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打电话的地方（轻经典）

这一生你得到了你想要的吗——读雷蒙德•卡佛小说《我打电话的地方》第一人称叙事，总给我一种不可靠、不安稳的感觉，尤其这篇小说的叙事者还是个酒鬼。当我识别他的身份后，就开始先入为主地在脑子里把他勾勒成一个醉眼朦胧、步履踉跄，甚至神志恍惚的模样，说的话兴许还带着熏天的酒气，让人忍不住想要掩鼻。 小说的开篇似乎就露出了马脚。卡佛只搭建了一个简陋的场景，两个人，一家戒酒中心，一道前门廊。然后我们就看到，甫一登场，作为叙事者的“我”不敢直面读者，反而试图躲到与他对话的另一个戒酒者J.P.背后。明明有同样的处境，他没有自称酒鬼，也不解释自己怎么会出现在戒酒中心，开口介绍的却是J.P.，“首先是个酒鬼。不过，他还是个扫烟囱的。”我们的注意力立刻被扫烟囱的酒鬼这个身份勾走；再联想到卡佛“肮脏现实主义”（Dirty Realism）的标签，很容易就把J.P.归入他笔下典型的底层失意中年人，大概又是理想破灭，生活溃败，只能借酒消愁，整个人笼罩在一层灰暗的底色里。可他想躲，却又藏不干净。或许是无意识的自我暴露，他到底漏出了自己已经是第二次进戒酒中心了。这么严重的人生打击，他却语焉不详，只用一句含糊的俏皮话轻轻带过：“怎么说呢？我又回来了。”而从下文看，他的身体早已出现明显的戒断症状，肩颈的神经一阵阵痉挛，嘴里发干，甚至会超出忍耐的极限，只能暗暗祈祷“只管闭上眼睛让它过去，让它去找下一个人吧。”然后又略显阴暗地想“J.P.可以等一等。”好像痛苦的结束也需要排队，他比J.P.理应优先。所以哪怕只做个粗略的比较，这个二度入所、旧病复发的“我”，也比第一次来、尚且心怀恐惧的J.P.情况复杂得多。那么我们真正该追问的，本该是这个躲在J.P.身后的“我”究竟经历了什么？他越是把别人推到灯下，我们越该把灯转过去，照一照他自己。 有意思的是，叙事者显然比读者还要急切。他一遍遍催促J.P.继续讲故事，文中大量对话都在渲染这份焦灼：“接着讲”“然后呢”“别停下来啊”“我感兴趣了”“怎么啦？我在听着呢”“你快接着往下讲”……你都会怀疑，驱使他不断追问的，会不会是酒瘾发作一般的躁动。在紧赶慢赶下，我们听到了J.P.相对完整的人生：十二岁掉进一口旱井；十八九岁，遇到一个戴高顶礼帽的扫烟囱工罗克茜；一个据说能带来好运的吻，接着是一起扫烟囱、结婚、买房、生子；再接着是啤酒、金汤力、保温杯里的伏特加，是被打断的鼻梁、打脱臼的肩膀、被钢丝钳剪成几段的婚戒，是酒驾被捕、摔断拇指，最后被岳父和舅子像扛一袋失了火的东西似的架进戒酒中心。“我”听得专注，记得精确，连罗克茜的指关节有多粗、J.P.鼻梁上那道线在什么位置都没漏掉。与之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叙事者“我”哪怕小说结束了都没有透露叫什么。他当然也不是完全不说，而是一拖再拖，像挤一管早已干瘪的牙膏。直到J.P.的故事讲完、弗兰克・马丁叼着雪茄训过话、跨年夜的蛋糕端上了桌，他才零零碎碎地补出自己。而这显然是卡佛有意设计的叙事策略：让一个温和的不可靠叙述者开口，把大段篇幅让给别人的故事，自己缩在别人的影子里，却又在每一次躲闪和失言里，留下一道通往他自己的缝隙。看清了“我”同样是个晕头转向、自身难保的酒鬼，我们大可以放下一半戒心，他不是《洛丽塔》里亨伯特那种处心积虑、靠滔滔修辞牵着读者走的撒谎者，他连自己的神经都快按不住了。但放下这一半，另一半反而要攥得更紧，既然他不靠谎言行骗，他的不可靠就只能藏在更不起眼的地方。 不用急着拷打他，叙事者自己招供了一句，他和J.P.说“起码，听故事能让我放松放松，让我不去想自己的问题。”我们回想看过的大量美国影视作品，经常会有不少嗜酒者匿名互助会（Alcoholics Anonymous）的场景，比如《无耻之徒》，比如《酒醒时分》等等。场地一般是什么地下室、社区活动室，折叠椅子围成一圈，陈设朴素，不分身份贫富，所有人围坐。然后参与者轮流起身分享酗酒经历、崩溃瞬间与戒酒挣扎，其余人则安静聆听，不随意打断。而同样的，讲述本身天然带有选择性，有人真心袒露，有人刻意表演，也有人借倾听他人的苦难，逃避直面自己的困境。卡佛笔下门廊上的这场对话，看起来和AA互助会里的分享很相似。而实际上，小说后面提到的新年夜大蛋糕上就写着One day at a time（译者翻译为“一步一步地来”），这是AA的一个经典口号。 所以说，讲故事这件事本身，既是情节，也是治疗。卡佛把门廊做成了一个固定的镜框，后续无非是在这个场景里加上一只当烟灰缸的旧煤筐、对面那座绿色的小山，然后是阴湿寒冷的天气。这要是个舞台剧，搭台布景会极为简练，几乎不变。而真正流动跌宕、有头有尾的，是J.P.在镜框里讲出来的人生。这是一种典型的框架叙事，外层是戒酒中心里凝滞的“现在”，内层是J.P.口述的奔流往事，小说就是这样靠讲述和回忆来向时间和空间外扩张，一层套着一层，像往深井里缓缓下放绳子。更妙的是时态的运用，J.P.讲多年前的事，用的却是历历在目的现在时，比如他讲述初见罗克茜，英文原文是“Then the doorbell rings.The friend goes to the door.This young woman chimney sweep is there with her cleaning things.”明明是旧事，却讲得像正在门廊上当场重演。对于J.P.，讲述于是成了一种自救，他一边讲，一边把被酒和拳头打碎的自己重新拼回去。讲到新年夜那个蛋糕端上来，他点了根烟，“手不抖了”。一个故事讲到尾声，人居然稳住了，这是卡佛悄悄留给“讲述”的敬意。而叙事者鸡贼的是，他更像是利用这场“互助”，把自己藏得更严实。J.P.的故事讲得越长、越完整，他就越用不着开口。 J.P.的故事之所以能稳住他自己，是因为它几乎是一则完整的成人童话，而童话中我们需要抓住的意象是井和烟囱。十二岁那年，他掉进一口旱井，向下、黑暗、被困，在井底尿了裤子、喊哑了嗓子。可他偏偏记住了抬头时的景象，很高的地方有一小圈蓝天，白云飘过，鸟群掠过。多年以后，他成了扫烟囱工，钻进烟囱，在烟灰里向上攀援。你会发现这是同一根垂直的黑暗管道，方向却整个颠倒了过来，井是把人往下吞的，烟囱是让人往上爬的。童年那一次坠落的通道，变成了成年后向上清扫的通道，那口差点困住他的井，最终以烟囱的形状，给了他一份职业、一个女人和一种活下去的秩序。而罗克茜，那个戴高顶礼帽、在他嘴唇上印下幸运之吻的扫烟囱工就如同从井口垂下来的那根绳子，像父亲那样救了他的人生。到新年第一天，连天气都放晴了，真的有一辆车开上山来，真的有人想带着他进城去吃一顿午饭。坠落、被拉上来、向上清扫、被爱接纳，这条救赎的弧线完整得近乎奢侈，但它从头到尾属于J.P.，与门廊上那个无名的听众“我”无关。 既然是互助，听完故事的“我”，也忍不住想从J.P.的童话里借一点光。于是小说后续出现了一个近乎离奇的动作：新年第一天，罗克茜来接J.P.，“我”当着两人的面向她开口讨一个吻，“我需要点运气，不开玩笑，我需要一个吻。”但她早已不是那个会带来好运的扫烟囱工罗克茜了，那个童话身份已经失效，要不然她的丈夫J.P.怎么就会染上酒瘾，家庭随之破碎？所以严格说，这个吻不再具有魔法，它只是一个普通女人的善意。但她还是吻了，吻在嘴唇上，攀住他这个大块头的肩膀，直视他的眼睛，说“祝你好运（Good luck）”“小事一桩（Nothing to it）”。卡佛的分寸就在这里，他让“我”真的得到了温暖，却不保证这个温暖能兑现成好运。所以，我们不能把小说里出现的任何可能性当作必然，不能像有些评论者那样轻巧地断言J.P.代表了救赎和希望，他只是在那个当下，刚刚出现了戒酒成功、重回正轨的可能。“我”暗自期待，自己也能像J.P.那样被重新接纳；可换个视角，谁又能保证，J.P.不会成为下一个“我”、第二次被逐出家门、又送进戒酒中心吗？我们这才发现，J.P.与“我”其实互为对照。于是不觉一惊，小说的底色依旧冷峻，就像新年第一天的天气，“天空晴朗，但已冷到需要穿毛衣和外套了。” 顺着这层参照，就可以把视角从前廊这个镜框，扩大到整个戒酒中心了。卡佛只给我们两三张忘不掉的脸，而每一张，都是叙事者“我”的一种可能。先是J.P.，第一次进中心、还有妻子开车来接，他是那个还来得及的“我”，是“我”的过去，也是“我”不敢指望的未来。然后是“小不点”，那个圣罗莎来的大胖子电工，明明已经“过了那道坎”，再过一两天就能回家，计划着新年前夜和妻子看电视、喝热可可，出事那天早上还在餐桌上学鸭叫、讲自己拼酒的糗事；可他说倒就倒，从椅子上栽下去，被救护车拉走，回来以后再不说笑，沉默地把没动过的牛排推给“我”。他照出的是那个自以为过了坎、却仍可能当众倒下的“我”，对此“我”戚戚难安，原文写到“所以每当我那个小痉挛一开始，我都吸口气，等着发现自己躺在地上，眼睛往上看，别人把手指伸进我的嘴里。”再一个是满欧洲跑生意的男人，他笑着把自己的断片赖到酒里的冰块头上，嘴硬说自己喝酒向来有节制，转头就在跨年夜嚷着“香槟在哪儿”，连那块蛋糕都不肯碰。他照出了是嘴硬否认的“我”。就此，我们发现了第一人称叙事的妙处，所有别人的故事，最后都折射回“我”自己。“我”听别人讲，其实是在听不同版本的自己。 这么多可能性摆在一起，这群酒鬼究竟该走向何处？他们背后，总该有人盼着一个“戒酒成功”的确定性。戒酒中心的老板弗兰克・马丁，就在这个节点顺理成章地出场。他矮小粗壮，叼着雪茄，像个拳击手似的站着，“对生活的比分一清二楚”，他代表着戒酒中心唯一的秩序，一种毫不温情的、过来人的秩序。“我”和J.P.准备聊一聊捕鸟猎犬，弗兰克・马丁出现在两人面前，冲对面的小山抬抬下巴，说到“杰克·伦敦曾在山的那头拥有一大块地方，就在你们正看着的那座绿色小山的后面。但酒精害死了他。让那成为你们的教训吧。他是个比我们都厉害的人，但也对付不了那玩意儿。”这话无疑是一种威慑，连公认强硬的人都被酒收走了，凭什么以为自己是例外。伦敦写过一本近乎自白的酒精回忆录《约翰・巴雷肯》（John Barleycorn，1913），把酒如何一点点奴役一个人写得入木三分，正赶上禁酒运动高潮，被奉为最有力的证词；可写下这份证词的人自己终生没戒掉，四十岁就死了。这故事多少有一点讽刺意味。然后马丁接着又说“你们在这里时想读点东西的话，读一读他的那本《野性的呼唤》吧。你们知道我说的那本书吗？想读的话屋里就有。是关于一个一半像狗一半像狼的动物的。布道到此结束。”《野性的呼唤》是一本关于生命力、关于在绝境中活下去的书，等于是机构递到每个酒鬼手里的官方救赎文本，是弗兰克・马丁版本的“你会好起来”。J.P.老老实实地接住了，他甚至自惭形秽地说“他在旁边的时候我感觉自己就像个臭虫。”而此时的“我”依然一言不发。 大概是杰克・伦敦的名字带来了某种勇气，“我”的内心终于开始松动了，也可能是门廊上一时再没有别人的人生可供他藏身，他这才不情不愿地转回自己，断断续续交代起自己的事。他的往事其实不复杂，他年轻时有妻子、有家，曾在一个周日清晨站在窗前，看到刷漆的房东，确凿地感到“我不是他，这个事实让我心头涌起一股热浪——我是我自己，我和我老婆待在卧室里面。”后来酒把这一切一点点毁掉，第一次被妻子送进戒酒中心，他没肯真正接受治疗，出来照旧喝，终于被赶出家门。此后他寄居在一个做秘书的女朋友那里，女方带着个十几岁的儿子。圣诞节前，女朋友的体检结果不妙，两人便借故从圣诞一直喝到节后；暴风雨那天，女人醉着开车把他第二次送进戒酒中心，留下一句“猜猜看谁来了”，开走他的车，从此再无音信。于是这个一直闪烁其词的落魄男人，终于被推到了台前，我们也得以看清他叙述背后的“不可靠”。讲到送他来的女朋友，他先替自己铺好台阶：“我并不生我女朋友的气”，把自己摆成一个体谅的、甚至带着怜悯的旁观者，然后又像在埋怨那通没打的电话，“我估计她安全到家了。如果不是那样的话，我该听到点什么。但她没给我打电话，我也没给她打。”女朋友的巴氏涂片结果不妙，到他笔下竟成了“这样的消息足以让我俩敞开了喝”，一个“我们俩”，就把他的酒瘾稀释成了人之常情，而如果真是两人“一醉方休”，为什么被送进戒酒中心的只有他自己？还有他想到“我为她难过”，却又在后面说“我希望她一切都好。但假如她有什么麻烦，我并不想知道。”他到底怜悯的是她，还是他自己？对妻子也一样。两周前那通电话，分明是他先骂了一串难听的，妻子才回敬一句“脑袋进水了”，摔了电话；到他嘴里，是“我们冲着对方大喊大叫”，成了双方各打五十大板。而他急于联系妻子的真正理由，落下来竟是这样一句：“有些事情必须了结。我还有些东西在她屋里放着。”他惦记着车在女朋友那儿，东西在妻子那儿，装作和这个世界仅剩的联系，是一些还没取回的物件。他内心的彷徨无依，还集中暴露在一串“也许”里。女朋友把他送上台阶后再无音信，他却能一口气替她、也替自己铺好四条退路，自欺到“也许那是别人的涂片”这一步，已经近乎梦话。可紧接着，他又毫无凭据地一口咬定：“我知道我们还会再见面的。”她没有打来，车还在她手里，这个“我知道”在事实里没有任何支撑，它唯一的用处是撑住他自己。到结尾排练那通电话，开脱进一步变成了预先归责：“我会先给老婆打个电话……即使是她先发难。”号码还没拨，未来那场争吵的责任，已经被他提前扣到了妻子头上。只是这一次，他也知道自己躲不过去了，“她会问我从哪儿打来的电话”，而他“没法子开这种玩笑”，他将不得不如实说出，自己又一次站在了戒酒中心。自此，我们终于拆穿了他的“不可靠”：J.P.靠复述，把失控、断裂的人生重新连成一条可以言说的线，而“我”借倾听别人的故事，绕到自己不敢面对的处境面前。他的不可靠，全在谈到自己时的回避、轻描淡写与一厢情愿。 不止是叙述内容，时态的选择里也能看出蛛丝马迹。J.P.讲旧事用的是现在时，“我”讲自己的崩塌却只肯用过去时，brought、drove、drank等等，把那截人生封存、推远，唯独回忆房东文图里尼的那段破例用回现在时，I push the curtain away，The sun is starting to break，that I'm me，那是他唯一还愿意认领的自己。而未来，全是悬在半空的I'll、I won't、She'll ask，他真正做完的动作只有一个，现在时的“从口袋里掏出点零钱”，号码始终没拨。我们拿电话打个比方，现在时是掏钱，过去时是已经挂断，将来时，是那个一直没拨出去的号码。 小说就此停住，停在电话真正接通之前。这是一个高度开放的结尾。所以，这篇小说最反套路之处，就是它拒绝顿悟式的痊愈。直到结尾，所有坏处境没有一件被真正解决，我们看不到结果，叙述者的手还在抖，他承认当天早晨仍强烈地想喝一口，并为此感到沮丧；女友的检查结果依旧未知；妻子的电话始终无人接听……没有拥抱，没有奇迹，没有任何人被救上岸。甚至我们也无法追溯原因，就像J.P.说的“想要的我都有了。我有我爱的妻子和孩子，我在做着我这一生想做的事情。但不知怎么的——又有谁知道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或那样做呢？” 这个时候我们再看一个有趣的对比。到了小说结尾，当“我”独自坐在台阶上、在记忆里搜寻杰克・伦敦时，他想不起自己读过《野性的呼唤》没有，浮上心头的是另一篇作品《生火》：育空雪原上的人好不容易把火生着，一整根树枝上的雪轰然塌落，火灭了，天越来越冷，黑夜正在降临。同一个作家，老板递给你的是“活下去”，叙述者替自己选中的，却是“火会灭”。他在心里早已替自己的结局投了票：他不相信自己是那只挣回野性、活下来的狗，他认同那个眼睁睁看着火被雪压灭的无名者。而《生火》里那个人，恰恰死于不听老人的警告，死于“我以为我熬得过”的自负，这和过了坎仍当众倒下的小不点和二度归来的“我”，犯的是同一个错。“天变得更冷了，黑夜也降临了。” 标题《我打电话的地方》也在这一刻获得完整含义。字面看，“我打电话的地方”就是弗兰克・马丁的戒酒中心。结尾如果打通了电话，“我”必须如实回答妻子“你从哪儿打来”，那等于亲口承认“我”又一次住进了戒酒中心，“我”复发了。而“地方”也象征一个人的来处和处境，“我”从怎样的生活坠落至此，“我”现在是个什么人，这正是他全篇都在躲的问题。他排练那通电话，开口第一句不是解释，而是“喂，宝贝，是我”，人得先认领这个“是我”，才报得出自己从哪儿打来，而这个“我”，恰恰是他酗酒之后一点点弄丢、遇到文图里尼那个清晨还曾确凿拥有过的东西。电话，又是他与世界仅剩的连接方式，而线路的状态就是他关系的状态：新年前夜打给妻子，无人接；跨年夜再投一毛钱打对方付费，还是无人接；拨女朋友的号码，拨到一半承认“我其实并不想给她打电话”。反复排练却拨不出去，酗酒就是这样把人一步步变成一座孤岛。标题因此是一个渴望中、尚未兑现的接通，它站在将来时和现在时之间，等人把它兑现。这个无名的 "我" 也由此获得了一种普遍性，这个空位是刻意留出的，他既是他自己，又是J.P.、是小不点、是那个嘴硬的旅行男人，是任何一个拿起电话又放下的人，包括读者，也包括作者。而大多数人这辈子未必会掉进酒精那口井，却都可能遇上自己的那口井：一段搞砸的关系、一场突如其来的病、一个不敢面对的电话、一个赖着不肯承认的问题。 卡佛曾经说过：“我写的诗和小说并不是自传性的，但我写的每一件事在现实世界里都有一个萌发点。小说并非无中生有，它们来自某个地方，是想象与现实的结合，一点自传性的内容加上很多想象。”除了这篇《我打电话的地方》，卡佛的不少短篇小说都涉及了酗酒和酒鬼，比如《瑟夫的房子》、《小心》、《露台》、《洗澡》、《大教堂》、《好事一小件》等等。我们不得不联想他真实的人生经历，他曾经也沉沦于酒精。1977年，年近四十的他彻底戒了酒，成为美国一众酒鬼作家里罕见的戒酒者，生命最后的十年成了他的“第二次人生”，《大教堂》以及这篇《我打电话的地方》，就写在这片迟来的清醒里。1988年临去世前，他亲手编定的自选集，书名就叫《我打电话的地方》。小说里戒酒中心，就不妨读作卡佛替自己开的一场匿名互助会，每一张椅子上坐着的，都是他自己的一个时刻、一种可能。这不是一一对应的索隐，而是一个死里逃生的人，把自己曾经的每一副面孔分别附在不同的身体上，再退回门廊，平静地、带着怜悯地看着他们。他问自己“这一生你得到了你想要的吗，即使这样？”他的回答是“我得到了。”又问“那你想要过什么？”他的回答是“叫我自己亲爱的，感觉自己在这个世上被爱。”不知道他有没有把这句话送给小说里的所有人。 最后，有一个翻译问题讨论下。 原文：Good, solid fun. They’d already gone a couple of rounds on this occasion. 译文：太好了，太舒心了。他们就此喝了好几杯。 我的看法：上下文一直在讲J.P.酗酒，以及他和罗克茜之间的家庭暴力，吵架打架，所以这里的good也好，solid fun也好都是反讽语气，而下面这句“They’d already gone a couple of rounds on this occasion.”说的应该是婚戒事件发生后，他俩那天打了好几轮了，是在说又打架了，不是喝了好几杯。译者应该是根据下文J.P.酒驾了所以这么理解的，但我觉得没有迹象表明罗克茜会陪他这么喝酒。 参考书籍及资料： 1.[美]雷蒙德·卡佛《雷蒙德·卡佛访谈录》 2.[美] 卡萝尔·斯克莱尼卡《当我们被生活淹没：卡佛传》 3.柳寒星、肖映萱、陈晓明等《极简主义及其最小自我》

成年人的孤独，是无声且无解的，我们总以为人生有无数重来的机会，总以为身边的人会一直等待，总以为破碎的生活可以轻易修复，可生活最残忍的真相，是转瞬即逝、覆水难收。

人类的一切痛苦，本质上都是对自己无能的愤怒，而当这愤怒无处安放时，往往化作了对酒精的依赖与逃避。在那些看似混乱的记忆碎片与抽搐的癫痫发作背后，藏着的不过是一个个试图与命运和解却屡屡受挫的灵魂。等待电话的每一秒都像是一场凌迟，前妻与女友，过去与未来，恐惧在这两个号码之间来回拉扯。或许真正的救赎并不在于彻底戒断，而在于敢于直面那个拨出号码的瞬间，在破碎的生活中重新找回一丝清醒的痛感。

卡佛以极简文字勾勒戒酒中心众生相，主角等候两通电话，拉扯在前妻与恋人之间。平淡叙事藏尽人生困顿与怯懦，寥寥字句道尽成年人无处躲藏的迷茫，留白处满是直击人心的落寞。

​​1. 故事场景与主线​​ • 场景：美国西北部的“弗兰克·马丁戒酒中心”。 • 主人公：一名再次入中心戒酒的中年男子（在书中被称为“J.P.”）。他在等待两个电话——一个打给前妻，一个打给现任女友——这两个电话分别代表他想修复的过去与正在动摇的现在。 ​​2. 人物与主题​​ • 通过主人公的等待与回忆，小说展现了戒酒、亲密关系破裂、愧疚与自我救赎等主题。 • 书中还穿插了中心里其他形形色色的病人，他们的存在映衬出主人公对“打不打电话”“说些什么”的极度焦虑。 ​​3. 叙事特点​​ • 卡佛以极简、克制的语言描写日常对话和沉默时刻，让巨大的情感张力在句与句之间潜伏。 • “电话”这一意象贯穿全书：它象征沟通的渴望，也象征人与人之间无法真正抵达的遥远距离。

这本书讲的是一个酗酒者在戒酒中心的故事。叙事者没有名字，我们只知道他在打电话。他聊室友J.P.——一个烟囱清扫工，被老婆送进来的；聊自己的前妻、现在的女友；聊戒酒后那个模糊的、不确定的未来。没有戏剧冲突，没有高潮，甚至没有结尾。那种悬在半空的感觉——一个人终于停下来，回头看自己搞砸的一切，说不出所以然。 卡佛的好在于把最重要的东西都放在了没写出来的地方。他写的不是绝望，是绝望缝隙里那一点点没灭掉的东西。 村上喜欢卡佛，翻译过他的作品。两个人都写荒诞和孤独，都用克制的笔触处理巨大的情感。但卡佛比村上更粗粝，更底层，更接近骨头。

有点像酒鬼日记。 酒鬼的朋友也是酒鬼。J.P.在20多岁一切安好的日子开始酗酒，把生活爱情婚姻搞得一团糟。而我喜欢自由又不甘寂寞，在前妻与女朋友之间的，既想要陪伴，又不想被纠缠。 在觉得生活并没有那么好的时候，看到擦窗工人的辛苦又在庆幸自己不是他。 人总是容易觉得孤独，喜欢寂寞，又容易满足。不是吗？

像一本日记，记录着平常又魔幻的生活。作者的语言带着一种奇幻的魔力，吸引我在午睡醒来时沉迷其中，等到跳出提示才如梦初醒。 生活本就如此魔幻，不用过于一本正经，在曲折离奇中感受千奇百怪，别有一番风味。

近乎白描的写作手法，又没有什么故事情节，读完一片空白，不知道自己看了个什么？既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也不知道主角的情绪状态。 他需要你从每个细微的细节了去揣摩发生了什么，作者想要表达什么，就像在玩捉迷藏，作者竭力隐藏，我竭力寻找。 主角看似在戒酒中心无所事事，旁观他人，尤其喜欢J.P讲他的过往，其实是因为他焦虑不安，通过这种方式来转移注意力，他想给妻子打电话又害怕接通不知如何沟通，他渴望妻子像J.P妻子一样再一次接纳他，又不敢提出恳求甚至不敢接通妻子电话，怕这一丝希望彻底斩断。 女朋友和他一样酗酒，他不想联系她，而她确实唯一能收留他的人，他左右为难，一个电话也没打出去。

杰克伦敦的书出现两次，这就是无处安放的“过剩的男子气概”么？男人总幻想自己拥有让众人惊叹的“绝对力量”，实际上也并不太愿这种接受力量来自于女人（抑或者她们的爸爸或兄弟），而他们有时最大的烦恼只是徘徊在两个女人之中逃避着一切难办的事情包括责任。实际上他们脆弱得不如井上面甩下来的一根绳子，一边说着自己不被理解，却又不肯接受无人仰望的郁闷，内心过分强调硬汉形象的人，情绪可能来源于无法好好处理脆弱的那部分。 作者有意表现主角和朋友们叙事的不可靠性，这是从一开始就能感受到的。 成年人的空虚来自于想要但得不到的遗憾，想要什么来源于人的欲望底色，如果欲望的对象本身就是“得不到的东西”，那么空虚几乎就是必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