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学术概论

张岱说得好：“做事第一要耐烦心肠，一切蹉跌、蹭蹬、欢喜、爱慕景象都忍耐过去，才是经纶好手。若激得动，引得上，到底结果有限。”清代考证化的两汉学术风格给我的最大印象便是这样的严谨和耐得住繁华，这种学风我目前也只能在胡适，陈演恪等人身上看到。阅读清代学术，也是想能将其严谨求证的精神能用于现代。 而看完陈武祖《清代学术源流》再回头看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终有一点关于清代思想盛衰的想法，虽然形式而论，只是清代学术的一个鸟瞰式的提纲，但写《清代学术概论》时，梁启超没有继续沿用呆板的时序分期法。当时，他正从事佛学的研究，遂借用“佛说一切流转相，例分四期，曰生、住、异、灭”的观点，并使之同时序分期相结合，将清学作了新的四期划分。这就是“一、启蒙期（生），二、全盛期（住），三、蜕分期（异），四、衰落期（灭）。这种分法俨然将清代的思想体看成是连续的有机历史产物，对于当时思想研究来说，很有意义。 有清一代学术，由清初顾炎武倡“经学即理学”开启先路，至晚清曾国藩、以周父子会通汉宋，兴复礼学，揭出“礼学即理学”而得一总结。以经学济理学之穷的学术潮流，历时300年，腐朽的清王朝虽然无可挽回地覆亡了，然而立足当世，总结既往，会通汉宋以求新的学术潮流，与西方先进学术相汇合，中国学术依然在沿着自己独特的发展道路而曲折地前进。跟在别人的后面跑，是永远不会有出路的。 晚清学术70年间，是清代学术巨变，先是今文经学复兴同经世思潮崛起合流，继之洋务思潮起，新旧体用之争，一度呈席卷朝野之势。终成戊戌维新之思想狂飙。再加上先秦诸子学之复兴，更成一时思想解放之关键。于是，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学说挺生其间，以之为旗帜，思想解放与武装抗争相辅相成，孕育武昌起义而埋葬清王朝。 没有清代学术这样谋变求是，经世致用的精神，为后来的变法起义，西方思想的学习都打下了基础。

發現了寫報告時曾經間接引用過的一些話。 本書中多講「為學問而學問」。而《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一書中卻又主張「為甚麼要看歷史？希望自己得點東西。為甚麼要作歷史？希望讀者得點益處。學問是拿來致用的，不單是為學問而學問而已。」 矛盾嗎？ 並不。 《補編》早已發明： 「真做學問的人，晚年與早年不同；從前錯的，現在改了；從前沒有，現在有了。一個人要是今我不同昨我宣戰，那只算不長進。我到七十，還要與六十九挑戰。我到八十，還要與七十九挑戰。這樣說法，似乎太過。最好對於從前過失，或者自覺，或由旁人指出，一點不愛惜，立刻改正。雖把十年的工作完全毀掉亦所不惜。」

梁任公先生博学多识，著作等身，但学问杂而不精，难免空泛弘廓，尚不能以博为精，然吾辈更应注重博而返约，缩短战线，专精一二类或一二朝代，将学问落于专精，方足动国际而垂久远。

梁启超先生在他的另一部著作<<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的序言中提到这两本书的材料引用一样，但是体例大不相同，推荐后来者都看看，仔细区分下。 乍看之下这部书像是另一部的论点集合，<<学术史>>更像是材料库,把各学派的思想进行汇总分类，所得出的大部分论点大概就是这本书的内容。 但似乎并不是如此，印象不差而且出于对书的内容进行推敲的话，这部书应该成书较早。因为书中论点其实较另一本为少，而且先生多有自矜，常有为其尊师康南海先生讳之意。 先生学说之要在于清季学术不同宋明，重实际轻主观，再进一步推出当时之中国无科学出现并不是清季学风导致的。更多是因为一些社会制度和传统观念。 聊听之，备一看。 是为记。

对书目分类总结的部分有目录之作用。对康梁的评价难免带有感情色彩。梁把一朝学术发展史简单纳入启蒙——全盛——蜕分——衰落这一预设发展脉络，又因篇幅短小，湮灭、模糊种种细节，行文中亦带有“西方中心论”的倾向，兼有错解西方新概念之处。但此时并无今之学术规范，学术史的梳理也在起步和探索阶段，况此书亦未必纯以梳理学术史为目的。

哲学史将尽而清学始兴，盖因清初诸儒目睹了心性之学末期，人人不务正业空好谈玄。 殊不知中国数千年来便有学术与哲学二者此起彼伏的潮流了。上古时期，巫史不分，六经既是学术之端亦是典章、名教、哲学之端，六经由贵族官学传授，至礼崩乐坏的时代降为私学，自孔子删减编著后反而式微。学术衰则思想起，继而战国百花齐放，思天道、辩名实。此后，汉有六经教授今古文学，魏晋反其道尚谈玄任自然，唐人重兴古文开科考，宋明诸先生借道统之论讲本体论宇宙论，继而有清一代重考据为朴学。乍看起来，文史哲三线此起彼伏互不相干。实则自西周以降，政治清明则文学兴盛，政事混乱则哲学抬头，学术式微则玄理佛教之论出，玄理走到了死胡同则学术再次粉墨登场。 后学末进难明此中道理，效法西方学术，将学术文史哲学政制强自分离。谈学术则由两汉出讲董郑杜服，谈文学则由周汉唐宋来论诗赋词歌，谈哲学只看东周宋明讲儒墨道法理气心性，谈政制则只着眼秦汉唐宋说些个徭役赋税典章法度。 就好比一人治学，年轻时困于知行之辩，壮年时纠结出世入仕，作文时困于藻饰与镕裁的权衡，成天到晚这也不是那也不成只剩下烦恼。便是不明 知行乃末节，儒道本无争。 朝诵六经理，暮吟般若经。 硬作两端看，烦恼由此生。

梁先生是家乡前辈，惭愧的是此前我只知道那个倡导“少年中国说”的梁先生，而没有认真拜读先生的其他著作，这又提醒我要注意作者思想的丰富性，不可以偏概全，而这要建立在丰富的阅读量的基础上才能够做到的。梁先生在此书中以中外比较的视域略述了清代学术思潮发展之流变，其诞生、发展及分裂之内外原因，各家主张之利弊，检视前人做学问的的得失以及展望未来。后世学术的建制与实践确实受到了清代学术的影响，并且总结清代学术发展的规律对于现在来说仍有意义，我们不可因新文化运动的革新而忽视了这一点。此书最有创见的部分在于揭示了思潮之流转的规律，他说:“佛说一切流转相，例分四期，曰：生、住、异、灭。思潮之流转也正然，例分四期：一、启蒙期（生），二、全盛期（住），三、蜕分期（异），四、衰落期（灭）。无论何国何时代之思潮，其发展变迁，多循斯轨。”这明显影响了从事现当代文学史研究的某学者的学说（先锋与常态）的建立。最为可贵的是，梁先生在行文过程中多次强调做学问的怀疑之精神以及独立之精神，他还有着清醒的自省意识，对自己前半生过于偏重政治而治学不精的实践作了深刻的反省。他说:“学问可嗜者至多，吾辈当有所割弃然后有所专精。学问当分业发展，分地发展。学问非一派可尽。凡属学问，其性质皆为有益无害，万不可求思想统一。”先生所言，可谓情真意切，作为后辈的我们更应该去除偏见的蒙蔽，发挥求真之精神。

梁任公将清代学术（考证学）视为可与汉代经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并称的秦以后四大“时代思潮”之一。认为清代“思潮”的特别之处在于：其“动机及其内容”皆与欧洲的“文艺复兴”绝相类似，“以复古为解放”是其贯穿始终的主题。 清代学术内容虽繁多，但“带有时代运动特色者”不过两大潮流：前半期为“考证学”，后半期为“今文学”。考证学又称清学的“正统派”，由清初顾炎武等为开山，至乾嘉时期达至鼎盛，形成分别以惠栋、戴震为首的吴、皖二派；二派虽各有特点，却共同遵守“实事求是”“无征不信”的根本治学方法，其研究范围则以经学为中心。今文学兴起于嘉道时期，至光绪年间汇为巨澜，其代表人物即康有为、梁启超。今文学重翻经学史上“今文经”与“古文经”之争的公案，其用心则在“经世致用”，以应对道光以后内忧外患、风雨飘摇的时局；故虽有“借经术以文饰其政论”的毛病，却以其对数千年经典的勇猛怀疑和批判，起到了促进思想解放、有助于域外新思想传入的巨大作用。

读时很艰难，对清学太陌生。清学中心要数乾嘉学派，不管是为避祸也好又或是纠正宋学也好，戴及其弟子扎根训诂，一生贯之真不是现代人轻易能做得到的。其中又谈到读书治学方法，又审视自己，中文系两年，读得书也不少，精的竟没有一个，还是像无头苍蝇一般。太差劲了。再不知道专门化读书，真要废掉了。

观点似是而非，史实未必全对，立论不甚严谨，但梁启超半文半白的通俗语言（相对一般学术史），犀利的议论（针对晚青学者和中西比较的尤其独特），看似平实叙述下演讲般的澎湃激情和“以今日之我非昔日之我”的学术态度，还是让这本《清代学术概论》成为了清代学术研究的入门性书籍。 记是绝对记不住的，研究态度和方法还是可以学习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