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志巨擘——章学诚传

　　读刘咸炘后才对章学诚产生强烈的阅读兴趣，读完章学诚传，则对邵廷采望眼欲穿。读书做学问正是这样的时学时新，没有尽头，所以章学诚说：“天下闻见不可尽，而人之好尚不可同，以有尽之生而逐无穷之闻见，以一人之身而逐无端之好尚，尧舜有所不能也。”由此而有浙东史学的三大特点：求实、贵专、主通。求实则上彻天地之心，下体生民之急，合天人之际古今之变而成一家之言；贵专则进于刘咸炘所说的“推十合一，一摄万有”；主通则无门户之见，而有融会之神。 　　“神以知来，知以藏往”与“方以智，圆而神”这是章学诚史学的神妙处，“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这是章学诚史学的精微处，“求史义与史德”这是章学诚史学的光明处，至于笔刺与方志则见其胆魄与发明。 　　我最喜欢章学诚的二十岁。二十岁时，他在天门山中，悟道万古云霄一羽毛。从此学如天授，一往直前。对此，他曾总结说：「二十岁以前，性绝滞，读书日不过三二百言，犹不能久识；学为文字，虚字多不当理。廿一二岁，向长，纵览群书，于经训未见领会，而史部之书，乍接于目，便似夙所攻习然者。其中利病得失，随口能举，举而辄当。人皆谓吾得力《史通》，其实吾见《史通》已廿八岁矣。廿三四时所笔记者，今虽亡失，然论诸史于纪表志传之外更当立图，列传于《儒林》、《文苑》之外更当立史官传，此皆当日之旧论也。惟当时见书不多，故立说鲜所征引耳，其识之卓绝，则有至今不能易者。……乃知吾之廿岁后与廿岁前不类出于一人，自是吾所独异，非凡人生过廿岁，皆可一日而千里也。」 　　非凡人生过二十岁，皆可一日千里，章学诚说这话时的自信与气势令人神往。由此二十岁的顿悟，则其毕生贫困交加中的自信与坚韧自是理所当然。其云，“吾于史学，盖有天授。自信发凡起例，多为后世开山。”“拙撰《文史通义》，中间议论开辟，实有不得已而发挥，为千古史学辟其蓁芜。”“如有良史才出，读《亳志》而心知其意，不特方志奉为开山之祖，即史家得其一二精义，亦当尊为不祧之宗。” 　　同样是20岁那年，章学诚「购得吴注《庾开府集》。有“春水望桃花”句，吴注引《月令章句》云“三月，桃花水下”。先生之父抹去其注，而评于下曰：“望桃花于春水之中，神思何其绵邈！”先生彼时便觉有会。回视吴注，意味索然矣。自后观书，遂能别出意见，不为训诂牢笼。虽时有卤莽之弊，而古人大体乃实有所窥。」20岁的章学诚，合家学与天机于一活泼泼的史义主体中，这是他的通天人之际。至29岁，得戴震醍醐灌顶，这是他的究古今之变。到35岁开始写《文史通义》，这是他的成一家之言。 　　29岁那年，章学诚寄居朱筠家中，后来他回忆当年与蒋雍植以及其他友朋交往情形时说：“乾隆三十一年秋冬，始识君于朱先生座上，酒酣耳热，抵掌谈古今。方是时，朱先生未除丧，屏绝人事。学诚下榻先生邸舍，时时相过，若程舍人晋芳、吴舍人、大理廷丞及君，为燕谈之会。宴岁风雪中，高斋欢聚，脱落形骸，若不知有人世。” 　　这一年，他给远在家乡会稽的族孙章廷枫写了一封信，信中讲到：「往仆以读书当得大意，又年少气锐，专务涉猎，四部九流，泛览不见涯，好立议论，高而不切，攻排训诂，驰骛空虚，盖未尝不然自喜，以为得之。独怪休宁戴东原振臂而呼曰：“今之学者，毋论学问文章，先坐不曾识字。”仆骇其说，就而问之，则曰：“予弗能究先天后天、河洛精蕴，即不敢读‘元亨利贞’；弗能知星躔岁差、天象地表，即不敢读‘钦若敬授’；弗能辨声音律吕、古今韵法，即不敢读‘关关雎鸠’；弗能考三统正朔、《周官》典礼，即不敢读‘春王正月’。”仆重愧其言！因忆向日曾语足下所谓“学者只患读书太易，作文太工，义理太贯”之说，指虽有异，理实无殊。充类至尽，我辈于四书一经，正乃未尝开卷卒业，可为惭惕，可为寒心！ 近从朱先生游，亦言甚恶轻隽后生，枵腹空谈义理，故凡所指授，皆欲学者先求征实，后议扩充。所谓不能信古，安能疑经，斯言实中症结。仆则以为学者祈向，贵有专属。博详反约，原非截然分界。及乎泛滥蓄，由其所取愈精，故其所至愈远。古人复起，未知以斯语为何如也。要之，谈何容易！十年闭关，出门合辙，卓然自立以不愧古人，正须不羡轻隽之浮名，不揣世俗之毁誉，循循勉勉，即数十年，中人以下所不屑为者而为之，乃有一旦庶几之日。斯则可为知者道，未易一一为时辈言耳。」 　　章学诚曾说:“我所处的这个时代和我的思想是多么不相称。二百年之后，人们才会和我的思想对话。”一想到章学诚至今还没有一个点校的全集出世，就为之寂寞不已。 　　章学诚其人，丑与怪，穷且困，疑而辨。之前读黄宗羲，满纸悲壮；这回读章学诚，则字里行间写满了贫困与孤绝。读古代历史，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那就是从明中期往后，不为时代理解的奇才怪才越来特多。究其原因，一是意识形态的封锁与压迫，二是主流思想文化的僵硬与固化，三是大融合大启蒙时代的萌芽与刺激。 　　同为浙东史学之巨匠，黄宗羲反清复明慷慨悲壮，而章学诚则极力为清统治者争正统地位。跳出华夷之辨来看，只能说每个人都有他的时代性，而时间与习惯会抹平一切。在《遗书》外编《丙辰札记》中，他说：「自唐虞三代以还，得天下之正者，未有如我大清。魏晋唐宋之禅让，固无论矣，即汉与元，皆是征诛而得天下。然汉自灭秦，而元自灭宋，虽未尝不正，而鼎革相接，则新朝史官之视胜国，犹不能无仇敌之嫌。惟我朝以讨贼入关，继绝兴废，褒忠录义，天与人归，而于故明，但有存恤之德，毫无鼎革之嫌。」 　　在《遗书》外篇《乙卯札记》中，他甚至对明朝遗民的一些反清思想言论予以批评：“亡国之音，哀而不怨，家亡国破，必有所以失之之由，先事必思所以救之，事后则哀之矣。不哀己之所失，而但怨兴朝之得，是犹痛亲之死，而怨人之有父母也。故遗民故老，没齿无言。或有所著诗文，必忠厚而悱恻。其有谩骂讥谤为能事者，必非真遗民也。” 　　生于清代而言清代之正统，这个没毛病。问题在于，章学诚的论据多少有点强词夺理。人无完人，于此可见。 　　人无完人，但可以求为“大人”；人力有穷，但可以执一端而得造化。生年日长，阅历日多，愈是对这两个意思体贴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