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晓明
一部影响深远的鲁迅思想传记,代表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知识界努力冲破启蒙话语,力图回到“鲁迅本身”,从个体生存的心理结构和思想困境的角度去重新解读鲁迅的重要尝试。作者以鲁迅的人生历程和思想发展为经纬,以其三次努力抵抗自己的“鬼气”和“绝望”为主轴,把鲁迅思想气质中的怀疑、矛盾、阴郁乃至黑暗刻画得深入骨髓,无论是作者还是读者,都会在情感和心理的共鸣中,感受到作为一个人的鲁迅那巨大的精神痛苦和思想悲剧。作者曾解释如此理解鲁迅的原因,是“想要打破那一味将鲁迅往云端里抬的风气,想要表达对鲁迅的多样的情感,不仅仅是敬仰,是热爱,还有理解,有共鸣,甚至有同情,有悲哀;我更想要向读者显示生活的复杂和艰难,不仅仅是鲁迅,也是我们自己,不仅仅是过去,也是现在和将来”。
无法直面的人生,却依然选择前行——读王晓明《无法直面的人生:鲁迅传》 □□ 读完王晓明的《无法直面的人生:鲁迅传》,我合上书,坐在那里发了很久的呆。 书页间那个痛苦、矛盾、阴郁,却又始终不肯倒下的鲁迅,像是从纸面上站了起来,静静地坐在我对面。 我没有觉得他陌生,反而感到一种奇异的亲切——原来先生也是这样的人,会犹豫,会恐惧,会怀疑自己,会在深夜里被“鬼气”缠身。 可正因如此,他的伟大才不再是教科书上那种遥远的光环,而变成了一种可以触摸、可以理解、甚至可以效仿的力量。 这本书诞生于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那正是中国知识界努力冲破单一启蒙话语、试图“回到鲁迅本身”的年代。 王晓明没有把鲁迅写成天生的斗士或完美的圣人,而是选择了一条更艰难的路:他把鲁迅当作一个普通人来写,一个和你我一样会挣扎、会痛苦、会绝望的普通人。 全书以鲁迅的三次“抵抗”为主线。 第一次是在辛亥革命失败后,他满心失望,却转而投向思想启蒙,用呐喊来抵抗消沉。 第二次是在新文化阵营分化的1920年代中期,他陷入深深的孤独,却写出了《野草》《彷徨》,用文学直面内心的黑暗。 第三次是在1930年代初加入左联之后,他在理想与现实的又一次冲突中,以杂文为匕首,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书中细细描绘了鲁迅从“王子”般的士族子弟跌落为“乞丐”般的启蒙者的全过程。家庭的变故、婚姻的不幸(与朱安)、与周作人的兄弟失和、与友人的猜忌和决裂、经济上的拮据、名声带来的负累……每一道伤口,王晓明都没有回避。 他大量引用鲁迅的书信和日记,那些“萎”“颓”“无所适从”的字眼,在别人笔下可能被轻轻带过,在他这里却成了探测鲁迅心理深度的钥匙。 正是通过这些细节,我们看到了一个活生生的人——他会因为本家叔祖的欺凌而刺心,会因为S城人的势利和冷酷而愤懑,也会因为许广平的到来而重新燃起对生活的热情。 □□ 作品鉴赏:一场温暖而深刻的“祛魅” 王晓明这本书最令人佩服的地方,在于他完成了一次对鲁迅的“祛魅”——把鲁迅从神坛上请下来,让他回到人间。 但他做的又不是冷冰冰的解构,不是要把鲁迅打碎给人看,而是在褪去光环之后,让我们看到一个比神像更值得尊敬的人。 他特别善于把文学作品放回具体的生活处境中去理解。比如分析《野草》中那些梦魇般的意象——过客、死火、墓碑、影子——他并不满足于指出其象征意义,而是告诉我们:1924年到1926年间,鲁迅刚搬出八道湾、肺病缠身、被女师大风潮卷入无休止的论争。 正是在这种内外交困的至暗时刻,那些“阴冷”“虚无”的句子才不是修辞,而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从骨子里渗出的寒气。 与此同时,王晓明始终保持着一种可贵的平衡感。 他没有把鲁迅的“绝望”浪漫化,也没有把它病态化,而是反复强调:鲁迅从未真正放下过抵抗。 哪怕抵抗是徒劳的,哪怕希望渺茫得像沙漠里的一滴水,他依然在写。 这种“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悲壮,在王晓明的笔下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一个人每天醒来后做出的具体选择:回一封信、写一篇文章、寄一笔钱给素不相识的青年。 正是这种平衡感,让这本传记既不像早期官方传记那样高亢空洞,也不像后来某些解构派论著那样消解一切意义。 它冷静,但不冷血;它悲悯,但不滥情。读完之后,你不会觉得鲁迅是一个遥不可及的偶像,而会觉得:原来他和我一样,只是他比我多了一份不肯倒下的倔强。 □□ 当下的人生启迪:在焦虑的时代,鲁迅能给我们什么? 说实话,读这本书的过程并不轻松。 有好几次,我都停下来问自己:这是真正的先生吗?还是作者或读者的臆想? 但读到后来,我渐渐明白了:纠结于是非对错,也许本来就是多余的。 先生之所以伟大,恰恰在于他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明知希望渺茫仍勇往直前,明知深陷其中仍要不懈斗争、突破禁锢。 他看人的眼光太毒辣,也看得明白自己,却始终挣脱不了亲情、爱情、友情、事业、金钱、名望的束缚——终其一生,始终挣扎。 这不也正是我们今天的处境吗? 生活在2020年代的中国,我们每个人又何尝不是身处“无法直面的人生”?内卷、躺平、焦虑、抑郁成了日常词汇。 我们被算法推送的信息包围,被消费主义的欲望驱使,被社交媒体的点赞和评判绑架。 表面上看,我们比鲁迅那个时代拥有更多的物质享受和言论空间,但精神上的“鬼气”却从未消散:我们怀疑努力是否有回报,怀疑理想是否还值得坚持,怀疑自己到底是独一无二的个体还是随时可被替代的螺丝钉。 更可怕的是,我们常常连“怀疑”都不敢深究。 一旦深究就可能陷入虚无,于是我们用短视频、综艺、游戏、购物来填充每一个空白时刻,用“佛系”“emo”来自嘲,用“润”“摆烂”来消解行动的意义。 这不正是鲁迅所说的“不敢直面”吗?我们不敢直面工作的无意义,不敢直面人际关系的疏离,不敢直面自己内心那些阴暗、懦弱的念头,更不敢像鲁迅那样把它们写下来、说出来、与它们正面交锋。 然而,王晓明笔下的鲁迅给了我们另一种可能。 他告诉我们:感到绝望并不可耻,内心有“鬼气”也不意味着失败。 鲁迅比任何人都清楚希望的渺茫,但他依然选择在《新青年》上发稿,依然选择为素不相识的青年看稿、写信、寄钱,依然选择在病痛中写那些“匕首与投枪”般的杂文。 他从来没有真正战胜过绝望——绝望始终像影子一样跟着他——但他学会了与绝望共存,并且在绝望的间隙里,做一点算一点,写一篇算一篇。 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承认生活的艰难和自身的局限,并不等于投降;意味着在看清真相后依然尽己所能地去做一件小事、爱一个人、坚守一份良知,这本身就是抵抗。 不必人人都成为斗士,但至少可以像鲁迅那样,保持“睁了眼看”的习惯,不轻易被流行意识裹挟,不把自己的判断权交给算法或权威,在每一次选择中,尽量对得起自己内心的那一点光亮。 □□ 一份欣慰:我们还在读鲁迅,这本身就值得庆幸 说来有点奇妙。读这本书之前,我以为自己会对鲁迅更加敬而远之——毕竟看到他那么痛苦,难免会想:我可不想变成那样。但读完以后,反而感到了一种莫名的安慰。 为什么?因为鲁迅的存在,本身就是对虚无最有力的反驳。 他用自己的一生证明了: 一个人可以在看透了生活的荒谬之后,依然热爱生活; 可以在尝遍了人性的黑暗之后,依然选择相信人性的可能; 可以在深陷绝望的泥潭时,依然伸出手去拉别人一把。 这种“无法直面”却依然直面、“无法逃脱”却从未逃脱的姿态,本身就是一种伟大的胜利。 而且,你看,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还在读鲁迅。 他的文字依然能击中我们的心,他的预言依然在今天的现实中应验:那些头脑的机械、思路的狭隘、被流行意识牵着走的被动状态,不正是今天我们口中的“愚昧”和“麻木”吗? 那些在亲情、爱情、友情、事业、金钱、名望之间的身不由己,不正是我们今天挣扎的日常吗?鲁迅仿佛穿越了时空,依然坐在我们中间,用那双毒辣的眼睛看着我们,嘴角挂着一丝冷峻又悲悯的微笑。 想到这里,我心里泛起一丝欣慰。 欣慰的是,在这个什么都可以消解、什么都可以娱乐的时代,还有人愿意沉下心来读一本关于鲁迅的传记; 欣慰的是,当我们被生活的重压喘不过气的时候,还有鲁迅可以为我们撑一把伞; 更欣慰的是,王晓明这本书告诉我们:无法直面的人生,并不是要我们逃避,而是要我们像鲁迅那样,哪怕浑身颤抖,也要睁了眼看。看清之后,依然选择前行。 也许,这就是读书的意义吧。 不是为了膜拜,不是为了逃避,而是为了在别人走过的路上,看到自己的影子;在别人流过的泪里,洗净自己的眼睛。 然后,回到自己的生活里,哪怕只是多说一句真话、多帮一个人、多读一页书,也足以让这个不那么完美的时代,因为我们的存在而温暖一点点。 这,大概就是鲁迅留给我们的最珍贵的遗产。
一、鲁迅看透的几种典型人性 1. 看客人性 代表场景:《药》围观杀人、《阿Q正传》众人取笑阿Q、路人围观受难者。 人性特点:他人的苦难是自己无聊的消遣;没有共情,只有猎奇;弱者欺负更弱的人,面对强权噤声。 根源:长期高压下个体丧失独立人格,没有是非,只懂凑热闹,把别人的悲剧当成娱乐。 2. 根深蒂固的奴性 两层表现: 1)对上卑躬屈膝,讨好顺从;对下刻薄欺压(阿Q对赵太爷怕得要命,却欺负小尼姑); 2)安于被奴役,甚至主动维护压迫自己的规则。只要能分到一点微小特权,就甘愿做奴隶。 鲁迅说:中国人常常想做奴隶而不得,或者暂时坐稳了奴隶。 3. 虚伪的礼教,扭曲正常人性 旧儒家礼教被固化成吃人制度,压抑真情: 人不敢流露真实想法,满口仁义道德,背地里自私凉薄; 《狂人日记》:翻开历史每页都是“仁义道德”,字缝里写满吃人。 “吃人”不止肉体杀戮,更是精神吞噬:吃掉人的独立思想、良知、个性,把人改造成一模一样的木偶。 4. 弱者之间互相倾轧,而非抱团反抗 底层人最可悲的人性困境:苦难没有让底层彼此同情,反而互相踩踏。 强者压迫底层,底层无力反抗强者,就转而欺凌比自己更弱小的同类。苦难内化为人与人之间的敌意。 5. 人性的惰性:安于现状,害怕改变 大多数人宁愿在黑暗里苟活,也不愿走向未知的光明。 哪怕现状痛苦,只要勉强活下去,就会抵制革新;甚至会帮助旧势力打压先行者。觉醒者反而会被周围人孤立、嘲笑。 二、鲁迅眼中人性的另一面:并非全然黑暗 很多人误以为鲁迅只看见人性之恶,其实不是: 1. 他承认普通人有朴素的善意,只是被环境遮蔽、磨灭; 2. 他寄希望于青年,希望新一代挣脱旧文化枷锁,塑造新的人格; 3. 他自己选择“肩住黑暗的闸门”,明知唤醒大众无比艰难,仍旧不肯放弃。 他的悲观是看清现实后的清醒,乐观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坚守。
看的五味陈杂的一本书,断断续续终于读完了,一时不知道用怎样的文字去表达和感悟,看的过程总是在想,这是真正的先生吗,还是作者或是读者的臆想呢。但对于作者列出的种种证据和阐述,又词穷了,毕竟我所知道的先生,也只是通过那些小部分的作品而已,所以到底如何争辩,都难以言说。不过读到最后,又貌似顿悟了,何必局限于此,纠结于是非对错,先生之所以伟大就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明知希望渺茫仍勇往直前,明知自我深陷其中仍要不懈斗争突破禁锢。他看人的眼光太毒辣,同样他看的明白自己,却又挣脱不了亲情、爱情、友情、事业、金钱、名望等的束缚,终其一生,始终挣扎,时至今日,我们仍敬佩他,只因他就像是个预言家,穿越时空,他今日依然俯瞰众生,看我们如何在矛盾与纠结中找寻希望,一面祈求,一面逃避,一面庆幸,一面又抗争……那么多年来依然如此,可能这就是深陷于骨子里的本性吧。
刚开始读时觉得作者要对鲁迅“祛魅”,但越读到后面觉得作者真的是太爱鲁迅了,爱的深刻以至于感同身受他的痛和恨,血和泪。有些书评说这部书主观色彩太浓厚,作者想象丰富,我不觉得,倒觉得史实较充分且很能让读者也置于鲁迅“横站”的姿态,陷入“无物之阵”的境地,自觉在感情和心理上离鲁迅越近了。正如作者所说:“我也不再将他视作一个崇高的偶像,他分明就在我们中间,和我们一样在深重的危机中苦苦挣扎。”看完后对鲁迅和许广平的感情也产生了兴趣哈哈哈,准备去看《两地书》了。之前在钱理群现代三十年书中鲁迅专题里有个小标题是“说不尽的阿Q”,其实我觉得本质上还是说不尽的鲁迅,因为“他不止一次地说,他不希望年轻人继续以他为是,在这个意义上,他期待自己的文字的'速朽'。但是,在这本传记的初版序言里,我就写道,他这个愿望是要落空的,他还将长久地引发后人的共鸣。”
上海大学中文系教授王晓明《鲁迅传》是一部影响深远的鲁迅思想传记,力争完成鲁迅“从神坛到人间”的转型,从心理和思想两个方面对鲁迅先生重新进行了解读,使读者更加了解到真实的鲁迅。鲁迅作为现代中国最重要的文学家,又是重要的思想家,在中国的影响力无与伦比,被毛泽东誉为“中国革命文化的主将,是骨头最硬的人,是现代中国的圣人”。该文凸现出他精神危机和内心痛苦挣扎,是一篇视角独特的传记作品。
我感受到了更人性的鲁迅,这或许是我最大的收获。我不敢说与鲁迅先生共情,但我觉得自身对先生有了更深入的了解,透过了崇高的外在而体悟到了更内里的世界。作者对鲁迅先生一生的总结,有一条主线—即从他儿时的经历以及以后的社会生活体验所导致的“鬼气”(个人的对自身及社会所产生的虚无感)。 对作家作品的分析真应该结合他的生活,结合他的境遇以及思想脉络,那样我们才能走的更深;毕竟,文学很难抛开作者本身的相关因素而完全创造一个完全独立于作者的产物(就像父母与孩子,最低限度上,基因还在那里)。相应地,我们也可以从作品中体悟到除作者的主要创作目的之外的其他更深层次的内容。 人是复杂矛盾的动物,不仅是或者说不是因为人本身容易不坚定地反复,而是个体所处的环境时刻变动极易导致摇摆,如果再加上一颗敏感的心,我们总能看到行为等外在表现的变动。鲁迅也是这样,“日益深刻地承认他的阴郁心绪的正当,却同时竭力地怀疑和拒绝这些心绪。” 作者在对鲁迅先生偏向俄国革命的描写似乎是客观的,评价共产党接触鲁迅先生是看中了他的“名”和手中的笔,用一种功利主义的态度来评价。这一切可以说是客观的,但也应是有倾向的,至少我是这么看待的,还是个人的态度立场不同。从整体作品来看,我对作者的部分态度倾向也保持距离。 “绝望的抗战”,这是对鲁迅的人生历程的一种解读,也是给我们的启示,不一定要以悲观主义为底色,但可以从悲观中认识自己、认识社会,抗争着迈向路途。
弃医从文的鲁迅历来都被人们视为一位思想的勇士,毛泽东曾评价说“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在民族的至暗时代,鲁迅大声疾呼“真正的勇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并对青年一代提出热切的希望:“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不必听自暴自弃者的话。”然而凡是人,无论是伟人还是凡人,都具有两面性,鲁迅也不能例外。作为思想的战士和勇士,他的骨头是最硬的,然而作为人,他也有悲观和脆弱的一面。他呼吁要“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然而对自己的人生,他始终无法直面;他希望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不要自暴自弃,但他自己却一再陷入“冷气”和“鬼气”的缠绕之中,几乎无法自拔。……读此书,我们可以了解鲁迅在那个时代所遭遇的精神危机和内心的痛苦,以及为此进行的努力和挣扎;认识一个除了思想的勇士之外的鲁迅,一个有血有肉的鲁迅。
28万字的书,4万字的笔记,整理后的1万字梳理笔记。看书标准流程。但是,依然感觉看漏了些什么。这本书是值得重读的,留待以后重读完补充。 摘抄: 关于鲁迅—— 「鲁迅生性耿直,本不是那种一味“好脾气”的人;从少年时代起,他又多受压抑,在许多场合,都只能默默地忍受,那在另外一些场合,便很容易不自觉地发作。但他向来有个自我约束,就是尽量不对年轻人发脾气。 」 「鲁迅是个深沉内向的人,越是那种模糊和软弱的情感,他越不愿意宣示于人;即便记日记,也总是简洁地实录杂事,绝少有抒情性的表白。」 「鲁迅是个现实感很强的人,那种竭力要看透现实的愿望,特别深刻地制约着他对人生的情感体验方式,他总是有意无意地将每个强烈刺激他的新印象,与他对人生的整体认识联系起来看,以这种互相参照的方式,来探究它的意义。」 「他所承受的来自前人的精神影响……不仅有那可以一直溯源到“孔墨和老庄”的“传统”的部分,而也有另外一个同样来自本土、时间上却与他近很多、可以称之为“现代”的部分,它主要由从龚自珍、魏源到严复、章太炎这三代文化人/革命家为代表,不仅通过文字和风潮,还以人身交往直接影响他。」 「章太炎写《救学弊论》,这样断言:“凡学者贵其攻苦食淡,然后能任艰难之事,而德操亦固。”这一套观念对鲁迅影响颇大……」 「他是一个竭力“睁了眼看”的人,一个看得很深、很透彻,而且一定要清楚地说出所见的人,一个虽然痛苦、身心遭受很大损害,却能在大多数时候保持幽默感的人……鲁迅是一个性格活泼的人,小时候就很顽皮。但是,他能将这种活泼发展成一种特别的幽默感,并且一直保持住,却主要不是因为天性,而是因为建立了一种面对黑暗事物的精神——包括智力——的优越感,他基本上一直是居高临下地望着那些他所讽刺和抨击的对象的,说得极端一点,他经常是觉得它们太蠢笨、太粗陋,因此太可笑,构不成与自己分量相当的对手。正因为是出自这样的优越感,他的幽默感就成为一个强有力的心理因素,支撑他继续直面压抑和沉重的现实。」「他爱读各种“野史”,其中对历史上那些屠戮和酷刑的详细记载,又反过来印证了现实对他的刺激。那正是一个迫使人把注意力转向物质状况的时代……尽管对物质因素的重视日益渗进了鲁迅对国民性的认识,这却并没有把他引离开对精神病态的关注,甚至反而强化了这种关注。」 「他不断地夺路而走,却又总是踏入新的穷途,说得严重一点,他的一生,就是在各式的走投无路中苦苦展开的。 因此,人生的种种滋味当中,他体味得最深的,正是那种从仿佛的生路上面,又看见熟识的穷途时的失望,那种在重新找来的光明的背后,又发现旧有的黑暗时的悲哀。」 「1918年,他从绍兴会馆的“待死堂”逃向启蒙主义的呐喊队;1926年,他又从风沙蔽日的北京逃向温暖明亮的南方;1930年,他更从深感悲哀的自由知识分子的立场,逃向与共产党结盟的激进反抗者的营垒。倘说逼他从日本回国,又推他陷入绍兴会馆那样的孤寂生活,是命运第一次清楚地向他显示其不容分说的摆布之力,鲁迅接着的三次逃离,就同样清楚地显示了他此后二十年的不肯屈服的人生和思想历程的主要方向。 当然,这些逃离都不成功,它们给他的打击,也一次比一次更大。以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他又陷入了“鬼气”的包围,不得不再次面对那些他曾竭力推开的思绪。」 「在他一生的许多时刻,尤其是那些他完全看不到出路的时刻,他曾经凝神谛听他那些阴暗思绪的启示,在静夜中,依照它们所展示的思路,深入地体悟他的命运,以及缩影在这个人命运之中的社会、文化和民族的命运。当这样的体悟压得他“艰于呼吸”的时候,他更写下了其中的一部分。他的《孤独者》一类的小说,散文诗集《野草》,那些“鬼气”弥漫的杂感、随笔和通信,还有像《亥年残秋偶作》那样的诗,都是这体悟的文字的结晶。」 「终其一生,他都是这样一个矛盾的人:日益深刻地承认他的阴郁心绪的正当,却同时竭力地怀疑和拒绝这些心绪。」 「在现代中国的历史上,他从“绝望”和“抗战”这两个方面,都刻下了极为特别的深沉的印迹,它们能令任何一个认真看过、记住了它们的人,都不容易为时俗所惑,甚至因此更稳固地保持对广阔和高远的向往。」 「他比那个时代的许多知识分子都更多地承受了那种先觉者的苦痛,在某种意义上,他简直是现代中国最苦痛的灵魂。但是他没有因此就停顿不前。当理论信仰不足以支撑自己的时候,他就更多地依靠自己的人格力量,动员起全部的理智来保卫呐喊的激情。这就是“绝望的抗战”的真正含义,它表现的主要不是一种用理论装配起来的勇气,而是一种由对黑暗的憎恨凝聚而成的意志。这就是那些自辟之论的意义所在,它们并非体现了一副睿智的思辨头脑,而是显示了一种与黑暗势不两立,一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战斗的人格。」 「鲁迅便是这样的天才,他的独特之处,正在于他比一般人更透彻地体会到了那个时代的悲剧意义,那种先觉者的痛苦和绝望,正构成了他内心最深刻的情感。」 「他的小说创作就像一辆双驾马车,先是那排遣苦闷的朦胧的冲动,随后又挤过来一种相对狭隘的社会启蒙的意识,这两个动机合在一起,才使其轮子转了起来。」 「即便是那些出类拔萃的作家,也多半只能重复自己,几乎没有人能够在奏出第一首动人的旋律之后,再唱出第二首更动人的歌……他不但有像《狂人日记》、《药》和《阿Q正传》那样的小说,极其深刻地解剖大众的灵魂,更有像《祝福》、《孤独者》和《伤逝》那样的小说,同样深刻地解剖自己的灵魂。前一类小说凸显出强烈的启蒙主题,逼迫人从麻木和昏睡中惊醒,后一类小说则浸润着浓厚的疑惑和悲哀情绪,使你禁不住要对整个人生发生更大的怀疑……倘说《阿Q正传》是代表着鲁迅小说创作的第一乐章的辉煌的完成,那《孤独者》就无疑标志着他已经开始了第二乐章的创作,魏连殳的自毁,正是这乐章的一个动人的开端。」 关于鲁迅的作品(小说)—— 《呐喊》: 1.狂人日记,1918年4月 2.孔乙己,1919年3月 3.药,1919年4月 4.明天,1919年6月 5.一件小事,1920年7月 6.头发的故事,1920年10月 7.风波,1920年8月 8.故乡,1921年1月 9.阿Q正传,1921年12月 10.端午节,1922年6月 11.白光,1922年6月 12.兔和猫,1922年10月 13.鸭的喜剧,1922年10月 14.社戏,1922年10月 自序,1922年12月 「当写《文化偏至论》(1908)和《摩罗诗力说》(1907)的时候,鲁迅是多么自信,字里行间,处处迸散出先驱者的豪气。但到“五四”前后,这股豪气却大为减弱,你看他那些随感录,虽还常常以“我”和“我们”的名义大声呐喊,另一种自省自责的情绪,却也在其中悄悄地传布……」 「从启蒙者的悲观和绝望,从对尼采和绥惠略夫的共鸣和认同,鲁迅一步步走进了虚无感。」 1913年,为应付袁世凯政府的恐怖统治,开始抄书、辑书,其后又开始抄碑,读佛经,除去教育部上班和逛书店,基本上不出会馆,每日夜间孤灯独坐,这样的生活持续了好几年。 「1913年10月1日他写道:“无日不处忧患中,可哀也。”1916年7月18日又记道:“作札半夜,可闵!”到了1917年的除夕之夜,他更写下了这样的字句:“夜独坐录碑,殊无换岁之感。”」 「《狂人日记》(1918)是揭发中国历史的“吃人”的本质,《孔乙己》则是表现冷酷人世的另一种“吃人”的真实;《药》凸显了老百姓的深入骨髓的愚昧,《风波》则强调了中华民国的徒有其名的脆弱。《白光》描绘出旧式文人的无可挽回的悲剧,讽刺和控诉都远比《孔乙己》犀利;《阿Q正传》对病态的国民灵魂的透彻的揭发,对辛亥革命前后中国社会情形的深刻的表现,更是汇聚成宏大雄壮的启蒙的呐喊,显示出“五四”那一代人对社会批判的最高水平。」 「他感受到的常常不是那种置身畜群的牧人的孤独,而是一种被逐出农庄的桀骜不驯的野兽的孤独。这可以说是鲁迅早年记忆中最执拗的一种情绪,它自然就要向他索取一种从受虐者的角度来表达自己的方式,正因为心中原就有这样一种执拗的要求,他才会对果戈理《狂人日记》的叙事角度发生兴趣。如果这样来看,鲁迅《狂人日记》的独特的叙事形式,就正是体现了他那种排遣积郁的抒情冲动,借着狂人的疯言呓语,他分明是在倾吐自己内心的隐情。」 「倘说《狂人日记》的前半部分是抒情小说,作者是在那里吐露积郁,这后半部分却出现了“随感录”式的政论杂文,分明是在向公众推行思想启蒙了。」 「他最引人注目的小说,是《狂人日记》和《阿Q正传》,可他自己最喜欢的,却不是这类作品。《呐喊》出版以后,有人问他:你最喜欢其中哪一篇?他笑笑说,是《孔乙己》……他甚至自己动手,将这篇小说译成日文,送到日文杂志上发表。有一次和朋友闲谈,他还将《药》和《孔乙己》做过比较,说他不喜欢《药》一类的写法,因为太不从容。」 「在《呐喊》集中,这(《孔乙己》)可说是呐喊的火气最弱,作者的内心隐痛却表现得最饱满的一篇,鲁迅如此偏爱它,正显出了他创作的真正的兴趣所在。」 「从1920年代中期起,鲁迅很少再表现出五四时期的那种启蒙者的自信,那种代表新世界的毫不掩饰的自傲了。」 「在1920年代中期,鲁迅明确提出了一个“中间物”的概念……人的一切自解之道,精髓就在于寻找必然性。就是再不情愿的事情,只要你能够向自己证明,这是一件非做不可的事,你也就会低头去做。鲁迅提出“中间物”的观念,用意正是在论证一种充当牺牲的必然性:既然万事万物,都不过是尽着一份“中间物”的天责,那我现在夹在黑暗和光明之间,甚至有一半还罩在阴影当中,也就无须苦恼,也无可惭愧了。而一旦论证出充当牺牲的必然性,先前的自我不满也就可以随之化解,至少是有所减弱。 难怪从1920年代中期开始,鲁迅对自己有了一连串新的说法。他说自己是从旧营垒中杀出来的叛逆,又说自己甘愿当一块踏脚石。后来更将自己比喻成一个抽了鸦片而劝人戒除的醒悟者,一个“破落户,不过思想较新……”这些说法都因上下文而各有所指,实际的意思也不尽相同,但是,它们都凸显了同一个特点,那就是鲁迅开始愿意从“中间物”的立场来理解自己,你甚至不妨将它们都看成是他那个“不三不四的作者”的注解。他将自己从先驱者的位置挪到旧营垒和新世界之间,当然是后退了一大段,但恰恰是这个后退,使他在心理上重新站稳了脚。」 「从1920年代中期到“抗战”之前的十年间,似乎是中国社会迈向“现代化”的黄金时期,是许许多多留洋学生投身“建国”大业的十年,是胡适和罗隆基那样的知识分子相信国家正在步入正轨的十年,也是许多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者创建“苏维埃”,以为“革命高潮”正在临近的十年。可是,这些在不同层面流行的意识却没有一个能够罩住鲁迅……这就是鲁迅的伟大了,他总是用自己的眼睛去观察社会,总是依自己的思路来理解世事,他一生都努力学习外来的新思想,但当判断中国的现实的时候,他却显然更相信自己的眼睛。」 1920年10月22日,译毕俄国作家阿尔志跋绥夫的小说《工人绥惠略夫》。 「我印象最深的是《故乡》(1921)。这是一篇祈祷希望的小说,借昔日“美丽”的故乡和现在破败的故乡的对比,也借“我”与闰土、宏儿和水生的不同的交往,更用了结尾的一段话,强调对于将来的希望。但是,这种祈祷从一开始便遭到破坏。首先是许多具体的景物描写,从“苍黄的天底下”,到“瓦楞上许多枯草的断茎当风抖着”,从闰土脸上“全然不动”地刻着的“许多皱纹”,到杨二嫂的凸颧骨和薄嘴唇,它们都向你拂去一股寒飕飕的冷气,使你不知不觉就陷入一种凄凉的心境,请想想,一旦陷入这种心境,你又如何响应作者的祈祷?再就是对这希望本身的描述,什么海边沙地上的碧绿的西瓜,什么手捏钢叉的少年,金黄的圆月,等等,色彩都涂得那样鲜艳,反而令人觉得生硬,尤其是最后那直抒希望的文字,句式和节奏犹如杂文,读者在一派细致的抒情氛围中骤遇这样的文字,难免会感到突兀,有这突兀的感觉隔在中间,你又如何能与它发生共鸣?连这点题的文字的句式,都在暗暗地削弱主题,鲁迅这时候的小说中,的确没有什么东西,敌得过他的个人苦闷的流露了。 正是这个渴望表现内心苦闷的强大的冲动,促使鲁迅把自己作为主要的描写对象。说到底,他在1920年代中期的最大的苦闷,就是不知道自己会变成什么样子。绥惠略夫式的绝望,虚无主义的“鬼气”,都站在前面向他招手,他不愿受它们的蛊惑,却发现双脚不由自主地向它们走去,在那些心境最阴郁的时刻,他简直都不认识自己了。一个人失去对自己的把握,这是最严重的精神危机,鲁迅越是明白这一点,就越要拼命找回对自己的把握。要“找回”,就先得把自己的灵魂摊开来,即便其中是“鬼气”蒸腾,也只能把眼睛凑上去,不把一样东西看清楚了,你怎么把握它?因此,他越是想驱逐内心的“鬼气”,就越要做深入的自我分析。他当时还不愿全卸下自己的面具,不愿向公众全露出自己的血肉。要探究自己的灵魂,利用小说和散文自然更为方便。倘说在《孔乙己》那样的作品中,他常常只是不自觉地现出自身的一角,现在情形却不同了,他有心要画出自己的脸和心。」 「在1922年夏天写短篇小说《端午节》的时候,他已经忍不住正面来描画自己了。主人公方玄绰……有一段时间,鲁迅的朋友们给他取绰号,就是叫的“方老五”。当然不能说方玄绰就是鲁迅,但他的生活状况,却正是鲁迅可能遭遇的一种状况,尤其是他那构成小说中心题旨的“差不多”论,更令人联想到鲁迅同时或稍后几年发表的许多杂文,譬如《即小见大》,譬如《杂语》。」 《彷徨》: 1923年6月14日,与周作人妻羽太信子发生严重冲突,当晚即改在自己房内用餐,不再与周作人等一起吃饭。 7月19日,接到周作人亲自送来的绝交信,兄弟二人,就此绝交。10月1日,开始连日高烧,咳嗽,实际是肺病复发,持续一个多月,才逐渐恢复。 1.《祝福》,1924年2月16日 2.《在酒楼上》,1924年2月16日 3.《幸福的家庭》,1924年2月18日 1924年3月1日,往日本人开设的山本医院就诊。此后一个月内,接连往该医院就诊13次,都是治疗发烧、咳嗽及吐血之类的肺病症状。 4.《肥皂》,1924年3月22日 1924年6月11日,往八道湾11号旧宅取书及什器,又与周作人夫妇发生冲突。9月15日,作散文诗《秋夜》,此为《野草》的第一篇。9月22日,开始翻译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至10月10日结束。 5.《长明灯》,1925年3月1日 1925年3月11日,开始与女子师范大学国文系的学生许广平通信。 6.《示众》,1925年3月18日 7.《高老夫子》,1925年5月1日 8.《孤独者》,1925年10月17日 9.《伤逝》,1925年10月21日 10.《弟兄》,1925年11月3日 11.《离婚》,1925年11月6日 「到1924年写《祝福》的时候,他的犹豫显然消除了。这篇小说似乎是继续《孔乙己》和《明天》的思路,借祥林嫂的故事来表现绍兴社会的一角。可是,就在用平实的白描手法写出祥林嫂的一生的同时,他又忍不住用了另一种繁复曲折的句式,对作品中的“我”细加分析,不惜将“我”的自语和祥林嫂的故事,隔成明显不同的两大块……在他的小说中,《祝福》是一个转折,正是从这一篇起,他的自我分析正式登场了。他把它排在《彷徨》的卷首,这从他的小说的变化来看,确是一个恰当的提示。」 「接着写出的是短篇小说《在酒楼上》。“我”重返故乡,却在酒楼上遇见昔日的同事吕纬甫,先前是那样一个敏捷精悍的人,曾和“我”同去城隍庙里拔神像的胡子,和别人议论“改革中国的方法”竟至于“打起来”,现在却行动迂缓,神情颓唐,一副潦倒相……倘若他真是顺着虚无感的道路一直走下去,多半就会和吕纬甫成为同路。从这个意义上说,《在酒楼上》正是作者对自己内心“鬼气”的一次专注的描述,主人公的精神历程,正是他从那“鬼气”的某一面概括出来的。甚至吕纬甫的脸相,都会令人想到他:“乱蓬蓬的须发”,“苍白的长方脸”,“又浓又黑的眉毛”——这不就是鲁迅么? 再来看那个“我”。小说的全部叙述都是依“我”的视线展开,一面是“我”看到的吕纬甫,一面是“我”对吕纬甫的评价,小说从头到尾,这两部分总是交织在一起,因此,吕纬甫的故事再打动人,“我”总是隔在中间,破坏读者和主人公的情感共鸣。看得出,作者很看重这个“我”,为了让它一直在场,不惜设计那样一个呆板的叙述结构,让吕纬甫在酒楼上对着“我”长篇大论,滔滔不绝,以致小说的大部分都成了带引号的独白。 他为什么要这样做?请看小说的结尾: 我们一同走出店门,他所住的旅馆和我的方向正相反,就在门口分别了。我独自向着自己的旅馆走,寒风和雪片扑在脸上,倒觉得很爽快。见天色已是黄昏,和屋宇和街道都织在密雪的纯白而不定的罗网里。 一种如释重负的轻松,一种从窒闷潮湿的地方走出来,可以深深地吸一口气的畅快,这正显出了作者突出那个“我”的用心所在。他固然要描述“鬼气”,目的却是想摆脱它,就在描绘出自己思想发展的某一种可能性,对它细加吟味的同时,他心中早有一个声音发出警告:你必须和它划清界限。 到了这一步,鲁迅驱逐内心“鬼气”的思想战场,已经在他的小说中充分展开。」 「一直到现在,我读鲁迅的许多作品,最注意的常常都还是他对病态人心的这种白描……倘若在更多的小说当中,他都能够像写《肥皂》那样,用平实的白描手法,把它们充分地表现出来,那将会产生多么强烈的艺术效果!」 「1925年春天,鲁迅在通信中这样解释自己的思想矛盾:“教我自己说,或者是‘人道主义’与‘个人主义’这两种思想的消长起伏罢。所以我忽而爱人,忽而憎人。”……在他,这人道主义几乎就等同于“改革国民性”的思想,他正是因为爱民众,才去揭发他们的愚昧。而那个人主义,照他的说法就是:“要救群众,而反被群众所迫害,终至于成了单身”,正像那憎恨整个社会的“工人绥惠略夫”。」 「《孤独者》……作者描写主人公魏连殳,是比对吕纬甫更无顾忌,几乎就是照着自己的肖像来描画他。」 「在鲁迅的全部小说中,还没有一个人物像魏连殳这样酷似作者,你当可想象,那种直接剖析自己的冲动,在他的创作中膨胀到了什么程度。 从表面看,作者描述魏连殳的态度,和对吕纬甫一样,他也设置了一个“我”,它在小说叙事结构中的位置,和《在酒楼上》里的“我”完全相同。甚至结尾也一样,而且更直截了当: 我快步走着,仿佛要从一种沉重的东西中冲出,但是不能够。耳朵中有什么挣扎着,久之,久之,终于挣扎出来了,隐约像是长嗥,像一匹受伤的狼,当深夜在旷野中嗥叫,惨伤里夹杂着愤怒和悲哀。我的心地就轻松起来,坦然地在潮湿的石路上走,月光底下。 但是,你再仔细看进去,就会发现,“我”的态度其实远不像这结尾表现得这样明确。作者把魏连殳描写成那样一个刚强的人。他对人生有幻想,可一旦看穿了,却又比谁都透彻,如对那“一大一小”的评论,就显示了对人心的异乎寻常的深察,一个人对亲戚都能看得如此透彻,还有什么人心的卑劣能惊骇他呢?对待社会的压迫,他的抵抗更是十分坚决,绝不像吕纬甫那样软弱,那样缺乏承受力,就连最后的自戕式的毁灭,也是对黑暗的报复,大有一种以自己的腐烂来加剧社会腐烂的意味。你看他已经被放进棺材了,还是“很不妥帖地躺着”,到死都不是一个顺民。 作者的这样的描写,势必促人发问:连魏连殳最后都失败了,难道面对中国的黑暗,吕纬甫那样软弱的人要颓唐,魏连殳式的刚硬的人也同样要绝望?在这样的问题面前,无论结尾如何强调“我”的快步逃脱,都难以转移读者的视线吧。与《在酒楼上》相比,作者对“鬼气”的探究是大大深化了。」 「“我”当面批评魏连殳:“那你可错误了。人们其实并不这样。你实在亲手造了独头茧,将自己裹在里面了。你应该将世间看得光明些。”……可你听魏连殳的回答:“也许如此罢。但是,你说:那丝是怎么来的?”在整篇小说中,这是最令人震撼的一句话,它不但将“我”对魏连殳的全部责难都击得粉碎,而且把小说的标题一下子放大,将它直推到读者面前,使你无法回避作者选取这个标题时的悲苦用心。是的,一个被虚无感缠绕住的人,正是一个最孤独的人,鲁迅在十年前就饱尝过这份孤独,现在又发现自己再一次深深地陷入其中。他当然想摆脱,可另一种咀嚼这孤独的欲望又那样强烈,正是这份复杂的心态使他写出了这么一个魏连殳,他在证实了“鬼气”会将你引向什么样的毁灭的同时,又证实了你将无法摆脱那“鬼气”的招引。与吕纬甫几乎正相反,魏连殳让人感到的,是“鬼气”的雄辩和“我”的嗫嚅。」 「我把《孤独者》看作鲁迅最重要的作品之一,我甚至觉得,它对鲁迅小说创作的意义,要比《阿Q正传》更为重大。《阿Q正传》当然是鲁迅小说创作的一座丰碑,它代表了从《狂人日记》到《示众》的一系列作品;对阿Q精神的刻画也当然显示了作家独特的眼力和才情,就对国民性的批判而言,至今大概也没有谁能够超过他。但是,一部文学作品的价值,除了体现在寓意的是否深刻、技巧的是否精到上之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方面,就是看它是否独特,是否表达了作者最独特的人生体验。」 「以今天的眼光来看,魏连殳式的悲剧自然是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种最深刻的悲剧,像他那样的陷身重围的痛苦,那种启蒙主义者的自我怀疑,也正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一种最深刻的人生体验,它应该为许多知识分子所知觉。可实际上,由于知识分子内在和身外的种种原因,至少在鲁迅生活的那个时代,却极少有人感受到这种痛苦,似乎唯有鲁迅才那样敏锐而持续地沉浸在这种痛苦之中。我甚至觉得,仿佛鲁迅的整个灵魂,就是造化专门安排来体验这种痛苦的,他的天性,他的身世,他成年以后的整个遭遇,都合力把他推向这种痛苦,推向深刻的自我怀疑。」 「《伤逝》在形式上和《祝福》颇为相似,也是在“我”的自叹自剖当中,嵌进一个第三人称的故事……但我觉得,就创作的动机而言,《伤逝》和《孤独者》更为接近。魏连殳是“孤独者”,这孤独的尽头是毁灭。那么,不再孤独,照着《孤独者》中的“我”的意思,另外去寻一条生路?这生路又会将你引向何方?作者在《伤逝》中展开的,正是这样一种探究,他同样是用涓生和子君来模拟自己人生道路的某一种可能性。不用说,答案依旧是否定的,在社会冷酷和内心软弱的双重打击下,子君死了,涓生抱着悔恨的心情迁回原住的会馆。尽管他像《在酒楼上》和《孤独者》中的“我”一样,在小说的结尾奋力挣扎:“我要向着新的生路跨进第一步去……”但那和子君相爱的悲剧依然罩在他头上,以致他竟要“用遗忘和说谎做我的前导”!《伤逝》提供给作者的,还是一个老结论:此路不通。」 「他通过那个“我”,在小说中一一举劾和揭发自己灵魂中的“鬼气”,从吕纬甫到涓生的一系列人物,却一一陈述那“鬼气”的合理和必然,阐明它的深刻的光辉。非但如此,从《祝福》到《伤逝》,审问者的气势越来越弱,犯人的辩声却越来越高,这更是他始料不及的吧。他在一个星期中连续写下《孤独者》和《伤逝》,却不像对《阿Q正传》那样立刻送出去刊载,直至第二年将其收入小说集《彷徨》,都没有单独发表,这是否正表明他的惶惑,他不知道该怎样处理这些小说? …… 继《伤逝》之后,他又写下两篇小说,《弟兄》和《离婚》。《弟兄》对沛君的内心隐情的揭发,似乎比对涓生更为犀利,《离婚》中弥漫的那股冷气,也令人联想到《孤独者》。但是,作者那种深刻的自我举劾,在作品中日渐隐晦,《离婚》里是完全看不见了。从《祝福》开始,鲁迅的内心之门逐渐敞开,到《孤独者》和《伤逝》,这门已经开得相当大。也许是开得太大,使他自己都觉得不安了?倘真是如此,他的头一个本能反应,就该是赶紧关门。我觉得,《弟兄》和《离婚》的一个突出意义,就是表现了作者的一种也许并不自觉的内心收缩:他原是想借小说来驱逐内心“鬼气”,却没有想到它反而利用了文学创作的特殊法则,在他内心膨胀得更为巨大,情急之下,他只好先丢开笔再说了。写完《离婚》,他果然停止了小说创作。」 「就在创作《彷徨》中的这批小说的同时,鲁迅还写下了一系列短短的散文诗,它们后来以《野草》的总名结集出版,这里就不妨称它们为《野草》。鲁迅的小说文字本就有两种句式,一种平实直白,是写他人的;另一种曲折繁复,是表现自己的。《野草》中的绝大部分篇章,都是用的后一种句式,单从这一点,你也不难判断,他写《野草》的目的是和写《孤独者》差不多,想通过自我描述来把握自己。但另一方面,也正是这种句式上的相类,泄露了作者的另一层心思:他既想深入地剖析自己,又不愿让读者一目了然,他是在袒露自己的血肉,却又总还想掩上一层纱巾。」 「在1926年,除了《野草》,鲁迅还写了十篇总题为《朝花夕拾》的回忆性散文,从小时候的种种趣事,一直说到老朋友范爱农的悲惨的溺死。内容既有点杂乱,口吻也不一致,有《二十四孝图》式的愤怒的诅咒,也有《范爱农》式的彻骨的悲悯,有《琐记》中谈及衍太太时的轻蔑和厌憎,更有许多类似《阿长与山海经》那样的轻松和幽默。和《野草》一样,《朝花夕拾》也证实了作者内心的复杂,即便回忆往昔,也因了旧事本身和回忆时心情的不同,而显出迥然相异的情致。但我更注意的是,他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写起回忆来?」 「他1926年的文字活动,小说已经停写了,《秋夜》和《墓碣文》那样的散文诗也不写了。杂文虽然还在写,但除了继续与章士钊、陈西滢们打笔仗,以及几篇谈话记录,几乎就没有稍长一点的文章,就连《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那样借题发挥的长论,似乎也作不出了。他这一年的杂文中,多的是《无花的蔷薇》那样的杂感,一小段一小段的,这是否正表明了心里的“芜杂”呢?到下半年,又出现了日记体的杂感,后来又装上“通信”的框子,其实还是日记,这不正是“只剩了回忆”吗?四顾茫然,面对现实的社会和人生,他都不知道说什么好,自然是只能写回忆了。 其实,在整个1920年代中期,这“无话可说”一直是鲁迅的基本心态。他之所以竭力修订对人生的种种认识,之所以在小说和散文中一遍遍分析自己,都是要找回对社会和自己的把握,要恢复自己说话的信心,要重获一套能说的话。可是,他这些努力似乎都不成功,他在小说创作中那样迅速地关闭袒露隐情的门户,他始终用那样晦涩的笔调来撰写《野草》,都说明了他的游移,他不敢继续往下说,也不能确信这些话可以挑明了说。现在又出现这一批回忆散文,更是明确宣告了他的失败,他依然处在无话可说的困惑之中。」 「在1930年给朋友的信中,鲁迅就写道:“中国之可作梯子者,其实除我之外,也无几了。”」 「还在厦门时,他就对身后的队伍产生了戒心:“但发见称为‘同道’的暗中……背后枪击我,却比被别人所伤更其悲哀的。”到1930年代,更从这种戒心中发展出所谓“横站”的说法。这些议论传达出一种深重的痛苦,一种混杂着惶惑的孤立感。我觉得,比起他对历史进步论的怀疑情绪,这种孤立感才是滋生“鬼气”的真正温床。」 「就从1935年开始,他笔下传出了越来越响亮的憎的鼓吹。从“文人不应该随和;……他得像热烈地主张着所是一样,热烈地攻击着所非”,到“能杀才能生,能憎才能爱,能生与爱,才能文”,语气是越来越激烈,直到说出这样的话:“假使我的血肉该喂动物,我情愿喂狮虎鹰隼,却一点也不给癞皮狗们吃”!仿佛是发誓要憎恨到底。就连品评古今人事,他也常会特别推崇那“憎”的一面。」 「1933年他决意要再写一组类似《朝花夕拾》那样的回忆散文了。 但是,正因为这一组散文的写作计划,是来自他对自己衰老的体认,他就直到1936年,生命之路的尽头已经向他呈现得非常清晰了,才真正动笔来写。从这一年的4月到9月,只要能从病床上爬起来,他就努力地写,《我的第一个师父》,《“这也是生活”》,《死》,还有《女吊》,一气写了四篇。另有两篇已经打好腹稿,一篇讲“母爱”,记述他一生承受的伟大而盲目的母爱;另一篇讲“穷”,表现他怎样从先前的“以穷为好”的观念,转变到后来的“穷不是好事”的确信。」 「《“这也是生活”……》——他终于悟透了人生,或者说,他终于相信了自己对人生的这一种领悟……从“自己”的角度认真地打量生活……比起十年前那口口声声谈论“虚妄”和“鬼气”的情形,鲁迅现在对“这样的生活”的感悟,才真正是显示了他的虚无主义的深度吧。他现在不是否定一切,而是努力以新的方式肯定一切,在某种意义上,这样的肯定一切的里面,正埋着通向不可挽回的虚无主义的地道。」 「《死》的最令人不安的地方,就是它通篇表现出一种对于死亡的无所谓……这篇《死》刚发表,他去拜访一位叫鹿地亘的日本朋友,进门第一句话就是:“你看了我写的《死》吗?”整整一上午,他和鹿地亘一直在谈论死,从中国的鬼讲到日本的鬼,从自杀讲到幽灵,兴致勃勃,讲个不停。」 「在我看来,鲁迅的文思和文风当中,最能够显示他的生命活力的,自然是那种非常生动的幽默意味了……可是,从1930年代初开始,先是在他的私人通信中,幽默的情致日益稀薄,尤其是1934年以后,你简直难得再读到一封像他1929年3月15日致章廷谦那样的生动有趣的信了。似乎通信这一件事,在他已是一种负担,他只顾匆匆地将要说的话写完、封掉、寄走,而无意继续从容地品尝与友朋笔谈的乐趣了。接着是他的杂文,大约也从这时候起,逐渐失去了从前那样的调侃和幽默的意味,虽然笔锋依旧锐利、抨击依旧有力,但失了幽默的底衬,气势也就弱了许多。在他的三本“且介亭”杂文集中,像《“题未定”草·六》和《〈出关〉的“关”》那样仍能迸射出一线幽默闪光的篇章,是越来越少了……《且介亭杂文末编》中的文笔是泼辣的,也是老到的,但在这泼辣和老到旁边,分明还站着文思的枯涩和文气的衰竭。」
摘录: 没有直面现实的勇气,不能承受这直面必然要造成的悲观的重压,我们就很难看清楚世界和中国的状况,而如果连基本的状况都不能看清楚,那还有什么未来可言呢?当然,“悲观”只是看待世界的一个角度,再坏的现实,也可以从“乐观”的角度去理解,但是,如果缺乏悲观主义的挑战和滋养,乐观主义势必流于浅薄,甚至一触就破。一百多年来,因为怀抱的希望和乐观过于轻便,一遇打击就崩溃,于是消极放弃的事例,我们见得还少吗?而如果这样来看,像我这样的后代人,置身如此时代,精神上日渐孱弱,会不自觉地对鲁迅生出一种期待,盼望他能将悲观主义坚持到底,给我们留下更多的透彻之作,滋养我们的直面人生的心力,就是十分自然的吧?不过,这样的期待也是自私的,因为我其实无从体验,一个“将悲观主义信仰到底”的人,要承受怎样的身心的煎熬。 当然,之所以要坚持直面人生,不惜为此将悲观主义信仰到底,目的还是在改变现实,要创造一个真正令人安心的世界。借用鲁迅的话来说,“绝望”只是第一步,后面还该有第二步:“抗战”。倘不是通向“抗战”,“绝望”虽不一定流于浅薄,却多半会引人陷入颓唐,那千千万万深信“我不能改变现实,只能适应现实”,于是避入虚无和苟活之途的人,就是明例。只有从“绝望”走向“抗战”,或者说,由“抗战”赋予“绝望”新的意义,将它改造为自己的基础和动力,由此展开的“抗战”,就可能是真正强韧和耐久的了。鲁迅不止一次说,在社会斗争的战场上,他并不期望“速胜”,甚至不期望“必胜”,对一个真是这么想的战士来说,几场败仗又算得了什么!
阅读不同体裁的作品,所参考和评价的标准是不同的。作为一本人物传记,这本书确实如作者所说,在某些方面的思考和想法是很大胆和突破的,一改往夕只写光明一面,而较深地揭露出鲁迅心理矛盾和内在困惑的一面,对于我们更深入地把握和理解鲁迅作品,以及了解一个在日常中所真实生活着的鲁迅是有所帮助的。但不足的是,前面几章有关基本生平介绍的细节,与一些其他回忆鲁迅的传记说法有所出入,以及最后几章主观推测意识较为浓重。还有一个需要注意的问题是,与一般遵守时间和作品创作顺序,描写人物不同阶段成长和勾勒作家人生发展的传记作品相比,这本关于鲁迅的传记作品较不按时间顺序组织,而是章节之间具有经常跳跃说事的习惯。一个不可忽略的事实是:每个章节作者是划分为不同人生阶段的,比如少年时的鲁迅,留学日本时的鲁迅,北京任教时鲁迅,1925年前后鲁迅,作者也有意展现不同阶段,鲁迅的精神危机是如何发展的。但是每个阶段举例时,又往往跳跃,拿不同创作时间阶段的作品举例,讲中年阶段时鲁迅创作作品和人物分析时,上一段是本阶段创作,下一段又拿出鲁迅在五四时期创作的作品来说事。这样对作品了解不深的读者很容易造成混乱的。这种处理或许有作者用意,但是对于人物传记来说是有点问题的。因此我只能推荐为一般。 在阅读本书中,还是要保持自己的独立思考能力的。(个人见解:还是要先读先生的原书,老老实实把先生的书按创作顺序读一遍,结合自己对鲁迅先生生平和作品的认知,以及其他人对其的介绍回忆再来看这本书相信或许会更有收获。) 但中间章节对于鲁迅先生精神和心理剖析的把控和书写还是比较出色的,重点推荐阅读第四、五,六、七章以及第十到十三章。 阅读第四、五,六章所作笔记感受:矛盾或许是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一种普遍精神特征吧。鲁迅作为那个时代的先行者,一方面有独到的敏锐眼光,深刻的思想感受,一方面又不能脱离时代,难免沾上一些旧的意识的束缚。处于新旧交替,传统与现代巨大鸿沟间的知识分子难免彷徨矛盾。鲁迅其思想的深刻性不仅在于写出了那个时代的精神特征,而且还展现出了一种虽然绝望彷徨但又不屈继续奋斗的探索历程,以及与自我,与黑暗时代社会战斗的大无畏勇气,这些体现在先生的小说作品和人生经历中。其精神又代表了一种新的前进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