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服饰与礼俗

纸糊的盛世，席地的人民： 马戛尔尼随团画师威廉亚历山大《中国人的服饰与礼俗》，一种19世纪人种学的图像，虚化背景，凸显人的特征与服饰，西方中心主义的目光，有时候会造成人物比例失衡，比如头特别小，袍服太特别臃肿肥大，以便凸显女子的缠足之陋习。 比如把“猪尾巴”辫子绕到胸前呈现，把女船工画成了一个男人……为了展示人种学民俗学特征，像一个图式，刻板难免。 特别是我发现，画中的汉字和AI生成的极度类似，比如士兵胸前“勇”字，只画出了中间“田”字的轮廓感觉！ 可见AI的智能就像一个老外的外部视角。 不过，外部视角也不乏新鲜的启发，让我们带着陌生化的眼光重新审视熟悉的中国。 1、与忠诚的瑞士山地人比，中国人是做家政的好手，但不诚实 马戛尔尼随团画师威廉亚历山大《中国人的服饰与礼俗》说到：有时，这些中国仆从被带到英格兰，但他们并不开心，直到返回故乡，他们才展露欢颜。故乡对于中国人有一种特殊的魔力，就像瑞士山谷之于当地人一样。 为什么要拿瑞士人和中国人做比较呢？昨天听一个b站讲座“汉帝国的目光”，关于吐蕃的名称，语言学上，吐蕃就是Tibet ，ti是语助词，bot/bet代表山地，这个词根与西方语系中的barbarian野蛮人是一样的，其实本意是山地人，山民，这个词根从中国西藏到瑞士一路通用。中国南方山越人据说是蛮man的词根一直延续到东南亚，比如缅甸勐人之类的。 我估计，西方人进入中国，首先看到的是海滨与河流，香港澳门广州都在水边，其次是南方广袤的丘陵地带，万山起伏，在他们印象中就类似瑞士了。 我听说过，瑞士人的确因为是山地人，穷而忠诚，他们在欧洲特别是法国大革命时当雇佣兵，两派互射，忠心事主，全是瑞士人，牺牲累累后来在瑞士有一座受伤的狮子雕像作为纪念，是卢塞恩湖畔的著名景点。如今梵蒂冈教皇还以忠诚的瑞士雇佣兵为卫兵。 威廉亚历山大说“中国人是做家政的好手。但是他们大多不诚实，所以那些诚实的家政员便备受欢迎。”，显然是在与瑞士人做对比，并以西方殖民中心视角，安排给了中国人当家政的职业身份。 后来，中国人在美国讨生活，很多开洗衣店，不幸被言中了。 所谓家政服务，还包括： 按摩： 洗发服务的项目包括拉筋——替顾客拉扯关节直至关节发出响声，按摩——捶打肌肉至肌肉放松，这些服务全由理发师一人包办。理发师同时还帮顾客掏耳朵、清鼻孔，使出浑身解数让顾客开心，陪顾客或围观的人闲聊。 运米： 中国人从外表上看肌肉并不发达，但是就负重能力来说，他们可能比爱尔兰的搬运工人还厉害。 端盘子： 威廉亚历山大写到杂耍艺人：他的身体非常柔软，用大陶罐作为道具，在大使广州寓所的对面展示各种非凡的技艺。 我看其实像成龙耍醉拳，拿酒坛杂耍，这是端盘子堂倌的技艺！ 自古巫即是工，工匠的奇技淫巧在《庄子》里是运斤斫鼻，庖丁解牛，儒家讲君子远庖厨，道家却赞美之，庖厨工匠神乎其技，比如印度飞饼，现在有飞过街的蛋炒饭，比如成都茶馆的大壶点茶，中国杂技著名的顶碗，从餐饮发展到表演领域，像卖油翁技进于艺，都带有巫术通神的特性。 2、大清纸糊的权宜之计，老百姓夹缝的生存智慧 威廉亚历山大不无讽刺地评论中国的铁匠，“最美丽精巧的工艺品却出自最简单粗陋的工具。” 虽然但是……走村串户的铁匠，说明几点，他们没有本钱在城市里拥有固定店铺，只好游走开辟乡村大市场！我仿佛记得小时候还有，鸡毛换叮叮糖，杂货船，铁匠貌似也有，往往在一村逗留几天，再换个地方……坐商与行商，本来就是古代社会常态。《百年孤独》里那个吉卜赛人也就是走街串巷的行商，给何塞带来了无数新奇的宝贝。 其实中国的行商，从南宋货郎担或更早就开始了！ 货郎担，一定是高质量的轻便的小东西，奢侈品，就像丝绸之路的长途贸易也是。给小孩子的玩具，家里装饰的字画挂件，闺阁中的胭脂香粉镜子梳子，恐怕都很受欢迎。 “他们走村串户，随身携带自己的“作坊”和设备。……铁匠的风箱有阀门和活塞，不用时可以当凳子用，或者用来装工具。理发师用剃头挑子当凳子；木匠用直尺当拐棍儿、工具箱当工作台。这些权宜之计，在印度和中国很常见。” 这权宜之计，在我看来是物质条件有限下中国人的生存智慧，这智慧比比皆是。 比如威廉亚历山大描写流浪乐师如何一人变成整支乐队：这些乐器都很低劣，发出的声音让人很不舒服。流浪乐师的技艺高超，不仅能打手鼓（一种浅铜鼓），还能用脚趾分别夹着木槌和钹击打，与此同时，他还拨弄着六弦琴为自己伴奏。 而且我发现，他画的乐师把琴箱当座椅，这也是“权宜之计”！ 威廉亚历山大描写马车，“车夫总是坐在车辕上，姿势非常别扭。车上既没有安装减震弹簧，也没有座椅，乘客一般拿个垫子盘腿坐在车后部。” 为什么车夫总是坐在车辕上？如果车夫坐高，像西方马车，得很高，可是没有避震弹簧会相当颠簸！如果增加座位，恐怕厢体也要加高，空间变大，重量增加了，两个轮子不够，要四轮马车，而四轮马车的重量，恐怕道路质量不行。考虑到整体车重与道路质量，只有低矮的坐席（无论赶车的，还是乘客）才能适应全地形复杂路况！ 欧洲的四轮马车恐怕是城市道路更合适！中国的道路极其糟糕，看看井陉关深深的车辙就知道了。 委屈《卧虎藏龙》里的贵族小姐忍受这颠簸的车子了，就当是权宜之计！ 《英使谒见乾隆纪实》里读到：特使在这段路上乘坐从英国带来的马车。他还邀请几位中国官员一同乘坐。中国官员最初担心车身太高，容易倾覆，特使向他们保证绝对安全。当中国官员们坐在车厢里，看到各种精致设计，舒服的弹簧座椅，可随意开关的玻璃窗和百叶窗扇，再加上车子走得又快又稳，都很兴奋。 果然是太高怕翻车的问题。 不过最体现“权宜之计”讽刺的是：士兵的胸牌和护肩由棉絮填充，头盔看起来威风凛凛，其实只是用黏合板制成。 乾隆盛世的大清似乎被看穿是纸糊的，不堪一击。但对于老百姓，权宜之计是一种无可奈何下的生存智慧。 再深入一层，权宜之计可能源于中国哲学中“性与命”一对根本矛盾概念。我所知道，儒释道三家都分南北宗，大抵北宗修性，南宗修命，前者知性任性，后者逆天改命，性更多是先天的知识，固定的，命更多是后天的实践，可变的。 据说唐代佛家分两派，川僧浙僧，川僧多是安史之乱后流落的洛阳遗民，偏知识理论，浙僧多是湖北江西人，偏禅坐实践。道家到了南宋，从外丹转向内丹，全真教也南北分裂，南宗认祖庭于天台山桐柏宫，北宗先性后命，南宗先命后性。宋儒中，程朱理学是北宗，阳明心学是南宗。 中国人总是在性与命之间纠缠不休，儒家取中庸之道，中庸说到底就是“合适”两字！毋固毋我毋必，只有合适是唯一的原则，当仁不让的就义是合适，弃暗投明的叛变也是合适！这种合适，流到民间变为精于世故的“权宜之计”，无可无不可，关键在于算计，就是算命。 3、抬轿、挑担、拉纤与秋千：在粗暴的刚体中寻找腾挪的自由度 威廉亚历山大画下了中国轿子并说明：这顶轿子不需要轿夫直接抓住抬杆，抬杆两端用带子系着一条横杆，轿夫抬轿时只需把横杆扛在肩膀上。 其实这带子是起到缓冲作用的，它是软体，非刚体，使得人肩膀的震动获得了XYZ三个轴线上更大的自由度！ 就像秋千，两根绳子，假如改成两根棍子，这秋千就是一个门框一样的刚体，它的运动是直接的。而变成绳子，秋千就优雅了！ 忽然想，中国人的扁担也是如此，首先，扁担本身可以上下起伏，拥有了自由度，它并非刚体，再次，扁担一般是两端加绳子，再勾住重物比如水桶的。这绳子正如秋千的绳子一样有很大的自由度。 唯有挑柴担，不用绳子，竹杠直接插入柴捆中，因为山路崎岖，到处障碍，自由度太大反而行动困难。 威廉亚历山大又提到纤夫：他们的工作是在运河拉驳船，纤夫们脚边横七竖八放着的木条是在拉纤时横放在胸前用于发力的。 这也是与秋千，扁担类似的。 中国人从来不知道牛顿力学，但用肉身之躯，找到了如何对付那些沉重，坚固，粗暴刚体的本能方法，用绳子把力软化，化为肉身可以接受的程度。生命在不自由中寻找它腾挪的自由度！ 日本朝鲜与东南亚人的轿子全然不同，像鸡笼一样，直接放在杠上，全是刚体。 从老外的关注中我又意识到，轿子多么类似移动的亭子，是极其特别的中国风景，而我们习以为常。 亭子是向风景敞开的暂时的家，而轿子的时间性更强了。 亭子与轿子，都是定居与自由度之间的折中主义，而印第安人把全部家当安放在雪橇上，是纯粹的自由了。他们的家，雪屋，是用过即融的，他们真正幕天席地。 威廉亚历山大说当年大清人：他们吃饭也不需要桌子和椅子…… 我突然想，中国蹲，是历史造成的，印象中西北老农，蹲在黄土地上吃饭，南方的农民，蹲在大门槛上吃饭。 我在香港摄影师何藩的照片里，看到早期香港人的生存状况，沿街小杂货商铺的一家人在店门口吃饭，这太常见了，以前老上海很多，更特别的是有苦力坐在街头长坡的台阶中央吃饭……其实是因为前店后家，空间小，全部塞满杂货，没地方放太多桌子凳子。甚至根本没有家，那些香港苦力就像重庆棒棒，是流动的职业，哪里有桌子吃饭？ 正与威廉亚历山大画中巧合，过着一种幕天席地的生活。 我只能说，在有限的世界中，中国人已经活出了可能性的极限，尽量活着，尽量自由。

从外国人眼里了解两百多年前的清朝各阶层人民的真实面貌。看完之后总感觉哪里不舒服！

了解中国古代，有时外国人的记录更有参考价值

确实，有些地方透着傲慢不屑，高人一等的感觉。 但整体上来说，插画不错，描述也算客观。 主要这本书本身的受众不是中国人，而是外国人。 所以从外国人的角度来看，我认为这本书还是有可取之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