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为公：孙中山思想家剪影

姜著关于孙中山作为思想家的论文合集，有很多学者侧重讨论孙中山的事功，但作为思想家的一面展现不足，孙氏留存图书众多，与另一位开国领导人相比，并不逊色，所以侧重对孙氏思想的挖掘应有很大收获。孙氏受西学影响远强于传统文化，但后人尤其是国民党内对孙氏思想的解读出现旧化和俄化两种面向，这种扭曲事实上是孙氏晚年思想动摇的体现。但孙氏思想的动摇不仅仅是因现实失败而致，总体看来，孙氏同近代中国遇到的问题一样，即既急需跳出传统桎梏，又看到西学的不足，这种两头不到岸的混乱状态。孙氏没有坚持他在欧美一以贯之的思想，是一件可惜的事情。

作者本身就是治思想史出身的，书中的剪影选择也是较好的，颇有收获。 其一、关于启蒙的认识 事实上，康德把启蒙描述为人类运用自己的理性而不臣属于任何权威的时刻。就在这个时刻，批判是必要的。因为它的作用是规定理性运用的合法性的条件，目的是决定什么是可知的，什么是必须作的，什么是可以期望的。理性的非法运用导致教条主义和它治状态(heteronomy)，并伴随着幻觉。另一方面，正是理性的合法运用按它自己的原则被法则规定的时候，它的自立性得到保障。（汪晖、陈燕谷主编：《文化与公共性》，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428页。） 其二、孙中山"知易行难"思想 孙中山在《孙文学说》第五章“知行总论”中毫不含糊地指出：“夫科学者，统系之学也，条理之学也。凡真知特识，必从科学而来也。舍科学而外之所谓知识者，多非真知识也。”他举天圆地方、天动地静、螟蛉为子等人们从直观获得的错误印象、错误结论，说明在以科学按之以考其实之前，人们的知识往往多属这一类。 他的知难行易说，正是以此为基点，确认“天下事惟患于不能知耳，倘能由科学之理则以求得其真知，则行之决无所难”。 这一观点我在第一次读孙中山先生传记时就已有接触，大部分思想家都是认为"知难行易"的，即我们通常说的，道理都懂，就是做不到。 孙观点的提出其实还是源出于阳明心学，但是在论证上他阅读和思考了大量西方的哲学与科学，而在论证过程中他更加坚定了自己的这一思维原点。 虽说阳明先生提倡"知行合一","知行本是一体的",但实际上碍于大多数人未能做到合一，阳明先生会说"行是知之成，知是行之始。” 行之未成，大抵上是因为知之未切。 再回到本文中以科学作为基点，就好比我们做实验拼积木，我们确切的明白每一步骤，这些是被论证过，是可靠且有效的。我们一步步按照步骤来执行，行必然能成。 但是科学实验的变量相比于社会实验而言是少而可控的。 所以我觉得，我们还应尤其注重书中提到的这一段话： 启蒙的活力不仅表现为新的观念体系的形成，而且更表现于多种观念体系的并存与争衡，表现于真理在不同观念体系的争论中确立。 希望我能多看到些“并存与争衡”吧。是为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