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郁贤皓 张启超
一部李白传,半部盛唐史。 以诗为脉,重走李白的万里山河与滚烫人生。 从“天生我材必有用”的少年意气,到“举杯邀明月”的孤独浪漫;从长安失意到漂泊江湖,李白不仅是盛唐气象的象征,也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精神自由与理想主义的极致化身。 本书以人生经历为经、经典诗文为纬,重建李白生平,剖析他任侠、济世、归隐交织的复杂思想,完整呈现了李白集诗人、剑客、名士、志士于一身的壮阔人生。
【一个“拎不清”的天才——读《李白传》有感】 本书的两位作者:郁贤皓和张启超。是国内极有声誉的学者,特别是郁贤皓先生,是中国李白研究会会长(先生于2026年一月份逝世,享年94岁)。这也可以说明本书的权威性与官方背书。 两位先生为这本书首先就做了一件重要的事:把那些神话故事一层层剥开,还原出一个有缺点、有局限、有天真也有盲目的人。作者(由于是两位作者,以下简称作者)并没有否定李白的伟大,而是把李白的伟大重新定义在一个更诚实的位置上。 ****** 这本书最核心的一个判断,在第十二章《谪仙诗豪》中: “李白只能做伟大的诗人,却绝不可能成为杰出的政治家。” 这句话听起来残忍,但细想之后,我认为大概是最为诚实的评价。 李白一生以“安社稷、济苍生”为己任,又以管仲、诸葛亮自许,但他对权力运作的理解几乎是零。永王事件是最典型的例子,玄宗的任命和肃宗的即位之间已经换了天地,但李白用诗人的天真去应对政治的复杂,结果沦为阶下囚。 这也是我阅读本书时不断思考的一个问题:如果李白真的被委以重任,他能胜任吗? 我觉得,大概率不能。不是因为才华不够,而是因为治理国家需要的不是天马行空的想象力,而是妥协、等待、权衡、周旋,这些恰恰是李白最缺乏的品质。他追求的“辅弼明君”,本质上是一种美学化的想象:他想象中的政治是一幅壮丽的画卷,而不是一份可以逐条落实的行政方案。 我在关于玄宗“赐金放还”李白的章节里写了个人的批注想法,大意是:有些工作是供帝王娱乐,有些人的安排是为了统一思想战线;但如果君王随意给予某些人实权,就等于向社会释放了一个危险的信号:可以通过“取悦帝王”来获取权力。 所以,玄宗不给李白实权,或许不是昏聩,而是一种制度性的清醒。 在任何一个稳定的权力结构中,才华决不能成为通行证,能力与位置才是。李白始终没看懂这一点。 ****** 读这本书的过程中,我也注意到另一个问题:李白对“不被接纳”的叙事,是不是有些许受害者色彩。 安州裴长史对他“冷淡”,李白写长信申辩,说自己“无辜受谤”;韩朝宗不举荐李白,他就把人比作刘表,自比祢衡,一个有才无命、最终被杀的悲剧人物。 他在《暮春江夏送张祖监丞之东都序》中说“刘表不用于祢衡,暂来江夏”时,我不禁疑问:这些“诽谤”,是真实的存在的,还是李白自我强化的感觉?李白混的这些圈子,接近权贵阶层是真的,但人家权贵们可能也有刻板印象,或许在他们看来,李白就同现代的明星一样,捧着可以,但只是供人娱乐的,可让“明星们”做官,还是省省吧! 这样看来,大概也于他的狂放性格有关,这种“傲气”,在保守的官僚体系中本来就不讨喜。加上他写了一篇又一篇的干谒文章,姿态时而谦卑时而倨傲,那些被他以诗文“品评”过的官员,未必真的“嫉贤妒能”,可能只是不想招惹麻烦。韩朝宗不举荐他,也未必就是“不识才”,更可能是不愿意把一个难以驾驭的人放进体制。 李白总习惯把“不被接纳”归因为“小人进谗”或“世道不公”,却很少反思自己是否适合那个位置。这既是他的天真,也是他的可爱,但如果他多一点自我审视,或许不会屡屡碰壁。 ****** 这本书让我重新思考的,还有一个更私人的角度:李白对家庭的态度。 他写儿女写得极动人。在《寄东鲁二稚子》里,他想象女儿平阳“折花倚桃边,折花不见我,泪下如流泉”,想象儿子伯禽“与姊亦齐肩”,然后问:“双行桃树下,抚背复谁怜?” 但他在行动上却长期缺席,他像是在网恋一样,在自己的想象中,在自己营造的虚拟世界诉说着对家人的爱,可是他却很少断掉网络,真正走进现实,走进家人的身边。许氏夫人早逝,他把两个孩子寄养在东鲁,自己四处漫游、干谒、求官。宗氏夫人苦劝他不要北上幽燕,他坚持要去,理由是国家将面临灾难,个人安危又何足道哉。 这句话听起来堂皇,但换一个角度看:国家不缺你一个文人,但家庭缺你一个丈夫和父亲。古代文人常以“大义”之名搁置家庭责任,但这种“大义”有时只是自我感动。在我看来,李白的悲剧不仅是政治悲剧,也是亲密关系的悲剧,他始终无法在“济苍生”与“护家人”之间找到平衡。 ****** 李白的一生,不仅仅是给我们看到他有多伟大;他如何失败、他的另一面可能更具价值: 从收到征召时的“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到供奉翰林被谗出京,再到参加永王幕府蒙冤入狱、流放夜郎,每一次失败都催生了伟大的诗篇,也促成了李白的个人成长。 《蜀道难》写于他第一次入长安碰壁之后。《行路难》写于他看清“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之后。《梦游天姥吟留别》写于他被逐出长安之后。《早发白帝城》写于他流放遇赦之后。 这些作品不是成功的产物,而是失败的沉淀。 六十一岁那年,当他闻知李光弼出征,仍然“拂剑照严霜,雕戈鬘胡缨”,以垂暮之年从军报国,半道病还。他在诗中叹息“天夺壮士心”,这当然是我们爱李白的理由,无论经历多少岁月,多少失败与苦闷,李白依旧有着一份“少年气”,但反过来想:如果他真的被起用,会不会又陷入另一场政治风波?他的失败,某种意义上正是他的保全。正是因为他“没当成官”,才留下了千首诗篇。 历史无法重来,但我们可以探讨,兴许不会有“仙”,但他会更像人吧! 如果李白能像他诗里写的那样“且放白鹿青崖间”,安安静静地过日子,是不是反而更接近幸福?可如果那样,他也就不再是李白了。这或许正是悲剧所在。 ****** 李白的墓,后来几乎无人祭扫。他的两个孙女嫁给了当地农民,有一个哥哥“出游一十二年,不知所在”。会昌三年,裴敬去访李白墓,守墓人说,两个孙女已有五六年没去扫墓了。 读到这段的时候,我编了一句诗(毫无文采之作😂),写在批注里: “莫问仙冢无人扫,太白诗篇万古传。” 这是有点矫情的感慨。但我确实在那个瞬间想到:一个人死后一千多年,还有人读他的诗,在读的时候会生气、会惋惜、会替他着急,这大概比生前任何功名都更有分量。 ****** 一个“拎不清”的人, 为什么比那些“拎得清”的人,“活”得更久? 答案或许就在那句诗里: “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 当全世界都不理解你的时候,还有山、有水、有诗、有月,愿意和你对视。 这大概就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最后的、也是最体面的退路。 在临终时,李白吟出了他的《临路歌》: “大鹏飞兮振八裔,中天摧兮力不济。余风激兮万世,游扶桑兮挂左袂。后人得之传此,仲尼亡兮谁为出涕?” 他的一生都是大鹏,但非得太高,必然会经历狂风暴雨,可他依然是大鹏! 宝应元年(西元762年),六十二岁的李太白化为大鹏,离开了这尘世,回归仙界!
一部李白传,半部盛唐史。 本书以诗文为脉络, 循着千年诗仙的足迹, 展开他跌宕滚烫、肆意风流的壮阔一生, 让读者于笔墨山河间, 读懂独属于李白的浪漫与赤诚。 少年时,他心怀青云之志, 笃信“天生我材必有用”, 意气风发、坦荡洒脱; 历经长安浮沉、世事风霜后, 他褪去浮华,于天地江湖寻得本心, 月下独酌, 轻叹“举杯邀明月”, 将孤独酿成极致的浪漫。 全书以人生为经、诗文为纬, 串联起李白仗剑天涯、 心怀济世、随性归隐的一生, 鲜活勾勒出诗人、 剑客与志士的多重模样。 世人皆羡盛唐繁华, 唯有李白,活成了盛唐最自由、 最热烈的模样。 纵一生辗转漂泊,他始终以诗为魂、 以坦荡为骨,将万般际遇, 都化作了流传千古的人间风月。
全书以李白经历为经、代表作为纬,将诗文对应具体人生阶段进行解说。从“天生我材必有用”的少年意气,到“举杯邀明月”的孤独浪漫;从长安失意到漂泊江湖,读者仿佛跟随李白重走了一遍他的万里山河。文字生动晓畅,娓娓道来中融入坚实考证,言而有据——这并非戏说演义,而是一位顶尖学者用叙述者口吻将数十年研究材料串联成平实可读的人物传记。 更难能可贵的是,本书没有将李白神化。有读者感叹,读完后滤镜“碎”了——看到了真实的李白其实也很“拧巴”,并非总是仙风道骨、豪迈不羁。这种祛魅恰恰是本书的价值所在:它还原了一个任侠、济世、归隐思想交织的复杂李白,一个集诗人、剑客、名士、志士于一身的真实生命。 当然,作为“轻松入门型”传记,本书篇幅不大,无法展开所有学术细节,部分读者也感到意犹未尽。但这不妨碍它成为走进李白世界的最佳向导——从一个人的生平沉浮中,窥见开元盛世由极盛转衰的整段历史。 一部李白传,半部盛唐史。如果你想认识一个真实的、有血有肉的李白,这本书是最好的选择。
书里毫不避讳地指出,李白虽有“济苍生,安社稷”的宏愿,却在政治嗅觉上显得迟钝甚至天真。他参与永王李璘幕府那段历史,读来尤为唏嘘。在被流放的漫长旅途中,那个高唱“天生我材必有用”的狂客,终于体会到了政治现实的残酷。他并非全知全能的神,只是一个在理想与现实巨大落差中挣扎的文人。这种“错位”构成了他人生的悲剧底色:他拥有感知宇宙苍穹的浪漫触角,却缺乏处理人间俗世权谋的冷静头脑。 我们身边或许也有这样的人,才华横溢、心比天高,但在复杂的职场人际关系或人生关键抉择中屡屡碰壁。李白的伟大,正在于他被现实击碎后,将全部的生命能量倾注于诗酒山水间,为中国文化留下了最瑰丽的遗产。
郁贤皓、张启超的《李白传》,语言通俗,史料扎实,我看到了一个更真实的李白。他不仅是“诗仙”,更是有血有肉的人:既有“天生我材必有用”的豪情,也有报国无门的苦闷。 书中让我印象最深的是李白的傲骨与洒脱。他不愿摧眉折腰事权贵,在官场碰壁后选择离开,把失意化作诗篇与美酒。 《李白传》告诉我们:真正的自由不是没有挫折,而是在困境中依然保持对生活的热爱。 ,
对李白的各种传记都百看不厌,我们喜欢读他的诗,更想透过诗了解他的一生。我们用一首接一首的诗歌来了解他,用一场又一场的相遇来描写他,用一个又一个故事来诉说他。 真实的李白是个优秀的朋友,但又不得不承认他是个差劲的丈夫,也是个失败的父亲。但这些都不影响他是个天才的诗人,诗仙有诗仙的人生选择,任后人评说去吧! “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不要精神内耗,洒脱自在。尽管他的生命底色是孤傲的,但“行路难”再难也不失傲气!
这是一本建立在坚实考据基础上、兼顾可读性的学者型传记。 书里每讲一段生平,就把对应阶段的诗嵌入其中,讲清写作背景与系年。引文依《李太白全集校注》本,对这首诗到底几岁写的、写给谁的等争议有明确交代。 书中既写他“仰天大笑出门去”的狂放,也写他干谒的窘迫、从军的晚境、被贬的憋屈,呈现了一个有血有肉、让人既敬佩又心疼的普通人形象。 李白的困窘、执念和他的不朽不冲突,都值得我们认真了解他。
此书最大优势在于,它以史实为根据,又以讲故事的语气编撰而成,既有利于读者阅读消化,又能深入了解诗仙李白一生履历,他基本以李白一生的足迹为脉络,细细讲述李白的思想、抱负、游历、交往、文学创作等,其中穿插了李白各个时期的诗作,并对作品进行了时代背景分析和点评。同时对大唐“安史之乱”前后的社会现实和唐玄宗贪于享乐的怠政行为给予了充分的批评,书中虽然有关于李白传说的故事,但都作了相关说明,总体来说,这是一部了解李白生平的不可多得的历史文学作品。
李白一辈子挺拧巴的。一边喊着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一边揣着推荐信四处干谒。他想当宰相,结果只做了个翰林待诏,给皇帝写写歌词,连正经官衔都没有。安史之乱的时候站错了队,跟了永王,差点死在流放夜郎的路上。 但他的诗就是在这些拧巴里长出来的。入世碰壁之后才有抽刀断水,流放途中听到赦免才有轻舟已过万重山。他不是天生的仙人,是一个把失意活成了浪漫的人
《李白传》读书笔记:盛唐气象下的痛苦与狂歌 一、 书籍概览 《李白传》从成书背景来看,这两部著作分别诞生于作者人生的不同阶段。1937年的《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带有浓厚的浪漫主义与心理分析色彩,作者以尼采式的激情,探讨了李白作为“道教徒”的内在精神结构与生命痛苦;而1951年的《李白》则融入了更为成熟的历史唯物主义视角,着重探讨了李白与盛唐政治、与底层人民的关系。两者的结合,使得这部传记既有微观的心理洞察,又有宏观的历史视野,成为后世研究李白不可或缺的经典文本。 二、 全书结构总览 全书在结构上分为上下两篇,呈现出一种“由表及里、由史入心”的递进关系。 上篇《李白》(1951年著)侧重于“史”与“事”。它以时间为经,以李白的生平轨迹为线索,从故乡少年、壮年漫游、长安岁月、二次漫游到安史之乱及晚年,详尽复述了李白的一生。同时,上篇也着重分析了李白的诗歌渊源、文学地位及其与民歌、魏晋六朝诗的关系,展现了李白作为“中国人民热爱的诗人”的社会面貌与历史坐标。 下篇《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1937年著)则侧重于“心”与“道”。它打破了线性时间的束缚,从导论中对“疯狂与梦境”、“生命本质”的哲学探讨切入,深入剖析了李白的道教信仰体系、政治理想(鲁仲连情结)、文学审美(谢朓情结)以及他作为“寂寞超人”的情感世界与深刻痛苦。 上下两篇互为表里,上篇为下篇提供了坚实的历史事实基础,下篇则为上篇注入了深邃的灵魂剖析。二者共同构建了一个立体、丰满、充满矛盾与张力的李白形象。 三、 上篇逐章复述 1. 楔子:人民热爱的诗人与素描 本章作为全书的开篇,奠定了李白在中国文化中的崇高地位。作者指出,李白是中国人民最热爱的诗人,其形象家喻户晓。在性格与外貌的“素描”中,李长之提炼出李白最核心的特质:“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他不仅是一位伟大的诗人,更是一个“谪仙人”。他的性格坦白直爽,如同“明月直入,无心可猜”。这种不加掩饰的真性情,使他超越了时代的局限,成为了中华民族精神世界中一个极具亲和力和感染力的文化符号。 2. 李白的故乡和他的少年生活 关于李白的籍贯,历来有陇西、四川、山东乃至外国人等多种说法,但作者认为最可靠的考证是:李白五岁时随父亲李客迁居四川彰明县青莲乡。在四川度过的童年与少年时代,是李白性格与思想形成的关键期。他“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展现出了惊人的早慧与广泛的阅读兴趣。更为重要的是,蜀地浓厚的道教氛围对他产生了深远影响,“十五游神仙”标志着他早期对道家思想的向往。这一时期的生活,为他日后“任侠”与“求仙”交织的人生底色埋下了伏笔。 3. 壮年的漫游——学道和从政的矛盾 二十五岁时,李白“仗剑去国,辞亲远游”,开启了壮年的漫游生涯。在东游扬州期间,他挥金如土,“散金三十余万”以救济落魄公子,尽显游侠豪气。在洞庭湖畔,好友吴指南病死,李白痛哭守尸,甚至猛虎也不敢靠近,后亲自负骨葬于鄂城,展现了极重情义的一面。约二十七岁时,他定居安陆,娶故宰相许圉师之孙女为妻。三十岁前后,李白积极谋求政治出路,写下《与韩荆州书》《上安州裴长史书》等干谒之作,却屡遭官僚压迫。这一时期,他内心的矛盾初露端倪:既渴望“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建功立业,又向往“餐君紫霞,荫君青松”的隐逸生活。在漫游中,他结识了司马承祯、孟浩然、元丹丘等名士,并在山东任城与孔巢父等人隐居,号称“竹溪六逸”。四十二岁时,因友人吴筠推荐及玉真公主引荐,他终于接到入京诏书,狂喜之下写下“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 4. 李白在长安——对盛唐政治的认识 天宝元年(742年),李白满怀政治抱负来到长安。唐玄宗虽“降辇步迎”,但实则仅将其视为点缀太平的文学弄臣。在宫廷中,他写下《清平调》三首,虽有贺知章赞其为“谪仙人”,但他很快便对宫廷的拘束与虚伪感到不满。面对李林甫的专横、杨国忠的贪腐以及安禄山的野心,李白在长安的三年间备受排挤(尤其是张垍、高力士等人的谗毁)。744年,他被迫离开长安。这段经历让他对盛唐表象下的政治腐败有了深刻认识,他在《古风》五十九首中无情揭露了“中贵多黄金,连云开甲宅”等社会黑暗,完成了从盲目乐观到清醒批判的思想转变。 5. 漫游生活的第二期——更多的暴露和批判 离开长安后,李白进入了人生的第二个漫游期,此时他约四十五岁。在开封,他写下了千古绝唱《将进酒》,以“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的豪迈掩饰内心的悲愤。这一时期,他迎来了文学史上最伟大的相遇之一:在洛阳与三十岁的杜甫相识,两人结下深厚友谊。杜甫写下《春日忆李白》《冬日有怀李白》等诗,李白亦回以《沙丘城下寄杜甫》。在山东,他继续学道并受“真箓”。随着漫游的深入,李白对社会的批判更加深刻:他反对统治者的穷兵黩武,在《战城南》《古风·其三十四》中痛斥征伐云南的非正义战争;同时,他的目光开始转向底层,歌颂劳动人民,展现出更为广阔的人文关怀。 6. “天宝之乱”和永王璘的一幕——爱国思想 755年安史之乱爆发,唐玄宗仓皇逃蜀。李白坚定地站在人民一边,反对不抵抗主义,其《蜀道难》被解读为具有深刻政治讽刺意味的作品。为了收复中原,他怀着“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的壮志,加入了永王李璘的幕府,写下《永王东巡歌》。然而,永王璘被唐肃宗定性为叛乱,李白因此被捕入浔阳狱。后经宋若思营救获释,但于759年仍被流放夜郎,行至巫山时遇赦。晚年的李白漂泊于湖南、湖北、江苏、安徽等地,虽看透世事,但忧国之心未泯。762年,六十二岁的李白在当涂族叔李阳冰处病逝,临终前写下《临终歌》:“大鹏飞兮振八裔,中天摧兮力不济。”最终葬于宣城青山,与生前仰慕的谢朓为邻。 7. 李白的诗:渊源与地位 本章系统分析了李白诗歌的艺术渊源。李长之指出,李白的诗主要有三个来源:首先是民歌,其乐府诗占全集六分之一,语言自然朴素,充满生机;其次是魏晋六朝诗,李白用典纯熟,句法深受谢灵运、谢朓影响,但他能化古为新;最后是自具的豪放气魄。他的诗风既有“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自然之美,又有“黄河之水天上来”的磅礴气势。这得益于他“三拟《文选》”的刻苦学习。在文学史上,李白继承了陈子昂的复古运动,以其天才的创造力,成为了唐诗黄金时代的奠基者之一,与杜甫并驾齐驱。 8. 简单的结论 上篇的结论部分高度概括了李白一生的悲剧性与伟大之处。李白的一生充满了矛盾:从政与学道、入世与出世始终在撕扯着他。他眼见统治阶级的腐烂,对从政感到厌弃;学道亦未能让他获得真正的解脱,最终只能逃避于酒。然而,正是这种痛苦,使他在精神上与人民更加接近。他反对侵略战争,同情劳动人民,人格坦率潇洒,乐观而不屈。在诗艺上,他达到了中国文学的高峰,与屈原、杜甫并列为中国诗歌史上的不朽丰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