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与杜甫

《李白与杜甫》是一本怎样的书 （一）作者自述 唐诗中我喜欢王维、孟浩然，喜欢李白、柳宗元，而不甚喜欢杜甫，更有点痛恨韩退之。 ——郭沫若《我的幼年》，上海光华书局1929年版 当然，杜甫是生在一千多年前的人，他不能不受到历史的局限。例如他的忠君思想，他的“每饭不忘君”，便是无可掩饰的时代残疾。他经常把救国救民的大业，寄托在人君身上，而结果是完全落空。封建时代的文人，大抵是这样，不限于杜甫。这种时代残疾，我们不必深责，也不必为他隐讳，更不必为他藻饰。例如有人说杜甫所忠的君是代表国家，那是有意为杜甫搽粉，但可惜是违背历史真实的。 ——郭沫若《诗歌史中的双子星座》，《光明日报》1962年6月9日 其实，我也是尊敬杜甫的一个人，九年前我替成都工部草堂写的一副对联可以为证：“世上疮痍，诗中圣哲；民间疾苦，笔底波澜”。我也同样在称杜甫为“诗圣”。不过这种因袭的称谓是有些近于夸大的。实事求是地评价杜甫，我们倒不如更确切地说：杜甫是封建时代的一位杰出诗人。…… 这样评价杜甫，并不是贬低了杜甫。指责了杜甫的错误，也并不是抹杀了杜甫的一切。人谁无错误呢？何况“圣人过多，贤人过少，要愚人才无过”。把杜甫看成人，觉得更亲切一些。如果一定要把他看成“神”，看成“圣”，那倒是把杜甫疏远了。 ——郭沫若《读〈随园诗话〉札记》后记，作家出版社1962年版 杜甫应该肯定，我不反对，我所反对的是把杜甫当为“圣人”，当为“它布”（图腾），神圣不可侵犯。千家注杜，太求甚解。李白，我肯定了他，但也不是全面肯定。一家注李，太不求甚解。 ——郭沫若1977年1月28日复胡曾伟信，《东岳论丛》1981年第6期 （二）学者印象 郭老《李白与杜甫》自必胜于《柳文指要》，对青年有用，论杜稍苛，对李有偏爱之处。论李杜思想甚多创见。 ——茅盾致周振甫信（1972年），《尘封的记忆：茅盾友朋手札》，文汇出版社2004年版 《李白与杜甫》一扫从来因袭皮相之论。 ——恽逸群《关于〈李白与杜甫〉致郭沫若书》（1972年），《社会科学》1981年第2期 由于《李白与杜甫》是针对现实中“全面颂扬”杜甫的倾向而写的，因此，不可避免地带有鲜明而又强烈的倾向性。……郭沫若所反对的李杜研究中的错误倾向，既有历史根据，又有现实的目标。一句话，有强烈的针对性，是在做“翻案文章”。李白，郭沫若“肯定了他，但也不是全面肯定”，仔细研究全书后是可以同意的。如果与“五四”以来新文学工作者对李杜的比较研究看，我们不能不承认，无论是观点，还是方法，郭沫若的论著都要高一筹。 也许有人会问，依你的看法，《李白与杜甫》就没有问题了吗？不！《李白与杜甫》的确也存在着一些问题。……然而，尽管如此，《李白与杜甫》还是不失为一部有学术价值的书。价值在什么地方呢？就在于其敢于打破因袭的见解，提出自己的独到看法，解决了或接近解决了一些前人或同时代人没有解决或解决得不能令人满意的难题，提出了一大堆供人们思考，也值得人们思考的问题。闻一多先生说得好： 有些拘谨的学者，很不以郭先生的见解为然，而且说他大胆与轻率。好！这些学者先生们一次都没有错，因为一句离开前人见解的话也不曾说过，这种过分的“谨慎”，如果是怕说错了影响自己已成的学者之名，那却未免私心太重，这样谨慎了一辈子，对于古代文化的整理上最后还是没有添加什么，而郭沫若，如果他说了十句，只有三句说对了，那七句错的可以刺激起大家的研究辩证，那说对了的三句，就为同时代和以后的人省了很多冤枉路。 ——王锦厚《〈李白与杜甫〉的得失》，《郭沫若学术论辩》，成都出版社1990年版 萧（涤非）先生尽管对《李白与杜甫》一书不满，但也吸收了该书中许多正确的意见，没有重复那个年代流行的“好便一切皆好，坏便一切皆坏”的简单思维逻辑。勿庸讳言，郭老《李白与杜甫》一书问世以前，我国古典文学研究领域，对杜甫的研究，相当普遍地存在着另一种倾向，这就是对杜甫及其作品的全盘肯定和过高颂扬。坦率地说，这种倾向在萧先生的《杜甫研究》旧版中是表现得相当明显的，这同样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郭老《李白与杜甫》的出版，对这种倾向，显然是一种冲击，至少或是从另一个角度提出了问题，或是在思想方法论方面提供了反面教训。 ——杨廷治《〈李白与杜甫〉的出版和〈杜甫研究〉的修订》，《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5期 从“国学”研究的视角来审查《李白与杜甫》一书，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是超越前人的，或者说是显示其大师手笔的。 其一，发挥着他独具的文史“两栖”的特长，透过李白与杜甫，尤其是李白的经历和遭遇，生动地展现了唐代社会自开元至天宝年间是如何由盛转衰的历史画卷。…… 其二，以诗证史，把李白身世、李杜宗教生活等项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层次。 显然，他只是想翻“抑李而扬杜”的旧案，恢复“李杜并称”的平衡局面。但当展开具体考察之际，一进入诗的意境，诗人郭沫若渐渐淹没着学者郭沫若，浪漫情趣使之倾向于李白，感情的“好恶”时不时地战胜着学者的理智，书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了“扬李抑杜”的明显倾向。完全可以说，《李白与杜甫》一书是学者郭沫若与诗人郭沫若“相混合”的产物。 ——谢保成《品味唐诗，评李说杜》，《郭沫若评传》，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5年11月版 如果不算若干短小的诗词，《李白与杜甫》的确是郭老的封笔之作。不管人们对这部书的扬李抑杜立场有何不同意见，重读这部书，我仍由衷地钦佩郭老以八十之高龄，在连遭丧子惨祸之后，还能够把一部历史著作写得这样文情并茂，充满活力。近些年来，对于郭沫若其人其学的非议时有耳闻，我不否认作为一个真实的人，他必有其弱点和失误，但我同时相信，凡是把郭沫若仅仅当作一个政治性人物加以评判的论者，自己便是站到了一种狭隘的政治性立场上，他们手中的那把小尺子是完全无法衡量中国现代文化史上这位广有建树的伟人的。 ——周国平《〈李白与杜甫〉内外》（1997年5月），《周国平自选集》，海南出版社2004年版 郭沫若一生热心于政治生活，晚年又有高层政治生活的体验，这对于他的学术活动，尤其是后期，影响巨大。《李白与杜甫》具有一定程度的政治内涵，原因主要在此。因为他有高层政治体验，对政治又具有相当的洞察力，他就善于抓住历史上有关人物与当时政治相关的课题进行研究，在当时来看，这是颇有生命力的。 ——胡可先《论〈李白与杜甫〉的历史与政治内涵》，《杜甫研究学刊》1998第4期郭著无论是在哪一个部分，虽然都有所偏激乃至较大之失误，但事实证明，其创获既多，卓见亦众，故其仍不失为一部颇具学术价值的著作。 ——王辉斌《学术中的误区与误区中的学术：重评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文学遗产》1999年第3期 若问：郭沫若写《李白与杜甫》意欲何为？ 答曰：意不在对李杜优劣的评判，也不在去翻无关紧要的历史陈案，也不在表示凤凰更生，更不是投人所好（相反却有不少微词）。而借助于李白与杜甫的人生旅程、人格缺陷和仕途坎坷，向人们提出一个严峻的问题：作为一代诗雄，在盛唐时代，为什么会出现如此不幸的结局？——李白穷愁而死，杜甫抑郁以终。郭沫若以其聪明睿智和心灵感悟，对历史世界和现实世界做了双重的解析，从而给李杜，也同时给自己，做出了人生评估，或称之为终级关怀。 ——刘茂林《如今了然识所在：再论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郭沫若学刊》2001年第2期（总第56期） 《李白与杜甫》，对于郭沫若来说，可算是学术绝笔。在那样一个学术荒凉、思想获罪的时代，在宣布自己的全部著作都应烧掉之后，已经年趋八旬的郭沫若仍然不惮烦劳写下这部书，并在行将年届八十之年将其出版，其用意一定是很深沉的。现在重读这本书的原版本，深感这决不是不甘寂寞，更不是有的人所讥的溜须拍马，而是借对李白和杜甫的政治性评论对自己进行的一次灵魂解剖，是生命暮年的一次沉重的精神涅槃。 ……（他）引用了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批评到歌德和黑格尔时说的一句话——“歌德和黑格尔在自己的领域中都是奥林帕斯山上的宙斯，但是两人都没有完全脱去德国的庸人气味。”接下去，郭沫若写道：“这句话同样可以移来批评李白与杜甫。生在封建制度的鼎盛时代，他们两人也都未能完全摆脱中国的庸人气味。” 这就是郭沫若对李白与杜甫的总的看法，也揭橥了写作这本书的主要用意，那就是分析和批评这两位分别被“仙”化和“圣”化了的诗人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形成的“中国的庸人气味”，这是他主动燃起的一把涅槃之火，借以照亮并烧掉包括自己在内的中国人身上的这些庸人气味。 ——曾永成《〈李白与杜甫〉：沉重的精神涅槃》，《郭沫若学刊》2002年第2期（总第60期） 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重点不在于评述李杜的诗歌艺术，而是力图透过他们失败的仕途生涯，揭示阶级社会中士人格与仕途圆融之两难。为此，作者不仅从个性及政治思想层面，同时还从宗教意识层面深刻地全方位地揭示了李杜的士人格与仕途的矛盾。郭沫若之所以着力揭示这一矛盾，既饱含着对自我一生的反思与总结，也是对知识分子命运的关注及对“文革”肆意残害知识分子罪行的隐晦曲折的批判与思考。 ——张顺发《士人格与仕途圆融之两难——〈李白与杜甫〉管窥》，《重庆三峡学院学报》2003年第2期 （三）其他研究文献 王锦厚《郭沫若学术论辩》，成都出版社1990年6月版。 童超《历史人物论》，选自刘茂林、叶桂生等《郭沫若新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6月版。 萧远强《历史人物研究》，选自林甘泉、黄烈主编《郭沫若与中国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10月版。 谢保成《郭沫若评传》，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 刘纳《重读〈李白与杜甫〉》，《郭沫若学刊》1997年第1期。 张请《对郭沫若“扬李抑杜”的一点考察》，香港《镜报》1997年3月号。 谢保成《郭沫若学术思想评传》，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7月版。 谢保成《从社会历史的发展演变审视“李杜并称”与“扬李抑杜”两种文化思潮——兼论郭沫若的李杜研究》，选自中国郭沫若研究会编《郭沫若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年10月版。 刘茂林《向暮春风杨柳丝——再论郭沫若〈李白与杜甫〉》，选自中国郭沫若研究会编《郭沫若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年10月版。 章玉钧、谭继和《论郭沫若后三十年的学术争鸣》，选自《郭沫若与百年中国学术文化回望》，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年7月版。 杨胜宽《〈李白与杜甫）研究综述》，《郭沫若学刊》2009年第2期。

这确实是一本好书，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与以前不一样的李白和杜甫。对这两位伟大的诗人，虽然说的不很完美，但却接近真实。通过阅读这本书，我对郭老也产生了与从前不一样的看法。

看到“杜甫是为地主阶级、统治阶级服务的”时的感觉，和看到“耶稣是跨性别者”的感觉差不多……用抽象标签盖过了真实，文化大革命大概就是这么开始的。

断脊之犬而已。人都说郭是大家，反正我没看出来，学术学术不严谨，人人跪舔当权者，就算真有料，没展现出来就当他没有罢

正如有学者指出，这部著作是“学者郭沫若”和“诗人郭沫若”的混合产物，诗人的任性使气让他难以客观持中，戴着有色眼镜去看人，自然能看到想看的色彩，但年事已高的郭老对杜甫如此苛责，虽然打破了自古以来的“崇杜”之风，但也开了一个坏头，特别是在杜甫诗歌中拼命找所谓的证据，简直有点文革遗风。

在图书馆看完这本书，想来说几句。 前半本写李白，我看的还挺开心，比如一直觉得李白是胡人属于无稽之谈在这里也有佐证，而且作者用时间加的方式梳理了李白的生平，评论也算恰当，没有因为他是诗仙就一味推崇，他的虚荣啊天真啊也都有讲。但是在写李白的时候就有暗戳戳贬低杜甫。我还跟朋友说是不是我想多了啊应该不会吧。 好嘛后半段开始写杜甫。这已经不太算描述了，是半檄文吧？李白可以跟皇室扯上关系哪怕辈分乱的奇怪就没事，杜甫梳理一下就是有门阀观念？两人都想当官，杜甫就有“强烈的虚荣心”？李白想做官就是为了天下百姓，杜甫想做官就是“挑肥拣瘦”？那挑肥的就是为了天下百姓不可以吗？杜甫跟李白一样喝酒然后被叫“诗圣”就是“道貌岸然”就是研究家们白内障吗？ 不过也的确纠正了我的一些看法，比如在草堂看到他瘦的不得了的雕像一定是过分夸张了，再比如三重茅真的挺多的了，还有杜甫的确是站在统治阶级的立场（或者好歹不是平民阶级）上来描述那个时代。还有作者的反封建意识是真的强（虽然用作者的意识去挑剔古人思想不够先进实在太过于为难人）。还有最后的年表真的很棒，但是因为时间关系我没看完（这也是把这本书加入书架的原因）。 到了附录，作者说他不喜欢杜甫。。。就和李少红老师不喜欢红楼梦却要去拍一样，这样真的不太好。

以下為他書中摘錄： “文革”结束之后，批评郭沫若的人很多，特别是他在《李白与杜甫》一书中推翻了自己过去提出的观点，将“双子星座”中的杜甫肆意糟蹋，而替李白说了很多不切实际的好话。这种现象，是否可称“曲学阿世”，却又不能简单地作这样的判断。因为新中国成立后，党政领导一直要求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知识分子经过二十年的改造，既有层层领导组织的系统学习，又有不断上纲上线的群众运动作胁迫，到了“文化大革命”中，知识分子更是动辄得咎，既有思想上的困惑，又有现实的困苦，如果不紧跟上面的步骤，也就会遭到意想不到的灾难。像郭沫若这样的身份，既是文坛大佬，又是政界标志性的人物，其时身处风口浪尖之上，自当把握好大方向，调整个人思路，投入到运动中去。 …… “文革”开始，他就公开表态：自己过去写的东西应该付之一炬。《李白与杜甫》中的扬李抑杜，体现出他的进一步努力，表明自己的学术观点已经彻底改变，完全接受伟大领袖的教导，这样也就同时确证了自己仍属无产阶级司令部中的一员。而在这时站出来表态，就要像个造反派的样子，因此他得用尖刻的口吻斥骂萧涤非等人，还要以轻蔑的态度批判陈寅恪，乘机在业已沦落为贱民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面前摆摆威风。这也是当时有条件出来露露脸者的一种常态。 有人称《李白与杜甫》为“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个怪胎。联系当时的形势，也就可以理解。1966年至1967年初，江青审查新中国成立以来拍摄的电影时，便对《诗人杜甫》横加指责，申明毛主席喜欢李白而不喜欢杜甫。对于这点，郭沫若当然早有所知，深有所知。处在他的位置，既不能像钱钟书那样远离风口，则自当改变立场，收回戴在杜甫头上的“人民诗人”桂冠，何况他本人确是具有挥洒自如的浪漫主义气质。 看来郭沫若的表态还是及时的。一年之后，《读〈封建论〉呈郭老》向外传达：“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祖龙虽死魂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幸亏郭沫若在李杜问题上已经争取主动，“击一猛掌”的力度也就减轻了不少。可见郭沫若在政治上还是极为敏感的。

这本书文学成就一般，有太多主观想象的内容，而且立场偏颇，表面上李白杜甫平等，实际是吹捧李白，贬低杜甫。说杜甫是地主阶级代言，偏向统治者，完全没有实际根据。不过结合当时创造的时间，也就能够理解了，郭沫若就是这样的人。 郭沫若对杜甫的评价出现过较大的转变，体现其一生变色龙本性。拿《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距离，郭沫若对寒士注释其实是一派胡言，杜甫首次提出寒士这个词，在此之前寒象征贫困，士指读书人。 但杜甫此处对于寒士的定义早已不是指单纯的贫穷读书人，而是指所有穷困人士。自宋代以来历朝历代对于该诗中寒士的解释都是说所有穷人，弱势群体，民国的教育也是如此。郭沫若自己接受了民国教育，结果曲解杜甫的本意，以此批判杜甫，实在是没有道理可言。 此外，群童也不是指贫穷的孩子，就是南村的儿童，没有阶级属性，不一定是穷人，郭沫若故意曲解杜甫本意，说是穷苦儿童，结果搞成了阶级对立，把晚年的杜甫塑造成地主，完全是胡言乱语。 杜甫出生官宦世家，早年确实是地主，但746年其父去世后，家境迅速衰落，安史之乱爆发，杜甫穷困潦倒，靠人接济度日，幼子甚至饿死，此时的他早就不是地主了，哪个地主是这样的？ 而且私自拿走别人东西不是盗贼是什么，郭沫若好歹受过现代教育，一点个人财产的观念都没有我是不信的，故意罢了。 郭沫若此处最大的伤害是影响了往后几十年中学课本的备注。无论是人教版、北师大版、苏教版，都把寒士解释成贫寒的士人，有的说包括广大的穷苦民众，有的说扩展到穷人。 实际这些注释全是一派胡言，通常说寒士就是贫穷的士人，绝对不包括穷苦民众。只不过杜甫这里的意思是穷苦民众，可以理解成既指贫穷的读书人，也指贫穷民众。但非要说贫穷的士人包括穷苦民众，或者是拓展到穷苦民众，都是一派胡言。 郭沫若在这篇文章中对于杜甫的评价既不公正，也不客观，完全是为了批判而批判。可笑的是，哪怕时间过去几十年，教科书上还在沿用郭沫若错误的解读，这才是最大的悲哀。

郭沫若的文学功底和史学理论真是强悍，堪称文史两栖特种兵，以史为引，以诗为佐，在此也知了高中时语文老师讲李白是外国人，原来出自陈演恪错误的武断，我猜想陈是不是出于名族大义，类似梁启超割错右肾怕不利西医推广中国独自承受痛苦，陈是想让当时中国人更能接受西方思潮？而将错就错得太白是胡人的暴论？此就不得而知啦！ 读此书前半段感受是郭老对太白的偏爱，对少陵的偏见，读完后彻底放下大多数读者对于本书此最大的偏见，我总结一二：李白就类似的天才超级富二代，5岁萌学，10岁通百家，20岁就来省任职的中央官员看好和夸赞，在青城山别墅里养孔雀仙鹤氪金潇洒，然后娶到宰相家，立下宏愿志向40岁卿相，难得的是暮年竟然超越了时代局限和阶级局限，且太白的诗我真喜欢，真潇洒！ 杜甫爷爷是京官，爸爸是地方小官，算是家道中落了，杜甫这个人让我最大的感触是，韧性极强，2次高考1次艺考不中，到了40岁还在混圈子求翻身值得敬佩。再有就是杜甫比李白在家事上稳妥，对子女的教育比太白强太多太多，可惜的是一个时代局限性过强的人。

我真的没有兴趣和郭沫若粉丝谈杜甫和李白哪个伟大，因为这两位大诗人一不用笔逼其他作家自杀，二不用靠骂鲁迅强吻胡适博出位，三不靠做御用文人折了自己的文骨，一个地主家庭走出来留日小资知识分子，也配骂深入基层群众记录历史的杜甫，甚至还拉李白踩一脚，曲解杜甫还标榜自己是人民作家，对郭沫若粉丝也就这个知识文化水平，特别适合读郭沫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