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人斯土：费孝通的一生

国士无双——评《斯人斯土：费孝通的一生》 很早时候，就知道曾作为费老晚年秘书的张冠生在写他的传记。现在终于看到这部著作出版了。 不过，书名可改为《斯人斯士》，不必突出费先生乡土社会的专门研究。因费先生为国家社会作出的贡献，足以用“国士”称之。 我们这一代人对费先生是很熟悉的。大多都读了他的成名作《江村经济》，对社会学特别是中国乡土社会的特点有了大致的了解。 这也解开了一个疑惑，毛公何以也精通社会调查研究？原来，那个时代流行的社会调查，一发端于马克思，一发端于社会学，其方法皆为实证主义。毛公早年的调查研究便得益于北大旁听时，调查的风格路数与费氏同，都是从社会实际寻出理论来。毛公的“实事求是”和费老的“从实求知”可谓殊途同归。 费老著作等身，但直到这几年，才集中精力系统研读了费先生的其他著作，尤其晚年的《行行重行行》、《谈话录》和《补课》等系列，由之知道了学者的理论创造何以进行，并如何上升为国家决策，进而为民造福的。 不必详细描绘费先生早年奇特的的求学经历，如在女校上学且与杨绛同窗；也不必述说他那各种复杂的亲戚关系，所交皆属社会名流；也不必说他在复杂年代的沉默与遭遇，如文章《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风波和干校劳动。 单说他偕同新婚妻子王同惠深入贵州大山研究瑶族社会，自己掉入猎人陷阱，妻子外出求救溺水牺牲……他们的勇气和英名就足以长久书写在社会学的大旗上。 实在说，王同惠的牺牲是一件极为可惜的事，是社会学最悲壮的牺牲和最惨痛的损失。她有着极高的聪明睿智、学术天赋和理想追求。以一介女性而研究社会学，这在当时便已打破了传统，在当时中国就我了解而言是第一人。 在瑶山期间，王同惠作为女性与乡民交流时的亲和作用似乎比费还大。后来，费死里逃生整理出版的《花篮瑶社会研究》便全是基于王同惠搜集梳理的资料，可算是夫妻共同的成果。如果王同惠没有牺牲，她肯定会成为中国第一流的女社会学家，而与费成为社会学双璧，这是不待言的了。 自燕京大学到清华大学，再到伦敦师从马林诺夫斯基，到美国访问派克，费的社会学研究一向比较顺利。于乱世乱象而不得不言乃文人通病，先生于是由学术而政治。他那时发表大量政治社会评论，摇身一变成为一个民主主义者，希望以言议政补苛政于万一。 他的学术志趣的转机出现在李公朴、闻一多的相继倒下。李闻惨案彻底打破了他“光荣不必建立在武力上”的空想，在血的事实和躲命流亡中知道旧的一套体系结束了。再后来，在到西北坡途中滚滚车轮支前的洪流的亲见中，他看到了新生的力量，看到了人民的力量，他作出了自己的选择：倒向人民。 他早年一直研究乡土社会，也就是学术的聚焦点始终在农村，由山村到乡村，由乡村到市镇，正当准备迈向城市研究时，风波来临，他的学术生命戛然而止。这一延宕便是二十多年，他只好转而研究民族问题，并提出影响后世的多元一体民族观。 他本是一介书生，却始终脱离不了政治。他的乡土社会研究，便是敏锐觉察到乡土是中国社会变迁的第一位的问题，有此土则有此人，有此人则有此社会，有此国家。因而，乡土，真所谓生死以系之，安危以系之。因而，中国二十世纪的革命有时便称之为土地革命，代表已受压迫阶级如何重新夺回属于自己的东西。 作为独创性的社会学家，他提炼了至今人们耳熟能详的社会学概念，比如“熟人社会“与“生人社会”，“差序格局”与“社会继替”，“乡土工业”与“乡镇企业”，“前村后店”与“前街后厂”，一直到城市工业化、区域经济发展，终至于世界和美大同……视域逐渐由乡土中国而上升到世界人类，体现了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和天下胸怀。 无论时代如何变迁，个人遭际如何，他始终“以增加人民生活程度为目的”，并坚持保旧创新、从实求知，从而为保存传统文化，发展新时代的文化贡献了自己的智慧。 愈到晚年，先生愈感到传统文化的宝贵，开始拼命赶课补课。这源于他对时代的观察。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费老就明确指出，当今世界是“新战国时代”，本质是东方道路和西方道路的竞争，是“惊险大世界”的生存游戏。因而，文化被提高到民族生存的高度，先生遂竭力倡导“文化自觉”，“文化自觉就是敢于在世界上亮相”，并说“首先是要有自信”。他的这些主张正是今日已上升为国家战略的“文化自信”。 在读先生的书时，我们便常感到智力的差异。他的文笔是那样的平淡质朴自然优美，思想又是那样的睿智深刻独到敏捷。比如，我们到某地，便只见人车楼多，先生却能写出一部书来（另一位也曾写出《美国反对美国》的有名著作）。但读了先生的书，我们了解了先生的治学方法，也生出沿先生之路作出同样成绩的希望来。 中国社会发展的整体趋势是社会实践走在了思想前面，加之眼前动荡不安、变乱交织的世界，我们有时不得不承认人类智慧的有限。于是，世界向何处去、中国向何处去，就成了社会学始终一贯的主题。 破解这些难题，需要新的社会学研究范式。正是在这一方面，费先生的著作可以给我们以绝好的范例和思考。

“自觉觉他觉性圆满即是佛，宏观观物观行结合成上人”。读完这本书，我情不自禁地想起了与费孝通老先生著作《乡土中国》结缘的往事。 在我刚刚工作不久时，那时候微信读书还没有诞生，所以所有的阅读书籍基本上自己掏钱购买的或者在市区图书馆、书店借来的。在一个周末的下午，我拿着借阅证，来到了我经常前往的书店。书店里面读者熙熙攘攘，并没有人高声喧嚷。读者大多数是学生（小学生、初中生、高中生），也有不少是在妈妈的陪同下前来阅读、购书的。有的孩子在窃窃私语，煞有介事地讨论着书里面的内容。有的母亲在交头接耳，一本正经地讨论着书籍的价格、装订。我一如既往地来到社会科学那个区域，开始浏览书目的名称。一本《乡土中国》赫然映入眼帘，肯定是最近才上架的。在大学的时候，早就听说《乡土中国》是研究中国农村的鸿篇巨制。今日得见尊容，虽没有如获至宝的惊喜，却还是满怀不期而遇的欢欣。淡淡泛黄的封面，如经书一般古色古香。我毫不犹豫地从书架上抽出来，一页一页、逐字逐句地研读起来。我一个农村出生的孩子，在黄泥土里生长了十六年，就是这种乡土情结指引着我津津有味的开始咀嚼起这部著作来。虽然当时对里面阐述到的权力分配、差序格局不明就里，懵懵懂懂。但是粗读之后当时就惊诧不已。我这个在农村生活了那么久人，对农村的婚丧嫁娶、家长里短非常不解，经常追问长辈们“为什么会这样”，长辈们的回答千篇一律的都是“唉，咱们农村就是这样”。及至那天拜读了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对以前大惑不解的农村问题似乎有了一点眉目。后来我痛痛快快的买下了那本书，付完钱才发现书店的工作人员正在清理账目准备下班了，书店里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剩下我一个读者了。出来走在大街上，爽籁发而清风生，兴高采烈地回住处了。一发而不可收，当天晚上就囫囵吞枣般的将它读完了，估计也是读了个一知半解。后来因为自己的懒惰，这部著作就被束之高阁、永不复顾了。 出于职业发展的需要，工作四年以后，我前往母校攻读硕士。个人自由支配的时间相对多了起来，然而课业繁重，高深、专业的问题搞得人焦头烂额，经常难免心浮气躁。何以解忧？唯有读书，这个我从六岁刚刚读书识字以来就养成的个人喜好。把过去不曾读懂的书拿出来反刍，不失为一个寻求内心平静的好方法。《乡土中国》首当其冲，我开始查阅相关文献，逐字逐句对里面涉及到的专业术语、思维逻辑进行消化吸收。费孝通先生用乡土人文环境、传统结构、权力分配、道德体系、血缘地缘将中国农村的主要特征概括分析，把看似杂乱无章、支离破碎的农村诸多现象阐述得一目了然。认真看完这部著作，你就明白了很多农村问题。无乱男女老少，都会讲一些不堪入耳的讳言（当然不是经常，多在极端愤怒的时候），那是因为她们生活的人文环境，世世代代如此。组、队、村这是小细胞组成了农村传统结构。婚丧嫁娶大操大办、升学搬迁铺张浪费其实是虚荣心、自卑感的体现。“张三李某家这样办了，可风光了，咱们也得这么办，咱丢不起这个人”这样冠冕堂皇的说辞数见不鲜。农村权力分配的特征导致了老农民对村干部既羡慕又憎恨、既惧怕又亲近，村干部可以凭借手中的权力决定谁家是精准扶贫户，哪个单身汉可以吃低保。村干部可以接受村民“一点微不足道的人情”、吃喝宴请。不公平、不公正的小事情经常发生，但是不会大动干戈、对薄公堂。老百姓相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都是一个村里的，低头不见抬头见”“咋说我们还是亲戚呢，XX还把我喊XX呢”在自己切身利益受损或者与别人发生矛盾时，她们经常会用这些话语来收场，当然，她们心里也笃信如此。这里面的深层根源就是道德体系、血缘地缘。农村人祖祖辈辈、乡里乡亲之间指桑骂槐、吵吵闹闹的事情三天两头发生，简直是家常便饭，但是以命相搏、斗殴流血的事件几十年也难发生一起。这就是人文环境、道德体系、血缘地缘共同制约的结果。当你把《乡土中国》这本书与你在农村的所见所谓结合起来，你就会发现原来农村很多不可思议的事情竟然是如此合情合理，你就会深刻理解农村的陈规陋习、风俗习惯背后的社会心理。这部著作对中国农村进行了一次伟大的解剖，可谓是社会学史上一次伟大的创举。 窥豹一斑，由《乡土中国》一书，足见费孝通先生既具有远见卓识，又有真才实干，这在本书中有大量详细的阐述。费孝通先生弃医从文，然而他没有抛弃医学的谨小慎微，而是将它发挥得淋漓尽致，贯穿了其社会学研究一生。他在社会学学习积累期间，师从名师大家，又得鼎力襄助，最重要的是他立下宏愿并孜孜以求，百折不挠。他新婚燕尔后就协同妻子不畏万难，跋山涉水深入人迹罕至、条件恶劣的大瑶山实地勘察、走访、测绘，自己身受重伤，妻子也不幸献身事业。抱病期间也坚持整理资料、规划未来，后来有进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田野研究，为中国的社会学研究留下了浓墨重彩、不可或缺的一笔。 本书高度赞扬了费孝通先生的卓越贡献，饱含深情地追述了其生平，情真意切。自觉觉他觉性，宏观观物观行，费孝通先生身上，让我们看到了以他为代表的那个时代学者的操守和精神。斯人已逝，浩气长存。

费孝通（1910-2005）是中国社会学、人类学和民族学的重要奠基人。他的一生是学者、实干家与社会活动家的完美结合，其思想深刻影响了中国乃至世界对乡土社会的理解。 第一幕（青年·破局）：弃医从社，深入广西大瑶山和江苏开弦弓村，用脚做学问，写下奠定学界地位的《江村经济》，让中国乡土社会首次有了科学的“解剖报告”。 · 第二幕（壮年·务实）：历经坎坷却初心不改，将学术信仰浓缩为 “志在富民” 四个字。他提炼的“苏南模式”、“温州模式”成为地方经济发展的锦囊妙计。 · 第三幕（晚年·升华）：提出 “文化自觉”，告诫国人在全球化浪潮中，既要守住文化根脉，又要懂得包容共处。 他打通了“书斋”与“田野”的墙，是一生都在“行行重行行”的实干派大学者。 🔥 必背金句 ◆论文化格局：“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论乡土底色：“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差序格局 ◆论学者使命：“我一生的目标，唯一的目标，就是了解中国和中国人。” ◆论研究态度：“从实求知。” ◆论志向与责任：“脚踏实地、胸怀全局、志在富民、皓首不移。” ◆论学术与目标：“我一生的目标，唯一的目标，就是了解中国和中国人。” ◆论乡土与根基：“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 ◆“靠种地谋生的人才明白泥土的可贵。” ◆论社会与家庭：“在父母的眼中，孩子常是自我的一部分，子女是他理想自我再来一次的机会。”； ◆“恋爱是一项探险，是对未知的摸索。” ◆“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生命劳动和乡土结合在一起就不怕时间的冲洗了。” ◆ “要是光阴值钱的话，中国是世界上的首富了。” ◆“所谓科学，并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东西，只是能讲出来，讲了人家懂得，可以试试的一种个人经验罢了。” ◆“爱国主义是不够的；我们对人必须没有仇恨或怨气。” ◆“现代都市中住着的是一个个生无人疼、死无人哭的孤魂。在形式上尽管热闹，可是在每个人的心头有的是寂寞。” ◆ “中国人的信用是天生的。” ◆“侍弄庄稼的老农也守着土地，像是半身插到了土地里。” 论中国人的“私” ◆ “中国传统社会里一个人为了自己可以牺牲家，为了家可以牺牲党，为了党可以牺牲国，为了国可以牺牲天下。” ◆小城镇是“农村人口的蓄水池” ◆ “中国农村真正的问题是人民的饥饿问题。” ◆“自觉觉他觉性圆满即是佛”，“宏观观物观行结合成上人”。 ◆“我们这个社会总教人做好人，可是总不准备奖品”

1957年6月6日，民盟中央副主席章伯钧召集民盟部分知名学者，在南河沿全国政协文化俱乐部开会，讨论时局。与会者有曾昭抡、钱伟长、费孝通、陶大镛、吴景超、黄药眠和民盟中央办公厅主任叶笃义等。李文宜说：“座谈时大家忧心忡忡，说有的学校学生要求党委退出学校，而校党委听之任之，似乎已经瘫痪，已无力控制学生了（他们不知道这是一种策略），认为民盟的教授们有责任帮助党劝阻学生不要闹事，以免发生小匈牙利事件。”在后来的反右运动中，这次会议被视为一个极其严重的事件，史称“六教授会议”。这个会议本意是为执政党分忧，却被诬为“向党进攻”的黑会，成了当时形势急剧转折的一个关节，甚至成了一根导火索。费孝通在此后反右高潮中成为挨批最多、最重的人物之一。早在“六教授会议”二十天之前，毛泽东为《人民日报》写评论员文章，已做出“事情正在起变化”的判断，并考虑反右斗争的步调与时机。从此后一系列起到定调作用的文章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被喻为“引蛇出洞”的策略。5月15日，毛泽东为《人民日报》写《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说：“最近这个时期，在民主党派中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他们越猖狂，对于我们越有利益。人们说：怕钓鱼，或者说：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现在大批的鱼自己浮到水面上来了，并不要钓。”…《事情正在起变化》原来题目是《走向反面（未定稿）》，毛泽东审阅第一次清样稿时，改了题目，“在其上方加写了‘内部文件，注意保存’的字样，题下加写了说明：‘（此文可登党刊，但不公开发表。此文是五月中旬写的）。……6月12日，此文印发党内。毛泽东在看已经印发的这篇文章时，……在右上角‘内部文件，注意保存’后加写了以下文字：‘不登报纸，不让新闻记者知道，不给党内不可靠的人。大概要待半年或一年之后，才考虑在中国报纸上发表。’”5月16日，毛泽东起草《中央关于对待当前党外人士批评的指示》时又说：“最近一些天来，社会上有少数带有反共情绪的人跃跃欲试，发表一些带有煽动性的言论，……此点请你们注意，放手让他们发表，并且暂时（几个星期内）不要批驳，使右翼分子在人民面前暴露其反动面目，过一个时期再研究反驳的问题。”6月6日，即“六教授会议”当天，毛泽东起草《中央关于加紧进行整风的指示》说：“北京的情况证明，各民主党派、高等学校和许多机关中暴露出一大批反动思想和错误思想，反动分子乘机活跃，但是他们只占各单位人数的百分之几，最反动的分子不过百分之一，百分之九十几是中间派和左派。请你们注意将你们的单位人数，在运动中，按左中右标准，排一下队，使自己心中有数。…费孝通很可能因参加6月6日会议和此前发表的《关于社会学，说几句话》《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重访江村》等文章成了全国最著名“右派”人物之一。反右运动突然改变了当时的社会气氛。费孝通从此进入与前半生完全不同的时期。一夜间，他从一个有名望、有代表性、受尊敬、身兼要职的知识分子，掉进一个无从挣扎的泥潭，成了必须接受公开批判的人，在一个接一个会议上被当面痛斥。民盟中央的会议、民盟北京市委的会议、国务院专家局的会议、中央民族学院的会议、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召开的座谈会、中国科学院召开的社会科学界反右派斗争座谈会……费孝通说：“那是我第一次经历这样的事情。我没有这种经验。群众攻击！所有的脸都突然转过去，在一周之中！”…1957年5月31日，费孝通曾在《“早春”前后》一文结语处说：“‘早春’之后，来日方长，暂时说到这里吧。”一语成谶，“来日”之“长”，是在二十多年之后。…费孝通住在中央民族学院教师宿舍，和潘光旦比邻而居。1966年9月1日，费孝通和潘光旦、吴文藻等知名教授都被拉到了院子里，接受“革命群众”的批斗。一周前，8月24日，费孝通已被红卫兵“揪了出来”，并被迫开始进行“劳改”。8月27日，红卫兵勒令费孝通的妻子孟吟回乡。费孝通不甘身心受辱，他想一死了之。二十年后，他在一篇序文中写道：“三十年代我应该死而没有死，四十年代人要我死而没有死，六十年代我想死而没有死。”后一句说的“我想死”是他在1966年9月1日当天的念头。但他顾虑自杀会连累妻女，不敢骤然实施。他改变想法，先把妻子送到安全之地。“第二天我送妻子回苏州。碰运气我们买了一张火车票。这纯粹是巧遇。有人要退票，问我们要不要票！我们就买了那张票，我安排妻子上了火车。原来，只有那天，才可能让犯罪分子、‘敌人’的家属离开北京。第二天就不可能了。”9月2日，灾难继续。费孝通说：“我剩下独自一人。然后袭击来了。他们来拿走我家里全部东西，这叫抄家。我是幸运的，他们留一间屋子给我，潘光旦没有留下任何东西。卧房也封了，……他不得不睡在洋灰地上。我的门没有全被红卫兵加封。所以我能取出我的床垫铺在地上给潘光旦睡。那时只有我俩和一位老保姆和潘光旦的外孙女，一共四人，住两间小房，包括厨房。其他房间全被关闭。他们关掉了我所有的房间，……其后的一年我们反复被拉出去斗争。”面对混乱和疯狂，费孝通要求自己“逆来顺受，躲风避雨，少惹是非，力求自保”。潘光旦“以三个S应付”残暴，一是submit（服从），二是sustain（支撑），三是survive（生存）。那段日子里，潘光旦的几个女儿都不在身边。费孝通与他同住，朝夕相处，相依为命。费孝通说，在经常被批斗的一年里，他们时常被强制劳动。费孝通的主要任务是打扫厕所和拔草。他因此“对校园中的全部厕所都相当熟悉”。潘光旦也“每日劳改，不因其残废而宽待”，劳动任务（拔草）比费孝通还重。拔草时，禁止他坐小凳子，潘光旦只能坐在地上干活。叶笃义曾任民盟中央副主席兼秘书长，他记述潘光旦病逝前一些情况说：“‘文革’开始以后，我经常到他家去看他。他说他是以三个S应付当时形势。……后来他的前列腺病症越来越严重，费孝通不得不把他送到积水潭医院做手术。手术刚刚做完，医院里也闹起‘革命’来了，给他做手术的大夫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成为专政的对象。因此他的小便插了管子以后，就只由一个护士看护。医院里整天闹‘革命’，一切正常医疗手续都顾不上了。他插进小便的管子掉出来了，也没有人管。他尿在床上也没有人过问。我去看他，他叫我到民族学院告诉费孝通转告潘乃穆去接他回家。我劝他忍耐住在医院，家里的条件总还不如医院好。我说：‘sustain and survive。’他苦笑着说：‘第四个S，succumb（死亡）。’”潘乃穆记述后续情况说：“父亲于1967年5月13日住院，6月1日出院回家，6月10日去世。……他去世时我们没有一个守在身边。临终时并无遗言。多年后我了解到的情况是这样：那天晚上，老保姆看他情况不好，急忙请费先生过来。父亲曾向费先生索要止痛片，费先生没有。他又要安眠药，费先生也没有。后来费先生将他拥在怀中，他遂逐渐停止了呼吸。”费孝通说自己“日夕旁侍，无力拯援，凄风惨雨，徒呼奈何”。人缘加书缘，费、潘二人师友风谊近四十年，守望相助近二十年。费孝通说：“我们长期比邻，以致我每有疑难常常懒于去查书推敲，总是一溜烟地到隔壁去找‘活辞海’。他无论自己的工作多忙，没有不为我详细解释的，甚至常常拄着拐杖在书架前，摸来摸去地找书作答。这样养成了我的依赖性，当他去世后，我竟时时感到丢了拐杖似的寸步难行。”… 费孝通在“文革”中被迫写的检查、交代文字，如今能见到的手稿共有162页，字数在10万字上下。其中有一份检查提纲（1页）；一份“初步检查”（35页）；一份“在革命大批判中对我罪行的揭露”（14页）；一份“综合材料”（83页）；一份“综合材料补充交代”（29页）。根据这些手稿的文末落款和文中涉及人物的年龄，大致可确定写于1969年前后。这些手稿，费孝通在接受一次又一次批斗的间隙中写出。当时情景如同噩梦，是他直到去世始终缄口不言的伤心话题。1999年，《费孝通文集》出版前，他“再三考虑”，决意“免于收入文集”。这份史料是否能公开，何时公开，尚属未知。1969年10月，中共中央发布战备疏散第一号令，北京大量机构和人员要疏散到外地。费孝通随着“整个学院被送往五七干校”。该校设在湖北潜江广华寺一个劳改农场，简称“沙洋干校”。费孝通在这里开始他一生中仅有的一段体力劳动者生活。费孝通说：“在五七干校里我们的生活条件实际上改善了，但我们智力衰退了。”“在那里我成为一个相当好的劳动者！我学会了怎样盖房、种棉花、烧饭。但是我没有目的地生活着。在劳动中可以不展望、不回顾，可以随时强自取乐。当你累的时候休息一会儿，抽一支香烟，那时会觉得很舒服。但是没有希望。我们和外界隔绝，一点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这可以在费孝通的《干校家书》（1969—1971）中得到印证。据《干校家书》记述，费孝通在干校经历过的劳动工种有盖房子、洗石灰、守仓库、开沟平地、种棉花和玉米、放羊、看青、帮厨烧饭、分发报刊等等。其中仅种棉花一项，又有种植营养钵、大田补种、间苗、定苗、除草、松土、打药、打枝、打叶、收棉等。…1972年，费孝通结束干校生活，回到北京。…1972年5月，费孝通的老朋友、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费正清应周恩来邀请访问北京。他在自传里记述见到费孝通的情况：“在北京大学校长周培源先生为我们举行的首次晚会上，……我们还见到了我们的老朋友，社会学家费孝通，他刚从干校（五七干校）回来，他说他在那里学会了种棉花。他又挽起衣袖，指着那结实的手臂说，这都是给站在墙上的泥瓦匠抛砖的时候锻炼出来的。他的声音压得很低，因为据说有人通知过他不准用英语与我们交谈。后来我们访问了他所在的民族学院，但他一句话也没有说，学院的负责人是一位对民族学一窍不通的军宣队长，他略带夸张地向我们介绍了院里的情况。这时我们才意识到，我们这些教授朋友仍然未完全摆脱控制，至于允许他们参加我们的欢迎会不过是对少数几个人的恩赐罢了。”…费正清是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他指导的博士生阿古什（R. D. Arkush）学位论文的选题方向是关于费孝通和中国社会学的研究，题目是Fei Xiaotong and Sociology in Revolutionary China，当时已有初稿。费正清知道了费孝通的处境，没有谈这件事。不久后，费孝通还是听到传说，得知哈佛大学有人写了他的传记。随后，消息被证实，他收到一个来自美国的邮包，里面是那本传记初稿打印本。费孝通描述他当时的心情说：“杯弓蛇影，令人心悸。……当时我的心情凡是受过和我相同经历的人是可以想象得到的。‘树碑立传’，罪恶滔天，何况又是出于洋人之笔，其祸大矣。我提心吊胆地过了一阵，没有人来追究，总算混了过去，直到粉碎‘四人帮’后才敢示人。”——张冠生《斯人斯土：费孝通的一生》

“老来依然一书生” ——读《斯人斯土：费孝通的一生》 作者：陈心想《光明日报》（ 2025年10月23日 11版:光明悦读）   20年前，费孝通先生以95岁高龄谢世。他人生阅历丰富，留给后人多方面启示。正因如此，如何为他写传记并提炼出一个恰当的定位，实在是一项考验。张冠生的新作《斯人斯土：费孝通的一生》，将费孝通定位为“一介书生”的“传灯人”。这一定位，应该是恰当的。以费孝通助手身份近距离观察得来的体会，是张冠生此书最大的特色。   2000年，张冠生曾出版过《费孝通传》，后修订再版。这本《斯人斯土：费孝通的一生》（以下简称《斯人斯土》），是在先前传记基础上增删修订而成。将时光再往前回溯，费孝通在世时，美国学者大卫·阿古什（亦称欧达伟）曾于1981年出版了英文版《费孝通传》。费孝通认为，阿古什只看到了他受西方学术影响的一面，没有看到他思想里中国传统文化的底蕴，因此，给他的定位并不准确。于是，费孝通对正在写作其传记的助手张冠生表示，“他（指阿古什——笔者注）没有写准。对我的定位没有定好。你已经写出来的关于我的文字，定位比较准。”   《斯人斯土》的写作方法，亦受到了费孝通阅读《帕克传》后所写作的《补课札记》一文的影响。1999年春，费孝通对张冠生说：“帕克传是自然史的写法，但他有个主题，讲帕克怎样成为一个社会学家。我的传记主题不容易找。我算是个什么样的人呢？”谈及写传记一事时，费孝通曾对张冠生说过：“我这一生，主要还是学术”，“我心里边有个中心，一定要从学术上打出去。这个学术要对老百姓有好处”。自谓“老来依然一书生”的费孝通，自我定位便是“一介书生”。在其去世20年后，张冠生将其升华为“传灯人”，将费孝通的学术思想和个人经历放置在中华文化长河中予以考量。 学术轨迹梳理   除序幕和尾声外，《斯人斯土》一书分为三部分，分别对应费孝通学术生命的早期、中期、晚期三个阶段。阅读此书，可了解其一生的学术经历与思想源流。   赴英国留学前，在清华社会学及人类学系读硕士研究生的费孝通，得以与新婚妻子王同惠到大瑶山进行田野调查，成为我国最早一批人类学实地田野调查者。由于一场意外，费孝通受伤并失去了爱妻王同惠。也是在此行中，费孝通初步了解了瑶族与汉族等民族之间的关系，开始思考各民族之间如何相处。可以说，大瑶山调查埋下的种子，经过漫长的岁月，启发了费孝通晚年提出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思想。此外，瑶族调查也使“多元一体”概念在费孝通心目中萌芽，后来经过多年“边区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研究”，提炼为1988年他正式提出的“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   离开大瑶山，费孝通在姐姐费达生邀请下到家乡江苏吴江开弦弓村养伤。养伤期间，费孝通在该村做起了田野调查，为《江村经济》的写作积累了大量素材。《江村经济》这部后来由英国知名学术出版社罗德里奇（Routledge）出版社推出的书籍，得到了西方社会学界代表性人物——费孝通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导师马林诺夫斯基的盛赞，被称为实现了人类学研究“文野鸿沟”的跨越。马林诺夫斯基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在此之前，人类学家都是对野蛮部落的“他者”研究，而《江村经济》关注的却不是“一个小小的微不足道的部落，而是世界上一个最伟大的国家”，而且，“作者并不是一个外来人，在异国的土地上猎奇而写作的；本书的内容包含着一个公民对自己的人民进行观察的结果。这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人在本乡人民中间进行工作的成果”。   费孝通的《乡土中国》一书，于1948年首次出版。书中所提出的乡土中国“差序格局”的概念，概括了传统中国的社会结构特征，是费孝通为社会学贡献的最为经典的术语之一，也是中国社会学对世界社会学理论做出的最大贡献之一。费孝通以投入水面的石子形成的“波纹”作比，说明以个人为圆心形成的涟漪状波纹，即为讲求亲疏远近的中国人际关系社会结构特征，与西方社会组织类似一束一束捆起来的“柴”的团体格局形成了比照。正因如此，《乡土中国》英文版的译者说，通过这本写中国的书，可以反观、理解西方社会组织。 “文化自觉”理念呈现   《斯人斯土》的第三部分名为“社会转型与文化自觉（1979—2005）”，这说明，学界通常把费孝通的学术路径界定为由早年“志在富民”到晚年“文化自觉”转变。笔者以为，如果从费孝通早年探索中国现代化道路开始，他一直是在践行“文化自觉”的理念。虽然费孝通明确提出“文化自觉”的概念已是米寿高龄，但就他一生的学术实践来看，不论是乡土研究、民族调查，还是晚年的思索，其实都是在有意无意地践行他所说的“文化自觉”。   通览全书，可知“文化自觉”的思想，在《花蓝瑶社会组织》编后记里已有苗头，他说：“我们只希望同情于我们的朋友能不住地在这道路上走，使中国文化能得到一个正确的路径。”到《江村经济》时，费孝通认为，“社会科学应该在指导文化变迁中起重要的作用。”再到写《初访美国》时，他确认：“我们实在只有用同样的努力去发展可以促进人类合作的知识。若是沟通文化是可以消弭国际误会的话，这无疑是我们不应再事延缓的工作了。我怎能不急呢！我们这一代处在这一代历史的考验里！”作者将“文化自觉”意识如何贯通费孝通学术生涯的脉络仔细地梳理了出来。   值得注意的是，费孝通倡导的“文化自觉”，并不是让中国与外国对立，而是包容性的——是为了“自知之明”。再者，它又是多义的，既是思索学术历程和学科建设的“文化自觉”，也是探求中国文化来龙去脉和特色，以在全球化的时代获得准确定位，实现“各美其美，美人之美”文化交流互鉴、共生共存的“文化自觉”。   笔者以为，晚年费孝通的“补课”，也是他践行“文化自觉”理念的一部分。在书中，作者写道：“‘世变方激，赶快补课’，是费孝通八十岁后经常说起的话题。他的补课内容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社会学基础知识，二是中国传统文化思想资源。”费孝通自己对“补课”的解释是：“这几年来，特别是这一年来，我日益觉得所处的时代变动得太大和太快了”，“我已说过多次，‘身逢盛世’。时代是对得起我的，但我却有点负了时代……不管以后的日子还有多少，当前我的脑子似乎还抵用，于是自己提出了‘决心补课’”。   费孝通对自己学术人生的认知与反思，可从书中引述的他写于病中的文字中体会出来：“成人以来立志以脑力劳动为人民大众谋些福利，即所谓志在富民。回顾此生这个志愿基本上做到了的，至于有什么效果就让别人在身后去评论了”，“但所学不够，更不深入……成绩不如条件好，多得于人而出得不够……受于人者远过于援于人，这个天平上我不是个成功者”。   在书的结尾，作者还将费孝通的“遗言”收录了进来，将他住进北京医院后“‘最后’的最后”的想法交代给读者——道出自己没能及时抓住机会做得更好的遗憾。费孝通说：“举个例子说，我所师从的几位老师是很难得的，但我并没有好好地学，把他们的成就继承下来。比如史禄国的Psycho-Mental Complex of Tungus，其涵义很深，我没有搞清楚。又如潘光旦的新儒学的见解，我也没有好好学会。其他如Park和Malinowski我只是掠了个皮毛，没有深入。学习不认真是我的大毛病。”在此，作者感慨“一介书生，留下的最后文字，是忏悔”。好在，费孝通在社会学领域播下的种子、点燃的“学灯”，已有后来者承前启后、薪火相传。 做“活学问”   如果从社会学、人类学学科历史发展来看，费孝通所传递的是融汇中西理论的“学灯”。他曾受业于吴文藻、帕克、潘光旦、史禄国和马林诺夫斯基等人，取各家所长，形成了以“从实求知”原则做社会调查的治学方法，做的是“活学问”。   吴文藻在大洋彼岸留学时遇到一种剧烈的社会科学学术大转型，即“社会工程”的学术转向——由原来从书本到书本做学问的方式，转变为通过实地调查研究，把获得的知识用于对社会改进的规划和指导之中。吴文藻回到国内，就着手实践这一新的学术范式，把以帕克为主要代表人物的芝加哥学派的社区实地研究与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的功能主义相结合，以实地调查的“社区研究”启蒙了费孝通的治学方法，开启了被国际学界称作中国社会学派的“燕京学派”。这是费孝通学术思想与方法中西学的一脉。   费孝通学术思想与方法的另一脉是国学，即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主要受潘光旦影响，尤其是儒家思想方面。比如，费孝通最具有标识性的概念“差序格局”，就深受潘光旦文章和思想的启发。正是循着这些前辈学人的足迹，费孝通走出了自己的社会学研究道路，成了“举学灯，穿长夜，自光明”的人。   费孝通受到的学术训练和独特的研究经历，使他在学术生涯早期就奠定了自主自觉的意识，这种意识贯穿了他的一生。27岁时，他就在《关于实地研究》里写道：“且慢用外国名词来形容中国事实，我们先得在实地详细看一下。”1981年，费孝通参加第二期社会学讲习班开学典礼，在讲话中说：“西方社会科学中的每一个概念，都有产生它的具体的社会条件和历史条件。当这些概念传入中国时，又有一个与中国特点相结合的复杂过程”，“这本身是一个值得我们研究的问题”。他在1997年的一次对话中说：“我担心很多知识分子不自觉，跟着外国人走。他也想问题，不是不想，但他跳不出人家的想法。他不接触中国的实际。他不懂啊。他讲得很好听，很好看，可是很多人看不懂。没有用啊！我是说，你写的东西要有用啊。”   由上述论述可知，费孝通的学术观念中，有很强的“自主”（调适）意识，他认为没有个体的自主性、自觉意识很难实现治学中的自主性。这种意识，值得当下的学界学习。   《斯人斯土》一书，是作者张冠生集其数十年的亲身体会，广泛阅读，深度结合《费孝通晚年谈话录（1981—2000）》撰写而成的著作，将费孝通一生实践“文化自觉”的“传灯人”形象栩栩如生地展现在我们面前，实为理解费孝通和他所经历过的时代不可多得的佳作。   （作者：陈心想，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

费孝通简介、婚姻家庭及子女 一、人物简介 费孝通（1910‑12‑02—2005‑04‑24），江苏吴江人，中国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社会活动家，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奠基人之一。 • 早年就读东吴大学、燕京大学、清华大学；1936年赴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留学，1938年获博士学位，博士论文《江村经济》成为国际人类学经典著作。 • 代表作：《乡土中国》《生育制度》《禄村农田》等。晚年提出文化自觉，提出十六字箴言：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 一生致力于中国乡村、民族社会调查，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 二、婚姻家庭 费孝通一生有两位妻子： 第一任：王同惠（1912‑1935） 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才女，1935年与费孝通结婚，婚姻仅108天。 婚后二人一同赴广西大瑶山做田野调查。调查途中费孝通误入猎人捕兽陷阱受伤，王同惠独自下山求援，不幸失足坠崖遇难，年仅24岁。 费孝通整理她的调查笔记，出版《花蓝瑶社会组织》，终生怀念亡妻，广西大瑶山有王同惠墓碑，为费孝通亲笔题写。二人没有子女。 第二任：孟吟（1913‑1994） 经兄长介绍相识，1939年在昆明结婚，相伴55年，是患难与共的生活伴侣。 孟吟受过师范教育，性格淳朴、勤劳持家。1994年孟吟在北京病逝，此后费孝通独居，不再续娶，直至2005年去世。 三、子女 费孝通只有独生女：费宗惠（1940‑2017），小名“小惠”。 • 生于抗战时期的云南，名字中的“惠”，用来纪念亡妻王同惠。 • 费宗惠从事高校相关工作，为人低调；退休后长期照料父亲费孝通的生活。费孝通去世后，她与丈夫张荣华（费孝通生前秘书）整理费孝通文集，传承费孝通学术遗 一、人物简介 费孝通（1910‑12‑02—2005‑04‑24），江苏吴江人，中国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社会活动家，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奠基人之一。 • 早年就读东吴大学、燕京大学、清华大学；1936年赴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留学，1938年获博士学位，博士论文《江村经济》成为国际人类学经典著作。 • 代表作：《乡土中国》《生育制度》《禄村农田》等。晚年提出文化自觉，提出十六字箴言：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 一生致力于中国乡村、民族社会调查，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 二、婚姻家庭 费孝通一生有两位妻子： 第一任：王同惠（1912‑1935） 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才女，1935年与费孝通结婚，婚姻仅108天。 婚后二人一同赴广西大瑶山做田野调查。调查途中费孝通误入猎人捕兽陷阱受伤，王同惠独自下山求援，不幸失足坠崖遇难，年仅24岁。 费孝通整理她的调查笔记，出版《花蓝瑶社会组织》，终生怀念亡妻，广西大瑶山有王同惠墓碑，为费孝通亲笔题写。二人没有子女。 第二任：孟吟（1913‑1994） 经兄长介绍相识，1939年在昆明结婚，相伴55年，是患难与共的生活伴侣。 孟吟受过师范教育，性格淳朴、勤劳持家。1994年孟吟在北京病逝，此后费孝通独居，不再续娶，直至2005年去世。 三、子女 费孝通只有独生女：费宗惠（1940‑2017），小名“小惠”。 • 生于抗战时期的云南，名字中的“惠”，用来纪念亡妻王同惠。 • 费宗惠从事高校相关工作，为人低调；退休后长期照料父亲费孝通的生活。费孝通去世后，她与丈夫张荣华（费孝通生前秘书）整理费孝通文集，传承费孝通学术遗产。 • 2017年1月1日，费宗惠病逝。

这个国庆，用三天时间读完了《费孝通的一生》，很是奢侈。最深的感悟是：顶级的智识与学术创造力，从来不止依靠天赋和努力，更依赖连续的思考自由、独立的问题意识与稳定的学术生长环境。时代的强行介入，会造成不可逆的智识断裂。 一、智识被打断的核心：不是停滞输入，是精神主体性的消亡从费孝通、瞿同祖、潘光旦一代人的命运来看，真正的智识中断，从来不是知识输入的停止，而是思考主权的丧失。 其一，自主问题意识消亡。早年的费孝通，带着自己的核心命题探索中国社会转型的底层逻辑；后期的研究多为响应式、任务式创作，不再拥有专属的、长远的、颠覆性的学术追问，没有独立问题，就没有真正的深度思考。 其二，思想范式被被动改造。🧧🧧外部环境的规训，重塑了他的思考边界、立论尺度与表达逻辑。思维仍在运转、笔墨从未停歇，但自由思辨、批判解构、创新突破的空间彻底收缩。 其三，学术复利彻底断裂。顶级智识靠长期思辨、学术对话、观点迭代积累成型，一旦长期脱离前沿学术语境、与外部思想隔绝，天赋灵光会慢慢钝化，创造力永久衰退。 这也能解释同代学人的命运分化。瞿同祖、潘光旦皆是一代宗师，却被时代彻底困住，学术生涯半途戛然而止，毕生治学抱负付诸东流，是时代牺牲品。许倬云之所以能维持终身的智识活力，核心是守住了思想连续性与精神主体性；而柏杨历经牢狱磨难，思想内核与批判视角从未被改造，因此并未出现思想死亡。 由此可见，摧毁智识的从来不是苦难，而是🧧🧧🧧思想被接管、视角被统一、问题被剥夺。1949年后的费孝通依旧勤勉做事、深耕调研，但巅峰的开创性学术成就彻底止步于早年，本质是这场深层智识断裂的必然结果。 二、去留抉择：无最优解，唯有适配自身的学术宿命对比远赴海外的陈存仁，可以看懂费孝通留在大陆这个抉择的合理性。 陈存仁的离开，是非常清醒的个体避险选择，他的人生目标、资产形态、专业属性都支撑这个选择； 费孝通留下，🎁🎁🎁是社会改造理想 + 士大夫家国情怀，叠加对新政权初期统战氛围的乐观判断。他的局限在于，没有预见到社会学学科会被废除、独立学术批评空间会消失，高估了容纳 “诤友” 的制度可能性。 这不是 “谁更聪明、谁天真” 的区别，而是两个人人生目标、价值优先级完全不同：陈存仁优先保全个人与家庭；费孝通优先守住他毕生研究的中国社会，想要参与这片土地的变革。 三、被低估的核心洞见：渐进改革与乡土工业的中国逻辑相较于大众熟知的“差序格局”，皇权与绅权的深刻洞见外，费孝通基于扎实田野调研沉淀的还有两个观察。 第一，中国社会转型必须坚持渐进式改良，摒弃激进变革。他看透传统乡土社会具备极强的结构性韧性，千年形成的小农经济、基层秩序、宗族肌理无法被激进颠覆。大破大立只会引发社会失序，唯有在传统根基上循序渐进、迭代改良，才能实现平稳现代化，这是贴合中国国情的底层发展逻辑。 第二，乡村小型工业化是乡土振兴的核心出路。他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就提出，单靠传统农业无法富民，无法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城乡失衡等核心问题。照搬西方城市化、弃乡从工的模式并不适配中国，唯有将小型工业落地乡村，以工补农、就地兴业，才能稳住乡村基本盘，实现农民增收、乡土永续发展。后续苏南模式、乡镇企业的崛起，也精准印证了他超前的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