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的诞生：中国革命与政治的逻辑

10个小时读完 真正讲“世纪的诞生”，也就是说中国人由20世纪这一观念所产生的现代意识部分值得一读。 保皇派与共和派在面对大中华的政治整合/还是汉民族的民族自治的分野上也值得一读。 对五四的剖析，尤其是对其中“科学”一词政治化的剖析也很有趣。 总体来说，80%的内容是有意义的，但汪晖在汉语的使用上似乎缺乏一些天赋，如果真要一句一句细扣，那这本书恐怕就完蛋啦。 所以我的阅读策略是大概理解其表述，然后进行一定的联想。纲领性的作品，缺乏逻辑性紧密的论述，但搭出的思维模式框架还是值得一读的。

$社会主义体制中经济与政治的关系持续地发生着变化，也存在着内在的矛盾。毛泽东用“过渡时期”的概念描述中国社会主义的性质，同时认为：并不存在一劳永逸的、完美的制度，即便在基本制度适合需要的情况下，“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在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也仍然存在着一定的矛盾。这种矛盾表现成为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某些环节上的缺陷。这种矛盾，虽然不需要用根本性质的变革来解决，仍然需要及时地加以调整”。1962年，就在中苏论战公开爆发之际，毛泽东提醒全党：“我们的国家，如果不建立社会主义经济，那会是一种什么状况呢？就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国家，变成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国家，无产阶级专政就会转化为资产阶级专政，而且会是反动的、法西斯式的专政。这是一个十分值得警惕的问题，希望同志们好好想一想。”因此，设想一种脱离了社会主义经济过程的“无产阶级专政”或“社会主义国家”是不可思议的。 但到底什么才是“社会主义经济”呢？存在着没有社会主义经济的社会主义国家吗？在回答20世纪社会主义的挫折究竟从何开始这一问题时，关键的问题或许不是时间点的确定，而是如何辨别社会主义国家体制内经济与政治的逐步分离——何时、如何、以何种形式、为什么发生这样的分离。这一分离的实质是探索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相结合的实践的转向与终止。这也是估价中国社会主义与苏东社会主义的不同命运和道路的主要视角之一。以改革之前的人民币为例。由于社会主义中国仍然保留并仍然在发展商品经济，故人民币具有货币的性质；但社会主义中国试图在发展公有制经济过程中同时发展商品经济，又在发展商品经济的同时“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故人民币并不只是商品交换的工具，它与其他票证等所象征的人与人、人与物的关系并非纯然的商品交换关系。在这个意义上，人民币是货币又不是货币，它标志着一种新型的社会—政治—经济关系的创生。由于经济发展与商品经济之间的这种复杂关系，劳动者参与其中的生产过程不能简单描述为出售劳动力的过程，相反，劳动者的劳动付出除了换取生活必需品（劳动力再生产）之外，也包含着创造新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的含义。 因此，在这一过程中，经济过程不是与社会政治过程相互脱节的过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的很长时期内，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水平很低，民族资本极为弱小；在资本和技术匮乏的条件下，工业增长大规模地依赖于大众动员和劳动力投入，人民战争的传统和新中国的政治动员成为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动力。“文化大革命”从造反开始，但迅速地沿着早期人民战争的逻辑向夺权及权力巩固方向转变；在这一急剧而混乱的转变中，对于社会主义经济的探索未能成为中心的问题。20世纪70年代，改革首先从经济领域开始，也意味着经济构成了社会主义体制的“薄弱环节”。伴随改革的深化，经济逐渐蜕变为一个独立于社会主义政治的领域，劳动者从社会的政治上的主人转化为劳动力商品的出售者，从而社会主义政治向国—党政治转化，社会主义的理念演化为与劳动人民的日常生活实践相互脱节的、仅仅用于巩固国—党体制的合法性话语。因此，经济与政治的脱节同时也正是政治的嬗变。如果说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就是克服卡尔·波兰尼所谓经济与政治的分离这一19世纪欧洲的“大转变”的伟大实践，社会主义的挫折就发生在经济再度与政治和其他社会关系的脱离并主宰其运行的时刻。在经济逻辑凌驾于其他政治和其他生活领域之上时，社会主义政治的危机就是不可避免的。

20世纪中国不仅是我们研究的对象，同时也是我们审视自身、审视历史和未来的视野。在21世纪已过20年，读20世纪，颇具审视意义。

全书分了几部分，以论文的形式进行串联。除了最后一部分，写得都非常精彩。20230908

立意独特、观点新颖，但提纲挈领够了，论述展开不够

在理论引发的历史悲剧和人道灾难面前，任何巧言令色的言辞都是苍白无力的，更无法改变历史事实……“社会的真正目的不是把社会的利益作为遗产授予一个阶级，而是使各个阶级在能够取得这些利益的时候，共享这些利益”—米涅

本书名为《世纪的诞生》，世纪，指的是20世纪，有着与另一本与20世纪息息相关的著作霍布斯鲍姆的《极端的年代》鲜明而自觉的的对话意识。总的来看，相较于极端的年代，本书对20世纪的探讨有些许特点。最关键的是把帝国主义及以之为背景的，奠基于以能动主体为基础的群众性运动之上的民族解放运动作为自己的核心视角和根本出发点。能动政治主体的塑造与解体、与由英法政经双元革命开辟的18、19世纪道路的决裂、20世纪走革命道路的亚洲国家跟随18、19世纪道路与否定18、19世纪道路的矛盾与自我否定是贯穿全书的话题。 作者还着重讨论了五四文化运动走向悲剧性命运的内在原因。作者指出，对传统文化共同的反对态度是五四各派暂时团结的基础，换句话说，五四运动的整体性是建立在共同的外部敌人的基础上的，离开了这个外部敌人，五四运动中的各派并没有能够形成的一个建设性的方法论。此外，作者还与李泽厚的“救亡压倒启蒙”这一观点展开了对话。他认为，这个说法之所以不太成立，是因为首先，启蒙就源于救亡，没有救亡就没有启蒙。另外，救亡与启蒙从根本上就不是能等量齐观的对子。表现为人的解放的五四运动只不过是那几年思想界的主要风潮，而民族主义、救亡图存则是中国近代史的长期主题，所以，启蒙从一开始就不具备和救亡掰手腕的实力。 另外，五四运动处在西方文化转型的时期。这个转型，简单来说就是从推翻旧时代、解放人类的高歌猛进的理想主义转向认识到这种理想落实为现实也不过是另一种现实的悲剧意识。西方文化的转型同中国现实的错位——西方已然过了高歌猛进的阶段，而中国仍以高歌猛进为可希望的未来，非但没有导向现代思想，反而造就了中国更为激进的理想主义，具体表现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对西方近代理想主义的重估，造就了具有悲剧意识的西方现代思想，但是在中国，同样的重估造就了比西方现代理想更为理想化的思想，这不能不放在中国面临的帝国主义侵略的背景下考察。 作者还提到马克思主义持续发展而启蒙运动短暂的现象，对于这一现象，作者顺着五四文化运动与西方启蒙运动的对比这个思路分析，指出中国的启蒙思想只有对待传统文化批判的态度，而并不能建立起一套对于世界和未来的严密思想体系，也拿不出改造社会的可行路径。故而，无法改变甚至无法认识自己所处的中国社会，从而只能作为悬浮在中国社会之上的“叛逆者”。而马克思主义，不仅提供了逻辑严密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也通过阶级分析的方法找到了改造中国社会的现实可依靠的力量，即革命中的“朋友”这一概念。从而找到了理解、改造中国社会的现实抓手和依靠力量。最终，回到中国社会之中，成为“革命者”，得到了免于被重估的心灵上的安宁。这一分析思路与王汎森《烦闷的本质》一文较像而更加深刻。 这里提到的朋友与敌人的划分也是作者一直强调的新的政治主体形成的关键步骤。在作者20余年后撰写的另一篇探索五四文化运动起源的文章即一战、内战与思想战一文中，作者也有类似分析。作者通过对《东方杂志》中杜亚泉以探讨东西文化的方式讨论政治问题的分析，并将其与同样包含对西方文明反思但以激进反传统为结论的《新青年》杂志进行比较，最终得出结论，《东方杂志》意欲克服表现为一战和共和危机的现代文明危机，并以东西文明调和和接续主义为手段，但是由于它未能回答谁来调整新旧势力以形成新势力的问题，没有能够在现实中找到、创造实践其路径的主体，故而陷入了无主体的困境。相形之下，《新青年》通过创造新的政治主体，唤醒了政治运动，开启了其对于文明危机和共和危机的克服的尝试。 在这里，作者探讨了文化、社会与政治的关系。并指出，五四文化运动中，不谈政治、远离政治只是一种策略，而不是真的不谈政治。相反，正是通过谈论文化、关注社会，创造了一种新的政治。有别于军阀的、议会政党的政治，这种政治拓宽了政治的范围，将政治从国家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创造了新的政治主体。因此，在20世纪，中国历史的主轴仍然是政治，但是这种政治具有与以往时代不同的特点，那就是与理论争鸣、思想运动、社会改造密不可分。 五四文化运动的国内背景是共和危机，即清朝普遍主义王权瓦解之后出现的中央与地方矛盾持续激化、中央政府内部矛盾重重、边疆危机进一步发酵、西方式宪政民主无法在中国落地生根的问题，归根到底是政治整合问题。这里，作者把民初中国的混乱局面归结为第一次共和革命的内在矛盾，而非如一般叙事一般归咎于革命力量的软弱和妥协及袁世凯等复辟实力从外部的破坏。作者认为，第二次共和革命即共产革命正是通过引入非常规的群众运动的机制实现了政治整合，克服了共和危机。 从这里也可以引申出作者对20世纪即力图超越18、19世纪道路的共产革命的整体评价的方法：不能从自由、人权、民主等概念出发抽象地否定20世纪的无产阶级专政实践，而是要从当时的历史语境出发，看待无产阶级专政的成就与失败。在这里，最大的历史语境就是世界反帝国主义的运动，在这里，最大的成就就是，创造、夺取了政权。因此，从在帝国主义时代创造新生政权的角度来看，无产阶级专政无疑是成功的。之所以能够取得这样的成功，就在于对本属于经济概念的阶级的创造性政治化，从而让众多软弱的阶级凝聚成能塑造领导权的统治阶级，这里的关键就在于对阶级概念的灵活使用即统一战线的策略。而作者也提到，例如20世纪60年代“血统论”的阶级概念是去阶级化的结果，使得阶级概念日渐僵死，失去了其活力。但是，在这里，我们不能不思考无产阶级专政为什么会从成功走向失败，而不能将成功与失败割裂开来。在我看来，两者的原因是一样的，那就是革命国家始终以政治为社会主题。无产阶级专政的成功之处就在于它在政治主导的国家里以政治的方式抓住了改造社会的关键，其失败之处也在于它过于依赖政治这一路径，从而丧失了更深地改造社会的机会。 帝国主义及民族解放运动的视角是本书的亮点所在，也是构成作者与欧洲中心主义对话的地方。我十分赞同作者从民族解放运动看待20世纪国际共运的视角，事实上，我认为，打破以政治控制、军事占领为形式的帝国主义正是20世纪国际共运不可磨灭的贡献。大分流以来形成的世界格局是20世纪民族解放运动的背景，即西方的全球优势地位、西方阶级矛盾的激化、东方的普遍无产阶级化。这导致西方无产阶级、东方决心超越西方的上层与东方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共同构成了反对西方资产阶级的国际联盟。这个划分尽管忽略了法西斯道路、印度道路，但对于解释20世纪共产主义运动的成功还是有帮助的。同样，二战以后西方福利国家对西方阶级矛盾的调和、东方新贵族和新官僚集团的形成则可以解释这一国际反帝联盟的瓦解和国际共运的退潮。在经历20世纪反帝运动的洗礼后，全球化的形式也迎来了转型。从前“商品过不去的地方士兵可以过去”的情景被以跨国公司为载体的新一轮全球化所代替。没有反帝运动对殖民帝国的瓦解和新生政权的构建，这样的变化是难以设想的。作者在这里再次强调革命主体的关键作用，他认为，只有帝国主义侵略、战争、危机而没有亚洲的反抗、革命，是无法构成20世纪的。20世纪正是在亚洲的觉醒的革命序列中，而不是一战的硝烟中诞生的。的确，无论帝国主义如何构成反帝运动的背景，没有革命主体的行动，反帝及在反帝中形成的新的世界都是空谈。 帝国主义时代，民族国家的建立是一普遍现象。然而，作者也提到了，中国的特殊性就在于21世纪的中国基本延续了清代中国的民族、版图，是唯一的多民族帝国的孑遗。作者仔细分析了辛亥革命时各方的妥协，在妥协的过程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各方遵循着共同的底线，那就是努力维持中国的大一统不变。之所以中国历经多次革命而保留了基本的民族、版图，就是因为历次革命均考虑到民族问题，从而在革命的原则上有所妥协。在探讨列宁的民族自决观一章和章太炎二郡一司三荒服一节中，作者提到了列宁判断民族自决是否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基本衡量标准：独立是否会导致被更凶暴的民族吞并、独立是否有利于经济发展。某种程度上，中俄两国在民族问题上的不同现状正源于俄国“外重内轻”而中国“外轻内重”的格局。即，俄国的边疆地区独立反而能取得更好的经济发展。这一点，在二战后苏联频繁干涉东欧国家改革中也得到印证。 最后，20世纪道路不仅体现在政治上，也体现在思想上。从笔触中可以看出，作者更推崇章太炎和鲁迅的思想。我想这是由于二人强烈的反抗进化宿命论乐观主义的意识，鲁迅以人的内心需求作为判断正信迷信的关键，并试图探索一条抵抗现代文明压制人内心需求的道路。章太炎认识到，新的公理体系是比古代的天理体系更为压迫人的支配性权力。公理不是客观的，而是人的主观的曲折表达，因而是控制和支配的代名词。这个批判不可谓不深刻。同样，科学作为中国各个意识形态的最大公约数表明中国对科学的迷信甚至甚于外国。在今天，科学已经道成肉身，深刻地渗透在学术体制、分工体系、教育系统、生产制度等各个方面，使得科学意识具有坚实的现实基础。这种对于科学的反思是反思现代性的先声。其实，反思现代性本质上就是反思异化，异化无处不在，从马克思的经济生产领域的异化，到政治官僚的异化，再到科学化的分工体系对人的生活的全面异化。但是，对异化的反思不能简单跳跃为消灭异化的行动。不可低估文明与异化的非扬弃式的关系，即，不能想象既要文明又不要异化。如果说改变政治占统治地位的模式而不是仅仅重塑政治统治（哪怕这种政治统治自称会消灭政治本身）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那么审慎看待异化与文明的关系应当是20世纪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 ​

汪晖老师一直是久仰大名但尚未拜读其书，本书读完之后让人感慨确实汪老师确实不愧思想者的称呼，文章写的是激情澎湃文采飞扬，而对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进程，尤其是革命与政治的演变，更是充满了思辨性，特别是注重在普遍性与独特性的反复“对抗”中来理解中国的历史发展。

御用文人用看不懂的术语求名利的投刺。

汪晖提出的这个想法非常好：中国作为一个边缘国家，在与“中心国家”（帝国主义国家）接触过程中，产生了诸多重新自我定位的努力，“世纪”一词的发明代表了这一“接触”的努力。与普遍认为那时的中国主要在从西方“拿来”许多先进经验不同，汪晖这本书提醒我们，这也是中国知识分子借助西方概念重新把中国历史放置在一个更大的世界框架下，并且借助这些新发明的舶来词，倡导一种变革的思维。这种变革不是简单的拿来主义，中间也夹杂着诸多反抗，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最终这些舶来词的中文版本与外语原意又会产生诸多不同，反映的是“进口”这些概念时，中国知识分子的探索对这些概念的深刻影响。 本书的优点是思想深邃，但是缺点在于对普通读者来说还是太过艰深。作者似乎无意以更平时、普通的语言介绍他的发现，本书的主要读者应该是（历史、文化）学术研究者。另外，论证篇幅过长，也许可以把篇幅减少一半，更简约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