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江独钓——柳宗元传

文笔优美流畅，像是在读散文。可作为了解柳子厚的一个基础阅读。。。

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 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这两句诗，小时候背得顺口，觉得不过是一幅雪景画。 四十岁之后再读，后脊发凉。那哪是什么风景，分明是一位文士被整个世界抛弃之后的自画像... 任林举写这本《寒江独钓：柳宗元传》，选的标题就够醒目。他没说“柳宗元评传”，没说“一代文豪的沉浮”，偏偏拎出“独钓”二字。 人世的凄凉况味，阉宦俱文珍、权臣武元衡、宪宗李纯等人嫉贤妒能、排除异己，将“永贞革新”的“党人”贬谪远恶州郡，王叔文被贬，后来赐死... 刘禹锡、柳宗元，连带其他六个人，一股脑打发到边远州郡当司马。 司马这官职，在唐代中期就是个摆设，挂个名，拿份微薄俸禄，不准参与政务。 “自古文章憎命达，诗人不幸诗家幸”。柳宗元一生跌宕起伏，却在永州司马任上，写出了那些传诵千古、百转回肠的诗文... 一 柳宗元这辈子，前三十年是开了挂的。 二十一岁中进士，同龄人还在苦读，他已经站在长安的权力中心。那时候的柳子厚，文章写得漂亮，政治抱负也大，跟随王叔文、王伾、刘禹锡等人搞改革，锋芒毕露... 然后，永贞革新失败了。 王叔文、王伾，这两个名字在唐代政治史上算不上响亮。 可就是这两位翰林学士，在贞元末年的长安城里，掀起了一场动静不小的改革。史称“永贞革新”，也有人直接唤作“二王事件”。 改革派想干什么？说白了，就是收拾烂摊子。 宫市、五坊使，这些名目听着陌生，实则是宦官借着给皇宫采购的名义，在长安街上明抢暗夺。 百姓恨得牙痒，可没人敢吱声。改革派第一刀就砍向这里，罢宫市，撤五坊使，令人拍案叫绝！ 还有那些层层加码的“进奉”，都是地方官为了讨好上面，变着法子搜刮民脂民膏往京城送，这项也一并取消了。 贪官李实，贬。 李锜，贬。 动作很快，也真狠！ 宫里那边，三百个宫女放出去，教坊六百女乐也散了！这些人困在深宫大半辈子，倏忽间自由了，改革派这些举措“颇得人心”。 可人心管什么用？真正要命的是兵权。 永贞革新党人派范希朝去接管神策军。 可这是禁军，是宦官的命根子。你动他的钱袋子，他能忍。你动他的枪杆子，那就得拼命了。俱文珍这帮宦官头子，死活不撒手。范希朝到了地方，发现根本接不过来。 僵局。 偏偏这时候，顺宗病了。病到什么程度？ 史书语焉不详，但显然已经无法正常理政。 宦官俱文珍嗅到了机会，拉上几个藩镇节度使，拥立太子李纯。 接下来的事，几乎什么悬念，顺宗“禅位”，加了个引号的禅位。 改革，总共持续了一百多天。 王叔文被贬，后来赐死。刘禹锡、柳宗元，连带其他六个人，一股脑打发到边远州郡当司马。司马这官职，听着挺像回事，其实在唐代中期就是个摆设，挂个名，拿份微薄俸禄，不准参与政务。 后人总结这段历史，总喜欢用“失败”二字来盖棺定论。 可仔细想想，改革派那些措施，罢宫市、免进奉、释宫女、贬贪官…哪一条不是正经事？问题出在哪？怎么说呢，大概是出手太急，而对手又太狠。 动了宦官的兵权，又没拿住。这局棋，从那一刻起就输了。 任林举在书里写这段，笔调很克制。 他没渲染什么“壮志未酬”的悲情，反而花了不少篇幅去还原当时的细节：谁站了哪边，利益怎么分配，改革派内部其实也有裂缝。 王伾的贪财，范希朝的貌合神离，韦执谊的首鼠两端... 还有宪宗李纯的狠厉、俱文珍等宦官的无情！ 读到这里你会意识到一件事，柳宗元被贬，不完全是“好人遭陷害”的叙事，历史远比文字阐述表面复杂得多。 从长安到永州，一千多公里，今天坐高铁也就几个小时的事，但在唐代，那是一条漫长的、越走越荒凉的路。 到了地方一看，瘴气、蛮荒、语言不通。 柳宗元栖身的那间破庙似的龙兴寺，任林举用了不少笔墨去描摹，读着都替人憋闷。 柳母跟着他一起去了永州，没多久就病死了。 这一笔，书里写得极淡。任林举没有煽情，只是把事情摆在那里。 但你合上书想一想，一个三十出头的人，被踢出权力中心，背井离乡，连母亲、小女最后都没能留住！这种打击，搁谁身上都得塌。 二 可柳宗元没有塌。 或者说，他阴郁了一阵子，然后又慢慢把自己拼起来了。拼的方式，就是作文写诗。 永州八记，是这时候写的。 《小石潭记》、《钴潭记》、《至小丘西小石潭记》……一篇篇，写的都是永州那些不起眼的小水沟、小石头、小竹林。 有人觉得这是“寄情山水”，作者不这么看。 他在书里提了一个观点，我觉得很准：柳宗元不仅仅是“寄情”，他是在用文字给自己建一座房子。 现实里他无处安放，那就用笔一砖一瓦地搭。 你去看《小石潭记》最后那段，“坐潭上，四面竹树环合，寂寥无人，凄神寒骨，悄怆幽邃。以其境过清，不可久居，乃记之而去。" 注意到了吗？他写的是“不可久居”。 柳宗元的痛楚结，千载以降，笔者怅然良久，亦与他心神相交、同气相求！ 三 元和九年十月，一直把持朝政的保守派代表李吉甫病死。十二月，同情王叔文“永贞革新”、支持牛僧孺的韦贯之，自尚书右丞拜相。 他是著名的“抑浮华，先行实”的实干派代表，对革新派曾经推行的一系列改革政策由衷赞同！ 韦贯之入相之后，极力主张起用“永贞革新”遭贬的人才，让他们为国出力。 对于这些并无真罪的左降者，凡十年不量移，于情于理都已说不过去。 喜讯突然而至，贬谪十年早已心灰意冷的柳宗元内心自然有说不出的惊喜，惊喜中又五味杂陈... 柳宗元与刘禹锡约好在朗为了会合，一起入京待诏。 贞元21年那场风暴过去整整十年了。谁能想到，一道诏书，竟把当年“二王八司马”的残部重新召回了长安。 说是“残部”，其实只剩五个人。柳宗元、刘禹锡、韩泰、韩晔、陈谏。其余三个，有的死了，有的散了，总之再也凑不齐。 悲喜交集是肯定的。满肚子话堵在嗓子眼，偏偏不知从何处说起。 更让人忐忑不安的是，宪宗到底打算拿他们怎么办？ 这个问题，恐怕连宪宗自己也没想明白。 他当了11年皇帝了。跟前面那位德宗比起来，多少算个干实事的。 李绛、裴度，都是他亲手提拔的宰相，对强藩的打击也没手软，朝廷的腰杆子总算硬气了些。 元和九年，韦贯之拜相，崔群也进了核心圈子。 奇怪的就在这儿。 既然把五个贬臣召回来，总该有个说法吧？ 起用？安置？哪怕给个闲差也算有个交代。 可偏偏，迟迟没有动静。 说白了，是宪宗在犹豫。 朝廷里头，主张用的人和主张晾着的人吵得不可开交。 皇帝既不点头，也不摇头。就让他们这么悬着。 五个人的反应倒是各异。 有的一头扎进屋里，门都不出，话也不敢多说，生怕哪个字说错了又惹祸，有的忙着拜访朝中旧友... 还有一个，心大得很。 游山玩水去了。 刘禹锡乐天达观，纵情恣意，全然不顾朝中大臣投来“审视”的目光。 刘禹锡在游玄都观时，随性而发的诗句“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竟被武元衡曲解、忌恨，终致武元衡以這首诗作为“口实”，举证革新派众人“语涉讥刺”，坚决反对他们留京任职。 武元衡以“边远之地更需人才去治理、整固振兴”为辞，正中宪宗下怀，将他们提级“明升暗降”，再度贬谪出京！ 柳宗元被贬柳州刺史，刘禹锡被贬播州刺史... 柳宗元怜惜刘禹锡老母已届80高龄，不忍好友被贬远恶之播州，拟奏章呈递御史中丞裴度，要求与刘禹锡互换贬地。 宪宗震怒，裴度居中极力调停，最终将刘禹锡的贬地改为连州。 柳州比永州更偏，更蛮。但奇怪的是，柳子厚在柳州反倒做了一些实实在在的事： 释放奴婢，打井取水，兴办学堂。 任林举对这段着墨不少，而且有个细节让我印象很深！ 他写到柳宗元在柳州给韩愈写信，语气里没有什么怨天尤人，更多是在讨论学术和文学问题。 这有点反常。 一个被反复流放的人，在更偏远更恶劣的地方，居然开始搞建设了？ 或许还有一种可能：他不是不想回去了，而是想明白了一些事。 有些东西，与其等着别人来给，不如自己去做。 这种转变，谈不上豁达，更像是……一种务实的绝望？ 四 说回任林举的写法。 这本书有个特点：它不太像传统意义上的“学术传记”。 没有大量的文献考据，没有逐篇逐句的文本分析，至少不是那种正襟危坐式的。 作者更像一个讲故事的人，他把你拉到柳宗元身边，让你看着他走路，看着他发呆，看着他在永州的冬天里缩着肩膀写那些关于小溪小石的短文。 有人或许可能觉得这样不够“严谨”。 笔者倒觉得恰好。柳宗元这个人，你光靠考据是读不懂的。 你得去设身处地感受他的处境，不是学术意义上的“处境”，是那种实实在在的、冷入骨髓里的孤独。 作者试图还原的，正是这种感受。 当然，书也不是没有问题。中间有几章的节奏偏慢，尤其是对唐代政治背景铺陈的部分，则稍显冗长。 另外，作者有时候会忍不住“替”柳宗元下判断，比如，某处直写“柳宗元此刻一定想到了……” 这种写法见仁见智，笔者个人觉得，留白可能更好。 毕竟，一千多年前柳子厚的内心，谁也没法完全还原。 瑕不掩瑜。这本传记除了将唯物论、辩证法的“时代错置”加入文本，也算中上之作。 五 写完这篇书评的时候，我又去翻了一遍《江雪》。 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小时候觉得这诗画意盎然。现在读，满纸都是寒意。 不是指天气的寒，而是一位傑出文士被时代碾过之后的那种徹骨寒意。 作者用这个意象做书名，是读懂了柳宗元的。 这本书未必是市面上最“学术”的柳宗元传记，但它可能是最接近为柳宗元作传的一本。 它让你看到的不只是一个文学史上的符号，而是一个活生生的、会疼、会倔、会在绝境里用文字给自己取暖的人。 足矣！一本书若能做到这一点，就够了。

柳宗元的前半段人生，顺遂得让人羡慕。 773年生于长安，出身河东柳氏——唐代名门望族，堂高伯祖柳奭曾官至宰相。母亲卢氏出身范阳卢氏，七岁通《毛诗》，是有才学的女子。在这样的家世熏陶下，柳宗元20岁进士及第，同榜还有刘禹锡，一时名声大振；26岁考中博学宏词科，正式步入仕途；33岁升任礼部员外郎，参与以王叔文为首的永贞革新。 那是他一生中最接近权力中心的时刻。然而永贞革新只持续了180多天便宣告失败，柳宗元的人生从此急转直下。 805年，他被贬为邵州刺史，赴任途中又加贬为永州司马——从一个六品京官，变成了偏远荒州的编外闲职。 到永州后，柳宗元连住处都没有，只能寄居在龙兴寺。不到半年，年近七旬的母亲卢氏因水土不服病逝。此后的十年里，他“百病所集，内消肌骨”，精神与身体都在被漫长的贬谪生活一点点消耗。 但正是这十年，他写下了《永州八记》《捕蛇者说》《三戒》《江雪》等三百多篇诗文——《柳河东全集》540多篇里，近六成创作于永州。 815年，柳宗元奉诏回京，本以为苦尽甘来。然而不到两个月，因当权者仇视，再度被贬为柳州刺史。四年后的819年，宪宗大赦，诏书还没送到，柳宗元就病逝在柳州任上，终年46岁。 柳宗元并不是一个“豁达”的人。他和后来的苏东坡完全不同——东坡被贬能写出“日啖荔枝三百颗”，柳宗元却始终没有放下那种“孤愤”和“不甘”。尚永亮在《独钓寒江雪》里这样评价柳宗元：“他本质上是一个执著型的诗人，他性格中刚直峻切、固执信念的成份过重，因而即使想超然也难以超然得成。”他的诗清冷幽寂、笔下的山水多为逼仄幽深之景——那不是他喜欢荒寒，而是他透过“被抛弃”的眼睛去看世界，山水也就染上了同样的色调。 但正是这份“不放下”，让他和李白、苏轼都不一样。柳宗元是以“罪人”的身份被抛到荒野的，与一般文人主动追求山林的心性截然不同。他的山水游记，不是为了“玩”，而是为了“活下去”——在近乎无望的环境里，他把自己改造成了一个文学家和思想家。如果他没有被贬，可能只是一个平庸的官员；但被贬之后，他成了“唐宋八大家”之一。 柳宗元在永州十年、柳州四年，被朝廷遗忘、被朋友疏远，甚至因参与永贞革新树敌太多而遭人记恨，但他在文学上实现了自我救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