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文化、野心，以及人与自然的伟大博弈

《文明：文化、野心，以及人与自然的伟大博弈》的作者以环境为线索串联起文明的演进脉络。从常人认知中不利于文明发展的冰原、沙漠等极端环境出发，到草原、含水丰沛之地，再到传统文明起源的冲积平原，以及高地、海洋相关环境，甚至涵盖尚未孕育文明却备受人类探索的深海。每一卷聚焦一种环境，细致入微地探讨文明在不同环境中的起源、演变及其与环境的互动，让读者清晰地认识到文明并非孤立发展，而是与所处自然环境紧密相连。 作者对文明多元性和定义的关注，以及对文明与自然环境相互关系的深度剖析，为读者提供了全新的思考维度。例如，通过对海洋与沿海文明的详尽研究，揭示出海洋在文明发展进程中的关键作用，使我们意识到海洋不仅是地理屏障，更是文明交流、扩张与创新的重要媒介。 此外，作者还将视野拓展到全球，探讨西方中心全球视野的形成及其面临的挑战，并对未来文明发展趋势展开前瞻性展望，使本书不仅局限于对历史的回顾，更具备了对当下和未来的启示意义。迁徙、扩张、适应或穿越新环境作为贯穿全书的主题，生动体现了文明发展的动态过程。每一种文明虽起源于特定环境，但部分文明凭借自身的适应性与扩张性，成功突破原有环境限制，在更广阔的天地间发展壮大。 《文明：文化、野心，以及人与自然的伟大博弈》是一部兼具学术深度与思想广度的佳作。它以丰富的内容、严谨的逻辑和宏大的叙事，引导读者重新审视文明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为理解人类文明的发展历程提供了一个全面且深刻的视角，无论是对历史文化感兴趣的普通读者，还是相关领域的专业学者，都能从中获得启发与思考。

这是一本我非常心仪的书。作者客观而理性，尽量讲故事和事实，没有过多的结论。但依然深刻而且直达本质。文明是个大词，作者没有人云亦云，而是按照自己的理解重新阐释他心目中的“文明”，这显然不完全是西方视角下的“西方优越论”的观点，比起《历史的终结》等观点来说客观很多。 作者的观点可以简单这么理解：文明源于人类改造自然的欲望，它可以在任何环境中诞生，同时也会遭到自然的反噬，随时灭亡。评价文明的程度，应该回到诞生它的环境中，而非用西方的逻辑去评价。换成作者的话就是，文明是可能在任何地方产生的。若说只有某些环境特别有利于文明的形成，乃是一种偏见，如同说某些人的生产力优于他人或某些种族更有从事生产的倾向，都是欠缺根据的。文明在某些环境之中比较难以永续，这是事实。但是，没有一个可居住的环境能完全阻挡人类为遂其心愿而进行的改造。 作者思路开阔，学识渊博，探讨了很多不同地理环境、自然环境和历史中文明存在方式，讲了很多有趣关于文明的故事，非常引人入胜。而且本书本身就很像一篇大论文，论据考究，逻辑严谨，很漂亮。 我未来会再次阅读一遍的。 我的理解：文明就是一种人类的生存体系，它无所谓好坏，只有是否适应它所在的自然环境，它是一种不得不，也是一种一直生长变化着的存在，而且不同文明之间会不断地融合，有些文明会随着环境的改变而消失。

菲利普·费尔南多-阿梅斯托的《文明：文化、野心，以及人与自然的伟大博弈》，其实在2013年新世纪出版社曾以译名《文明的力量》出版过，但没引起过多的关注与好评。或许是期待值过高，读完该书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精彩。BBC的文风一旦没法给读者带来生动形象的画面感或既视感，就会变成是冗长的文字叙述及毫无灵魂的细节描写。 菲利普笔下的“文明”，是人与自然互动的产物。在文中，作者探讨了冰原、沙漠、草原、林地、低地、泥地、高地、岛屿、沿海九大环境类型下各种文明的诞生、兴衰与消亡，既展现了不同区域人类如何因地制宜，改造自然，又揭示了多变的自然环境如何限制人类文明的发展。可惜作者虽然构建了一个看似完备的叙述框架，却无法较好地回答如此宏大的命题。或许正如他在结尾所说那样，“这是一本谈论地方的书：寻找仅凭视觉便可领会文明意涵的神庙、废墟、地貌或海景，而不是探讨概念上的它们”。 以下是个人对该书比较精彩论述的摘录与梳理。 1.欧亚大陆草原，是孕育草原帝国主义最频繁的地方，这种地区的本土文明不显著，或是被邻近的其他文明所鄙视或畏惧，却是文明史中关键的文化传递过程发生的地方；非洲的萨赫勒地区，这里的人们有改造自然的雄心，所以在草原里建起城市的世界。第一种是文明的通道，第二种是文明的摇篮。 2.非洲稀树草原要比欧亚大草原和北美草原富裕得太多了，不利于宏伟帝国的构建：这里孕育的当地文化，占据一小块领土就能很满足。有帝国主义野心的政府会沿着从北往南跨过全区的贸易路径而扩张，以统一沙漠边缘与森林边缘为目的。也就是说，萨赫勒地区之内，从东到西的扩张相对不那么有利可图。 3.按照可粗略量化的指标，例如军事效率、技术本领、可衡量的物质繁荣、全球互动时代中对致命疾病的抵抗力等，欧亚大陆都算拥有世界上最强势的文化。 4.美洲诸文明已经有了共同的文化：墩台建造；对称美学；以神殿与广场为中心的都市规划蓝图；统治阶级高度专业化（包括酋长、文书官、祭司）；统治者的仪式包括流血与活人牲祭；宗教以巫医传统为基础，有多项流血仪式，君王和祭司在其间会呈现恍惚的状态；球赛仪式；农艺以三大作物（玉米、豆类、南瓜）为基础；远程贸易可能已接近古中美洲文化区全盛期的规模。 5.空中花园是七大奇观之中唯一没有明显宗教目的的（按通常的定义而言），却完全表现了七大奇观的共同特质：大手笔地与自然对抗，改变自然风景的原貌，以设计巧妙的引水系统挑战重力。 6. 海洋在文明史上只凭两种角色做出贡献：一是成为靠海的陆地生活社群的额外资源，二是成为靠海陆地社群之间的重要通路。我所说的“海岸文明”是指从这两方面受邻近海域影响的文明。 7. 穆罕默德对他影响所及的每个层面都产生了革命性的冲击，他所创立的伊斯兰信仰不但是一种宗教思潮，也是一种生活方式、一张社会蓝图，备齐了一套完整严谨但十分务实的道德准则、一系列个人品行的戒律，以及民法概要。 8. 七大奇观的每一个都从某个方面突显它们共有的特性。金字塔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大。奥林匹亚宙斯巨像表现的是富裕。摩索拉斯陵墓是自尊自大。巴比伦空中花园是挑战自然。罗得岛的太阳神赫利俄斯巨像是技术创新。法罗斯灯塔是引人注目。阿特米斯神殿是具有令人敬畏的神圣性。 9.4世纪的基督教与异教信仰共享同一个世界：伦理学是斯多葛学派传下来的，形而上学是柏拉图的，理性思考是亚里士多德的，政治权威的模型是罗马的。 10. 印度洋成为统一的空间之后产生了一个伊斯兰之湖，近代西方文明在往来大西洋的航线之中兴起，我们也可以隐约看出，太平洋的发展已经开始把另一群人带上世界舞台的中央。

文明会制造自己的栖居地。其栖居地与未经改变的自然环境之间的距离和差异大小，直接反映了文明的程度。在我们与环境的互动中，很多是从心智活动开始的。就像许多文明之中的几何图形，都是先想象或发明，之后才形之于外的。传统文明要素一览表上的所有项目，都是从心念开始：例如，都市的缘起是向往秩序，农业的缘起是憧憬丰饶，法律的缘起是希望建立乌托邦，书写的缘起是对符号的想象。我们正置身其间或正在走进的知识世界是凡事没有定论、定义看来都靠不住的：这个“进展的”世界里没有一个过程是完全结束的，意义从来不会绑死，区分也会消失。文明面临的真正挑战来自内部。 文明只有一层皮那么薄，抓破了就流出野蛮的血。我们通常都以为文明与野蛮的属性是相互排斥的，其实每个社会都是两种属性的混合。几乎每一个人也都是如此，和气讲理的人受了煽动或欺压，也会屠杀自己的邻人。以为文明就是越来越进步，这是极危险的想法。 文化全球化很可能是一种违背自己利益的现象。人们只要融入了大的实体，就会往各自地方的、区域的、民族的根里找寻熟悉的慰藉，所以超级大国往往会在形成了一阵子之后便解体，旧有的自我意识也可能在融入大帝国数百年之后仍然不灭。如果真有那么一天，全世界的人都自认为是全球文明的一分子，那么这个全球文明将会是由很多不同成分组成的，而且在各地区表现得都不一样。

一本非常值得认真阅读的好书！第一遍阅读时，好似被带进一座无所不包的世界历史、地理、民俗博物馆，作者详尽地介绍着世界的不同时期、不同地理环境、不同民族的发展史，令我兴趣盎然。第二遍阅读才逐渐领会作者的深意。 “文明是一种社会类型。”作者“建议把它（文明是什么）界定为一种互动的关系：‘是人对自然环境的关系，出于人类想使自然符合自己需求的冲动，而改造自然环境。’”作者“所说的‘文明’就是指在这种关系之中的社会。”书中解读了世界各类文明产生、存活或消亡的多重因素。 文明产生于人类生存需求的基本常识，然而一旦确立后，文明就演变成一种价值判断，反而碾压了生存需要的常识。在生存常识消弭于某种价值判断后，这类文明将很难延续。纵观人类发展万年的历史，多少曾经辉煌灿烂的文明湮灭在历史长河中。人类文明究竟应该坚守什么？这是一个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

“历史的教训”太少了，即便有，人们也学不会。……20世纪的经验似乎还是教了我们一件事：如果把文明曲解为进步，必然会使人失望；如果固执地相信古代的理想主义——可以通过操纵社会解放美德——这种信念最终一定会与经验不符；如果把道德看成文明的一部分，这是行不通的；如果想象文明应当是一种可以释放人性善良面的社会，那就是自欺欺人。文明面临的真正挑战来自内部。文明只有一层皮那么薄，抓破了就流出野蛮的血。我们通常都以为文明与野蛮的属性是相互排斥的，其实每个社会都是两种属性的混合。 我们低估了大自然的力量，以为到了我们这个时代，文明史的主题已经逆转，换成人定胜天，这真是一种奇怪的傲慢。 我年纪越长，就越相信梅塞纳斯确实不得不想到中国。中国以外的世界永远在想的一个大问题是：“中国下一步会怎么做？”这个问题从来不会无关紧要，也是我们现在应该再问的。 如果真有进步这一回事，进步的基础就是传统。从来没有一个社会是凭着漠视先人累积的知识而兴盛的。 各种文明通常都过度利用其环境，往往到了自我毁灭的地步。基于某些目的——包括为了在环境中求生——的文明行为是冒险的谋略，甚至是非理性的。 一如多数刻意要博得赞许的名词——民主、平等、自由、和平，“文明”也经常被滥用。文明是一种社会类型，这是当然的。但是，当我们问“是哪种类型”，或是要求对文明的特征加以形容或说明，或是追问究竟该怎么区分“文明”与“文化”、“文明的”与“不文明的”时，麻烦就多了。在对文明的要素——能使区区一个社会质变而成为文明的那股魔力——的传统讨论中，用词不一而足，有的说是一种过程，有的说是一种系统，或是一种状态、一种心灵的或遗传的癖性、社会变迁的机制，但是都不尽如人意。已经有很多人把“文明”当作太多不同的意思来讲，如今很难摆脱这词的滥用，还给它一个有用的意思。 这些故事点到了“文明是什么”的问题核心。我建议把它界定为一种互动关系：是人对自然环境的关系，出于人类想使自然符合自己需求的冲动，而改造自然环境。我所说的“文明”就是指在这种关系之中的社会。 因为文明的标准是其他社会所定的，那些社会一心要向自然挑战，存心要冒险，要把世界变得合乎自身意愿。他们重塑地貌，或是用他们自己建造的环境把原有的地貌湮没，他们拼命要把自己的那种秩序施加在周遭的世界上。有时候他们试图彻底脱离自然，佯装人不是生态系统的一部分，声称人类界与动物界没有重叠。他们试图“消灭人的自然属性”：把内在的野蛮人切除，用精致的衣服和礼节驯化内在的野蛮人。 常有人说，社会不是一个有机的存在，拿社群的生命与动物的生命进行类比是不对的。这话说得对。但是社会和个人有一个方面是相像的。两者都是优缺点相混的，最伟大的圣徒和说话最在乎政治正确的公共空间，都是罪恶混合着美德。每个良好意图都伴有意志薄弱的行径，两者互为衡量对方的标准。与其他形态的社会相比较，文明当然不是独揽所有优点。真正的多元主义者必须能欣赏它们为生命增添的多样差异。真正懂得文化相对主义的人，必然会尊重每个社会的自我概念，不会予以谴责。 以为被创造宇宙天地者赐予终年生机的大自然会如同患病般变得荒瘠，乃是一项罪恶；有正确判断力的人也不宜相信，大地已像凡人般变老，因为它曾获赐神圣而永恒的青春，被称为万物之母，注定要永续滋生万物。此外，我不也相信这种不幸临头是自然的暴怒所致，宁愿相信是由于我们自己的过错；因为农业原是我们所有最卓越的祖先最谨慎处理的事务，我们却将其交给我们所有最劣等的奴隶，如同交给了刽子手去处罚。       ——科卢梅拉（Columella），《论农业》（De Agricultura） 像这样的例子固然别有深意，但是必须放在两种背景里来看方可完全理解。第一种背景是欧亚大陆草原，也就是孕育草原帝国主义最频繁的地方。这种地区的本土文明不显著，或是被邻近的其他文明所鄙视或畏惧，却是文明史中关键的文化传递过程发生的地方。第二种背景是非洲萨赫勒地区的各个民族，这里的人们有改造自然的雄心，所以在草原里建起城市的世界。第一种是文明的通道，第二种是文明的摇篮。那么我们就从摇篮讲起吧。 从公元前200年到9世纪，是玛雅社会密集的创造时期，玛雅社群建造了上百个城市，从雨林之中拔地而起，高耸入云。玛雅人也创造了（或是从奥尔梅克的原型成功发展了）目前唯一已能解译的、可以完整表达人类思想的美洲大陆书写系统。因为玛雅人用这套书写系统十分翔实地记录了历史，所以我们对于5世纪科潘（现在洪都拉斯境内）的金刚鹦鹉王朝历代君王的年代，比同时代的欧洲君主还要确定。玛雅数字系统包含了“零”，曾用作天文计算，可跨越上百万年。 热带低地的每一个文明或原型文明，都在未成熟或从宏伟转向衰弱的时候被扼杀，巨碑高塔都被森林吞没或沉入沼泽地。热带的某些低地虽然提供了丰富的生活工具，但自然环境的状态大都不稳定，文明是脆弱的。几乎每一处环境中的每一个文明最终都被自然征服，化为废墟。但是，热带地区某些文明能够持续那么久，表现得那么辉煌，已经比它们最终的衰亡更令人惊讶了。 文明并不是“起源于”冲积土壤（虽然冲积土壤有利于文明壮大），农业也不是。但是这种环境的确能孕育某种类型的农业，孕育的农业又可滋养某种类型的文明：这类文明专门进行栽培一两种主食谷类的大规模量产农业，在土地上挖出疏洪沟渠和灌溉水道，在地貌上划下刻痕，塞满“非天然”的作物——因为它们不靠人为力量就不会进化也不能存活，所以是“非天然”的。这种农业是文明冲动的极度表现，喂养了拥挤、都市化且受到高度管控的社会——是人类的群居地，是集体目标的专制。 然而，正如大规模农业的兴起被归因于理性与必然的进步，大规模工业的开端也被称为人类势在必行的一步，甚至连批评工业革命早期恶行恶状的人士也不例外。例如19世纪欧洲的社会主义者，虽然痛斥工业化残害工人的生命，却为历史迈向这个注定的高峰而喝彩。如今我们还在清理工业革命的残渣，追究进步论谬误的人却更少了。 造就无可否认的重要文明，必须仰赖集中的资源，而集中资源必须靠顺畅的交通来促成。人类有史以来对于远程水路交通的依赖几乎从未中断过。航海技术一直帮助着文明向海外伸展。过去500多年中，人类发展了跨越海洋的技术。但是，历史上大部分时候是由河川提供长途旅行与贸易的通道，文明形成也都是在河流周围的水道旁。 这四大文明在过去2000年至4000年中或消亡，或改头换面，但是影响力不减，仍在塑造我们观念中认定的文明。我们只要听见“文明”一词，脑中浮现的影像就是金字塔和狮身人面像、下大上小的梯形塔建筑和楔形文字石板、商朝青铜器和万里长城，以及被风吹蚀得几乎没入周围沙漠的废墟。在错误却顽固的传统中，考古学家一直把这些早期的河谷世界称为文明的“摇篮”，认为文明的成果是从这些地方向外传播到全世界。 其实我这样做是为了突显三个要点。本来这三点应该是由读者自己看出来的，现在为了避免招致误解，我还是自己明说了吧。 第一，把文明史按年代顺序编排，必定会有误导。假如文明曾有历史的开端，有一个诞生时刻，我们并不知道那是什么时候。……总之，所有传统认定的文明生活要素，并不是依照你以为那样的顺序演化出来，其发展快慢不一，而且经常会倒转折回。 第二，取消苏美尔、埃及、中国、印度四大文明一向的首要地位，可以使我们从一个更能理解它们的角度去观察它们。四大文明可能构成孕育文明的一个环境类别，却未必是最优质或最有利的一类。耐心看到这一节的读者应该已经知道，文明的冲动其实到处都存在。凡是人类能栖居的环境，几乎每一个都受到了人类为自身便利而改造环境的欲望的影响。改造的成就无论是在沼泽或泥地上，在森林大雨之中，还是在几乎不下雨的河岸边，可能都一样了不起。 第三，把这四个古老的河谷文明一起放在故事起点的习惯，会助长我所谓的“传播论者的错觉”。一向都有人在说，文明是“传播”的，而不是因其他方式产生的。……学界流行的说法已经随着文化环境而改变了，以前归入传播论与迁移论的那些发展变化，如今改用“变迁过程”来解释。按此说法，农业不必向别人学习才会，虽然有时候的确是跟别人学来的。 把这些城市的荒废消亡与“印欧语系迁徙”扯到一起，对于解答这个问题帮助不大。所谓“印欧语系迁徙”，在世界史中算是最阴魂不散的话题之一，而且背后有一套似是而非的道理。18世纪末期，有人把欧洲、印度、伊朗语言在结构上和词汇上的相似之处一一列表比较，所有语言是从同一个“原始语”而来的说法就出现了。按这种说法，说“原始印欧语”的人因为迁徙与征战，把自己的语言从“故乡”传播出来。18世纪末起，学者们就一直在寻觅这个“故乡”，从北极（有一派学者很严肃地相信是从这里往外传出去的）到喜马拉雅山都找遍了。这整套学术研究都不过是推测，没有事实可以证明“原始语”曾经存在，或证明曾有一个共同祖先民族的“原始语故乡”，考古学文献中也没有任何关于这场迁徙的蛛丝马迹。 总之，某些语言被划入印欧语系，是基于演化表上一条单薄的词语主干与一些语法和词形变化的细枝，这些细枝其实也可以嫁接到另一种干茎上去。陷在印欧语系起源之争的旋涡里很容易忘记“印欧语系”是个分类用语，代表的是学者的看法，不是语言如何演变的事实。如果把说印欧语系的人都归为源自一个共同祖先，其愚蠢程度不亚于把如今所有说英语的民族都当作来自英格兰，或是声称所有说斯瓦希里语的民族都属于同一个族裔。 我们现在的生活中有太多的事物要追溯到孔子的时代，从这一点即可看出他的重要性。孔子的成就可以与佛陀的影响（从印度传播到亚洲大部分地区）相提并论，佛陀在世的时间与孔子有所重合，而佛陀教导的是结合智慧、虔诚、善行而成就的幸福之路。早100年左右的波斯圣哲琐罗亚斯德以及更早的印度《奥义书》也都发挥了类似的影响。在欧亚大陆最西端，比孔子晚了将近200年的希腊众哲学家——尤其是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善恶是非道理现在仍然通行。《圣经》的《旧约》大部分是在亚里士多德的时代编纂完成，影响力也始终不曾被后来者超越。我们所谓的文明世界自古至今的思维言行，竟然一直在受3000年前写下来的想法影响，甚至由这些想法决定，实在令人惊讶。 中国文明的适应力极强，能扩展、有弹性，所以与在冲积土地上建立的因河诞生、靠河生存的其他文明不一样。中国文明增长得比其他文明博大，生命延续得比其他文明长久，领土延伸得比其他文明遥远，它能结合内聚、弹性、磁力于一体是很令人惊奇的，因为这些特性很难在如此大规模的成长中维持不变。商代与商代以前的黄河流域生态系统所独具的优势虽然并不能左右整个中国历史，却是促成中国独特性的重要因素。 其他文明都未能像中国这样，在适应多种不同环境时，不发生激烈突变也不导致政治上的断裂。即便中国的帝国扩张在19世纪变得步履蹒跚，人与文化的输出却仍在西方霸权的外表下继续维持。中国的移民输出人数与移民落脚的地方之多，居全世界之冠。 世界上伟大的高地文明（以传统标准来看）都可以持续不断保有重要优势长达数百年或上千年。安第斯山文明中反复出现的黑暗时代，都不是外来者造成的。古代中美洲高地文明可能被北方沙漠来的民族渗透——阿兹特克可能是侵略者中的最后一个，不过这种入侵者通常接下来又被高地文化的诱人之处所征服。埃塞俄比亚文明经历过许多次类似的事。只有伊朗高原与德干高原，即这一类型国家和文化中与外界接触最频繁的所在地，是一再被征服并改头换面的。西藏受过蒙古人的影响（后文会讲到这影响其实多么有限），也一直受到中原文化的吸引，但是在历史上的大部分时候都不改原貌。只有在遭遇欧洲人的势力扩张时，高地的安全才受到威胁，不过即使受到威胁，多数情况中也都是在经过很长一段时间后，才真正被攻破。 还有一项特点必须强调。有些高地文明并不是发祥于高地，而是被征服者或掠夺者逼得出走的平地文化。把家搬到高处的优点之一是，可以像狼抓羊似的向低地俯冲，夺回宝贵的影响力。高地民族可以凭地势高而征服、欺凌、取代低地邻居以成就自己的文明，文明的中心因而从被抢夺（或避难）的平原移往邻近的山区与高原。 马来西亚海上民族的经历是海洋难以成为文明产生地的一个极端例子，这个例子所含有的话题却不容忽视。海洋在文明史上只凭两种角色做出贡献：一是成为靠海的陆地生活社群的额外资源，二是成为靠海陆地社群之间的重要通路。我所说的“海岸文明”是指从这两方面受邻近海域影响的文明。这与其他环境条件无关，不论气候是热是冷、多雨或干燥，都因为有这样相似的表现而被归入同一类。 到了1630年，已经有荷兰人在鼓吹要筑造海上帝国之梦，这个帝国将包括“赤裸的墨西哥人、单脚的独眼巨人、好嫉妒的中国人、残酷的巴塔哥尼亚人、黑种的莫桑比克人、无赖的苏门答腊人”。他们虽然没有机会实现这个多姿多彩的幻想，却建立了全世界势力分布最广的帝国。西班牙的版图比荷兰大得多，人口也多得多，但是向北或向东的拓展都不如荷兰远。 其实，真正的沙漠居民从来就不多。阿拉伯人所创造并传播到世界各地的文明，孕育于狭窄而肥沃的长条海岸地带，介于沙漠与大海之间的阿拉伯半岛边沿地区。特别是在阿曼、哈德拉毛、也门的海岸地区，都有创造沿海文明的相同地理条件：陆地可以维持生计，但是没有再往陆地扩张的余地，除了往海上发展，再没有可用的空间。 阿拉伯文明的起源就是沿海文明，这可以有两种意思。因为沙漠也是一种海——无人居住，看来没有道路，不断被风吹得卷曲变形。沙漠中的绿洲就像岛屿，沙漠也有可以利用的资源——虽然通常比海洋稀少——最重要的是，沙漠是人们必须越过的障碍。在早期阿拉伯的历史上，海与沙漠的作用是相似的。 伊斯兰学者深信穆罕默德是真主的使者，以世俗用语来说则是“至圣”。他的教诲与以前的宗教信仰都无关，断然脱离过去而自成一派。但是，早期追随他的人显然以亚伯拉罕的子孙——夏甲之子以实玛利的后代——自居。他们显然也从巴勒斯坦的阿拉伯商人社群中吸收了一神教与上帝选民的概念。就世俗层面而论，穆罕默德似乎与他以前和以后的许多先知一样，因为看不惯周遭社会中的浪费、不平等、混乱无序才愤而进行改革。 他自称所倡导的教诲源自真主，是由天使亲自传授给他的。《古兰经》就是这些启示的完整记录，其教导确凿而使人拜服，如今信众数以亿计。穆罕默德在有生之年传给追随者们一种强悍有力的社会组织方式，一种由真主通过他所启示的独一信仰之路，以及向不信真主者开战不但有理而且神圣的信念。为主道而战的人被应许死后进天国享受和人世间一样的逸乐。穆罕默德赋予穆斯林在组织上和意识形态上对抗潜在敌人的一系列优势。他逝世不过100年，指定的继承者就以“信道者之统帅”的姿态建立了西方世界有史以来最大的帝国。 伊斯兰教得以传播到军队势力所及之外的地方，靠的是更为隐形的文化力量——阿拉伯贸易商。贸易把活生生的信徒范本带到各城市，安置穆斯林担任港口监督、海关官吏和专卖者的代理。传教的人也循着贸易航线而来：有寻求赞助方的学者，一路上力行穆斯林劝人归主的誓约；有积极的灵修者寻求锻炼机会，找当地的萨满巫师挑战苦行与特异功能。苏菲派的人士在某些地区功不可没。苏菲派信徒是伊斯兰教神秘主义者，能与通俗的万物有灵论及泛神论信仰感应共鸣，却“领会到真主比自己颈上的血管还要亲近”。15世纪早期，马六甲的王朝结盟引入伊斯兰教，以后苏菲派信徒便聚集在这里。100年后，马六甲被葡萄牙人攻陷，苏菲派信徒便转入爪哇与苏门答腊。16世纪晚期与17世纪，苏门答腊西北的亚齐成为培养苏菲派传教士的首要据点。苏菲派传教士一旦出发，或是他们的论述一经流传，就会撒播狂热的神秘主义种子，有时候论点未必符合正统。例如，主张千年王国论的沙姆斯丁自认为是末世的先知，但1630年他死后，所有的著述都遭到焚毁。 大西洋的重大突破可以确切等同于3次航行（如果不算那些没有证据或证据不足的更早航行的话）。第一次是哥伦布于1493年横渡大西洋的航程，此行确立了中大西洋确实可行，而且有可开发的往返航路，整个航海时代几乎再也没有比得上这些航路的发现（我把哥伦布于1492年之航降级为次要，是因为那次出航之路不理想，以后也没再试过）。第二次关键之航是乔瓦尼·卡博托于1496年从英国布里斯托尔到加拿大纽芬兰，此行开辟了利用春季不定风接近北美洲的外海航路。这条路短期内无甚价值，后来却证明是要道，通往极具影响力的帝国领域，也通往近代殖民运动在世界各地开创“新欧洲”时最可利用的区域。第三次便是达·伽马前往印度的首航，此行发现了一条穿过大西洋东南信风带，与更南方的西风交会的航路。此后的世界史，必须放在15世纪90年代特有的西欧航海的背景里才可能充分理解，否则将是白忙一场。 这三次航行联合起来的成果，就是破解了大西洋风向系统的密码。大西洋从此不再是欧洲沿岸地区的民族向外扩张的障碍，反而成为建立从前无法想象的帝国势力和贸易网络的工具。卡博托的贡献相对比较小，他解开了少量却很有用的风向密码片段。哥伦布的功劳是使大西洋两岸永远相通，但航行没有再接再厉，因而未能掌握亚洲的丰饶贸易，在当时曾是件令人失望的事。达·伽马打开了南大西洋的锁，一个是纬度40度扫过南大西洋到印度洋再刮到太平洋的强烈西风带，另一是东南信风带。最终证实，达·伽马的路线能走得最远，因为东南信风提供了往南美洲与亚洲的方便之路，而更南边的西风带则可以带着船只环绕地球一整圈。它们为整个航海时代压缩与塑造出世界上一些最赚钱的商船路线。 试图把我们自己与其他动物划分开来，就是一种妄想式的自我抬举。这道界限从来不曾划定得一清二楚。

站在上帝视角上看，文明史上纵然败绩累累——野蛮的胜利、愚昧的杀戮、进步力量的倒退、自然的反扑、人类寻求改善的失败，，，但，我们除了继续努力维持文明传统的生命，别无他策。即便是在海滩的沙砾地上，仍然“要耕耘自己的田园”。

最近好喜欢写大自然的书📖 高效培养谦卑 更广博的视野看万物

历史文化，由人文地理经济决定， ​政治制度，由经济基础支撑影响， ​人际关系，由利益关联权重决定…

一切历史都是历史的生态学——作者的主要观点。 文明可能在任何地方产生的。若说只有某些环境特别有利于文明的形成，乃是一种偏见。 为了以上观点，作者分割了历史的线条，分布在各种环境生态下。 这种打碎零散的风格，让我这种习惯了常规历史的演变角度的读者，不太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