射侮辱郁达夫、郭沫若，吹嘘日军胜利，教唆中国人充当汉奸。郁达夫痛加斥责：佐藤本是“出卖中国野人头吃饭”的人，平日里颂扬中国，“毛色一变”竟阿附军阀，“真的比中国的娼妇还不如”，是“最下流的娼妇”。这段跨越国界的文人情谊，终在战争中彻底决裂。 3.左翼文坛领袖鲁迅与“右翼之雄”佐藤春夫 佐藤春夫早年倾向自然主义，后转向充满古典情绪与唯美色彩的浪漫主义诗歌，深刻表现了资本主义社会下人们的精神倦怠，被誉为近代小说的典范。正是由于这种近代意识，1920年代初鲁迅与周作人合译《现代日本小说集》时，专门劝周作人增译佐藤春夫的小说。此后十余年，鲁迅几乎未再提及他。随着日本左翼文艺运动高涨，佐藤被称为“右翼之雄”，而鲁迅则成为中国左翼文坛领袖，二人道路迥异。 但1932年，佐藤春夫的名字频繁出现在鲁迅日记与书信中。同年，佐藤发表《〈故乡〉译后记》，这是继山上正义之后日本介绍鲁迅最重要的文章。他在文中称鲁迅为“中国近代文学之父”，评价其“作品中具有很深的传统意味”，并引用美国《新群众》杂志的评语，称鲁迅为“中国最伟大的小说家，全国左翼作家联盟的领袖”。佐藤对鲁迅的理解，其价值不在于认同中国的政治评价，而在于他发现了鲁迅作品中与中国传统文学的深层联系。他翻译《故乡》的动机，正是因不满日本近代文学与传统隔绝，意在促使人们向鲁迅作品中的“中国古来的诗情”学习。 1936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当晚，佐藤写下悼文《月光与少年——鲁迅的艺术》，感叹“永生的恨事”，并再次强调《阿Q正传》的成功在于其“中国风”，认为鲁迅作品虽充满传统意味，却使欧洲人更易理解中国民族性的深奥。鲁迅虽未对佐藤本人做出评价，但在致增田涉、山本初枝的信中多次提及佐藤的译介与邀请，显然看重这段友谊。一位左翼文坛领袖与“右翼之雄”的文字因缘，以及佐藤从传统文学角度对鲁迅的解读，至今仍为鲁迅研究提供着有益的启示。 4.日本战后作家中上健次评价佐藤春夫 中上健次在《故事的系谱》中，从地域历史的角度批判佐藤春夫。他认为佐藤出身医生家庭，自幼熟读汉诗汉文，与当地“兴旺的木材商人”气质相通，因而无法正视故乡纪州新宫“充满血糊、血泥和脓水”的黑暗面。他指出，《田园的忧郁》本质上是“败北的”小说——它讴歌自然风景，却回避了地方社会的苦难现实，体现了佐藤春夫作为特权阶层知识分子的认知局限。总之他要说的是，这篇小说“没有故事情节”，只是“避通俗而行”。 从文体风格来看，前期创造社作品与日本的“私小说”都具有浓厚的抒情色彩。就叙事结构而言，小说故事情节的不完整、结构的松散、以情绪而非情节推动叙事的发展，是创造社小说与日本“私小说”共同的文体特征。结构的松散是日本小说的普遍性特点，无论在近代文学作家夏目漱石的小说中，还是在现代文学作家川端康成的小说中，都有突出表现。总的来说，“私小说”专注于描写作家身边的琐屑小事，没有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这一点对创造社作家的影响最为深刻。和中国传统小说偏重故事情节的戏剧性不同，创造社作家的小说多以自叙传和心理写真为主要特色，以抒发主观感情为叙事核心，作家致力于描写个体的精神悲剧史，而非跌宕起伏的传奇故事。 所以我对于“没有故事情节”这点就觉得还好啦。

《苏门答腊的郁达夫》：1921年，他与郭沫若等留学生伙伴结成文学团体创造社，同年出版了创作集《沉沦》，在中国引起了极大反响。其中收录的小说《沉沦》明显受了佐藤春夫《田园的忧郁》的影响。

逃离喧嚣的都市，他带着妻子与宠物来到武藏野，却逃不开内心的焦虑与幻觉；阴雨、蛙声、蔷薇虫害，交织出一幅病态而美丽的田园画卷，让人共鸣于现代人的孤独与颓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