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与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起源（1919-1937）

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到国内时候，其实国内知识分子对它的理解是五花八门的，德里克这本书就是试图揭示“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许多具体困境问题”，比如国民党的马克思主义者陶希圣就坚持着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的假定：政治上层建筑乃是社会经济基础的产物，国民党人的解释进行了巧妙的扭曲，尽管上层建筑在起源上必须归于适当的经济基础，但是它仍然可以独立地存在，其实这也是为国民党的政权寻求一种合法性基础，还比如郭沫若曾援引马克思《哲学的贫困》中的一句论述：“风车带来的是封建领主，蒸汽机产生的是现代资本主义。”郭沫若由此认为，中国在封建社会停滞不前是由于没有出现蒸汽机，今天看来这种解释非常机械，也反映出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存在的简单化解释困境，其实直到马克思主义传播国内二十多年后，在翦伯赞/范文澜等知名历史学家的共同支持之下，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才对中国历史的分期模式达成了共识，即：原始社会、奴隶制、封建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 回头看，其实马克思的历史发展理论更多是对西欧社会的总结，包括“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这些都未必是中国必须的道路，因为专制主义对商品经济的限制，以及文化保守主义（儒家）对思想的桎梏等因素是中国未能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殊”原因（与传统马克思主义不同），那么就意味着中国可能更需要的是一场政治或者文化革命，阶级斗争的紧迫性就被削弱了，但作者德里克进一步指出，马克思主义史学之所以在中国产生这些争论，除了史家革命策略选择和政治倾向的原因之外，马克思著作中的两种不同倾向导致的理论和现实的裂缝造成了这种争论：在对革命现实进行分析时，马克思运用两极性模式，将阶级对抗置于中心地位，将社会变动简化为两大阵营的对抗。从革命的视角来看，这是最实用的，因此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才会放弃复杂的社会历史分析，将中国历史简化为五种生产方式依次演进的抽象法则。 德里克显然是更为赞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分析的，认为在马克思的著作中“社会的诸多层面（经济社会政治法律）之间的区分并不是实存的而只是分析的，因为在实际的历史环境下，每一层面在其构成中都表现出一些其他层面的特征，但革命不同，当“思想意识是阶级利益的反映”这一准则被极大简化后，“不正确”的思想将被视为在阶级上的背叛，而当下，中国最紧要的任务是发动一场政治革命以赢得国家的独立和政治的统一， 尽管内部存在着分歧，早期三十年代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得出了共同的结论:中国的分裂并非存在于国家与社会之间，而是在社会内部，在存在着敌对利益的社会各阶级之间，政治的领导只要代表着统治阶级的利益就还可能继续存在下去，统治阶级，不管是“封建”地主或是资产阶级，在对人民的剥削中与帝国主义分子结成了联盟，因此，对共产主义者而言，马克思主义的承诺就是通过对社会内部的剥削者的阶级斗争来结束国家的分裂并将国家从帝国主义的控制下解放出来。 更根本上如果说存在决定了意识，那也是三十代特殊的中国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只能作为特殊的意识取其用，由此作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德里克对列文森和史华慈的观点进行了修正，不过列文森和史华慈二人是对马克思主义思潮在中国兴起这一问题进行阐释，而德里克还仅是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拓展到史学与马克思主义思潮之间的关系。德里克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兴起与中国近代革命运动有着密切关联，连带着马克思主义史学也是革命运动的一部分，并在革命失败后作为革命斗争的思想延续而发展。此外，史学家们在参与国民大革命体悟到了“社会”的力量，加之20世纪初新史学兴起，群体进化成为史学家们所关注的，这些都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兴起的背景。但最根本的原因则是近代中国面临着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冲击，而作为剖析19世纪资本主义最为有力的学说，马克思主义自然会进入中国人的视线。 德里克肯定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给中国史学界带来的改变（如通史的重写、社会的发掘），但也批评其存在着政治因素主导的弊病，史学家们成为了政策的阐释着，马克思主义呈现经学化，历史唯物主义被结论化，丧失了其作为科学方法的地位，成为了意识形态。 不过德里克对马克思主义史学对毛泽东的影响微无其微这一论断明显有误，实际上《毛选》的《中国革命与共产党》一文就大量采用了史学五老们的论述。政治与历史的关系绝非单方面决定，而是一种复杂的缠绕，历史为革命做了学理上的阐述，被革命所吸纳，之后又不得不服从于革命所采纳的部分，导致自身简化，知识与权力的缠绕关系无疑是迷人的。

“当革命成为衡量史学有效性的标准时，历史与革命之间的关系不可避免地沦为一种同义反复——特定的革命目标决定了历史的阐释，而后者又反过来使隐含于这些革命目标之中的革命行动的具体过程合法化”，这段话颇有“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意味地道出了三十年代社会史论战的本质。 马克思主义中阶级斗争中心叙事与构造性模式之间的裂缝生长出了中国的五段历史分期论，而时至今日，历史分期论与五朵金花中的其它几朵比如“资本主义萌芽论”的裂缝中，又在生长什么？

朦朦胧胧的读完一本偏史学理论的作品，这本书的选取点很好，社会史大论战，研究生考试的题目，读完这本书的人就能对那个题目有非常好的作答。这本书详细说明了马克思史学是如何在中国传播的，文章毫不避讳地谈到了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在试图应用马理论于中国历史时的困境，同时指出这种削足适履的行为原因。作者花了一个专章描述郭沫若的史学，我也是第一次全面的理解了郭老的史学为什么被称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代表人，非常全面，非常有趣，很适合作近代史的人阅读。

马克思的关注点摇摆于革命与历史之间，他实际上构造了两种社会模式:一是社会由动态的相互关联的成分所构成的一个复杂系统的“构造性模式"(structuralmodel);二是阶级斗争决定所有社会构成配置并为历史变革提供终极推动力的“两极性模式"(bipolar model);构造性模式更能说明“正常的"历史状态——此时不仅是政治的、意识形态的甚至是社会的、经济的关系都表现出更大的复杂性(如马克思本人在《资本论》中的分析);而两极性模式最适于革命的情势之下(如《共产党宣言》所描述)，这时复杂的社会在其内在矛盾运动和革命实践的作用下，分解为两大敌对的阶级阵营。

其实更应该当作中国二十世纪早期历史和社会科学的横截面来读，最有趣的不是论战本身反而是论战背后反映的症结:从马原著中透露的理论与革命之间的背反张力。

『对于马克思主义史家来说,历史既不是一种消遣,也不仅是一项学术事业;而是具有明显的功能性和实践性。马克思主义者之所以急切地想了解过去,是因为他们渴望去塑造现代社会的命运,而他们相信现代社会发展动力的秘密就存在于过往的历史进程之中;同理,他们所盼望的未来之变化也会明显地影响他们对于历史问题的看法。』

对于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思潮的兴起变迁进行了大致的梳理。对于思潮的弯弯绕，读起来就是麻烦

切面很好，但我看不太懂，理论功底和思维逻辑还是有点跟不上，继续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