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程浩著
本书所探讨的“书”是君臣在行政过程中发表的言论所形成的一类文献,它的体裁以记言为主,内容也大多是“政事之纪”。 “书”在先秦时期的流传处于以“类”相存的形态,篇目与文本并不固定。我们现在看到的《尚书》与《逸周书》是由先秦时期的某一种“书”类文献的选编本流传到汉代后整理编定的,因而它们并不能囊括先秦所有的“书”,其中的一些篇目也很难归入“书”的范畴。传世《尚书》、《逸周书》大约是由儒家选编本流传而来,至于清华简中的“书”则很可能受到了墨家传“书”的影响。“书”的选编本不仅在篇目上有所差异,其文本也在不断演变。这其中既有文献流传过程中简册散乱造成的自然演变,也有后人出于避讳、押韵以及趋近思想而作的主观改易。随着东周时期的官学下移,单篇流行的“书”类文献逐渐被民间学者搜集、选编为传道或教学用的选编本。而由于地域、家派以及偶然因素的影响,各种选编本对篇目的拣选也不尽相同。结合清华简中的“书”类文献提供的信息以及古书中的相关记载,可以大致还原“书”由史官对记言档案的不断整理、加工并经过流传过程中的不断增广历时成篇的过程。
全書可謂面面俱到卻又蜻蜓點水,論述得比較膚泛,而且有一些相關文獻上的錯誤,上下篇真正屬於作者自己的東西很少,全書差不多是一篇大綜述,其中很多地方都值得商榷,對作者的學問也比較無語。如今先秦文獻似乎有把文獻的創作時間抬遠的趨勢,也是和考古界把上古史拉長桴鼓相應。
作者充分重视了书类文献的形成、结集、流传中的复杂性,也未止于空话、套话(诸如“出土文献能更新我们的眼光”一类),而是对《清华简》涉书篇目逐一考察,具体而微。当然,难点也在于此,先秦文献本就少之又少,作者虽言不能以有限的已知否定无限的未知,但关于无限的未知的推论所使用的材料,其实完全可以得出相反的结论。这不能认定作者能力不够,而是历史带给我们的客观性的“硬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