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中国：社会与文化史

★★★★☆本书充分展现了李峰教授学养贯通中西的深厚功底，娴熟融合考古学、人类学等多学科理论，并广泛吸纳大陆、港台、日本及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将汉学特有的问题意识与分析概念有机融入叙述，体现出自觉的跨文化学术对话能力。作为我一位挚友长期推崇的精神导师，峰师在本书中进一步彰显其涵容东西的学术视野与比较眼光。 作者采纳了吉德炜（David N. Keightley）在《早期中国》杂志创刊词中所提出的界定，将“早期中国”的时间范围划定为自公元前7000年农耕社会的出现至东汉灭亡。这一分期与内藤湖南等学者的观点有所呼应，但从研究实践来看，下限不超过汉武帝时期更为妥当。 学术史的梳理太有魅力，作者指出顾颉刚在北美的深远影响，北美早期中国研究范式或可视为民国疑古运动的跨洋延续。在文明起源问题上，从苏秉琦的“区系类型”理论到张光直的“中国相互作用圈”模型，虽勾勒出史前文化的多元图景，却未能充分回答为何中原地区能在二里头时代率先形成早期国家，并长期保持政治与文化优势。 中国早期社会分化程度远超想象，陶寺遗址反映出多于90%的财富集中掌握在10%的上层社会人们的手中，这比许多现代工业化国家的财富集中程度还要高（美帝在2007年是69.8%）。关于天帝问题，学界主流一般遵循顾立雅、郭沫若等人的思路，往往不予确指，而汉学家则倾向于具象化诠释。辛神算是填补了学界缺乏像一些汉学家一样大胆假设随便求证的缺点（）作者对二里岗的文化同质化外扩过程分析具有一定启示性，但我认为陕北清涧地区对中原礼制的吸收、西安老牛坡文化与核心区的高度一致性，均说明其体系化输出的强度高于作者认知，导致其高估了地域性青铜文化的独立性。对于非王卜辞的存在是否足以证明占卜活动具有高度保密性，我也持保留态度，殷墟内部并存的两种占卜传统，本身暗示着仪式实践的多元可能。 西周部分可视为《政体》、《灭亡》的精要综述，其提出牢周是以血缘“代理原则”为基础的“邑制国家”，而非“城市国家”，颇具创见。惜未就五等爵、feudalism及韦伯式官僚制回应等议题充分展开。后半部分政治史叙述颇见疏误，但大量参引西方汉学成果与新出土文献，对意识形态的分析还不错，称不上流水账。结尾稍显仓促，若有结论章节统合全局则更臻完善。 本书亦具备比较史学视野，多次“斗罗”，然其对罗马行政体系的理解或有偏狭。强调闹钟职官制度之发达，却未充分关注罗马在地方治理中同样倚重军事行政进行管控。此外，罗马自治市的市议会成员常兼具骑士身份并出任军政职务，此类人员是否属于“官员”，界定并非泾渭分明。罗马奴隶种类的多样性亦被忽视。“斗罗”非其专攻，未辟专章深入，令人略感遗憾。 作为13年面向英语世界撰写的入门书，本书中文译本问世稍迟，部分观点在新研究成果面前已显滞后。例如10年鳖大在周原的发掘，学界基本接受了周人的突变论，所谓一个多元素的混合体，是有时间界限的。尽管存在若干可商榷之处，在目前国内缺乏贯通上古的通论性著作背景下，本书仍成功地填补了空白，值得一读。

笔者八十年代在大陆已是有名气的学者了，但这书总体上讲基本上还是西洋上古史研究成果的集成和综合，与内地港台甚至日本学者的对话甚是罕见。好像提得比较多的就是张光直、张春树、许倬云和瞿同祖，这四人还不是纯粹的港台/大陆学者。 作者为当今周史泰斗，斯著也是两周（尤其西周）部分最见功力。然而，先秦去今毕竟太远，一些问题的解决不免还是有疑。 比如国野问题，晁福林、李峰都以为西周中前期未必存在这么一个阶层划分，但李氏一派认定国人阶层为西周中后期甚至东周以来“城市化”的产物，有些问题解释起来还是扞格难通。照我看来，还是童书业、杜正胜他们族群武装殖民的讲法更近理。但说西周前期存国野制，目前看来毕竟还需直接证据。 又比如，周的国家性质问题，邑制国家和城邦集群，区别终归还是中央对地方控制力评估上度的把握问题。然而周世所统怕还不止城邦，有些《左氏》所载的方国，除了把它们看成部族以外，怕是很难把它看成其它什么东西。

这本书更像是教科书，而不是社会上的历史读物，学术性和讲解性比故事性文学性要更更强一些，所以，有一些社会上历史性读物给不出来的阅读点，思考点，收获点

以前读《孙子．形篇》：“不可胜者，守也，可胜者，攻也。守则不足，攻则有余。”大多数人理解这不足和有余时，是认为不足则守，有余则攻。比如曹操注之曰：“吾所以守者，力不足也；所以攻者，力有余也。”但从汉匈战争的史实上看，防守恐怕需要更多的军力，不如以攻为守。二战的将星巴顿的信念就是是："进攻，进攻，再进攻！为此不惜一切代价。这个世界没有什么堡垒可以防得住的，进攻就是最好的防御。当你连续不间断地勇猛进攻，敌人就会退却，无法进攻，防守的目的就达到了。"后来的诸葛武侯深谙此理，所以选择了六出祁山。

这是对早期中国的一本专业著作，从新石器时代直至东汉时期，可读性强。 作者没有标新立异的提出非主流观点，而是基于当前的考古发掘和史料，对早期中国进行了全面的展现。尽管这种展现受限于史料，特别是先秦三代。 这是从英文著作翻译而来，但作者行文极流畅，娓娓道来，却又点到为止。

一、作者简介 李峰是美籍华人，现任职于哥伦比亚大学。先后在西北大学、中国社科院、日本东京大学和芝加哥大学学习。开始是想写关于西周少陵原军事墓地的人员流向。于是在老师的推荐下读了《西周的灭亡》和《西周的政体》。在长期受到中国学者传统式的论述后，看到李峰写的书，行文流畅、对考古材料的运用，都令我十分震撼。在得知我还要考研后，老师又向我推荐了这本书《早期中国社会和文化史概论》。 早期中国是国外汉学研究的一个热门领域，曾经鲁唯一和夏含夷编写过《剑桥中国古代史：从文明起源到西元221年》这本巨著，但由于各种原因尚未进行发表。现在外国需要一本更好的满足初学中国文明这一关键时期的著作，而中国也需要一本能够介绍外国汉学研究发展的书籍。许倬云在《西周史》的序言上写道，如果国外能有一个人重新续写西周的历史，那么非李峰教授莫属。于是这本关于中国早期的小书就问世了。 二、早期中国及汉学研究的发展 早期中国指的是从人类历史在东亚地区开始，到220年东汉结束的这段历史。这是一个特殊的历史时代：往前的旧石器时代，人类社会特别是人体构造是一个自然发展的过程，不是文化进步的结果，这种发展可以在以全球为研究范围的现代科学得到分析。而往后的历史时期，有着大量的历史文献更多是属于历史的范畴，并非是通过地下出土的材料来进行研究的。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尽管早期阶段的中国文明不可避免的受到了其他地区的影响而有所改变，但他的演化基本上是基于本土的东亚传统思想、社会和政治制度的一系列发展。其研究资料基本来自于考古的发现。 这本书的目的是追溯和解释早期农业村落发展到国家、直至帝国的社会发展的过程。 首先是对于国外汉学研究的简要梳理，早在19世纪末安阳殷墟的甲骨文、敦煌的手稿和居延汉简的发现，促进了中国现代史学的崛起。王国维发明二重证据法，根据底下出土文字材料来复原古代社会文化，从而奠定了早期中国历史的研究。[1]而与此同时，1915年新文化运动，一些接受西方思想的年轻人开始质疑中国早期历史的客观性。由顾颉刚所领导的疑古运动开始在全国展开。他们认为传世文献中的中国古史是一种层累虚构的历史，更多为后世史学家所虚构的。他们在论证后世对某一传统进行捏造的事情上，其观点的说服力完全是基于有关记录在早期的不存在。[2] 同样在日本，以白鸟库吉为首的学者也展开了疑古的思潮，特别是在甲骨文和青铜器研究领域。日本遂成为中国之外的现代汉学诞生地。李峰认为日本的学问有着能够平衡的实证研究以及较为宽广的理论视野的优势。 北美的汉学研究在早期主要以顾立雅为主，第一本研究早期中国的杂志《早期中国》于1975年创刊。北美更多受到顾颉刚的影响，在一些重要的问题如夏朝存在的真实和中国文明形成过程和中国变成一个统一的民族的进程问题与中国产生辩论。 三、中国社会复杂化的发展 自 柴尔德《欧洲文明的曙光》出版以来，考古学便树立了研究人类三大起源的目标（人类起源、农业起源、国家起源）。新石器时代研究最多的是对于国家文明起源的认识，而这一研究不仅仅是出于学术目的，更多是有着政治上民族的认同。 对于新石器发展的理论的认识是在基于现有的材料不断深化的过程，过去传统史学所代表的中原中心论，在考古材料不断发现中，人们逐渐认识到中国每个地区的区域独有其文明演化的模式。于是苏秉琦提出了区系类型理论，他讲中国考古学文化分为六大板块，强调各自区域内文化传统的连续性。这种理论与上世纪60年代流行的多线性社会发展模式有很强的相似性。1986年，张光直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中国相互作用圈）理论，各区域不仅是独立发展的空间和温床，而且是为其发展提供了理由。但是一个问题随之而来，区系类型理论无法解释中原与中国其他许多区域地区一样，为什么会发展出二里头文化这样的早期青铜国家。 1998年严文明试图解决这个问题，就此提出来多重花瓣的文明起源，中原相当于花芯，周围的文化像是花瓣。赵辉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中原中心论。近几年韩建业提出最早的中国概念，早在前6000年的裴李岗时代，中原就已经表现较高的文明曙光。但也有些不同意见，许宏则认为中国在龙山时代有一个衰弱期，这个衰弱期与青铜制造技术的西来有关《东亚青铜潮》。李新伟则认为二里头文化并非是一种文化的断裂，而是对早期文化的有条件的吸收。 但更为重要是回答中国社会发展究竟该如何衡量，或者以什么标准去衡量。最初是用马克思的母系氏族和父系氏族去考察。国外受到新进化论学派的影响，采用萨林斯的酋邦—国家理论。[3]国内的赵辉教授则坚持采用古国一词，认为对中国材料的解释可以用中国独有的形式概括，与流行的酋邦、国家概念不同，是为了了解中国考古的特殊性。应该从中国本身材料出发，试图去阐释中国文化的进程。古国时代这个概念应该进行认真的研究。陈淳则认为采用酋邦、社会复杂化理论进行描述中国社会的发展。 李峰则根据酋邦理论，提出来复杂社会的演变这一概念，并认为复杂社会应符合以下标准：1，一种具备了能发挥相对自治多样化功能的支系统的文化。2，中央权力的发展。3，社会不平等导致财富和社会在地位上的分化。4，职业角色——像君主、管理人、职员、士兵、工匠等脱离生产的数量增加。 四、对早期社会发展的描述 1，早期的农业社会 在距今1000年前，新石器时代重要的生产生活方式发生了转变——农业、定居和陶器种植。其中最早出现磨制石器和农业的遗址在北方的磁山——裴李岗地区，出现了大量的粟作农业，陶器类型为便于携带的三足钵。根据多区域理论，它们被认为是此后繁荣兴盛的区域文化的源头。但在早期的农业发展，不得不提长江中下游地区，李新伟在早期农业的发展，水稻作为主要的粮食产物大于粟的。陈星灿、刘莉认为在早期的社会发展是经历了有采食走向了集食，其中距今最早的上山遗址就很好的体现了这一广谱革命的转变。彭头山和跨湖桥文化是长江流域这一时期的典型代表。 2，仰韶社会，分立宗族制度 仰韶文化的时空范围较大，山东的北辛文化、三角洲的河姆渡文化、东北的红山文化都属于这一时期。但是仰韶文化的范围过大与早期中国考古界对考古学文化的定义认识不足有关。仰韶文化是一个剧烈发展和氏族产生的时期，早期以各种鱼类图案，中期则喜欢更为抽象且线条流畅的几何形图案所取代；在后期，单色又成为人们喜爱的装饰，其中出土的鹳鱼石斧陶罐可以看出一二。 在渭河河谷地带的姜寨遗址是这一时期聚落发展的典型代表。最早将其认为是母系氏族的代表，现在来看有许多值得商榷的地方。更多的人认为姜寨的小型和中型房屋可能都是独立的社会经济单位，大型的房屋是整个村落居民的公共空间。仰韶文化早期阶段的居住遗址可以进一步分为三个阶段，房屋同样是向心式布局。有人将其认为是分立宗族制度。但在近些年来的发现，社群内财富的集中和区域范围内的社会整合已经开始出现。 陈淳则认为这可能是一种出现的分节社会，分节社会是一种平等的、尚未分化的社会，各个基本单位在结构和功能上是相似的，经济上大体自给自足，并享有广泛的自治。（如同蜈蚣，身体上的形态功能相似） 但对于仰韶时代的进一步认识仍需考古发掘的努力。 3，龙山时代的古城文化 公元前3000年左右，中国大地上出现了邦国林立的局面，苏秉琦先生称之为满天星斗。在其早期阶段，陶寺文化出现在汾河流域，整个社会在精英的控制下整个遗址区域和人口明显的扩大，为此建造了外部城墙。但许宏认为其远远没有到达早期的广域王权国家的级别。此外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中游的石家河文化，陕北的石茆文化都曾经辉煌一时，但都不可避免的衰落了。在良渚文化中发现了早期书写的痕迹：一类是由相当具象的图像所构成连续叙事；另一类是完全由抽象符号所构成的连续表述。有学者将其称之为注记系统。孙华认为文字的产生是一种根据需要所产生的突变，商代因需要大量的占卜、祭祀等宗教活动，为了不发生遗忘所创造的。具有一种宗教的形式。 对于酋邦社会的理解，目前国内的大多数学者不同意用酋邦来描述中国前3000年的社会，比如酋邦与国家的界限至今仍然没有弄清。而且一些人类学家认为：酋邦是社会进化的死胡同，他们没有发展进入国家水准的社会的潜能。李峰认为如果酋邦是一个从似乎与仰韶社会有关的分立宗族制度中发展出来的、不可避免的社会组织形式，那么酋邦将会是概括在国家产生之前龙山社会组织复杂性的一个合理描述。 五、二里头和二里岗，早期国家的扩张 1，国家和国家的形成 对于国家的定义，不同的学科赋予了其不同的定义：政治学中，国家被视作主权的体现，因此有了现代民族国家的概念。政治经济学家看来，国家是一种具有强制权力的机构，是个体公民的对立面，宣称他是与个体相对立的公众和集体利益的代表。社会学的观点认为，国家是一个居于多种限定性条件的人群组织，包括领土、统一的政治秩序、法律和执行法律的强制力量以及主权。人类学看来国际是一个社会类型或社会发展的一个阶段。 那么对于国家发展背后动力的问题，综述有三种解释，1，国家是一个社会内部斗争的必然结果，他最初是作为妥协或制约这些内部冲突的一种手段而发明的。2，国家视为了回应更大规模和持续性的外部威胁而产生的，这种威胁来自于自然的力量，或是来自于另一个社会。3，张光直认为国家是一个社会为了重组和集中礼制系统，来更好的管理其资源的长期内部趋势的最终产物。 2，夏与二里头 对于夏文化的讨论要远远超过对其遗址本身的讨论。对于二里头文化的形成，目前绝大多数学者同意王立新的看法，嵩山南北的两支考古学文化融合而形成的。目前针对夏文化的讨论主要有两点，一个是关于夏王朝是否存在。二是二里头文化是不是夏文化，如果不是，那么夏文化在哪里，我们该如何去寻找？ 最早体积禹和夏代的是西周时期的文献，如《尚书》的某些章节以及《诗经》的某些诗歌当中。西周中期的豳公鼎上记载着大禹的故事。夏王朝的完整的世系最早出现在前3世纪的《竹书纪年》中。从西周到汉代一直有一个关于夏代史实一致性的传说。但是在商代的甲骨文中没有任何有关夏代的传说。所以要么是商人对夏代不感兴趣，要么在前三千纪的时候，有一个王朝但不叫做夏——是周人所进行想象的。 二里头的碳十四纪年时间为前1900——前1600年，位于河南西部和山西西部。现有的证据的确将二里头文化放入传世文献所描述的、夏代应该统治过的同样一个时空范围内。许宏则认为在二里头遗址、或可能与历史记载与夏有关的二里头文化的其他遗址中完全没有发现文字证据。但是有人提出质疑，文字的证据过于苛刻，现在目前来说，无法证明二里头是夏同样也无法证明二里头不是夏。 但如果脱离对于都城遗址的考证，我们不难发现，他的本质在描述一个真实的历史瞬间，即由独立酋邦的前国家社会向国家社会转变。最终这不是空间或时间的重合，而是在共同的时间和空间中发生的并行的历史过程和考古过程，为二里头与夏王朝的可能关系提供一个有意义的理解。 2，二里岗和商 《诗经》中所说的天命玄鸟，降而生商。被后世无数人说引用。根据出土的甲骨文，商王朝的世系已经被证实了。在前1600年，商的统治者汤从都城亳出发，征服了夏朝并建立了商朝。据自然或历史的原因将商朝迁都五次。（仲丁的嗷、戔甲的相、盘庚的殷）[4] 在早期的考古发现中，有两座都城被认为是商王的国都，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他们两个的关系，一般认为偃师商城初建于前1650年二里头陷落后，他是洛阳平原最重要的政治和文化中心。但郑州商城的面积是偃师商城的近十倍之大。郑州商城的内城建造于二里岗下层时期。对于郑州商城的认识主要有两种，一个为仲丁的嗷都，一个为商汤的亳都。偃师商城可能是商人的一个军事重镇。 二里岗势力的扩张主要有两种形式，一个是通过系统本身的扩大。另一个是通过对系统的复制来产生在不同程度上互相竞争的自助单元。 3，殷墟和安阳 安阳的殷墟似乎是商代的最后一个都城，但是在西北角的王陵区中并没有发现最初三位商王的墓葬（盘庚、小辛、小乙）而且通过对青铜器和甲骨文的断代，我们发现殷墟出土的甲骨文缺少了三位商王的占卜记录。 1997年，社科院在洹河以北发现了洹北商城，位于安阳的边缘。发掘者认为这座城市可能是洹河以南的宫殿简称之前在安阳的中心。唐际根认为可以在中间提出一个中商的概念，目前国内发对的人数不在少数。 商人的统治是通过一个个区域网络来实现的，从考古学上来讲，安阳连同其至高无上的权力处于一个广泛连接的、由中等甚至较小遗址组成的聚落网络的中心，这些聚落拥有共同的物质实体——商文化。 4，安阳的甲骨 甲骨文给我们提供的视角是前所未有的，因为他们既是目击者对他们所描述的那个时代的记录，同时也是对历史事件和制度的一种最不模糊的体现。 甲骨文产生之前应该是有一种较为完备的书写系统，但也有人认为是因为某种特定的需求通过几代人就完成的。中国的书写在初级主要承担的是宗教的角色。这一点与西周青铜器上的铭文作用相同。 吉德伟认为在晚商期间有相当数量的书写并不主集中在礼制和祭祀上，并且有一种能力在骨头、青铜器或陶器上产生自我指示性铭文的文化，必能够产生记录独立于铭文书写行为和其他目的的其他类型事件的书写。 一条完整的占卜铭文应该有四个部分：前辞、命辞、占辞和验辞。带有检验的甲骨文非常少见，并且在龟甲上雕刻占卜验辞的决定，必定是某种政治或宗教含义。吉德伟认为甲骨文的目的仅仅是记录已经举行的占卜仪式本身。在花园庄东地发现了不是商王室的占卜，代表了另一个区别于主流的占卜。 商王室的继承并非是嫡长子继承制，王位开始在同代兄弟之间传承。当最小的王室兄弟过世之后，王位还传到长兄的长子手中。这可能是为了保证王位永远在成人之间传承。张光直假设商朝王族分为10个不同的分族，每个分族有一个独特的干名作为其支族名。这十个王族分族被进一步合并成为两个外婚的组（乙和丁）他们交替着占据商王王位。 商王朝的政府本质上是一个服务于商王的萨满官员所组成的，且没有明显职能分化的组合。用萨满力量来统治的商王必须依赖于各种动物的协助与不同的神灵进行沟通，这些动物的形象被刻画在商朝的青铜器上。由于商朝证股份的行政功能并没有真正的从它宗教的角色中分离出来，因此祯人偶然也执掌一些宫廷行政事物，帮助商王做出有关决定。 六、铸造下来的历史：西周 1，先周文化 周在安阳武丁时期的甲骨文被广泛提及，周王室的世系至少可以追溯到所谓的夏代。但目前为止没有一个考古学遗址可以被肯定地断定是在先周时期，并且与周王朝时期的文化有明显的承袭关系。 对于先周时期的遗址大多集中在渭河和泾河两岸。位于泾河上游的河谷被普遍认为属于较早的一个发展阶段。渭河流域的先周文化遗址通常在年代上晚于北方的碾子坡遗址，显示了三种典型文化元素的混合。[5]比起先周文化，西周的物质文化任然是一个多元素的混合体。但目前可知，在周灭商之前，一个有着高度混合来源的人群可能居住渭河平原，处在与外部区域进行文化和政治交流的庞大体系。 2，武王伐纣 对于其开始时间有不少的争论，夏商周断代认为是1046年，夏含夷则根据青铜铭文断代，周朝军队于1045年1月中旬与武王战于牧野。这场开创西周王朝基础的历史性战役，是中国西部山地和河谷中的部族联盟与东部平原的商和亲商部族之间的一次重要对决。前1043年，武王过世，周公成为周王室的实际领导者。三年后，周人才重新获得对东部地区的控制权，然而这也使周人在追击殷商遗民并清除未来的反叛者的过程中，将势力推进到河北北部、山西西部等地区。 3，西周的物质文化网络 西周的王权依赖于渭河平原上一个连接多个王室中心的网络，这些都市包括先周时期的岐邑（青铜器铭文为周）、位于沣河西岸的沣、位于沣河东岸的镐京，在青铜器铭文为宗周。在洛阳附近，武王灭商后营建的洛邑。 青铜器在西周早期器型仍在使用，且线条更为曲线化，比例匀称。到了西周中期，早期青铜器神秘特征开始消失，极少数青铜器仍旧使用兽面纹，取而代之的是用夸张的羽毛来描绘各种形式鸟纹的装饰。以食器类型的多样代替了酒器的组合。在穆王后期，鸟纹也逐渐的解体，并且逐渐演变成不同形式的抽象几何图案。 对于西周的政权性质，李峰否认早期社会认为的封建制度（feudalism），这种认为西周的统治权力仅局限在于王畿一带是错误的认识，根据宜侯夨簋，西周的政体是一种透过授予地方机构行政权力，而实现对那些视作《周领域》内的整个人口进行政治控制的设计。 对地方诸侯国的建立可以看做为渭河流域以外带有强烈本地传统的各个区域，植入周人精英文化元素的一个过程，并且自从西周中期以来，周文化传统和不同地方传统的最终融合，为东周时期的繁荣地方文化奠定了基础。 4，西周的扩张 西周早期扩张的主要方向是山东半岛地区，目标是被周人成为东夷的当地居民。铭文显示主要的战争是在康王统治时期，并且一直持续到昭王早期。一场由驻扎在前商都城附近的周朝八师参与战争。目的是为了征服东部山东半岛的丘陵地区——历来被认为是东夷的腹地。 5，西周的制度 西周是中国首次采用性的时期，性是宗族系统的标志，是由共同的祖先凝聚在一起的亲属团体。氏是周朝贵族新进且同时代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实体，通常是相对较小的单位，并且通过彼此的性联系在一起。 周人的信仰是天，天被赋予了人性的——宇宙的终极力量。同时衍生出来了天命的观念，天明不仅是合法性的来源，同时也是巨大忧患性的来源。周人也采用了上帝的概念，帝最初指的是北极。在灭商后，帝失去了对于整个人类无所不在的权力。另一方面，周人将自己的世系追溯到了帝。上帝就转化成为了他们的守护者。 周代政府以行政官员为中心，他们被称为卿事寮。到了西周中期行政机构进一步被完善。在西周中期，著名的八师和西六师都已经发展成一个庞大的行政系统，并由自己的官员来管理隶属军队的财富和土地。 6，西周国家的本质 李峰称之为是一种代理原则为基础的邑制国家。一方面，现任的周王以宗教观的天命来维持统治。另一方面，周王将其行政权力授予那些地方封国的诸侯们。 西周国家可以被看做是一个巨大且有层次的邑的网络，这在地缘政治关系中有两个重要含义：1，国家并不是一个以边境线所划分的、完整的地理板块。2，由于国家是作为一群群邑的存在，由此在国家所认为的领土范围内有许多空间地带。 7，西周的灭亡 在李峰的另一本著作《西周的灭亡》一本书中详细的解释了西周王朝的解体。与传统的观点相悖，李峰认为西周的灭亡来源存在于宣王统治到幽王统治的世代更替之中的。是宣王时期的贵族和新崛起的幽王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最终导致了西申和曾国联军引猃狁入关。击败了王室军队，随后在公元前771年，占领了整个王城。 七、东周，社会转型和纷乱时期 1，春秋的开始 公元770年，周平王迁都洛邑，春秋开始。春秋的制度是一个个霸主制度，从齐国的齐桓公到晋文公、楚庄王，越王勾践、吴王阖闾等。在其中强大的国家的接连崛起受到不均匀的发展机会的促进，并且由于政治势力和扩张费用上涨之间的平衡机制，他们的衰弱也随之而来。霸主制度提供了一种由霸主地位所确保的新的权威机构和新的政治联合形式。在最高合法权利缺席的情况下，它同时也具有建立和维持社会秩序的作用。就管那个广泛意义上来看，就是新的力量兴起于旧文明的边缘，而非就闻名的中心；它从文明之中借鉴经验，并从文明之外吸收新的资源。 同时县作为一个地方制度也开始出现，早期的县位于战略上局重要地位的边境地区，其中一些县甚至还吸收了那些新进政府地区的人口。是为了作为君主的直接管辖地来收取税收以加强中央集权。 同时也是士阶层崛起的时候，李峰通过对晋国的士大夫阶层分析得出，春秋时期波及许多国家的政治斗争的确是一个高度的贵族宗族自我毁灭的过程。 同样华夏一词也是在春秋时期开始出现，夏代表了中国国家的起源，华指的是华山，位于陕西周王都和河南洛阳东都之间的中间点上。当他们在地理位置上由移民浪潮与野蛮人混合的时候，他们在西周国家里的共同的起源在一时间赋予了他们一种共同的身份。 2，领土国家，战国 领土国家作为一个更高级别的政治和社会发展阶段，指的是一个相对较大的、连续统一的领土实体，在其上，一个相对较小的核心行使者不间断的行政控制。由于领土的完整性何具有一个强加其上的绝对政治权利的控制，因此领土国家是帝国合格傀儡。战国时期的各国的本质就是一个个领土国家。 秦汉帝国之后的历史暂时不需多少笔墨 这本书是李峰先生向美国学者介绍中国的考古历史的入门书，所以在西周过埃及之后的历史，更多的是通过历史记载来对历史的复原。并没有大量涉及到考古学资料和考古学理论的本身，东周后期的历史更多的是一种描述，而非是一种对于历史资料的阐释和考证。 但对于本身的前半部分，尤其是在新石器时代和夏商时代社会发展和历史时代的描述一段中，李峰用其凝练的语言将长达8000年的历史描述出来，从塞维斯的酋邦理论，到分节社会、分立宗族制度、社会复杂化进程再到国家的起源、商代政治制度和社会文化。但总有些遗憾的地方，那就是对于这么长的历史，李峰只是运用考古资料将其进行描述，而不是试图去阐释中国背后形成的原因。 [1] 主要以发掘的古文字学材料为基础的研究 [2] 但是时代越早、能够流传到现在的资料也越少，所以如果某个记载在先秦时期不存在的时候，很难判断是因为没有流传下来还是不曾存在。 [3] 游群—部落—酋邦—国家的演变，部落组织最典型的形式可以描述为分立宗族制度（segmentary lineage system），意思是有共同祖先的一个宗族，宗族内部则被分为一些比较平等的分支。 酋邦被认为是明显高于分立宗族制度的社会组织，在酋邦中已经出现了中心决策化的过程，也出现了与地域控制有关的某种程度上的社会分化。 [4] 对于传统文献上所解释的迁都，很有肯能商王在某一时间建造了不知一个基地，并且频繁的来往其中。或者中心规模很小，只是用来作为临时使用的地方。 [5] A陕西本地的，以三足的联档鬲和宽肩陶罐为代表；B可能起源于西北地区的元素，以三足分档鬲为代表；C明显与东部商文化传统相一致的元素。

这本书从史前国家的产生开始，历夏商西周到春秋战国，间有短暂的秦帝国，最后以两汉结束。从每一个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特点与转变谈起，书中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国家从产生到发展的脉络，有制度的变化也有背后意识形态和指导思想的变化。本书特殊的一点是，作者所引的专著与观点大多都是西方汉学界的研究成果，因此可以很好地了解西方汉学界对早期中国的研究，无论是吉德炜、夏含夷还是林嘉琳，他们都是西方史学界研究中国史的大师，然而由于各种原因，他们的研究成果对绝大多数人来说还是很陌生的，但他们的研究成果无论是研究方法还是理论观点却在最近一段时间里深刻影响着中国史学界，特别是在文明起源和早期国家发展方面。本书的另一个特点则是对早期中国的界定，这一历史时期被作者延续到了两汉。往往学者们认为，秦汉时期在经历了春秋战国的社会大变革之后，无论是在制度上还是在思想文化上，都已经到达了成熟的阶段而与早起夏商西周三代有着根本性的区别，很难说这一论断是否受到马克思唯物史观关于社会形态发展的影响。虽然有周秦之变的说法，但变化之中必然蕴含承续，书中谈到秦的发源便是居周故地而秦早期的天命观更是与周一脉相承；至于两汉，更是汉承秦制，据秦之地，承秦之制，用秦之人，其早期的黄老之学以及武帝之后的独尊儒术都可以在东周乃至更早的夏商西周找到源头。所以早期中国的研究如果仅仅局限在三代先秦时期是有很大局限的，把研究视野扩大到秦汉能更好地理解中国文明起源和国家发展的历程。

60 《早期中国》，221122-1125，4天，439分钟，398个笔记 今年读过不少好书，比如李峰老师的《西周的灭亡：中国早期国家的地理和政治危机》和《西周的政体：中国早期的官僚制度和国家》。偶尔在三联举办的新知大会上的得知老师第三本书《早期中国：社会与文化史》即将出版，一直心心念念，期待好久，本周终于上线，第一时间读完。 关于早期中国，市面有不少作品，比如《剑桥中国上古史：从文明的起源到公元前221年》，这本书内容丰富，专业性强。如果要给更多人普及，那就需要一本更简单易读的作品，这正是本书的缘起。 作者为什么是李峰呢？ 许倬云写过一本书，叫《西周史》，他就请了李峰做推荐序。原因很简单，他说，哥伦比亚大学的李峰既有考古的田野经验，又有阅读文献的能力，这个评价不可谓不高。 最重要的是，李峰老师在哥大教授了一门“汉末以前的古代中国”的课程，本书内容正来自此课程。换句话说，读这本书，就相当于远程上课了。还有啊，本书也入选剑桥新丛书系列“亚洲历史的新研究”（New Approaches to Asian History），可见分量不轻。 《早期中国》，顾名思义就是讲中国历史的早期阶段，那究竟多早算早，有什么标准吗？李峰老师把这个时间定在从农业生活起到公元220年东汉灭亡止。简单来讲，前两章讲了早期中国的大背景，后面十二章分别讲了夏、商、周、春秋、战国、秦和汉，各朝各代简史和文化演变。 书中提及内容，《剑桥中国史》、《讲谈社·中国的历史》都有讲，那为什么还要再看李峰的版本呢？ 主要有几个原因：1）相比多位作者合编的书目，李峰认为由一位作者独立编辑更利于实现对文明发展大趋势的更高层次理解；2）书中主线围绕早期中国走向更大规模、更复杂组织的社会展开叙述，其目的就是帮助读者深入理解中国早期文明的发展轨迹；3）阅读本书的必要性之一来自内容涵盖一些基本的史实和历史事件；4）相比讲讲历史是什么，本书更愿意带着读者思考我们该如何看待历史。这几点都为本书增光添彩。 读本书的唯一个阅读建议，那就是李峰的西周系列《西周的灭亡》和《西周的政体》，一定要读。因为在这两本书中，你才能看到一个全新的的教授。印象最深的是，夏含夷给李峰的批语：“Your evidence can only be as strong as your weakest point”（证据只有在薄弱处，方显强大）换句话说，严谨治学，不惧挑战（质疑）。这是我欣赏的治学、治史态度。如果没时间读完两本书，也没关系，《早期中国》第六、七章就是两书的精简版，建议好好学习。 最后，老师的“野心”也不小，关于早期中国的学术研究概况，总览本书即可，无需再看其他著作。希望你看完本书，会有所学。

这本书的讲述方式，是在说，历史是如何“被发现”的，从里面可以看到的是考古的，历史的，社会的研究的方法学，从这点而言，有很大启发意义，至少比教科书式的历史教学更适合我。特别是配合先秦时代的社会文化背景，再去理解古代中国哲学的思想史，会更能找到感觉，开始触碰到孕育那些思想的土壤。如果是冲着故事性来的，可能不对胃口，如果是冲着学术方法论来的，可能会有挺大收获。 我在结合【哈佛中国史】阅读，很有趣。西方学者从房子外面看到的世界，对比历来待在房子里面所听闻的世界，两种视角的对比格外有意思。

「早期中國」（early China)這裏的定義是從定居農業社會開始到東漢滅亡。分段的標準之一是佛教的引入，後者造成了中華文化的重大變革。比起另一本標準的早期中國史教材/參考書—劍橋古代中國史，這本不但比較新（因而能採用新的考古成果），較簡短，預設的讀者也比較大眾化（譬如西方大學通識課用書），應該是初接觸這個題材的首選。這本書我也是中英對照看完的。選中譯本的第一個理由是，不像作者之前比較專門的著作，因爲寫作對象的不同，原書的專有名詞和引用的古典文獻英譯沒有附中文原文。第二，作者自序提到，由於中譯本晚出，對原書有些更新。然而我讀後並沒有發現中英文版有什麼不同，反而因為讀中文時常遇到不知所云的情況而回去讀英文。這些通常是中文翻錯，或有些段落漏翻。另外值得注意的是，由於這個時期的可用史料有限，對於許多問題/論點在學術界並沒有達到共識。大概因為篇幅限制，作者在本書中有時只陳述了他自己的看法，不像他較早的專著中會提到其他的看法，並解釋他為什麼選擇這樣看。（雖然我覺得作者的說法大部分頗令人信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