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方晓风
本书包括三个部分:首先是历史溯源,提供一个总体宗教发展的背景和宫廷宗教建筑的演变情况,主要着眼于宗教史研究成果的介绍,为正文的展开做了铺垫。其次是清代宫廷宗教建筑具体而微的个体介绍,着重回答与文化相关的几个问题,即为什么建、如何建、如何使用、历史演变等情况。这部分主要反映本书研究基础工作的成果,包括具体的考证和推断。这一部分的展开在大的方面以空间位置为线索,从最核心的紫禁城逐渐向外扩散,直至西郊离宫御园中的宗教建筑。在一定的地理位置内部,一般以宗教属性作为细目展开,这样便于进一步在宗教文化方面进行讨论。第三部分就是在充分占有第二部分资料考证的基础上进行综合分析,重点在于循着建筑特有的线索解读文化现象,因此不乏建筑上具体特色的探讨,如空间关系、建筑尺度、艺术特点等,以建筑印证历史、文化。同时将考察的范围略为放大到建筑的管理系统和不同帝王个人的宗教态度等方面的研究上,以期有一个全面的认识。这一部分是本书的核心内容,结论在论述中自然产生。全书试图通过宫廷宗教建筑所涉及的多个方面来研究、探寻清代宫廷宗教文化的本来面目。
置地安宅是流淌在中国人血液里几千年的文化基因。 从这个角度来看,建筑史正是最大也最广泛的生活史。
四星推荐。本书议题较为少见,研究对象小而精,但足以小中见大——清代宫廷佛教建筑可反映出当时佛教在统治者眼中的角色。 清代宫廷宗教建筑的宗教意味并不浓厚。首先建筑规制普遍较小,一殿一院,不像真正的寺院有完整的建筑布局,这是实际日常需求和使用人数决定的(为了彰显孝道而建的佛寺则属于例外)。它们只服务于皇帝、皇太后、后妃女眷等。真正的僧人很少居住于此,一般都是根据需要由太监侍从们临时充当。其次,许多宫廷宗教建筑名称看不出它的宗教属性,比如圆明园的月地云居。因为这些建筑坐落在正宫和离宫里,皇帝不想大张旗鼓地突出宗教地位,毕竟佞佛行道的坏名声为历代帝王所忌讳。其次,宫廷内宗教建筑极少大像,而采用密密麻麻的佛龛和小尊佛像,这一方面是因为皇帝不喜欢大型佛像的压迫感,另一方面则可能是皇帝自认以德配天,自己就是世间的佛陀,例如转轮圣王这个概念。 清代帝王支持推行藏传佛教是出于统治目的,但是私下里每个皇帝的信仰侧重点各不相同。顺治帝是清朝少有的信仰汉传佛教的皇帝;雍正帝比起宗教(萨满、佛教、基督教),更信他自己和科学,尽管他仍然依照祖制建寺庙、强行在汉传佛教里加入黄教内容、临时住在斋宫也要辟西暖阁为佛堂,但那更出于政治目的(但也有不同意见的,比如有人认为雍正学的是汉传佛教);乾隆帝深信藏传佛教,紫禁城、清漪园、北海等地随处可见他的信仰踪迹,并且他为了提高黄教地位对汉传佛教实行打压,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禅宗的式微...... 清代皇帝们在宫中、园林中频建佛寺和家庙,并不只是为了宣扬佛教,而是有多重深层含义: 一,清帝们兢兢业业地践行汉文化里的“治国孝为先”,宫廷佛教建筑的初心基本都建立在孝道之上,也就是说,和儒家思想异轨同辙。还有些佛寺是皇帝为民祈福所造,比如广润祠、永佑庙等,其中的意思很明显,皇帝有着兴国广嗣的期盼。就好像传统家庭希望人丁兴旺,皇帝也希望自己的国民能生生世世延绵不绝。这些事实再次证明在古代封建社会,佛教是为儒教和政治服务的。从另一方面来看,清帝们赋予了佛寺新的含义,尽管有时这个新含义并不一定正确,比如影堂,虽然彰显了皇帝对太后的孝心,却也体现出皇帝对佛教知识的一知半解、皇帝意志大过佛教意义。 二,佛教对维护政权的合法地位有非常积极的作用。观察历史可以发现,许多异族统治者(比如北魏、清朝)都非常重视佛教,原因和他们重视汉文化一样:为了获得统治权力的合法性。佛教作为外来宗教,让异族统治者对它产生天然的不排斥感。佛教的一些义理,又能为皇帝所用,教化民生,让大家一心向善,节制欲望以约束自己的行为,不做不利于社会稳定的行为。 三,佛教对社会的运行做出儒教、宗法性宗教做不到的贡献。比如太监的养老问题,宫中女眷的地位低下问题等。 在古代中国,宗教之间很少起冲突,冲突往往发生在宗教和朝廷之间,因为所有宗教都必须听命于政府,费尽心思获得皇帝支持是为了让自己存活、壮大。如果宗教之间起冲突,两方都会被皇帝打压,谁会做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呢?再者,在皇权的掌控下,儒释道逐渐融合,在伦理方面找到了common ground,大家互相吸收义理,因而并无特别尖锐的、你死我活的矛盾。而对于朝廷而言,三教各自的教义都有局限性,每个教都有可取可用之处,雍正帝一言道破机杼:“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以儒治世”。宗教依赖皇权支持,皇权又通过宗教加强统治、维护人心安定,一个闭环就此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