悖逆的“幽灵”：清朝孙嘉淦伪稿案的媒介学研究

我愿将本书的媒介学视角理解为：媒介自身逻辑及其与社会逻辑的融合或冲突关系视角，其本质在于探索媒介之与社会（政治、权力、市场、民间）之间的型塑问题。 那么，作为本文考证媒介的伪稿主要存在这两种结构性矛盾： 一是，作为官方垄断媒介与民间多元流动媒介市场的矛盾。作为一种官方系统内的且区隔民众的媒介，伪稿涉及到了与统治根本相关的信息，作为权力一方的乾隆自然不希望于其的泄漏。而在民间，随着市场化、基于内河的区域流动化、以及国家多次政治运动（南巡、战争）等对民间的渗透，民众或商人群体对政治的敏感度和嗅觉明显提升（这不同于对政治的单纯猎奇）。因此，这一伪稿所涉及的政治信息自然在民间得到广泛传播。垄断性与流动性，构成了该媒介的第一重结构性张力，这是乾隆所不可预估的。这也是乾隆竭力追查却最后不得不制造首犯和体面收兵的原因。 二是，作为私密性的点对点媒介与官员间互为连接的媒介需求间的矛盾。对皇权来说，密奏这一媒介有助于皇帝有效分化各官员，由此在皇帝点对点的信息渠道中掌握和监督地方官员，以此达到全面统治。但对地方官员而言，其自身安全与行政事务自然不是点状的分布，而是涉身于巨大的关系和权力网络之中，伪稿案的追踪便体现了这一点。因此，官员系统必然依赖于一个多节点的且看似“空话”和“颛顼”的公文型媒介系统之中。这便构成了媒介的第二重结构性张力。媒介的私密性既塑造了皇帝的权力，又不能全如皇帝所愿，只能形成“层层皆非”的现实，由此加剧君臣之间的不信任。 由此，本质而言，这一媒介学视角揭示了媒介封闭性与社会所谓关系性之间的矛盾，帝国的统治权威也就在这一矛盾及其媒介的传播过程中不断瓦解。面对官员间的关系性、以及更为庞大的民间关系和多元流动信息网络，乾隆和满清帝国依旧沉醉于专制和封闭的媒介来实现统治，其自然难以适应这一变迁，帝国也就在这一媒介意义上的本质冲突中走向灭亡。 也就是说，统治权力的媒介化生产必然在于适应并不断重构和协调多方的信息传播关系，而不在于封闭和制造人为禁区。这一关键论断仍然在提醒今天的我们。

非常冷门的一本史学著作，从轰动一时的孙嘉淦伪稿案入手系统性概括了清朝的政治媒介体系，作者条理甚好考据翔实，推荐一读。

清朝乾隆年代探密作品，估计只知一、二，然后三、四就没下文了。

很扎实的政治史学研究，着眼于政治传播领域的“政治”方面，很受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