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易学名著整理与研究丛书：周易时论合编导读（下）

析数返象：数理的认知效用在一个庸常的逻辑思维理念中，我们把抽象称之为“能力”。大抵情况下我们认为抽象是“高于”具象的。具象似乎是一种幼稚的前置状态，而抽象是“升华”这种前置状态进入能被称之为思维的“关键”。但我一直认为，这是一个自大且傲慢的“机械分解”的痼疾。比如在决策领域，当我们引入贝叶斯或者博弈论，我们一般认为，这种结构引入的最大效用，就是为一切决策，提供一个清晰的，可掌握的“逻辑规律”。这些数理的逻辑结构在一些人的心中，甚至是一切智能产生的“引擎”。比如，我就不止一次看到有人声称贝叶斯算法是“智能涌现”的关键。但我们似乎在认知演化中，搞错了数理结构之所以“出现”的根本动力问题。一切数理逻辑本质上都是一种“强度觉察”量化增长的一种收敛。什么意思？就是说，当1+1+1……达到一个天文级别的时候，它一定会带来“混沌”，转化为一种时髦用语，就是—熵增。一切数理结构就是尝试在“强度觉察”的量化增长中，保留强度觉察的可能。于是，不管是乘法还是指数就是为了在处理底层觉察的量化增长时，避免出现混沌。但不管是乘法还是指数，本身并不会取消——熵增。如果以为乘法和指数与加法的关系是一个“线性可量化”的数理关系，那么乘法和加法的一切认知效用就会消失。实际上，数学史一再证明数学的一切高级数理结构向低级数理结构的“自洽推演”都是后置的。说白了，就是高级数理结构的“发现”虽然依赖于关于结论的加法和乘法的“抽象”，但实际上，乘法的真正价值反而是“忽略甚至是否定”加法与乘法在“具象”（认知强度上的体验觉察）上的根本关系才成立的。任何一种对乘法的“有效实践”，都不可能是对加法的“线性推演”。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有理由认为一切所谓的“抽象”（数理结构的实践）都是为了避免认知强度在量化原则下的“混沌”。抽象的根本作用，就是用尽一切办法，尝试维护“具象”的存在。所以，一切数理结构，皆是相变的——析数（抽象）→返（具）象。所以，从认知角度上来说，一切所谓“价值和意义”，不管是绘画还是数学，其实都是成功的返回了一种清晰的——具象。复杂的抽象的行为，如果不能够提供这种认知效用，那么它就是失败的。但对象化思维却颠倒了这个过程。一切现代思维对“抽象”的大众迷恋，其实跟术数对“数”的迷恋如出一辙。我举个例子。比如明末有一本书叫做《周易时论合编》，我这两天没有大片时间完成一些想法，于是就随手翻了看一下。明清的一切围绕周易的象数延展，其实都是对宋易的劣化。这本书一开头就是河图洛书。紧接着就是邵庸的天圆地方图。邵庸的天圆地方是其大横图的“变用”。也就是说它是线性的一生二、二生四……这样的一个量化陈述。按照现代数学的转译，有人甚至将这和二进制做了联系。但邵庸的“阴阳谓之道”其实只是对“阴阳分别而合用“（天人合一）的一个量化增殖的“凝视”。在《皇极经世》里他尝试在非常大的自然数是中推演规律，其实都是希望能够在阴阳强度觉察不停的量化增殖中，不至于走向没有觉察的——混沌（熵增）。实际上邵庸的这个尝试是非常有价值的。天圆地方图提供了一个基于重卦体验的新的行动结构。大抵上来说，这些体验最大的一个“丰富”就是对辟卦的延展。比如，圆图下坤行上乾，经32卦，复、临、泰、大壮、夬，全在其中，所以整个圆图的左半，其实都是在展开坤返泰的过程。但这个过程为什么与辟卦的“均匀”状态不同？比如，复到临经十六卦，而大壮到夬却只经一卦？分析这个“量化现象”，我们是否要回到“二进制”？再用方图举个例子。最外围坤在左上，乾在右下。泰在左下，否在右上。如果你延边运行，乾经否至坤，乾到姤经三卦，姤到遁经一卦，而遁到否则直接相间。同样否坤，经历的观、剥亦是这个结构。也就是说，圆图的消息的“加速”亦不是“线性的”。实际上泰入坤以否为“质变”，否之前是泰之动，到了否之后，就是动之坤了。做个具象的比喻，就是否之前，泰尚能反复，而否之后，则只能是一去不返的“散势”了。这些有趣的基于量化的分裂增殖的“体验觉察”是某些术数情节中的——二进制式的“秘密”（比如术数家们乐此不疲的所谓九宫数）吗？还是说，我们忘记了数理结构的“发现”不过是一种服务具象（认知效用）的收敛手段，它本身在认知上反而不是重卦的“天机”（本体—本质），而不过是重卦作为“主体实践象化”的一个认知收敛？我写到这里，才发现，字数不够用啊，想法里根本没办法写这种东西……🤣不管了，只做个零碎记录吧。反正这两天也没办法仔细整理。只是做个感慨，那就是：现代思维中某种对“数理逻辑”的本体论的迷恋，其实与术数思维非常相似。宋易对河图洛书的“数理拓展”，以及邵庸天圆地方图在当今易学中的所谓“二进制”的执著类比，都不过是一种渴望“本体”的对象化迷恋。但话又说回来，天圆地方图如果能作为一种“认知收敛”的工具，则与卦气图一样，堪称令人赞叹的大用了！只可惜宋之后泛滥的术数文献里，在窥测天机的恍惚中，就再也没有这个勇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