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雷海宗
《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雷海宗文集)》内容简介:秦以上为动的历史,历代有政治社会的演化变革。秦以下为静的历史,只有治乱骚动,没有本质的变化,在固定的环境之下,轮回式的政治史一幕一幕地更迭排演,演来演去总是同一出戏,大致可说是汉史的循环发展。这样一个完全消极的文化,主要的特征就是没有真正的兵,也就是说没有国民,也就是说没有政治生活。为简单起见,我们可以称它为“无兵的文化”。
由春秋时代到汉代的发展经过,总括一句,先是军民不分,后来军民分立,最后军民对立。军民对立之下的军队最难驾御。除粮饷充足外,将才是必不可少的条件。当然任何的军队都需要有才的人率领。但真正的民兵,即或主将不得人,顶多也不过是打败仗,决不至直接祸国殃民。流浪军却非有才将率领不可,否则不止要战败辱国,并且要行动如土匪,甚至公开的变成土匪。汉武帝的伟大时代就建设在这种军力之上。武帝个人缺点虽多,却是认识人才、善用人才的明主。他能从社会各阶级中找出有才的人,并且能尽量用这些人才。 东汉只有中央直辖的军队,并且外族在这个军队中占很重要的地位。不过废地方兵并不是简单的事。最低的限度,地方的治安是须有人维持的。所以各郡的太守一定要召募些保安的地方兵。关于这件事,在中兴时代我们没有直接的证据。但东汉末年各地州牧太守纷纷割据,一定原来有兵。然而这都是地方官的私军,不受中央的调动。所以严格讲来,仍可说东汉只有中央军,没有地方兵。 民众已不是战国时代人人能战的民众,士大夫更不是春秋时代出将入相的士大夫。军事情形的不堪可谓达到极点。羌乱方平,灵帝中平元年(西元184年)黄巾贼的乱事又起。这时虽是方经长期的羌乱,国家仍是忙得手足无措,军事毫无把握。 汉代的问题实际是中国的永久问题,东汉以下兵的问题总未解决。只有隋及盛唐承袭北朝外族的制度,百余年间曾实行半征兵的府兵制,这也是汉以后中国自治的唯一盛强时代。二千年来的情形,骨子里都与东汉一样。东晋以下中原陷于外族将近三百年。隋唐的盛期过去之后,由天宝到五代的二百年间是外族第二次扰乱中国的时代。中国常雇用外兵,外族也常擅自行动。宋虽名为统一,中国本部东北的燕云与西北的河西总未收复,每年与契丹、西夏纳贡,才得苟安。宋的军队中也有番兵,不过地位不像汉唐时那样重要。后来终于不能自保,中原又丧于女真,最后整个的中国亡于蒙古。明代算是把中国本部完全统一,但只有太祖、成祖的极短期间有应付外敌的能力。此后二百余年间几乎时时刻刻在勉强支持着应付外侮的进袭。受日本的一度威胁之后,不久就亡于满洲。道光以下满汉并衰,中国又感到有被西洋吞并的危险。自己的力量不足,清末以下就又借外力,不过方式随着时代略有变化。现在借的不是外兵,而是外国的军器军火与军事顾问。正如历代靠番兵不足抵抗外番,西洋的军器军火与军事顾问也不足以抵抗西洋或彻底西洋化的国家。二千年来中国总是一部或全部受外族统治,或苟且自主而须忍受深厚的外侮;完全自立又能抵抗外族甚至能克服外族乃是极少见的例外。这种长期积弱局面的原因或者很复杂,但最少由外表看来,东汉以下永未解决的兵的问题是主要的原因。人类历史上的政治集团,无论大小,不为刀俎,必为鱼肉;若要两种都不做,是办不到的事。东汉以下的中国不能做刀俎,当然也不愿做鱼肉;但实际大半的时候总是任人宰割。 汉代兵制之由半征兵制而募兵制,由募兵以至于无兵而专靠羌胡兵,是人民日渐散漫,自私自利心发达,命定论胜利的铁证。现在只剩皇帝一人为民众间的唯一连锁,并且民众间是离心力日盛、向心力日衰的,所以连锁必须非常坚强才能胜任。以皇帝为神,甚至生时即为神,就是加强他的维系力的方法。天下如此之大,而皇帝只有一人,所以皇帝、皇室的庙布满各地是震慑人心的一个巧妙办法。经过西汉二百年的训练,一般人民对于皇帝的态度真与敬鬼神的心理相同。皇帝的崇拜根深蒂固,经过长期的锻炼,单一的连锁已成纯钢,内在的势力绝无把它折断的可能。若无外力的强烈压迫,这种皇帝政治是永久不变的。 不过这种制度不是皇帝一人所能建立,多数人民如果反对,他必难成功。但这些消极的人民即或不拥护,最少也都默认。五德终始说与封禅主义是一种历史定命论。到汉代这种信仰的势力愈大,大家也都感觉到别无办法,只有拥戴一个独裁的皇帝是无办法中的办法。他们可说都自愿地认皇帝为天命的统治者。后代真龙天子与《推背图》的信仰由汉代的谶纬都可看出。所以皇帝的制度可说是由皇帝的积极建设与人民的消极拥护所造成的。 历代的政治制度虽似不同,实际只是名义上的差别。官制不过是汉代的官制,由一朝初盛到一朝衰败期间,官制上所发生的变化也不能脱离汉代变化的公例。每朝盛期都有定制,宰相的权位尤其重要,是发挥皇权的合理工具,甚至可以限制皇帝的行动。但到末世,正制往往名存实亡,正官失权,天子的近臣如宦官、外戚、幸臣、小吏之类弄权专政,宰相反成虚设。专制的皇帝很自然的不愿信任重臣,因为他们是有相当资格的人,时常有自己的主张,不见得完全听命。近臣地位卑贱,任听皇帝吩咐,所以独尊的天子也情愿委命寄权,到最后甚至皇帝也无形中成了他们的傀儡。 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秦、汉以下也有类似的定例。太平时代,中央政府大权在握,正如秦、汉的盛世一样。古代封建制度下的阶级到汉代早已消灭。阶级政治过去后,按理可以有民众政治出现;但实际自古至今在任何地方也没有发生过真正的全民政治,并且在阶级消灭后总是产生个人独裁的皇帝政治,没有阶级的社会,无论在理论上如何美善,实际上总是一盘散沙。个人、家族以及地方的离心力非常强大,时时刻刻有使天下瓦解的危险。社会中并没有一个健全的向心力,只有专制的皇帝算是勉强沙粒结合的一个不很自然的势力。地方官必须由皇帝委任,向皇帝负责;不然天下就要分裂混乱。并且二千年来的趋势是中央集权的程度日愈加深。例如汉代地方官只有太守是直接由皇帝任命,曹掾以下都由太守随意选用本郡的人。南北朝时,渐起变化。隋就正式规定大小地方官都受命于朝廷,地方官回避乡土的制度无形成立。若把这种变化整个认为是由于皇帝或吏部愿意揽权,未免因果倒置。主要的关系恐怕还是因为一般的人公益心日衰,自私心日盛,在本乡做官弊多利少,反不如外乡人还能比较公平客观。所以与其说皇帝愿意绝对集权,不如说他不得不绝对集权。 另外一个可能的解救中国文化的势力就是中国的语言文字。汉文与其他语文的系统都不相合,似乎不是西洋任何的语文所能同化的。民族文化创造语言文字,同时语言文字又为民族文化所寄托,两者有难以分离的关系。语言文字若不失掉,民族必不至全亡,文化也不至消灭。阿拉伯人所同化的古民族中,只有波斯人没有失去自己的语言文字,所以今日巴比伦人与埃及人已经绝迹于天地间,但波斯地方居住的仍是波斯人,他们除信回教之外,其他都与阿拉伯人不同。并且他们所信的回教是阿拉伯人所认为异端的派别,这也是波斯人抵抗阿拉伯文化侵略的表现。这种抵抗能力最少一部分是由于语言文字未被同化。西洋文化中国不妨尽量吸收,实际也不得不吸收,只要语言文字不贸然废弃,将来或者终有消化新养料而复兴的一天。 中国四千年来的历史可分为两大周。第一周,由最初至西元383年的淝水之战,大致是纯粹的华夏民族创造文化的时期,外来的血统与文化没有重要的地位。第一周的中国可称为古典的中国。第二周,由西元383年至今日,是北方各种胡族屡次入侵,印度的佛教深刻地影响中国文化的时期。无论在血统上或文化上,都起了大的变化。第二周的中国已不是当初纯华夏族的古典中国,而是胡汉混合、梵华同化的新中国,一个综合的中国。 华夏民族的来源,至今仍是不能解决的问题。我们只能说,在西元前3000至前2000年间,日后华夏民族的祖先已定居在黄河流域一带。至于当初就居住此地,或由别处移来,还都是不能证明的事。在整个的第一周,黄河流域是政治文化的重心,长江流域处在附属的地位,珠江流域到末期才加入中国文化的范围。……淝水之战是一个决定历史命运的战争。当时胡人如果胜利,此后有否中国实为问题。因为此时汉族在南方的势力仍未根深蒂固,与后来蒙古、满清过江时的情形大不相同,不只珠江流域尚为汉族殖民的边区,连江南也没有彻底的汉化,蛮族仍有相当的势力,[插图]汉人仍然稀少。胡人若真过江,南方脆弱的汉族势力实有完全消灭的危险。南北两失,汉族将来能否复兴,很成问题。即或中国不至全亡,最少此后的历史要成一个全新的局面,必与后来实际实现的情形不同。东晋在淝水虽占了上风,中国所受的冲动已是很大。此后二百年间,中国的面目无形改变。胡、汉两族要混合为一,成为一个新的汉族,佛教要与中国文化发生不可分的关系。中国文化已由古典的第一周进到胡人血统与印度宗教被大量吸收的第二周了。 胡人的血统在第一周的末期开始内浸,在整个第二周的期间都不断地渗入。一批一批的北族向南推进,征服中国的一部或全部,但最后都与汉人混一。唯一的例外就是蒙古。北族内侵一次,汉族就大规模地渡江向南移殖一次。在第一周处在附属地位的江南与边疆地位的岭南,到第二周地位日见提高,政治上成了一个重要的区域,文化上最后成了重心。 中国由秦并六国到今日已经过二千一百五十余年,在年代方面不是任何其他文化所能及的。罗马帝国一度衰败就完全消灭,可以不论。其他任何能比较持久的文化在帝国成立以后也没有能与中国第二周相比的伟大事业。中国第二周的政治当然不像第一周那样健全,并且没有变化,只能保守第一周末期所建的规模,但二千年间大体能维持一个一统帝国的局面,保持文化的特性,并在文化方面能有新的进展与新的建设,这是人类史上绝无仅有的奇事。其他民族,不只在政治上不能维持如此之长,并且在文化方面也绝没有这种二度的生命。我们传统的习性很好夸大,但已往的夸大多不中肯;能创造第二周的文化才是真正值得我们自夸于天地间的大事。好坏是另一问题,第二周使我们不满意的地方当然很多,与我们自己的第一周相比也有逊色。但无论如何,这在人类史上是只有我们曾能做出的事,可以自负而无愧。
才情跃然纸上。从基础史料解出新意。捕捉别样材料并赋以文化解释,如兵制、传说、房中术、神仙术、音乐等。受克罗齐和斯宾格勒影响甚多。多处论点不甚明白,例如:以周秦两汉为据,推论全史,是否可靠?“两大周”如何回应“唐宋变革”?是否把文人、士大夫的历史作用看得太轻、太简单?国家力量与家族制度的关系,矛盾丛生?论证极富想象力,但论据又是单薄难支。作者为时局中人,今日读者不难理解其主张与立场,但就史学而言,有些批评,是否有自树靶子以自射之嫌?总之,文章常出惊人之语,个性鲜明而自成风格。 史学之功用或许在雷海宗先生那里,有着特定的时代使命。民清易代、鼎革之际,史家修史,所书写的必然是一部破碎的“当代史”。例如这样一句,“废旧容易,建新困难。在未来中国的建设中,新的元首制度也是一个不能避免的大问题”,百年来的风风雨雨,今回望之,一语成谶。 部分内容概括如下: 鱼质龙文:武功的条件与文弱的根源 ——论中国兵史 文祸匪患:无用书生与流氓集团 ——论无兵的文化 一治一乱:频起的战国与停滞的秦汉 ——论作为历史原型的周秦易代 制造君主:个体主义与神圣皇权 ——以两汉宗庙礼仪兴废为例 离析涣奔:小家庭制与松散社会 ——论中国家族制度史 分殊淝水:胡汉混合与梵华同化 ——论第二周期的综合的中国 兵出于南:民族元气的存续与新生 ——论抗战建国之可能性 古典教化,强调文武兼备,血气与文德并进。但古今殊途并非肇始于周秦易代,两汉以降,文治武功的理想依旧绵延不断,往圣绝学总有士人相继。雷海宗所借古喻今的民初乱象,其社会文化结构的权势转移,有着更为复杂的历史动因,其中,文治衰朽是结果而非原因。 强调武德以纠文弱之疾,确无大误,也是抗战建国之必要。然而,时过境迁,绵羊不仅日渐温顺,文教更是斯文扫地。所谓允文允武的教化理想,今日恐是文弱之文也危在旦夕。雷海宗念兹在兹的“第三周期”,在文化立足点失落的新时代,将落得一个怎样的下场?以今观古,令人唏嘘。 (导师布置的第四本书)
共11万字。 2001年出版。 2016年第二版。
《**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是著名历史学家**雷海宗**(1902–1962)的代表作,收录于其文集,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以宏阔的文化史视野,突破传统军事史或政治史的局限,从“**兵的精神**”切入,深刻剖析**中国两千年文化结构中的尚武精神缺失、文武分离、社会阶层固化**等问题,被誉为“**中国士人自我批判的里程碑式著作**”。 --- ## 一、全书思维导图(按核心论题整合) ``` 《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雷海宗 著|天津人民出版社 │ ├── **1. 核心问题意识** │ └── 为何近代中国积弱? │ • 非仅技术落后,更因**文化深层结构缺陷** │ • 关键症结:**“无兵的文化”**(Culture without Soldiers) │ ├── **2. “兵”的双重含义** │ ├── 表层:军队、士兵、武力 │ └── 深层:**尚武精神、责任伦理、行动能力、公民人格** │ → “兵” = **健全人格与国家活力的象征** │ ├── **3. 中国文化的“文武分途”史** │ ├── 先秦(春秋战国): │ │ • 文武合一(士 = 贵族武士 + 知识分子) │ │ • 尚武、重信、有血性(如荆轲、廉颇) │ ├── 秦汉至唐: │ │ • 武人地位尚可(汉有卫青、霍去病;唐有府兵制) │ │ • 士人仍具行动力(如班超投笔从戎) │ └── 宋以后(关键转折): │ • **重文轻武制度化**(杯酒释兵权、科举独尊) │ • 士人彻底文弱化,“手无缚鸡之力” │ • 军队沦为“贱业”,兵 = 流民、罪犯、雇佣者 │ → **“有兵无魂,有文无骨”** │ ├── **4. “无兵文化”的三大后果** │ ├── (1)**士人阶层的道德虚伪与行动瘫痪** │ │ • 空谈仁义,回避现实责任 │ │ • “平时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 │ ├── (2)**国家防御能力系统性衰弱** │ │ • 对外屡遭入侵(辽、金、元、清) │ │ • 军事依赖蛮族雇佣(如唐代藩镇、明代边军) │ └── (3)**社会缺乏公民精神与共同体意识** │ • 民众视国家为“朝廷私产”,无保卫之责 │ • 缺乏“为共同体牺牲”的公共伦理 │ ├── **5. 中西对比:西方“公民—战士”传统** │ ├── 古希腊:公民 = 战士(雅典重装步兵) │ ├── 罗马:virtus(德性)= 勇气 + 责任 + 公共服务 │ ├── 近代欧洲:民族国家 = 公民军队 + 国家认同 │ └── 启示:**健全文明需文武兼备、知行合一** │ └── **6. 重建“有兵的文化”:现代中国的出路** ├── 主张: │ • 打破“文武对立”观念 │ • 培养**有知识、有血性、有担当的新士人** │ • 建立**全民国防意识与公民责任感** └── 终极目标: • 不是黩武,而是**恢复文化的整体性与生命力** • 建设“**文武合一的现代民族国家**” ``` --- ## 二、核心观念提炼 ### 1. **“无兵的文化”是中国文化的根本缺陷** - 雷海宗指出:中国自宋代以来形成一种**排斥武力、贬低军人、崇尚空谈**的文化范式; - 这种文化看似“和平”,实则导致**国家无力自卫、士人逃避责任、民众冷漠旁观**; - “兵”在此不是指暴力,而是**承担责任、捍卫共同体的行动意志**。 ### 2. **文武分途 = 人格分裂 = 文明衰败** - 先秦“士”兼具文韬武略(孔子教射御,孟子言“虽千万人吾往矣”); - 宋以后士人只读四书五经,鄙视体力与武事,导致: - **精神上高谈道德,行动上毫无力量**; - **文化失去实践根基,沦为装饰性话语**。 ### 3. **真正的和平需以武力为后盾** - 雷海宗并非鼓吹战争,而是强调: > “**没有自卫能力的和平,只是奴役的遮羞布。**” - 历史上,**越是尚武的朝代(如汉、唐),反而越能维持长久和平与文化自信**; - 宋、明一味求和,终致亡国。 ### 4. **“兵”是公民精神的体现** - 在雷海宗看来,现代国家需要的不是“职业军人”,而是**每个公民都具备保卫共同体的意识与能力**; - 这与西方“公民军队”(citizen-soldier)传统相通; - 中国缺的不是兵,而是**把“兵”视为荣誉与责任的文化土壤**。 ### 5. **批判的目的是重建** - 雷海宗的批判极为尖锐,但出发点是**救国救文化**; - 他呼吁新一代知识分子: - 走出书斋,直面现实; - 既有思想深度,又有行动勇气; - 成为“**新士人**”——文能议政,武能卫国。 --- ## 三、历史语境与当代启示 | 背景 | 说明 | |------|------| | **写作年代** | 1930–1940年代(抗战时期) | **现实刺激** | 日本侵华、中国军队溃败、士人空谈误国 | **思想立场** | 文化保守主义 + 现代国家意识,反对全盘西化也反对复古守旧 | > 雷海宗的深刻在于:**他看到民族危机不仅是军事失败,更是文化人格的崩塌**。 ### 当代启示: - **警惕“精致利己主义”**:今日部分知识分子仍陷于“只评不建、只批不担”; - **国防教育需融入公民教育**:爱国不仅是情感,更是能力与责任; - **文化自信不能脱离行动力**:真正的文明复兴,需有“文质彬彬,然后君子”的完整人格。 --- ## 四、一句话总结 > 《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是一部**以“兵”为镜,照见中国文化千年病灶的警世之作**——它告诉我们:**一个民族若长期鄙弃武力、逃避责任、割裂知行,纵有万卷诗书,终将沦为他人刀俎下的鱼肉;唯有重建“文武合一”的健全人格与“人人有责”的共同体精神,方能在现代世界挺立不倒**。 > 正如雷海宗所痛陈: > **“中国不是没有兵,而是没有‘兵的精神’;不是没有文化,而是没有‘活的文化’。”
雷海宗先生是历史大家,治学严谨,这本书中主要是雷先生列出的个人观点,但是观点都是有具体数据等事实佐证的,这比许多历史书只给观点,但是省略事实基础要严谨许多。 本书的主体写于抗战之前,情绪是偏悲观的,雷先生不管是对于中华民族的文德还是武德都提出了较大的质疑,对于中华民族能否抵抗得过文化和武力都更加进取强悍的西洋民族也不是很有自信。 当抗战胜利之后,能从作者的文字当中读出他的欣喜和自豪,以及对于中华民族第三周的憧憬。 这本书是市面上极少的聚焦兵文化的书籍。雷先生认为中国春秋时代上等社会全体当兵。战国时代除少数文人外,全体文人当兵,近乎征兵制。汉代通过“更赋”制使上等社会不服兵役,实行募兵制,将卫国责任移到职业兵(大部为贫民、流民、外族兵、囚徒)肩上。由军民不分,经军民分立,到军民对立,专靠羌胡兵,这就使国势日衰,社会病弱,中原终于成了汉代那些属国的属国。东汉以下兵的问题总未解决,只有隋及盛唐百年间,曾实行半征兵的府兵制,这也是汉以后中国汉族自治的惟一强盛时代。他还认为中国二千年来社会上下各方面的卑鄙黑暗恐怕都是畸形发展文德的产物。只有振兴武德,实行全民征兵制,叫良民当兵,尤其是一般所谓的“士大夫”都人人知兵,人人当兵,才能使中国自主自立。 书中有几个有趣的观点。 1.与传统上认为的,中华民族是在宋代才武德全面溃败不同,他认为中华民族的武德在和兵制在西汉时期就已经溃败了。 2.秦国章邯被项羽所坑杀的那20万秦军被认为是中国传统历史上最后一支国家军团,自此之后,军队成为了贵族和割据势力的私人财产,与国家没有太大关系。 3.中华文化的文德劣根性(污浊,因循、苟且、侥幸、欺诈、阴险、小器、不彻底,这些都是作者的原话),导致人们越来越倾向于使用阴谋诡计战胜对方,失去了刚健质朴,坦荡磊落的性格。只有恢复春秋时期文武并重的策略,才能让全体国民拥有光明磊落的性格,才能摆脱旧文化的桎梏。
放在20世纪上半叶的背景来看,这本书的整体内容非常符合当时中国的需求——宣扬民族主义,宣扬反帝反封,本质上并非彻头彻尾的学术著作,但又其创作内涵和意义。中国的兵员制度变动的确是一个重要命题,而关于文化的论述则略显零碎。当然现在看来里面很多观点已经陈旧了,但是对于“文化周期”的猜想仍有其价值。
记得之前在网上听到过一个崖山以后无中国的论调,个人感觉其实文化传承与延续才是一个文明存在的根本证明,历史的推进过程中文明本就是不断地融合和发展的,春秋战国的秦楚吴越,秦汉时期的匈奴闽越,两晋以后外族占据中原被同化的比比皆是,强求血缘难道五千年文明还要滴血认亲证明不成🌚。整个发展的过程中因为政治经济等影响自然文化会发生变化,人的精神面貌和信仰等发生改变,例如两汉后尚武精神的没落和隋唐时期接受佛教等,每个阶段都他有衰退的和新兴的内容,所以汉族文化在如今无论以何种形式仍然在延续的传播着,这个“无中国”就是不存在的。
当士(族)在中国消失殆尽时,中国精神也就逐渐消亡……那么与欧美之间的差距也就越来越大。纵观欧美的兵役制,兵的状态以及人民对待兵的态度,与我春秋战国(前)相仿,求死、尊重,那么这个社会这个国家就不会太差,或者说精气神十足怎么会沦落?这次读《中国文化和中国兵》有感,也找到了一点点近代乃至现在中国很多问题的根儿。看来,近78十年人的变化不大……特别是精神层面上。文化基础,是通往文明的路。如果,不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推行教育(改革),很多事在很多时候仅仅是一种感觉,是一个梦。修正自己的方法唯有教育,其体系的改革又是非常必要的。人,不分西东基本上都是差不多的,无论智力、素质。教育的水平才是挖掘、提高个人乃至民族素质的手段。目前,可以说人民开始觉悟,开始有了感觉或梦想,但实现梦想的方法路径呢?非空想而来。面对现实,强大的西方文明的攻势(而非其实力),真正的振兴需要时间。需要领导人的勇气魄力,更需要人民群众跟着领头人一步一个脚印的修炼自己的内功,踏踏实实地走。这内功,想必也是教育,学习与自学。吾辈,能做的事情也是这样,如果今后可以投身到国家教育里面为国出力最好;如果不行就用自身行动来影响我们身边的亲人朋友。比如,读书、讨论、修正、提高。消极对待或高调畅想都于事无补,唯有真抓实干!家是自己的,国亦然。教育里面,自然就有对各种制度的学习。进而遵守和维护制度。制定制度的人的素质也源自其自身的受教育程度,当然会有其他势力的干扰或影响。而,所谓的势力也是由人组成的,这人的素质水平呢?我看也来自受的教育。慢慢地个人、社会、民族和国家就进入了良性循环的轨道。那么,大国的复兴就会越来越近。纵观世界发达国家的种种,无一不是中华老祖宗玩剩下的东西。那么,中华民族要做的就是与时尚融合的“复古”行动。国家的顶部已经开始了,目前难就难在大多数人一起动起来。
作者从多方面深刻的分析了中国的文化,特别从中国的兵的角度分析中国自东汉以下两千年孱弱的本质,鼓励文武并重,宣扬“征兵制”而非“募兵制”,提倡军民融合,分析论证非常深刻,多读必有受益,另作者的治学态度也值得赞赏,值得读者学习。
1.关于时代性学者的差异:看了这本书后终于懂得什么叫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也明白了为什么有人说民国时期至70年代的大学生和现今大学生不是一回事(学者也一样)。那时候的学者随便拎出来一个都吊打当今诸多学者。作者对于史料的考究真是让我看的头皮发麻,不但引入大量的史料为自己的观点佐证,重要的是,即便是提出了自己的一些观点仍然能做到有理有据、不空洞、不偏颇,阐述观点时做到不偏颇尽量本着客观去论证这是很难的。 2.关于本书:作者透过惊奇的思路(以中国文化、透过历史背景等诸多因素)来分析中国的兵及兵背后透出的文化现象和历史背景,将历史与各历史时代的兵反复悖向思维去整合;这个思路太赞了,这是当今很多搞研究的人做不到的思维,即便是有这个思维,但这背后需要付出极多的时间去反复论证并且承受这份枯燥,很多人因为麻烦可能会放弃,这是我目前看过以 历史文化着手的著作中,文字功底最为扎实、史料占比最为丰富、观点最为中正的一本书。 总之,难得的好书,以后会再读纸质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