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

鉄血宰相卑斯麦于1869年4月16日在北德意志帝国议会中所说的如下一段话：“诸位，我们既不能忽视已往的历史，也不能创造未来。有人常将自己的表针拨前一些，以为这样就能把时间加快，但这实在是一种错误，我希望诸位加以避免。人们通常过分夸大了我对于我所依靠的那些事变的影响，可是毕竟没有一个人想到要我来创造历史。即使我同诸位联合起来作这也是办不到的，虽说我们联合起来便能与全世界相抗。然而我们毕竟不能创造历史；我们应等候历史去自行造成。我们把灯火放在果子下面，决不会使果子的成熟加速；而如果我们把尚未成熟的果子摘下来，是只会妨碍果子成长并使其腐坏的”。 现代的历史学家只要善于探索事变的深处，而不把自己的视野局限于太短的一段时间中，就不会有另外的想法。俾斯麦能不能把德国拉回到自然经济时代去呢？这是他在他权势最高的时候也做不到的。一般的历史条件，要比意志最坚强的个人更为强大。伟大人物所处时代的一般性质对于伟大人物是种“经验上既定的必然性”。 路德的名言“Hier stehe ich, ich kann nicht anders”[“我既站在这个地位上，也就不能不这样作”] 哈姆雷特也就始终不能容忍那认为自由是已被意识到了的必然性的哲学。费希特说得对：“有什么样的人，就有什么样的哲学”。 当唯物主义者还没有制定出对自然和历史的辩证观的时候，早已就有人责备他们倾向于“无为主义”了。 事实上，“因素”论本身就是没有根据的，因为它随便挑出社会生活中的几个方面来，将它们看作独立的实体，变成是从各个不同方面并以不同的功效引导社会人类走向进步的一种特殊力量。这个理论在卡勃利茨那里所具有的形式，尤其没有根据；因为他不是把社会人类活动的某些方面，而是把个人意识的不同的领域说成为社会学的特殊的实体。这真是绝顶的抽象；无法再前进一步，因为再进一步就会走进显然妄诞无稽的滑稽可笑的境界。 后来，在他攻击辩证唯物主义的言论中，他的头脑中的折衷主义本性更是表现得特别明显，竟以为辩证唯物主义是为了经济“因素”而牺牲其他一切“因素”，并根本否认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的一种学说。 唯物主义对人类意志的看法是完全能与最坚毅的实际活动兼容的。朗松说道“所有一切向人类意志提出最大要求的学说，都在原则上认定意志没有力量，这些学说否认自由而使世界服从宿命论” 其实历史告诉我们，甚至宿命论也不仅不总是妨碍坚毅的实际行动，而且相反，在某些时代，宿命论还是这种行动的一种心理上的必要基础。 若认为我们只要一确信一系列的事变必然到来，我们就失去了促进或阻挠这些事变到来的任何心理上的可能性，那就大错特错了。这里一切都取决于我自己的活动是否为必然事变链条中必要的一环。如果是的话，那我的犹豫就会更少，我的行动也就会更加坚决。 否认意志自由的人，往往比自己的所有同代人都有更坚强的意志，并且对于自己意志的要求也最大。 但庸人和主观主义者并不是人，而是如别林斯基所说的一样，不过是些幻影罢了。 齐美尔说过，自由总是指摆脱什么东西而言，自由若不了解为与拘束相反，那自由就没有什么意思了。当然是这样的。但是，决不能根据这种细微、粗浅的真理来推翻哲学思想所会作出的一种最卓越的发现，即自由是已被意识到了的必然性这一原理。 不能进行哲学思维的人是根本不知道有这种自由概念的，而且能够进行这种思维的人，也只有已经摆脱二元论，并了解主体与客体间根本没有二元论者所设想的那种不可逾越的鸿沟时，才能领会到这种自由概念。 当一个人还没有用哲学思想上的英勇努力争得这种自由时，他还不能完全享有自由，不能不因遇见那种与他对立的外部必然性而在精神上感到可耻的苦痛。可是当他一旦摆脱这种苦恼和可耻的拘束重压，而他的自由活动已成为必然性的自觉和自由表现时，那他就会获得他从来所不知道的一种崭新的完满的生命了。那时，他就会成为伟大的社会力量，世上没有什么东西能阻碍他，而且没有什么东西会阻住他如 天雷神电 轰击妖邪…… 所有的主观主义者向来都认为个人在历史上有极大的作用。……但是实际上，主观主义者不仅始终没能解决，甚至没能正确提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他们把“能批判地思维的个人”的活动跟社会历史运动规律的影响对立了起来，因而创造出了一种似乎新颖的因素论：能批判地思维的个人是社会历史运动的一种因素，这个运动本身的规律则是另一种因素。 某些主观主义者为了尽量抬高“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而不肯承认人类历史运动是规律性的过程，现代某些反对主观主义者的人却为了尽量强调这种运动的规律性而显然决意要把历史是由人所创造，因此个人的活动在历史上不能不发生作用这一原理置之脑后了。他们把个人看成是 quantité négligeable〔値不得注意的东西〕。这种理论上的极端性是与最狂热的主观主义者所犯的那种极端性同样不能容许的。为了反题而牺牲正题，也如为了正题而忘掉反题一样，同样是没有根据的。我们只有把正题与反题中间所包含的真理要素统一成为一个合题的时候，才能找到正确的观点。’ 俾斯麦在普法战争时期说过多次的意见。这些意见大体上也还是说：“我们不能创造伟大的历史事变，而应当适应事物的自然进程，应当只限于保证得到已经成熟的东西”。 显然俾斯麦是想说，在历史上活动的个人或集团从来不是，而且将来也永远不会是万能的。这点当然丝毫也不容置疑。但我们还是想要知道：他们的力量————固然是远非万能的力量————究竟依什么为转移；这种力量究竟在什么情况下会增长起来，在什么情况下又会减少下去呢。对于这些问题，无论俾斯麦自己，亦无论那位援引俾斯麦言论的博学的“万有”史观的维护者，都没有给予回答。 法国现代史学界最著名的代表人物之一莫诺的作品中引证如下一段话：“史学家太习惯于一味注重人类活动的那些光辉灿烂、显赫一时的表现，注重伟大的事变和伟大的人物，却不去描绘经济条件和社会制度的伟大而缓慢的运动，这种经济条件和社会制度正是人类发展中真正重要而具有非暂时性质的部分，————这一部分是在某种程度内可以归结为规律，并且在相当程度上还可加以精确分析的。其实，伟大事变和伟大人物之所以伟大，正是因为两者是人类发展中各个时机的符号和象征。至于大多数所谓历史事变，则它们对于真正的历史，就好像海面的波浪对于来潮和退潮的深邃而经常的运动一样，它们在海面上发生，一时光彩灿烂夺目，随后一触着沙岸，就被击破而不留任何痕迹”。 把研究社会制度和经济条件看作历史科学最重要的任务的学派，当然不能不受到欢迎。当这个学派在历史科学中最终巩固时，历史科学就会获得长足的进步。 十八世纪研究历史哲学的人把一切都归因于个人的自觉活动。 经过十八世纪末叶惊天动地的事变以后，已经绝不可能设想历史是某些较为杰出的人物或较为高尚开明的人物所一手作成的事情，以为他们能够随心所欲，用某种情感和观念去训示那些没有知识而又唯命是听的民众了。 末了，法国不久前所经历过的风暴时期，又很明显地证明了历史事变的进程决非只是由人们自觉的行为所决定；单是这一情况已不免使人想到，此种事变是在一种隐藏的、如同自然界中自发势力那样盲目地而又依照某些确定不移的规律作用着的必然性影响下发生的。非常値得注意的一件事实(虽然我们知道，这件事实至今没有任何人指出过)是：把历史看作一个规律性过程的这种新观点，已由复辟时代的法国历史学家在论述法国革命的著作中极为彻底地发挥过了。 新的历史学派称为宿命论派。这个学派向研究者所提出的任务时说道：“这种学说要求历史学家论述最残忍的暴行时不表愤慨，说到最高尚的德行时不表爱戴，用冰冷的眼光观察社会生活，认为社会生活不过是不可抵抗的规律的表现，而由于这种规律，一切现象都正如它们所必然要发生的那样发生”。这种说法当然是不正确的。新学派并没有要求历史家持冷眼观察态度。 然而有一件事实是不容争辩的，即新历史学派是发生于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当时贵族已被资产阶级打败了，虽然它还企图恢复某些旧有的特权。在新学派历史学家们的所有一切议论中都反映出他们那个阶级以获胜自豪的意识。既然资产阶级从来未曾有过骑士气概，所以从它那些有学问的代表人物的议论中，往往可以窥见对待被战胜者的残忍态度。基佐在他的一本论战性的小册子中说过：“Leplus fort absorbe le plus faible, et cela est de droit”(“弱肉强食，理所当然”)。它对待工人阶级的态度也是同样残忍的。这种残忍态度有时竟表现成为冷酷无情，因而就使沙多勃利昂发生误会。 由此可见，个人因其性格的某种特点而能影响到社会的命运。这种影响有时甚至是很大的，但这种影响发生的可能及其范围，却要依当时的社会组织以及当时的社会力量对比关系来决定。个人的性格只有在社会关系所容许的那个地方、时候和程度内，才能成为社会发展的“因素”。 个人的作用既然是由社会的组织来决定，那末受这种作用所制约的个人的社会影响，又怎么会与社会发展的规律性概念相抵触呢？个人的社会影响不仅不与这种概念相抵触，并且是对这种概念的一种最鲜明的证实。 黑格尔曾说:“In allem Endlichen ist ein Element desZufälligen”(一切有限现象都包含有偶然性的成分)。我们在科学中所考察的只是“有限现象”；因此可以说科学所研究的一切过程都包含有偶然性的成分。这是否会使对于各种现象的科学认识成为不可能呢？绝对不会。偶然性是一种相对的东西。它只会在各个必然过程的交叉点上出现。 由此可知，个人往往能对社会命运发生重大的影响，不过这种影响是由社会的内部结构及其对其他社会的关系决定的。但这还没有完全解决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 社会关系的根本原因是在于生产力的状况。生产力的状况所取决于个别人物的个人特点的地方，至多也不过是这种人物对于从事技术改良、技术发现和发明的能力的大小。……可是其他任何特点都不会使个别人物能直接影响到生产力状况，因而也就不能直接影响到为生产力状况所决定的社会关系即经济关系。当经济关系适合于当时生产力状况的时侯，那末一个人物无论有怎样的特点，也不能消除这种经济关系。但是一个人物究竟在什么程度上能够满足在当时经济关系基础上所产生的那些社会需要或阻碍这种满足，却要由这个人物的个人特点来决定。 当一定的社会局势在其精神代表人物面前提出某种任务的时候，那末这些任务在杰出人物尚未把它们解决以前是始终引起杰出人物注意的。而当他们一旦解决这种任务，他们的注意力就会转移到别的对象上去。 为了使一个拥有某种才能的人能运用他的这种才能来对事变进程发生重大影响，就需要有两个条件。第一，他所具备的才能应当使他比别人更加适合那个时代的社会需要：如果拿破仑所具备的不是他那种军事才能，而是贝多芬的音乐才能，那他当然就不会做到皇帝。第二，当时的社会制度不应阻碍具备有恰合当时需要并于当时有益的特性的那个人物施展其能力。 早就有人说过，凡是有便于杰出人物发挥其才能的社会条件的时候和地方，总会有杰出人物出现。这就是说，每一个真正显出了本领的杰出人物，即每一个成了社会力量的杰出人物，都是社会关系的产物。但既然如此，就不难了解，为什么杰出人物，正如我们所说过的，只能改变当时事变的个别外貌，却不能改变当时事变的一般趋势；他们自己只是由于这种趋势才出现的；没有这种趋势，他们永远也跨不过由可能进到现实的门槛。 当然，有各种各样的杰出人物。泰纳说得对：“当文明发展进程中新的进步产生出一种新的艺术时，总会有几十个杰出人物以一两个天才人物为中心应运而生，几十个杰出人物只能把社会思想表现出一半，而一两个天才人物却能把这种思想完全表现出来”。 总之， 领导人物的个人特点能决定历史事变的个别外貌，所以我们所说的那种偶然成分在这种事变进程中始终起着某些作用，但这种进程的趋势归根到底要由所谓普遍原因，即实际上是由生产力的发展以及依此种发展为转移的人们在生产的社会经济过程中的相互关系来决定。偶然现象以及著名人物个人的特点，其表现要比深藏的一般原因显著得无比。 一个伟大人物之所以伟大，并不是因为他的个人特点使伟大的历史事变具有个别的外貌，而是因为他所具备的特点，使他自己最能为当时在一般的和特殊的原因影响下所发生的伟大社会需要服务。 伟大人物确实是创始人，因为他的见识要比别人的远些，他的愿望要比别人的强烈些。他把先前的社会智慧发展进程所提出的科学任务拿来加以解决；他把先前的社会关系发展过程所造成的新的社会需要指明出来；他担负起满足这些需要的发起责任。他是个英雄。其所以是个英雄，并不是说他能阻止或改变事物的自然进程，而是说他的活动是这个必然和不自觉进程的自觉的和自由的表现。他的全部作用就在于此，他的全部力量就在于此。但这是一种莫大的作用，是一种极大的力量。 历史上真正重大的事变和人物之所以重大，只在于两者都是社会制度和经济条件发展的符号和象征。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英雄的身影总在转折处闪光。我们既是时代洪流的随波逐舟者，亦是推动浪潮的涓滴之力。承认历史的必然性，并非要消解个体的价值，而是要明白，个人的才智与勇气只有在顺应大势时方能绽放异彩。过分夸大个体意志是狂妄，完全抹杀个人作用则是虚无。唯有看清这宏大的交响中每个音符的位置，才能既敬畏历史车轮的厚重，又珍视凡人挺身而出的那一瞬光芒。

普列汉诺夫强调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作为对群体和个人产生影响的整体基础对历史进程的作用。历史进程绝非由英雄个人主导的结果、也并非纯粹偶然事件的集合，而是在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基础上社会共同体、制度、以及个人之间的关系不断动态变化的反映。英雄人物是反映了当时的时代精神和趋势的最好的人物。人与社会的动态变化关系就是历史。 普列汉诺夫注意到历史决定论和必然性绝非取消自由意志的，相反，历史必然性是自由意志的基础、它们互相统一，自由意志是来自必然性的结果，也是必然性再次形成的原因。 但归根结底从历史中我们能看清的是很少的、很偶然的部分。我们要再去仔细查看那些我们从不质疑的东西。

瑞·达利欧在《原则》一书中提及，王岐山赠予了他这本《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本书篇幅不长，共八个章节，一个下午即可读完。 总体来说，推荐阅读。但是在介绍本书内容前，我先要提2个缺点，供读前参考： 本书几乎没有为现代普通读者提供必要的历史背景。 作者在论证过程中大量引用法国革命、七年战争、拿破仑时代以及欧洲思想是中的人物和时间。对欧洲近代史背景缺乏了解的读者而言，阅读体验不佳。如果该版本能在正文前增加一篇时代背景介绍和主要人物介绍，会更好。 语言晦涩 这是最明显的问题。明明每个字都是中文，但是连起来就很难读懂。19世纪哲学论战本就抽象，作者开篇就以辩驳其他思想家观点起手，结合大量的长句、抽象名字、多重否定和欧式表达，非常难以阅读。该译本未针对此问题作优化（也可能是此类文本的特点如此，如有偏颇欢迎指正）。 举个例子，原文有这样一段话： 自由总是指摆脱什么东西而言。自由若不了解为与拘束相反，那自由就没有什么意思了。当然是这样的。但是，决不能根据这种细微、粗浅的真理来推翻哲学思想所会作出的一种最卓越的发现，即自由是已被意识到了的必然性这一原理。 这段话用现代汉语来表达，大概是这个意思： 把自由理解成“不受外界拘束”当然没错，但这样理解太表层了。自由是认识到客观规律后、尊重规律的行动。 再举个例子： 当月亮终于发现原来并不是它的意志，也不是它的“理想”决定它在天空中的运动，反而是它的运动决定它的意志和它的“理想”的时候，它又会作何感想呢？ 说人话：假设月亮有意识，它发现自己的运动并不由自己的意识决定，而是受到客观规律的支配，它会怎么样？ 本书很多地方并不是思想高深到无法理解，而是作者原本就抽象的哲学论证在老派的中文译法后进一步抬高了理解门槛。如果能改写成现代汉语，会简单得多。 普通读者阅读本书，建议借助AI工具辅助阅读。本人也在每个章节末的讨论区提供了简要总结。 不过，这两个缺点主要源于易读性缺失，这不影响作者思想的价值。 本书讨论的核心问题是：究竟是时代造英雄，还是英雄造时代？ 作者没有选择任何一个极端，他既反对“凭个人意志可以创造历史”，也反对“历史由天定，个人无意义”。他的答案可以概括为： 历史发展的总体方向受到社会、经济、制度等深层条件的制约，但“个人”可以改变历史进程的发展速度、路径、具体形态和高度。时代决定了你大致能改变什么，却没有规定你必须把事情做到什么程度。 举个例子，在航天这一领域，没有任何人能做到“2030年将人类文明送入仙女星座深度探索”，当前的生产力、经济发展水平不可能做到，这是受到时代的制约。但伟大的人仍然可以通过自己的天赋与努力做到这些事： 在物理学/材料学等基础科学取得重大突破，大幅度提升航天器的某一种性能； 创立极其成功的跨国企业，使用个人财富发射航天器，为行业试错、提高社会整体关注度； 培养出一批又一批的人才，这些后辈将投身航天事业； 发展经济、提升教育、改善制度，为社会创造积极的环境，为后人打下坚实的基础。 在读这本书前，我对“个人与时代”的理解是这样的：一个人虽然无法改变时代发展的总趋势，但杰出的人物能够加快时代前进的速度。 读完后，我的观点得到了细化，我意识到一个人的历史作用不仅取决于他的个人能力，也要看这份能力是否符合时代的需要、他是否处于能发挥这种能力的位置、当时的社会条件是否允许。伟人并不是脱离时代、凭空创造历史的人，而更像是在时代和社会提出了某个重大问题、重要需求以后，比别人更早看见、更有能力解决的人。 放在现在的社会环境下，本书也提供了一种看待个人发展的方式。一个人既不能幻想自己能仅凭意志突破时代的限制，也不能认为自己的实践行动在时代面前毫无意义。真正应该思考的是：我所处的这个时代正在创造什么样的可能性？它需要什么样的人？我能在这些可能性中，把事情推荐到什么程度？ 最后援引党在六中全会通过的决议对毛主席历史作用的评价结束本篇书评： 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多次从危机中挽救中国革命，如果没有以他为首的党中央给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和人民军队指明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我们党和人民可能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时间 。

一本书表述了一句古话：时势造英雄！每一个真正显出了本领的杰出人物，即每一个成了社会力量的杰出人物，都是社会关系的产物。历史上真正重大的事变和人物之所以重大，只在于两者都是社会制度和经济条件发展的符号和象征。

非常难 这是《原则》里面推荐的书 对我来讲难度确实太大了 借着AI勉强看完 第一次看到这个观点是看有人在知乎讨论教员和朱元璋的功绩时 有人提出来 如果不存在二位 我们会不会导向完全一个历史进程？如果是会 那么就反驳了历史课本很多所谓“必然”的观点。这也是《原则》提这本书时，我选择阅读的原因。 一、核心问题 历史到底是英雄创造的，还是人民创造的？ 个人在历史规律面前究竟能发挥多大作用？ 二、批判的三种错误史观 英雄史观 历史由少数天才伟人创造，群众只是群氓 无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 无为主义（宿命论） 历史有铁的必然性，个人做什么都没用 把认识规律等同于被动等待 因素论（折中主义） 经济、政治、思想等因素同等重要 不分主次，等于什么都没说清 三、核心观点提炼 1. 自由与必然的统一 自由是被认识了的必然性。 不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才叫自由，而是看懂规律、借势而为，才是真正的自由。认识历史规律的人，行动才最有力量。 2. 历史大方向不可逆转 生产力发展是历史的终极动力。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个总趋势任何个人都改变不了。杰出人物只能加速或延缓进程，改变历史的"个别外貌"，但改不了总方向。 3. 时势造英雄，而非英雄造时势 • 必然性：社会发展到某个阶段，必然需要某种角色的人物出现 • 偶然性：具体是谁来扮演这个角色，有偶然性 • 结论：角色是必然的，演员是偶然的。没有拿破仑，也会有另一个军事强人出现 4. 伟人的本质：服务时代需要 伟人之所以伟大，不是因为他凭空创造了历史，而是因为： 他的见识比别人远些，愿望比别人强烈些，最能为当时的社会需要服务。 伟人是第一个清晰喊出"时代心声"的人，是把群众的潜在力量组织起来的人。 5. 个人作用的边界 个人影响力的大小，不取决于才华，而取决于社会结构。 • 社会僵化时，再大的才华也可能被埋没 • 社会变革期，普通人也可能登上历史舞台 • 社会制度决定了个人能发挥作用的上限 五、个人感悟 1. 不迷信英雄，也不妄自菲薄——成事靠时势，但顺势而为的人能改变事情的成色 2. 选择比努力重要——个人才华永远受制于时代和平台，看懂趋势比埋头苦干更关键 3. 真正的力量来自解决真实问题——能回应时代需求的人，才会被时代推到台前 4. 人民才是历史的主体——千千万万人的生产和斗争，才是历史前进的真正发动机

1921 年毛泽东自上海回到长沙，与易礼容讨论建立共产党，易说：“我听说俄国 1917 年列宁领导的革命，死了 3000 万人。中国现在要成立共产党，是要死 30 个人，救 70 个人，损失太大，我就不干。” 毛说：“你错了。社会主义革命是瓜熟蒂落。” 易说：“瓜熟蒂落，就干吧。” 当我认识到历史的某种必然，并且认定完全不能不如我所做的那样去做时，也就是说，在联系必然的这根链条上，各人的位置决定了作用于历史进程的个别能量的不同，而我毕竟可以能动地改造主客观世界，不必无为地等待历史的自行造就，那么必然与自由、主客观的同一，就全在于承担起责任，去作用于事变的最终到来。

人道在天道面前，不值一提 把历史的进程归纳到关键人物的作用，是人的顶级自恋，把历史的进程归纳到组织和制度，是人的次级自恋，因为同一套组织在初期可能都是向上的力量，后期腐败衰败时也还是同一套组织，所以真正的力量是天道，它总是春夏秋冬，总是生长荣藏，循环往复，只不过每一次的周期会因为制度的生命力强弱而长短不一，会因为关键人物而提前或延缓关键转折点，提高或降低表现程度。 反过来说，只有能代表或利用趋势的人，才能站在历史的聚光灯下，而竞争这一权位的人大有人在。人和物在规律面前，无足轻重。

前面写的很晦涩，最后一章写的更容易理解。想要阅读的朋友如果因为前文的撰写而打退堂鼓，不如直接读最后一段。 还有一个需要注意点，正如广大书友所说，这本书其实更多的是讨论"英雄人物"在历史的作用，核心是反驳“英雄造时势”或者等待救世主出现的观点。对于我们普罗大众在历史中的作用以及如何选择并无什么论述。或者说，作者以重大事件中的典型人物为代表，如果想引申到自己，还需要自己的理解。

一个伟大人物之所以伟大，并不是因为他的个人特点使伟大的历史事变具有个别的外貌，而是因为他所具备的特点，使他自己最能为当时在一般的和特殊的原因影响下所发生的伟大社会需要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