抄写员巴托比

全篇是以雇主的角度写，但是也能看出来，雇主是理亏的，要不然不会特地强调“合乎常规”“顺乎常理”，因为如果真的是这样，他就不会说出来。而且，他不断凭借另外三个雇员，不断向他们确认，自己是对的，巴托比是错的。 巴托比的拒绝看似是不称职，但实际上也是合理正当的要求。叙述者把雇员工具化，不把他们当一个活生生的人。巴托比发现，并拒绝工具化。评论区大部分指责巴托比不尽职，但我看到的恰恰是一个尽职尽责却被雇主要求额外做事情，他的工作是抄写，校对和跑腿都不是他工作的内容。 而后面，巴托比的不工作，是因为他已经失去了工作的能力，此前，叙述者唯一的不满便是巴托比不听命令，而对巴托比的评价也是勤勉。人们总是责怪巴托比，但是谁让巴托比变成这样的，巴托比贡献了自己的一切，其中也讲了巴托比因为工作眼睛受损。就像是《变形记》中的格里高尔。卡夫卡比较直给，而麦尔维尔绕了一个圈子。 是的，寄居在老板的办公室，的确不礼貌，但他已经无路可退，还能去哪里，尽管批判巴托比的无礼，但也别忘了，是什么让巴托比这样的，是叙述者没有明说，但充斥整篇小说的对雇员的剥削。包括火鸡和钳子，分别在下午和上午就暴躁无比，这很难不怀疑是在暗示叙述者管理的暴虐。 叙述者多次看望巴托比，不是基于怜悯，而是愧疚。

这个故事写了一个人的困境，从社死到真死，引起了许多的情绪和思索，越是想写越纷乱，拖拖拉拉地来记录一点，完全是出于对作品的喜欢。 “我宁愿不”。巴托比对老板的合理要求一如既往的反抗用词，从始至终。 如果他能多说几句话，或是尝试说不同的话，是不是就会开一道口，使光照进去，自己也被救赎？只是哀莫大于心死，人间已经容不下他的绝望，任何表达都无从表达。于是只剩下抗拒。本能的抗拒，是自我保护也是自我隔绝。哎！世间无限丹青手，一腔决绝画不成。 他困住了自己，也困住了老板。是否，人人都有类似的困境，只是程度不同而已？总觉得巴托比的困境源头不仅仅在于做“死信”工作所导致，它更像是一个更宏大的人生困局。 工作作为普通人赖以生存的基本主题，无论在小说还是在现实中，似乎都是造成巴托比深陷囹圄的关键。但是人们似乎忘了，除却工作我们还不可避免地生活在各种各样的关系中，而好的关系也是人存活于世的不可或缺项。 朋友、家人、爱人，甚至同事、老板，陌生人，如果保持顺畅的交流、爱心的互助，互相的理解尊重，哪怕在阴雨连绵的日子也能在心中升起一架彩虹吧，而这一架彩虹是否能成为走进巴托比内心深处的桥梁，我虽不得而知却希望它能存在着。 作者没有介绍他的身世背景，他的成长遭遇，他的原生家庭，他的恋爱史，他的受教育程度以及为什么他会做“死信”的工作？ 大量的留白让人可以大胆推测，人生困境，千人千面。 故事的结尾，他不听老板的解释，误将善良当作恶意，拒绝吃饭，拒绝帮助，但却又自尊地预备着自己的死亡。我忽然想起了孔乙己，他在坚持什么呢？究竟是他自己搞错了一些情况呀。 无法用常人的标准来评价我们的巴托比，因为并不知他经历了什么，不随意评价就是最大的善意，但心中全是落寞和无奈。 这是一场悲剧，一个社会对一个人的淘汰，一群人无意中对他们同类的伤害。正是因为不经意，才顿感无限悲凉。 唯有老板从始至终那来自信仰支撑的善意才让人感到一点人间值得。这也是喜欢这本书的原因，在冷峻与刚硬的决绝中还有一丝怜悯与柔软的力量在与之抗衡，即便微乎其微无济于事，那抹温情你不可否认。 如果，如果他的同事不要那样粗暴无礼，如果后来的房客、房东能继续善待他，如果社会有爱心机构而不是死亡监狱，他会不会还能被挽救？但愿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 以上，不过是个人猜想。按照作者的意图和思路，巴托比是一个符号，一个虚无的存在主义符号，也许并不是用爱和关系就能轻易挽救的，作者写下这篇难道也是在用文字对抗虚无？ 另外，赫尔曼不愧是美国文学史上最杰出的作家之一，大师的作品还是烧脑的。写完这些字，就珍惜当下的生活吧，想那么多干嘛，开心就好😊 这本豆瓣连续三个月榜单高分作品确实值得一读。

这太有趣了，不用管那些什么“反抗资本主义”，文本本身还不够精彩吗？我甚至能想象出卡夫卡如果读到这篇小说能发出的咯咯笑声。这根本是《审判》的另一面，一位面对坚实无缝的城墙，另一位则说“我就是这堵墙”。如果被审判的是巴托比，最后谁先放弃还不一定呢。更妙的是，梅尔维尔选择了以雇主的视角来讲述这个故事，让读者不自觉地站在了巴托比的对面，更加深了讽刺感。 当然，他们想表达的东西是一致的，没想到这种纯粹的荒诞感已经被梅尔维尔提前半个世纪写出来了，可怕的天赋。 需要重读《白鲸》了，我怀疑之前对梅尔维尔有点误会。

好精彩的一个短篇！ 暂且不管译后记的高深解读正确与否，这个故事本身就很精彩。 我相信现代人看到这个故事，大部分人都是绝对不会同情巴托比的。因为他以“我宁愿不”的姿态拒绝分内工作，到最后甚至完全不工作还住在事务所内不肯走。这一系列行为，在现代人看来，他损害了同事、上司、甚至公司的利益，是不值得同情的。尤其是在事务所的老板“我”甚至愿意留着他、多给他钱、甚至承诺他有求必应的情况下。 但是我们应该要清醒的意识到，我们的时代已然迥异于这部短篇成型的时代，我们的思想本身就确定无疑的包含了资本主义、消费主义的影响。 “我”看起来善良，但是他评价员工，永远都是工具化的。比如火鸡上午工作质量和效率无人能及，只是下午浮躁；钳子上午脾气火爆，下午工作能力又很强等等。 而且文中也直接提到，“我”对巴托比的一些善意之举，其实主要来自于“我”的虚荣心。比如，如果是别人，对待巴托比可不会这么好。一位老板的善良，是有限度的。 “未开化的狭隘之辈日复一日的消磨，终将磨穿慷慨之人的坚定决心。” “我”选择的方法是，把事务所搬走，眼不见为净。 细细想来，也真的很难说“我”是真的善良还是一种高高在上、虚荣心持续作祟的无所谓的施舍。 巴托比的悲剧性结局是注定的、无可更改的。因为他不愿意踏进主流社会一步。 最后那则传言，不管是真的还是假的，可以确定的是，巴托比不认可当时社会的运作方式，也不会做任何违心之举，哪怕会死，他也宁愿不改变任何一点。 我后来细细阅读的时候，我是同情巴托比的，因为我们每个人心中或多或少都想成为他，都想对很多事情说“我宁愿不”，但我们因为各种各样的理由没有勇气这样做。 也正是这样，我们不能痛恨或者讨厌我们想成为却又没能成为的人，不是吗？

他的拒绝不是躺平或懒惰摆烂，而是对工具化人生的消极突围，职场规则要求人服从指令，完成分工维系人情体面，可巴托比不愿被工作定义价值，不愿为他人的善意与规训妥协，更不愿强行融入功利的社交体系，先锋主义文本坚守自我边界的存在，好比00后常说的：为什么，我不愿意，也只限当代整顿职场，有点生不逢时。

看什么巴托比的故事！还不是永远事事有回应件件有落实，第一时间回复老板“好的收到”；还不是休年假也背着笔记本电脑，帮他改汇报ppt到夜里10点；还不是担下了岗位职责以外的许多许多工作，自觉提高自己的剩余价值。我们羡慕巴托比平静又坚决地说出“我宁愿不”，但也对他社会性死亡的凄凉结局心有余悸。就算看透了仓鼠之轮的真相，就算明知道是无意义的消耗，明知道精疲力竭也只换来原地踏步，谁还不是在打起精神努力奔跑呢？比起勇敢怼老板的巴托比，我们更像那个律师，在焦虑、妥协和自我安慰中，小心翼翼地维护着摇摇欲坠的职场平衡。我们既是受害者，也是这个荒谬系统的维护者。我们在每一次想要脱口而出“我宁愿不”的时候，却最终选择了在冰冷又体面的写字楼里，继续扮演一个情绪稳定的成年人。

已经记不得书架上是什么时候多了这一本《抄写员巴托比》。 但放都放了，闲着也是闲着，不如刚好看看。 故事出乎意料地短，2.7万字，我读完用了27分钟。然而，这个如同小矮人一般迷你的故事，带来的威力却异常庞大——不亚于牛顿忽然被苹果砸中，也不亚于郭芙蓉兴冲冲地勇闯江湖，最后却发现自己一路干下的“好事”，其实全都是坏事。 让人先是顿住。 然后反复琢磨。 再摇摇头。 最后，陷入沉思。 巴托比，华尔街上一名沉默寡言的抄写员。 他来到一家律师事务所工作，最开始勤勤恳恳，几乎以一种不眠不休的姿态抄写文件。直到有一天，老板让他和其他抄写员一起校对一份文件——这是再普通不过的工作，甚至本来就在抄写员的职责范围之内。 他却平静地回答：“我宁愿不。” 没有发脾气，没有控诉，也没有拍桌子走人。 他甚至不像是在拒绝。 他只是在陈述一种偏好。 后来，老板让他跑个腿，他说：“我宁愿不。” 老板让他去邮局，他说：“我宁愿不。” 再后来，他索性连抄写也不做了。每天只是站在办公室里，看着窗外近在咫尺的一堵高墙，长久地发呆。 老板让他离开。 他还是说：“我宁愿不。” 老板想尽了各种办法，讲道理、给钱、发脾气，甚至试图为他介绍另一份工作，巴托比都不为所动。最后，老板实在无计可施，只能自己把事务所搬走，把巴托比和那间办公室一起留在原地。 是不是很诡异？ 老板让你做点举手之劳的工作，你竟然拒绝了？ 不仅拒绝，后来还越来越“嚣张”：上班不干活，被辞退也不离开，最后甚至逼得老板自己搬家公司。 那你到底来公司干什么？ 让老板白养你吗？ 看到这里，我几乎本能地站到了老板一边。 没办法，我们实在是太优秀的打工人了。 我们懂规矩，识大体，知道领了工资就应该干活；老板偶尔让我们做点职责之外的事情，我们还会先反省是不是自己不够配合；我们不肯损害老板的一点利益，却可以一再压缩自己的边界。 我们已经熟练到，甚至不需要老板亲自出手，就会主动替老板管理自己。 可有意思的是，这个故事恰恰是从老板的视角讲述的。 我们所知道的一切，都来自这位华尔街律师。他谨慎、体面、自认为善良，也确实比大多数老板更有耐心。他同情巴托比，容忍巴托比，甚至想过要把巴托比带回自己家中。 可是，无论他多么善良，他依旧只能从自己的逻辑理解巴托比： 一个人为什么不工作？ 一个人为什么不服从？ 一个人为什么拒绝对自己“有利”的安排？ 一个人怎么可能什么都不要？ 在老板的世界里，每一种行为都应该有原因，每一个人都应该有用途，每一种善意都理应得到回应。 可巴托比什么都不解释。 他没有讲述自己的创伤，没有控诉不公，没有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说，也没有努力把自己的拒绝包装成某种伟大的反抗。 他只是一次又一次地说： 我宁愿不。 于是，这个故事也蒙上了一层始终无法揭开的雾。 巴托比真的像老板笔下那样不可理喻吗？ 他是在消极怠工，还是已经失去了继续生活的能力？ 他是在反抗资本和秩序，还是只不过累到了连反抗都没有力气？ 我们不得而知。 故事最后，人们才隐约听说，巴托比曾经在华盛顿的“死信局”工作。所谓死信，是那些无法寄达、无人认领，最终只能被拆开、焚毁的信件。信里可能装着迟到的钱、未能送达的原谅、无人知晓的爱，以及永远无法抵达收件人手中的希望。 这是关于巴托比过去的唯一线索，而且作者甚至不肯告诉我们，它究竟是不是真的。 但我忍不住去想：一个人如果日复一日地处理这些永远无法抵达的信，会不会渐渐觉得，世间所有的表达其实都没有意义？人们不停地写，不停地寄，不停地期待回应。可有些话永远不会被听见，有些爱永远不会到达，有些努力从一开始就注定落空。 那么，继续工作是为了什么？ 继续说话是为了什么？ 继续活着，又是为了什么？ 有人说，这个故事讲的是现代劳动对人的异化；有人说，它讲的是打工人最彻底的反抗；也有人觉得巴托比就是精神有问题，不好好工作，被赶走也是活该。 千姿百态，精彩纷呈。 但我一直没有想明白，我对这个故事的感受究竟是什么。 我一边觉得，巴托比怎么能这么做？ 老板让你校对一下，你就校对一下呗。大家都在工作，凭什么只有你可以拒绝？这个老板已经对你足够好了，你为什么不能稍微配合一点？ 可另一边，我又为自己产生这种想法而感到痛苦。 我为什么如此自然地站到了老板那边？ 为什么当一个人拒绝工作时，我最先想到的不是“他发生了什么”，而是“他给别人添麻烦了”？ 为什么我们总是习惯用一个人是否勤劳、是否配合、是否对集体有用，去判断他值不值得被理解？ 难道一个人只有正常工作、遵守规则、不给别人造成困扰，才有资格得到同情吗？ 我一边觉得巴托比脆弱、可怜，像一个早已被世界耗尽的人；一边又觉得他勇敢，甚至有一点令人羡慕。 因为他敢于说出那句“我宁愿不”。 我们当然也会拒绝。 但我们的拒绝通常需要理由。 我今天身体不舒服。 我手头还有别的工作。 这个需求确实不在我的职责范围内。 我们必须证明自己的拒绝是合理的，证明我们不是懒惰，不是不配合，不是一个糟糕的人。 可巴托比不证明。 他不辩解，不争取理解，也不试图说服任何人。 “我宁愿不”不是“我不能”，也不是“我不应该”。 它只是说：我有一种与你不同的意愿，而我选择忠于它。 这种拒绝看起来如此微弱，又如此坚硬。 微弱到它没有改变任何制度，没有打倒任何人，甚至没有真正拯救巴托比自己；坚硬到整个讲究效率、服从与交换的世界，都拿它毫无办法。 最开始，老板觉得只要再劝一劝，巴托比就会恢复正常。 后来他才发现，巴托比拒绝的或许不只是某一项工作。 他拒绝的是参与。 拒绝解释。 拒绝成为一个有用的人。 最后，甚至拒绝继续活下去。 这本书已经读完很久了，巴托比却总会在某些时刻忽然从我的脑海里蹦出来。 当我下意识地答应一件自己并不想做的事情时； 当我努力为自己的疲惫寻找一个足够正当的理由时； 当我看见一个人无法正常工作、无法融入集体，第一反应是责怪他不负责任时； 我都会想起那个站在高墙前、面色苍白的抄写员。 我依旧不知道巴托比究竟是什么样的人。 不知道他经历了什么，才一步步退到世界的边缘；不知道他的拒绝究竟是一场无声的反抗，还是一种缓慢的自我毁灭；也不知道当他说出“我宁愿不”时，内心是否曾期待有人真正听懂。 我不得而知。 也许这正是这个故事历经一百多年，依然令人不安的原因。 它没有告诉我们巴托比为什么变成这样。 它只是把他放在我们面前，然后轻声问道： 当一个人不再愿意按照这个世界的规则生活时，我们究竟应该责怪他、拯救他，还是先试着理解他？ 而面对这道问题，我思考了很久。 最后只能回答：我宁愿不着急下结论。

这篇小说颇具韵味，即使放在如今来看也算一部优秀的短篇，可有趣的是它发表于1853年。1853年，狄更斯在连载《荒凉山庄》，萨克雷写完《名利场》没几年。主流的角色塑造逻辑是：人物要有丰富的细节、可辨识的个性、可追踪的动机。角色是为人性画肖像。在这种时代的错位下，就显得这篇小说惊为天人了。 且全文采用了“不可靠叙述者”的手法，律师这个第一人称叙述者，从头到尾都在解释自己、证明自己，但他越解释，读者就会越觉得不对劲。这种写法后来变成了现代主义的标配。但在1853年，几乎没人这么写。亨利·詹姆斯还要再过几十年才开始玩这套。 另一点是：小说没有闭合。巴托比死了，死信办公室的暗示抛出来了，但问题没有解决。律师结尾那句著名的感叹“唉，巴托比啊！唉，人类啊！”是全文最暧昧的一句话。它是感慨，是逃避，也是律师给自己找的最后台阶。他没有学到什么，读者也没被喂一个道德教训。这种开放性也是现代小说的特征。 以下是对巴托比人物形象的基本概括： 1.核心动作：“我宁愿不。” 这本质是一种偏移：他不说“我不愿意”，不说“我拒绝”，不给理由。他把主动的选择变成被动的偏好，让他人的追问失效。 2.没有秘密：他并非一个藏着伤痛往事的人。死信办公室的暗示是虚晃一枪，给不了真正的解释。 3.他没欲望，没恐惧，没社会关系，没过去，他只有一个“在场”。 4.不能被确定。他是一个近乎荒诞的角色，只有一个明显的动作，那就是静止不动地拒绝。读者能看到他，但无法理解他。 5.对人物话语塑造的荒诞。他的“我宁愿不”被文中角色反复使用到近乎滑稽，就拥有了一种黑色幽默。 6.和全书的关系：三个配角（火鸡、钳子、姜饼）各有怪癖但可沟通可管理，巴托比不可管理。他们是正常人的漫画化，巴托比是正常人的减法化（即只有存在）。

不小心打开《抄写员巴托比》，毫不夸张地说，我被它震撼了。篇幅不长，后劲贼大。 “我宁愿不” “I would prefer not to” 谁没有幻想过拒绝别人呢。但是想象和实践还是有差距的，我们被社会这个词驯化太久了，我们听了太多关于社会什么什么的，等你出来社会你就知道了，等你被社会毒打你才知道……等一等，忍一忍，社会用法律和常识来规范人类，人类在牙牙学语的时候就被灌输要合群，所以我们自我检讨、反省、纠结……我们放弃说“我宁愿不”的机会，我们委屈，我们抱怨，然后骂骂咧咧…… 巴托比从最初的宁愿不核对自己抄写的文件，到宁愿不回应任何工作上的要求，放弃与他人沟通，不吃不喝，甚至彻底躺平，拒绝离开……这一系列行为的背后，到底藏着多深的绝望啊！当其他人把对你的同情转为厌恶时，你就知道，离死亡不远了。巴托比式的抗争到最后还是输给了法律。一个人的无谓挣扎，地球却仍在运转，这个世界没有谁没有你不行 。 一想到这，我就忍不住要妥协了，什么都可以，什么都无所谓，只要活着……但如果这么大费周张地来到这个世界，不扑腾两下，真是死不瞑目啊！ （抄写员这个人类复印机在上世纪这种反人类的存在放在今天绝对一秒也存活不了，真的太感谢复印机的发明，感谢科技解放人类双手🫠）

极其保守的后记，那种斟酌损益的陶醉有些可怜。好在正文精彩绝伦，梅尔维尔的天才无法遮蔽，自说自话的安全牌式的解读则多少拉扯了史论现实性的庇护，终归有所挽回。我不认为这是篇简单到一触即离的资本主义诉状，如若偏向后者，有十万个加重控诉的机遇，全然可以施加更残酷、更具身、更反人类的冲击，没有必要使第一人称无可奈何地骚挠头皮，反复审查自身行径，尽己所能为巴托比做实事，直至连退无可退的名为家的隐喻性空间都拱手开放，又在挫败间慌忙逃离。巴托比的凄凉或许更像是一个肉感的生命的欲望因既无触发亦无泻口的现代性封闭消瘦，脱其本相，陌生到无法再被指认，于是只剩某种原始冲动的亲近，叫叙述者无论如何不得脱手，不能忍受完全遗弃巴托比的抉择，因为那是他的，古老的，精神与生活的遗址。就本心而论，我们没有必要振臂高呼享乐的正当，或者说，那原本就是规训所希望的沉湎的、相融的抵抗，一种实际消解自身，抓握安排得当的词汇，不知不觉间毁灭我们真正得以寄存的另一重语境的行动。巴托比在坍塌的语言网络面前失去了精神，丧失对意志的迷信，如同一个任由霸凌者剥去衣衫、呆立原地的孩子，连同对家这样底层的隐蔽的概念构成的信仰都流水般漂去，再将他奉为英雄，如何不是滑向二分法彼端的残忍？继而，假若将巴托比视为叙述者一撇不自知的倒影，某个小小的、弱不禁风的碎片，那么感人的就是觉醒时滑稽而尴尬的日常氛围，不是多么天翻地覆的伟大，是局促，是不知所措乃至不堪其扰，如特技摄影批量打造橡皮模型逃窜于造景的沙盘。私心以为本作在诸多方面与《人鼠之间》及后继的《搏击俱乐部》相似，颇有情感小说的风韵，在复杂秩序网络的积压下无可喘息的近乎原始的天真，怀揣风吹日晒的烂漫，享受临终温存的残酷，不失为后现代亲密关系及爱欲论题的永恒追逐。我能想象巴托比生前残留眼底的最后的生理性的湿润，如何在被主人公抚合双眼的过程中沾湿其手掌；和宁愿不的宣言一样，那是永远徘徊在堆积如山的文法外的幽冥中的符号。巴托比不再需要我，他想，能做的唯有与相识的劳工道别后退回狱所荫蔽的走廊，回转崭新布置的工位，难免再愚蠢而冒失地想到，窗外的华尔街竟依旧如此繁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