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杨照
在大一统气氛笼罩的时代,荀子才是儒学的主流。中国文化经常和儒家被等同看待。不论称赞还是批判中国文化,很自然都会拿儒家的主张、信念作为代表。更进一步,儒家往往也就和孔孟画上等号。儒家相信什么、主张什么,也就理所当然认为是孔子和孟子所说、所主张的。这种常识态度,在历史上不只不精确,而且带着许多误会。那些想当然对儒家的种种说法,其实里面来自《荀子》的部分可能多过来自《孟子》的。孟子名气大,和孔子并称,荀子的名字往往被湮没在背景里,但若从思想内容及表达形式上来看的话,荀子对于后世建立的儒家传统,影响恐怕大过孟子。
【2020.11.5/374】读《经典里的中国》系列书籍第9本。以前看历史看经典就很容易陷入一种焦虑状态,总觉得一定要从经典当中读出点现实意义来,但作者在本书第一章就指出,经典并不是为我们当下的时代和处境而写,“历史、史学的存在若有意义,最主要应该就是提醒我们:不要把我们所过的现代生活,视为理所当然。”好像有点道理~ 作者建议的读法,感觉比较容易排除自我为中心的态度,排除原本对经典抱持的距离感,更容易发挥想象和同理心,去接近古代人留下的这些心灵遗产。 1、尽量不做古为今用的解读,将经典放回历史中,理解经典的作者处于怎样的时代,面对怎样的环境,困扰于怎样的问题,又努力试图要寻求怎样的答案,看看他们如何过日子、如何看待外在世界、如何处理自我与其他人关系等等。 2、了解他的所思所言,是用怎样的形式记录下来,在时空变化中经历了怎样的变化,才存留显现在我们眼前。 3、把经典摆放回历史中,找出经典和经典之间时代性的关联。 这本荀子写得也还不错,荀子与孟子一样都属于儒家,但两个人所继承、发展的理念方向,很不一样。荀子的时代秦国崛起并任用商鞅变法,是大一统的思想与文化气氛开始笼罩的时代。荀子的思想去除了礼和法之间的绝然划分,去除了儒家和法家的界限,重视位分和实用,提倡按照自己的位分行事;主张人性本恶,但可以借由学和累积来克服恶的本性,扩张增长自己的能力,超越原本天生的局限,成为君子,他的《劝学》可以说是非常有名了~ 总的来说,感觉荀子表达了对雄辩的批判立场,将儒家思想结合时代主流发挥实用价值,强调后天环境和教育对人的影响,重视礼义道德教育,也强调法制的惩罚作用,礼之不及,以法续之,与孔、孟相比,荀子的思想感觉具有更多的现实主义倾向~ 说完,下一本。
荀子是儒学主流的主要塑造者,同时又是儒学主流的实践者。他的名会之所以不如孔子,不只他有些观点与孔孟不合,主要是他没有孔子那么多学生。
很多人不喜欢儒家,在于对条条框框的规矩,毕竟人生性向往自由,不喜欢被束缚,但是任何一种文化学术,被创造,被推举,往往具备其特有的用处,儒家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人性的下限,让人在做事时,考虑别人的看法,自己的名声,当一个人顾虑多了,就不会做那么极端事情,若从更高层次向下看,社会是需要秩序和约束,当人人都在为自己争取最大利益的情况下,只有进行限制他们的行为,才能让一个种族稳定的生存下去。
荀子:儒学主流的真正塑造者:被孟子遮住的那个人,其实更管用 荀子在儒学谱系里常被孟子压一头。杨照这本书偏要说:真正塑造后世儒学主流的,是荀子,不是孟子。听着像翻案,细想有道理。孟子讲性善,靠的是每个人心里那点良知;荀子讲性恶,不跟你谈情怀,直接上规矩、礼法、教育,把人一点点磨出来。这套思路后来被法家借、被汉儒用,成了帝国治理的底子。读它,像听一个冷静的工程师讲怎么搭社会框架,没那么热血,却更接地气。杨照写得不绕,适合对思想史感兴趣的读者。
一、关于作者 杨照作为横跨学术研究与公共传播的台湾学者,其学术脉络清晰,文化思想注重现实关联,对新儒家和文化保守主义的观点也极具辨析性,以下是略为展开: 1. 学术师承:杨照本科就读于台湾大学历史系,受教于沈刚伯、黄俊杰等史学与思想史学者,打下扎实的史学基础。后赴哈佛大学攻读东亚史博士学位,师从新儒家代表人物杜维明,主攻中国古代思想史,同时也受张光直相关学术理念的影响,不过他最终未完成博士学位,选择走出学院派,以公共知识分子的身份传播知识。 2. 文化思想 :其一,主张经典的多元解读与通俗传播,他深耕东西方经典,通过著作、讲座等形式解读《史记》、儒学经典等,还会挖掘经典背后被忽略的思想交融细节,比如指出西汉儒家融合了阴阳家、方士等诸多流派思想。其二,秉持知识分子的社会关怀,认为知识分子需用所学分析和挑战社会议题,而非局限于书斋,他自身也通过时评、节目等持续回应现实社会与文化问题。其三,强调历史视角下的文化动态演变,不将文化视为静态固化的存在,而是注重梳理文化在不同时代如何吸收、融合外来思想以实现自我革新。 3. 对新儒家的主要观点:一是辩证看待宋明理学,批判后世对新儒学的片面标签化解读,认为理学被诟病的“存天理,灭人欲”等内容不值得继承,但肯定其核心价值在于建构包罗万象的知识系统的“穷理”精神,这是宋儒为应对佛道挑战而做出的文化革新。二是客观看待新儒家代表学者,比如认可钱穆等学者重新评价宋明理学的努力,即便钱穆常被归为保守派,杨照仍肯定其对中国文化和历史的广泛涉猎与研究价值。三是梳理新儒学的演变脉络,指出儒学从原始形态到后世发展,始终存在与其他流派思想交融的过程,并非纯粹的思想体系。 4. 对文化保守主义的主要观点:他通过解读韦伯理论间接剖析文化保守主义的核心特征,指出其以遵循传统为至高准则,易形成“老人统治”式的权威模式,掌权者借对传统规矩的诠释掌控权力,压抑对传统的质疑。同时,他虽认可钱穆等保守派学者对文化传承的作用,但也暗含对文化保守主义可能走向僵化的警惕,其自身传播文化的方式也与文化保守主义的固化思维不同,更强调以动态、开放的视角挖掘文化价值,而非固守传统的既有解读。 二、学术定位、思想立场和价值取向 对新儒家和文化保守主义的批判,不能归为其内部的自我反思与剖析。他的学术定位、思想立场和价值取向,都和这个流派保持着明确界限,更偏向以外部独立视角展开评述,具体原因如下: 1. 身份上:无流派内部师承与身份归属,定位是独立的学术整合者 。杨照虽师从新儒家代表杜维明,却未承袭新儒家核心学术脉络,反而明确称自己是“二手研究整合者”,整合了民族史学、西方汉学、日本东洋史等多派成果,而非某一流派传承人。且他早年就高举“本土左派世界观”旗帜,这与新儒家、文化保守主义的核心立场差异显著,从根源上就脱离了这两个流派的内部身份范畴。 2. 思想立场上:核心逻辑与两流派内核相悖,批判立足外部审视。新儒家核心是立足儒学本体做思想传承与革新,文化保守主义侧重推崇传统并维护其核心地位,而杨照的思想核心是动态看待文化与历史。比如他解读新儒学(理学)时,刻意跳出“尊儒”框架,强调其是宋代应对佛道挑战的文化“再造”,而非不可置疑的思想正统;剖析文化保守主义时,借韦伯理论直指其“尊奉惯例、推崇保守”易滋生权力垄断,这种批判是基于开放社会的价值视角,而非流派内部对自身不足的修正式反思。 3. 评述视角上:以公共知识分子身份发声,无流派利益绑定 。杨照的评述始终带着公共关怀,常跳出学术圈,通过节目、时评等形式解读议题。例如他探讨“复兴中华文化运动”时,会戳破其“文化外衣下的政治本质”,这种对相关保守主义文化运动的审视,是站在客观历史与社会视角的批判,不涉及对流派内部理念的修补或自我革新。他的批判核心是为理清历史与文化的真相,而非维护或完善新儒家、文化保守主义的理论体系,这和内部反思“修正自身以延续流派生命力”的核心目标完全不同。 三、以《荀子》检讨儒家 荀子虽然对儒家各派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包括思孟,但终没有跳出儒家巢穴,包括他所批判的一些孟子秉承孔子的观点,也只是批到孟子,不愿上溯,而自任孔子-子弓之儒。对于荀子这样的大思想家,有这样的局限,恐怕在新儒家和文化保守主义内部,真正彻底的自我批判很难。 儒者“著述仲尼”,其内部即使最具批判精神的荀子,亦承认,“儒者法先王,隆礼义,谨乎臣子而致贵其上者也。”[《荀子·儒效》]儒者这种“只唯书,只唯上,不唯实”的品性,不以现实之是非而是非,只以孔子之是非而是非,这种与现实的脱节,使其“立”,远不及“法家”立的明确,其“破”,远不及“道家”破的彻底,含混游移,或唯有自我辩解之能事,断无自我剖析之可能吧? 这也许是由儒学的经验主义思维方式和“道统”观念有关,和道家比,道家内部的批评和反思就深刻的多;和法家比,儒家也远未突破对权威而非现实的推崇。即使在荀子,权威(圣人)崇拜和经验主义思维,也深刻地限制了他对逻辑的重视,虽然在逻辑方面,荀子堪称儒者翘楚,但他对名家、道家的批评显然囿于权威崇拜和经验主义思维方式。仲尼在《庄子》里面是一个再造的形象,甚至包括老聃,都很丰富,有对有错。 《庄子》能破,《韩非子》能立,这样的话,儒学到了荀子这里,这些不能彻底的东西只能靠韩非子突破了,我们在《韩非子》中遇到的是一个逻辑一贯的体系。 四、多余的话 《韩非子》的犀利在于与现实的深刻锚定,儒学无论说的怎样好,如果所言“不可观察”,所行“不可监控”,放到人性的现实中,岂非“大伪”?“智慧出,有大伪”,我觉得《韩非子》对《老子》的解读,其深刻可能是后无来者的,他的形而上学是深藏在他的现实主义中的,而且藏而鲜露,以至把他和老子割裂了。 《韩非子》虽然多被归为“法家”,但值得商榷。他极端攻击儒,视之为“蠹”,不过后世以儒者自居的士大夫特权集团也确实是“蠹”,《韩非子》也够犀利的。事实上,不会有什么“道法之争”,只会有“儒法之争”、“儒墨之争”、“儒道之争”,后来更有“儒释之争”,“中西之争”。如此看,凡“争”,总脱不了儒家干系。为什么儒者一定要争?争什么?无非就是一味维护“圣人”权威,不惜罔顾事实——儒家这不自己印证了韩非子? 在杨照《经典里的中国》这个系列中,有三条选择标准。第一条标准,是尽量选择具有原创性、开创性的作品。第二条标准,选出来的文本,还是应该能让现代中文读者读得下去。第三条标准,那是不得已的私人标准。我只能选我自己有把握读得懂的传统经典。以这十三条标准看,《韩非子》无论如何都能入选,但事实上没有。 看来,冥冥中,作者也画了一个圆,圆心也是“圣人”,《荀子》能入选,已经不易了。系列中的《墨子》、《庄子》、《战国策》只是背景,是陪衬,《韩非子》连陪衬也算不上。
孟子主张性善,理想主义,看重自我觉醒、自我意志,主张每个人发觉自我内在善就符合礼的要求;荀子主张性恶,认为礼并非出自天性,需要礼和法的约束才能创建好的秩序,所以荀子的思想才是两千年儒学真正的主流。荀子是李斯的老师,思想对韩非影响很大,他与法家的历史纠缠,造成其影响与名声形成了巨大反差。荀子反辩,劝学,认为儒有用,主张的理想社会和柏拉图的理想国特别相似,一个主张各归其位、各司其职,一个主张恰如其分地安排秩序。PS.荀子是真的毒舌。
按照杨照先生的观点,荀子是儒学主流的真正塑造者 在大一统的气氛笼罩的时代,荀子才是儒学实践的主流。 孟子的思想中,礼和法分属两个不同层次的范畴,礼是源自人性的根本道理,法却是不得已才设计采用的额外、补助手段。相对地,在荀子思想中,礼和法就没有这样的绝然差别。礼和法同样都是人为设计的外来秩序,与人的内在本性无关。礼是用教的,是学来的;法则是用逼迫的,出于避免惩罚而遵从的。换句话说,礼和法的区分,不是本质性的,而是程度上的。礼管辖范围广些,相对强制性没那么强;法范围较窄,相对强制性比较强。
荀子曰——何谓圣人? 圣人遵奉“一”的原则。 神固之谓圣人。 调理井然,严格、自尊地律己,坚定有始有终,安静(“猒猒”)不随便改动,信守原则乐在其中,光明磊落地运用智慧,依照礼仪纲纪(“统类”)端正(“修修”)行事,外表有自然丰茂的文采,温和愉悦地欣赏别人的长处,对于别人可能做错事随时放在心上忧虑着。具备这样的特质,可以称之为圣人了。圣人之所以能如此,因为他遵奉的原理原则,来自“一”。 那“一”是什么呢?曷谓一?曰:执神而固。曷谓神?曰:尽善挟治之谓神。曷谓固?曰:万物莫足以倾之之谓固。神固之谓圣人。
战国末期,秦统一天下已经进入倒计时,思想由原来百家争鸣式的发散状态愈发收束,秦国的模式被证明是最有效的模式,荀子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诞生了。 儒学从西周的王官学汲取营养,同时承接了之后的诸子百家时代,可以说儒学是过去和未来的连接点。孔子主张复兴礼,希望借“礼”来恢复社会秩序,传播“礼”所蕴含的价值观。韩非子认为孔子死后,儒学有八大派,分别是子张氏、子思氏、颜氏、孟氏、漆雕氏、仲良氏、孙氏、乐正氏。 孟子便是子思氏一派。孟子主要是提出了性本善,认为礼的主要功能不是在于其形式,而是在于借用礼来帮助人们启发真诚愿意本心。在孟子这里,礼是比法更根本的存在。同时,孟子时代各国君主正处战国争霸阶段,他们迫切需要好的意见来帮他们发展自己,于是当时盛行雄辩,孟子本人更是一个知名的雄辩之士。 前面说的都是背景,本书的主角依然是我们的荀子。书中主要借荀子的《非十二子》《儒效》《劝学》三篇来讲述荀子的主张。 《非十二子》中,荀子主要批判了儒学以外的墨家、法家等学说,还批判了孟子一派,给自己的儒派打了下广告。或许我们会有疑问,荀子不是儒法结合的吗?他徒弟李斯和韩非更是彻彻底底的法家啊。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原因是荀子的“法”依然是儒本位的,荀子批判法家“尚法而无法”,说的就是法家过于强调人为主观制定的法令,而忽略了抽象的、更高原则的法。荀子的“法”应该可以让每个人都可以有一个适当的“分”,让人们根据“分”(本分)来行动,“分”是荀子的一个重要的概念。相比于孟子的礼本法外,荀子这里,礼和法都是一样的外在力量,可以帮助性本恶的人们矫正、规范自己的思想和行为。 《儒效》回答的是当时君主们都会问的一个问题:儒学有什么用?荀子的回答是,儒者不论当官还是平民,都可以起到积极的作用。作为管理者的儒者,可以让官府井井有条,按章办事;作为平民的儒者,可以让乡里的风俗变得更好。 儒学还都很喜欢提一个字——圣。那是不是人人都可成为圣人呢?孟子和荀子的答案是一致的——可以。但二人成圣的方式各不相同,孟子希望的是借助礼唤醒人内心的善良,从而成圣;而荀子则主张“学”的重要性,也就是《劝学》的目的,希望可以通过外部的学习(礼和法),通过日积月累的学习,改造人们。 这大概便是本书所想要讲述的全部内容了,整体来说还是很通识的,以后看看这系列的其他书籍,或许还会有不少收获。
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传承的精髓。正如杨照先生所说:儒学主流塑造者之一是荀子。 从人类社会发展道路看,礼法皆为外部性制度,由大儒创制而嵌入人类。荀子传承儒学而突破儒学,用创新思维、全新视野将礼法两家溶于国家治理,并提出人类应该不断学习成为社会的君子,此为社会治理理论最早提出人。荀子思想至今光芒四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