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概

大道至简，衍化至繁。真正的通透，不在于搜罗万象，而在于能否以极简的言语，洞穿最幽微的本质。不堆砌辞藻，不罗列故实，只以寥寥数笔，便剖开诗文笔墨的灵魂，让人窥见那字里行间流淌的学养、才思与志向。这种举重若轻的智慧，是历经岁月沉淀后的洗尽铅华，是将万千气象归于方寸之间的从容。它让我们明白，唯有舍弃浮华的枝蔓，方能抵达艺术与思想最核心的肌理，在极致的精炼中，照见永恒。

法以去弊，亦易生弊。立论之当慎，与立法同。 刘熙载《艺概》分别从文、诗、赋、词曲、书法、经义六个方面对中国古典艺术思想进行了总结和评述。刘熙载（1813—1881），字伯简，号融斋，晚号寤崖子，江苏兴化人，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进士，曾任翰林院庶吉士、编修、国子监司业、广东学政、左春坊左中允等职，半生为官基本在文化和教育部门，致仕后主持上海龙门书院14年，可以称得上是清中后期一位学者型官员。《艺概》一书是刘熙载对自己历年谈文论艺的札记所做的集中整理和修订，于清同治十二年（1873）写成。全书共有6卷，分别为文概、诗概、赋概、词曲概、书概、经义概，是对中国古典艺术思想的总结和评述。卷首的“叙”揭示“艺”之基本观念，明确宣称：“学者兼通六艺，尚矣！”从该书的内容安排上看，此处所指“六艺”显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礼、乐、射、御、书、数六种技艺，而更接近现代意义上对“艺术”的理解，即包括文学、书法、音乐等多种艺术门类。刘熙载以更广阔的视域，用“兼通”一词将文、诗、赋、词曲、书法等艺术形式囊括其中，所谓“观其全”，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中国古典艺术思想理论，这与我们今天谈论的艺术学基本概念暗合，在中外艺术理论史上，显示出较为明显的当代意义。 文中子曰：“言文而不及理，是天下无文也。”昌黎虽尝谓“辞不足不可以为成文”，而必曰“学所以为道，文所以为理”。陆士衡《文赋》曰：“理扶质以立干。”刘彦和《文心雕龙》曰：“精理为文。”然则舍理而论文辞者，奚取焉？ 文有七戒，曰：旨戒杂，气戒破，局戒乱，语戒习，字戒僻，详略戒失宜，是非戒失实。 作短篇之法，不外“婉而成章”；作长篇之法，不外“尽而不污”。《文心雕龙》谓“贯一为拯乱之药”，余谓贯一尤以泯形迹为尚。唐僧皎然论诗所谓“抛针掷线也”。章法不难于续而难于断。先秦文善断，所以高不易攀。然“抛针掷线”，全靠眼光不走；“注坡蓦涧”，全仗缰辔在手。明断，正取暗续也。文章之道，斡旋驱遣，全仗乎笔。笔为性情，墨为形质。使墨之从笔，如云涛之从风，斯无施不可矣。 文无论奇正，皆取明理。试观文孰奇于《庄子》，而陈君举谓其“凭虚而有理致”，况正于《庄子》者乎？明理之文，大要有二：曰阐前人所已发；扩前人所未发。论事叙事，皆以穷尽事理为先。事理尽后，斯可再讲笔法。不然，离有物以求有章，曾足以适用而不朽乎？ 有道理之家，有义理之家，有事理之家，有情理之家，“四家”说见刘劭《人物志》。文之本领，祗此四者尽之。然孰非经所统摄者乎？ 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左氏释经，有此五体。其实左氏叙事，亦处处皆本此意。 烦而不整，俗而不典，书不实录，赏罚不中，文不胜质：史家谓之“五难”。评《左氏》者，借是说以反观之，亦可知其众美兼擅矣。 萧颖士《与韦述书》云：“于《穀梁》师其简，于《公羊》得其核。”二语意皆明白。惟言“于《左氏》取其文”，“文”字要善认，当知孤质非文，浮艳亦非文也。 《左氏》尚礼，故文；《公羊》尚智，故通；《穀梁》尚义，故正。 文之快者每不沈，沈者每不快，《国策》乃沈而快；文之隽者每不雄，雄者每不隽，《国策》乃雄而隽。《国策》明快无如虞卿之折楼缓，慷慨无如荆卿之辞燕丹。《国策》文有两种：一坚明约束，贾生得之；一沈郁顿挫，司马子长得之。 文章蹊径好尚，自《庄》、《列》出而一变，佛书入中国又一变，《世说新语》成书又一变。此诸书，人鲜不读，读鲜不嗜，往往与之俱化。惟涉而不溺，役之而不为所役，是在卓尔之大雅矣。 古人意在笔先，故得举止闲暇；后人意在笔后，故至手脚忙乱。杜元凯称左氏“其文缓”，曹子桓称屈原“优游缓节”，“缓”岂易及者乎？ 秦文雄奇，汉文醇厚。大抵越世高谈，汉不如秦；本经立义，秦亦不能如汉也。汉家制度，王霸杂用；汉家文章，周、秦并法。惟董仲舒一路无秦气。 西汉文无体不备，言大道则董仲舒，该百家则《淮南子》，叙事则司马迁，论事则贾谊，辞章则司马相如。人知数子之文纯粹、旁礴、窈眇、昭晰、雍容各有所至，尤当于其原委穷之。 “末世争利，维彼奔义”，太史公于叙《伯夷列传》发之。而《史记》全书重义之旨亦不异是。书中言利处，寓贬于褒。班固讥其“崇势利而羞贫贱”，宜后人之复讥固与！ 用辞赋之骈丽以为文者，起于宋玉《对楚王问》，后此则邹阳、枚乘、相如是也。惟此体施之必择所宜，古人自主文谲谏外，鲜或取焉。 六代之文，丽才多而练才少。有练才焉，如陆士衡是也。盖其思既能入微，而才复足以笼钜，故其所作，皆杰然自树质干。《文心雕龙》但目以“情繁辞隐”，殊未尽之。 韩文起八代之衰，实集八代之成。盖惟善用古者能变古，以无所不包，故能无所不扫也。昌黎论文曰：“惟其是尔。”余谓“是”字注脚有二：曰正，曰真。 文得昌黎之传者，李习之精于理，皇甫持正练于辞。习之一宗，直为北宋名家发源之始；而祖述持正者，则自孙可之后，已罕闻成家者矣。 荆公《游褒禅山记》云：“入之愈深，其进愈难，而其见愈奇。”余谓“深”、“难”、“奇”三字，公之学与文，得失并见于此。 介甫文，于下愚及中人之所见，皆剥去不用，此其长也；至于上智之所见亦剥去不用，则病痛非小。 介甫《上邵学士书》云：“某尝患近世之文，辞弗顾于理，理弗顾于事，以襞积故实为有学，以雕绘语句为精新。譬之撷奇花之英积而玩之，虽光华馨采鲜缛可爱，求其根柢济用，则蔑如也。”又《上人书》云：“所谓文者，务为有补于世而已矣；所谓辞者，犹器之有刻镂绘画也。诚使巧且华，不必适用；诚使适用，亦不必巧且华。”余谓介甫之文，洵异于尚辞巧华矣，特未思免于此毙，仍未必济用、适用耳。 儒学、史学、玄学、文学，见《宋书·雷次宗传》。大抵儒学本《礼》，荀子是也；史学本《书》与《春秋》，马迁是也；玄学本《易》，庄子是也；文学本《诗》，屈原是也。后世作者，取涂弗越此矣。 志者，文之总持。文不同而志则一。犹鼓琴者，声虽改而操不变也。善夫陶渊明之言曰：“常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 文，辞也；质，亦辞也。博，辞也；约，亦辞也。质，其如《易》所谓“正言断辞”乎？约，其如《书》所谓“辞尚体要”乎？ 论不可使辞胜于理，辞胜理则以反人为实，以胜人为名，弊且不可胜言也。《文心雕龙·论说》篇解“论”字有“伦理有无”及“弥纶群言，研精一理”之说，得之矣。 庄子曰：“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六合之内，圣人论而不议；春秋经世先王之志，圣人议而不辩。”余谓有不论，不议，不辩。论议辩斯当矣。 东坡《进呈陆宣公奏议札子》云：“药虽进于医手，方多传于古人。”《上神宗皇帝书》云：“大抵事若可行，不必皆有故事。”盖法高于意则用法，意高于法则用意。用意，正其神明于法也。文章一道，何独不然！ 文有本位。孟子于本位毅然不避，至昌黎则渐避本位矣，永叔则避之更甚矣。凡避本位易窈眇，亦易选懦。文至永叔以后，方以避本位为独得之传，盖亦颇矣。 《诗纬·含神雾》曰：“诗者，天地之心。”文中子曰：“诗者，民之性情也。”此可见诗为天人之合。“诗言志”，孟子“文、辞、志”之说所本也。“思无邪”，子夏《诗序》“发乎情，止乎礼义”之说所本也。 《诗》，自乐是一种，“衡门之下”是也；自励是一种，“坎坎代檀兮”是也；自伤是一种，“出自北门”是也；自誉自嘲是一种，“简兮简兮”是也；自警是一种，“抑抑威仪”是也。 诗喻物情之微者近《风》，明人治之大者近《雅》，通天地鬼神之奥者近《颂》。 李太白《古风》云：“正声何微茫，哀怨起骚人。”盖有《诗》亡《春秋》作之意，非抑《骚》也。 《十九首》凿空乱道，读之自觉四顾踌躇，百端交集。诗至此，始可谓其中有物也已。 庾子山《燕歌行》开唐初七古，《乌夜啼》开唐七律，其他体为唐五绝、五律、五排所本者，尤不可胜举。 杜陵五、七古叙事，节次、波澜、离合、断续，从《史记》得来，而苍莽雄直之气亦逼近之。毕仲游但谓“杜甫似司马迁”而不系一辞，正欲使人自得耳。 诗文一源。昌黎诗有正有奇。正者即所谓“约六经之旨而成文”，奇者即所谓“时有感激怨怼奇怪之辞”。 白香山《与元微之书》曰：“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谓之讽谕诗，兼济之志也；谓之闲适诗，独善之义也。” 潘邠老谓七言诗第五字要响，如“返照入江翻石壁，归云拥树失山村”，“翻”字、“失”字；五言诗第三字要响，如“圆荷浮小叶，细麦落轻花”，“浮”字、“落”字。余谓此例何可尽拘？但论句中自然之节奏，则七言可以上四字作一顿，五言可以上二字作一顿耳。 凡诗不可以助长，五古尤甚。故诗不善于五古，他体虽工弗尚也。《书谱》云：“思虑通审，志气和平，不激不厉，而风规自远。”为五古者，宜亦有取于斯言。 七古可命为古、近二体。近体曰骈、曰谐、曰丽、曰绵，古体曰单、曰拗、曰瘦、曰劲。一尚风容，一尚筋骨。此齐梁、汉魏之分，即初、盛唐之所以别也。 李仲蒙谓：“叙物以言情谓之赋，索物以托情谓之比，触物以起情谓之兴。”此明赋、比、兴之别也。然赋中未尝不兼具比兴之意。 诗为赋心，赋为诗体。诗言持，赋言铺，持约而铺博也。古诗人本合二义为一，至西汉以来，诗赋始各有专家。 古者辞与赋通称。《史记·司马相如传》言“景帝不好辞赋”，《汉书·扬雄传》“赋莫深于《离骚》，辞莫丽于相如”，则辞亦为赋，赋亦为辞，明甚。 屈子以后之作，志之清峻莫如贾生《惜誓》，情之绵邈莫如宋玉“悲秋”，骨之奇劲莫如淮南《招隐士》。宋玉《招魂》，在《楚辞》为尤多异采，约之亦只两境：一可喜，一可怖而已。 屈子之缠绵，枚叔、长卿之巨丽，渊明之高逸，宇宙间赋，归趣总不外此三种。 《周礼》太师之职始见“赋”字。郑注“赋之言铺”，而于铺之原委仍引而未发也。铺，有所铺，有能铺。司马相如《答盛览问赋书》有“赋迹”、“赋心”之说。迹，其所；心，其能也。心、迹本非截然为二。览闻其言，乃终身不敢言作赋之心，抑何固哉！且言“赋心”不起于相如，自《楚辞·招魂》“同心赋些”，已发端矣。 赋兼叙、列二法。列者，一左一右，横义也；叙者，一先一后，竖义也。 司马长卿论赋云：“一经一纬。”或疑经可言一，纬不可言一。不知乃举一例百，合百为一耳。赋欲纵横自在，系乎知类。太史公《屈原传》曰：“举类迩而见义远。”《叙传》又曰：“连类以争义。”司马相如《封禅书》曰：“依类托寓。”枚乘《七发》曰：“离辞连类。”皇甫士安叙《三都赋》曰：“触类而长之。” 赋取乎丽，而丽非奇不显，是故赋不厌奇。然往往有以竟体求奇，转至不奇者，由不知以蓄奇为泄奇地耳。谭友夏论诗，谓“一篇之朴，以养一句之灵；一句之灵，能回一篇之朴”。 乐歌古以诗，近代以词。如《关雎》《鹿鸣》，皆声出于言也，词则言出于声矣。故词，声学也。《说文》解“词”字曰：“意内而言外也。”徐锴《通论》曰：“音内而言外，在音之内，在言之外也。”故知词也者，言有尽而音意无穷也。 炼字，数字为炼，一字亦为炼。句则合句首、句中、句尾以见意，多者三四层，少亦不下两层。词家或遂谓字易而句难，不知炼句固取相足相形，炼字亦须遥管遥应也。 词导源于古诗，故亦兼具六义。六义之取，各有所当，不得以一时一境尽之。乐中正为雅，多哇为郑。词，乐章也，雅郑不辨，更何论焉？ “升歌、笙入、闲歌、合乐”，《楚辞·招魂》所谓“四上竞气”也。词之过变处，节次浅深，准此辨之。词或前景后情，或前情后景，或情景齐到，相间相融，各有其妙。一转一深，一深一妙，此骚人三昧。倚声家得之，便自超出常境。 词家先要辨得“情”字。《诗序》言“发乎情”，《文赋》言“诗缘情”，所贵于情者，为得其正也。忠臣孝子，义夫节妇，皆世间极有情之人。流俗误以欲为情。欲长情消，患在世道。倚声一事，其小焉者也。 曲之名古矣。近世所谓曲者，乃金、元之北曲，及后复溢为南曲者也。未有曲时，词即是曲；既有曲时，曲可悟词。苟曲理未明，词亦恐难独善矣。 词如诗，曲如赋，赋可补诗之不足者也。昔人谓金、元所用之乐，嘈杂、凄紧、缓急之间，词不能按，乃更为新声。是曲亦可补词之不足也。 曲止小令、杂剧、套数三种。小令、套数不用代字诀，杂剧全是代字诀。不代者品欲高，代者才欲富。此亦如“诗言志”、“赋体物”之别也。又套数视杂剧尤宜贯串，以杂剧可借白为联络耳。 词曲本不相离，惟词以文言，曲以声言耳。“词”、“辞”通，《左传》襄二十九年杜注云：“此皆各依其本国歌所常用声曲。”《正义》云：“其所作文辞，皆准其乐音，令宫商相和，使成歌曲。”是辞属文，曲属声，明甚。古乐府有曰“辞”者，有曰“曲”者，其实辞即曲之辞，曲即辞之曲也。襄二十九年《正义》又云：“声随辞变，曲尽更歌。”此可为词曲合一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