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案重審

感謝尚教授帶我走進那個波瀾壯闊的時代，領悟前輩們爲自由、民主所做的貢獻，抽絲剝繭般釐清了鈍初遇刺的情節，爲當事人以正名，給兇手以實錘。鈍初是我國優秀的政治家，他的遇刺引發了二次革命，袁世凱和國民黨的徹底決裂，深刻影響了我國的民主進程，思之痛之。

尚小明的《宋案重審》，是對”宋案“的來龍去脈進行系統的梳理。如今談到”宋案“，一般會直接將其指認爲”刺宋案“，並直接指出其和袁世凱、趙秉鈞的直接關係。但是現存的史料並不支持這一點，並沒有直接的史料指出是袁、趙指示洪述祖、應夔丞（打字方便下面全寫成應桂馨）去刺殺宋教仁。反過來，袁世凱、趙秉鈞對刺宋案的反應有讓人摸不着頭腦，一方面看起來和洪述祖直接相關的趙秉鈞不僅積極回應，希望辭職去法庭對峙洗清自己身上的嫌疑，另一方面作爲大總統的袁世凱卻攔着不讓趙秉鈞辭職或者對峙，還縱容洪述祖跑路。如果是袁、趙指示，那麼趙秉鈞大可不必強烈要求到法庭對峙，畢竟應桂馨家裏搜出那麼多電文，真到法庭上很容易露餡；但是袁世凱縱容兇手、不讓趙秉鈞到場又顯得袁世凱心虛，這就成了國民黨人指責袁世凱刺殺宋教仁的藉口。 理解袁、趙這一矛盾行爲，尚小明指出要將”宋案“擴展爲收撫共進會、調查歡迎國會團、操弄憲法起草、構陷“孫黃宋”、“匿名氏”攻擊、低價購買公債、刺殺宋教仁這幾件事情，而不只有刺殺宋教仁這一系列事件的最後結果。事件開端於1912年9月，自告奮勇南下的內務部祕書洪述祖前去上海收服共進會，並且和共進會頭目應桂馨交好，通過說服趙秉鈞讓程德全給應桂馨授職來交換應解決共進會問題。12月，應桂馨在洪述祖引薦下見到了袁世凱，並且按照程序由趙秉鈞給應桂馨津貼和“應密電本”，要應桂馨以後“有電直寄國務院趙”（該要求被認爲是趙秉鈞參與刺宋案的一個證據），這標誌着袁世凱和趙秉鈞正式入局宋案。 在1913年1月，出現了對袁世凱不利的由部分激進國民黨人組織的歡迎國會團。洪述祖看袁世凱擔憂這個團，所以自告奮勇南下解決歡迎國會團。洪述祖在南下後，將調查的結果通過趙秉鈞轉陳給袁世凱，還和應桂馨合作，操縱輿論、收買議員對抗國民黨方面的輿論。應桂馨通過1月30日的“東電”將自己對付國會歡迎團的“成果”發給國務院，並暗示其後的大動作。2月2日應桂馨根據洪述祖建議向國務院發出“冬電”，將構陷“孫黃宋”的“激烈文章”和盤托出，索要30萬元以獲得孫黃宋的劣跡資料，該電雖然轉到袁世凱手中，但是應桂馨實際上並沒有這樣的資料。因此，雖然洪述祖一直催促應桂馨用這些資料換取金錢，應未有迴音。 在歡迎國會團活動沉寂以及應桂馨拿不出材料的背景下，洪述祖感到建功無望，因此通過誆騙趙秉鈞獲得了“應密電本”，又要求應桂馨不需要向國務院發電文而是由自己一手操辦，趙秉鈞也趁機退出了宋案，洪述祖自此產生了刺殺宋教仁的想法。3月6日，洪述祖發文給應桂馨，一方面催促他拿出材料，另一方面明示如果宋教仁有“激烈之舉”，即可“乘機下手”刺殺宋教仁，這是策劃刺宋案的正式開端，在接到洪述祖3月6日來函指示後，應夔丞很快於3月9日召集同黨開會，決定判處宋教仁死刑。洪述祖在之後還可能指示手下以匿名攻擊宋教仁的演說，還以“北京救國團”名義批判宋教仁。這些攻擊激起宋教仁的反駁，而這恰又成爲洪、應眼中的“激烈之舉”。因此，洪述祖會見袁世凱，言語中按時他去收拾宋教仁爲總統分擔困難，這遭到袁世凱的拒絕。 在洪述祖攻擊宋教仁、向袁世凱討要刺宋許可的同時，應桂馨在幫日本藤木商會購買350萬元公債，因此向洪述祖以刺殺宋教仁爲交換，獲得以“六六二折”購買“八厘公債”350萬元。雖然洪述祖並沒有得到袁世凱的許可，但是因爲洪述祖把控了政府和應桂馨唯一的信道，在應的面前就是袁世凱代理人，因此他假託中央名義，提出“燬宋酬勳位”，作爲回報應夔丞的替代方案乃至後來假託中央名義，謊稱“債票特別準”被應桂馨接受了。於是，3月20日，在洪述祖催促下，應桂馨僱傭的槍手武士英刺殺宋教仁成功，完成了“宋案”最後一環——刺宋案。 在整件事中，袁世凱是構陷宋教仁等國民黨黨員的主使，但是反對刺殺宋教仁，也沒有下令刺殺宋教仁；洪述祖是整個宋案是實際執行者，尤其是當袁世凱拒絕刺殺宋教仁後，洪述祖更是假託袁世凱的名義讓應桂馨直接動手。趙秉鈞雖然參與構陷宋教仁的活動，但是相對於袁世凱來說較早抽身，更不可能和刺宋相關；應桂馨是宋案另一個主要參與者，因爲對洪述祖袁世凱親信的身份的信任和貪圖錢財的慾望欺騙洪述祖，加劇了洪述祖無法完成任務的壓力和緊張心理，最終走向刺殺宋教仁之路。袁世凱和趙秉鈞並沒有刺殺宋教仁的動機，因爲這會對當時競選大總統帶來很大的負面影響，趙秉鈞本來也沒有打算長期擔任國務總理的職位。另外，相比於洪述祖，趙秉鈞和袁世凱關係相對於洪述祖和袁世凱的關係來說一般，袁世凱一定程度上也防着和國民黨人關係不錯的趙秉鈞。 宋案展現出最大的特點是“世界是一個草臺班子”的情況。“小小”的洪述祖竟然敢指使共進會頭目應桂馨刺殺第一大在野黨領袖宋教仁，而且這和袁世凱無關。這看起來有點不可思議，實則非常正常。民國初年是中國從帝制走向共和的開始，無論是袁世凱、國民黨還是地方軍閥，都沒有做好現代民主憲政的準備。洪述祖因爲無力建功立業便刺殺宋教仁可以說是一件意外，僅僅14天就籌劃刺殺宋教仁也過度草率，洪、應又有多少心思考慮自己刺殺的後果呢？似乎兩人都相信大總統可以保護自己，實際上袁世凱只是放縱洪述祖跑路德國租界，對應桂馨則除之而後快。無論是洪還是應，都透露着一種政治上的“清澈”，這或多或少和洪述祖的性格有關，但是更是和兩人壓根沒有對民主制運行的概念，而僅僅將袁世凱看成無所不能的皇帝，可以庇佑一切。反過來，袁世凱則御下不利，相比於1946年較場口慘案來說，洪述祖和袁世凱的關係理應比三青團少壯派分子和蔣介石的關係更爲緊密，但是洪述祖依然在袁世凱壓根不知情的情況下獨走，袁世凱也沒有系統過問洪述祖在1913年2-3月到底幹了什麼，最終直接導致洪述祖獨走。我相信這種以私人關係處理不光彩活動（構陷孫黃宋）必然會採取承包制，即主要看結果，不重視對過程的控制和約束，所以洪述祖在構陷不得的情況下，惱羞成怒走向刺殺以迎合承包目的，並不令人意外。哪怕袁世凱反對刺殺，但是隻要沒有規範洪述祖的一舉一動，那麼洪述祖弄出“既定事實”來讓袁世凱捏着鼻子認下也不會令人意外。 雖然本書洗清袁世凱和趙秉鈞刺殺宋教仁的嫌疑，但是他們參與構陷宋教仁是毫無疑義的。那麼問題是，尚小明是否可以據此論證二次革命是正義的呢？如果在1913-1914年的環境下，國民黨員普遍認爲袁世凱指示洪述祖刺殺宋教仁，破壞了共和，因此發動二次革命是合理的。但是如果在110年後，我們發現袁世凱並非刺殺宋教仁元兇，那麼二次革命在多大程度上維護了共和就是一個問題。實際上，如今對袁世凱破壞民主共和的主要理由是稱帝和刺宋兩個理由，後者的存在恰好證明 沒有到刺殺宋教仁那一步，雙方就沒有什麼理由主動掀桌子（畢竟歷史上掀桌子的結果，有果月政變給拿破崙的霧月政變做好優秀的前輩）。如果如尚小明所言， “操弄憲法草案、構陷敵對黨、收買議員”就要揭竿而起，那麼這些現象在歐美民主政治中並不罕見，那美國早就內戰n次了，但是除了南北戰爭以外美國就沒有內戰，哪怕21年衝擊國會山也達不到掀桌子地步。 在這個角度尚小明的理由有多大程度上成立就要打上一個問號了。 不過，我認爲二次革命的爆發確實是必然的。從本質上，長於議會政治的國民黨人必然和掌握軍權的袁世凱要對國家主權者進行決斷，與此同時北京政府加強全國統一的意志和地方力量的獨立傾向進行對抗。在這兩大對抗的背景下，纔有了二次革命的爆發，代表中央政權和最強軍事權力的袁世凱和議會派和地方勢力擁護下的孫中山政府決出勝負。在袁世凱勝利後，地方勢力一度偃旗息鼓，議會政治也被超級總統制取而代之。雖然尚小明強調“民衆輿論取向”的可操縱性，但是必須強調的是，無論是孫中山還是袁世凱，他們都更支持的是愈發擴大的行政能力（孫中山就要求建立政府能力無限大的全民政治），同時如果他們在中央就不可能放任地方主義或者聯省的存在（孫中山就指出“這個割據，我們要剷除他，萬不能再有聯省的謬誤主張，爲武人割據作護符”）。從這個角度，孫中山和袁世凱都不是維護“憲政”（指學習歐美那一種），現有的議會憲政幾乎不可能真的符合統合和建設全國的需求，孫中山指責北洋的代議制憲政只學到西方不好的地方，“弄到國會議員，變成豬仔議員，污穢腐敗”，因此要搞“權能分離政府”，但是在這之前也需要訓政培養。正是經歷過憲政在中國的失敗，孫中山不可能一味支持憲政，如果他擔任大總統，只會在憲政的短板上感受更加明顯。宋教仁哪怕沒有被刺殺，他能否統合國民黨人和北洋方面（甚至統合國民黨）本身就是一個疑問，決斷本就不可避免。 尚小明的內在矛盾深根於策略和進步主義道德觀的矛盾。從現代國家建設的需求上，國家統一、國家機構現代化是必須的，在20世紀內憂外患的時代，擴大超凡領袖的能力成爲必須的，從袁世凱到孫中山，都弱化議會對自身的能力的制約。但是從進步主義道德觀來說，這一舉措不夠民主，是完全錯誤的行爲，而且現代化會加劇人民的負擔，這也不符合進步主義道德觀。所以尚小明就很容易陷入“袁世凱想破壞共和”和“孫中山選擇了權力更集中的lenin黨”之間的矛盾，王紹光曾以蘇東經驗爲例，指出爲削弱狄克推多而採取的削弱國家能力的手段，最終可能導致無法建立有效的民主，其實就對近代道路的對比。如今對袁世凱和常凱申的一定程度上的“翻案”，其實就是進步主義道德的約束在1978年後逐漸衰落的結果，在前三十年和現在“兩頭真”的框架下，必然的結果就是工具理性只取代了一切其他，強化國家能力比而非絕對的孫中山-CPC一脈道德優越性的更爲重要，CPC的勝利也被王奇生等人解釋爲CPC有更強的動員能力來高效執行正確的命令（而不是傳統意義上袁世凱北洋KMT道德敗壞，只想搜刮民脂民膏賣國，肯定他們不少統一全國、現代化國家機構和建設經濟的想法和實踐），汪暉、王紹光等新左派的崛起也與這種框架相關。 無論如何，尚小明窮盡一切可以查閱的資料，對宋案發生過程做出非常精彩的梳理，並且明晰各方的責任，雖然對洪述祖性格和心理的推測被一些人詬病（類似情況出現在高華身上），但是不可否認本書是高質量著作。

感謝尚教授的雄文，把相關證據和當時主要報刊理了一遍，認爲是洪應的擅自行動，個人認爲洪從毀謗到直接殺人的轉變太過突兀，即便是清末民初那個不把人命當回事的年代，也太不正常了，但是書中對這個轉變並沒有深入論述。這邊提幾個猜想： 1.洪是袁手下做髒活的人，就是陳平之類的人物，當然地位沒那麼高，這也解釋了爲何他能自由進出中樞，趙拿他沒辦法；也解釋了爲何他要發起暗殺，應居然去照做了，而且掃尾異常馬虎。 2.袁給應的錢，尤其是每月三千的開支，應該是國民黨徐血兒所說，依託共進會在南方的諜報開支，不然這錢的開支太蹊蹺了。日本商社委託應夔臣買公債這事情疑點重重，大概率又是袁或者洪通過皮包公司搞的一筆諜報開支。 3.應夔臣在滬軍都督府和孫南京政府那段時間的履歷比較奇怪，諜報科長、衛隊隊長無論如何都應該是心腹或者至少知根知底的擔任。 4.本書還有個缺憾，缺少外方資料和視角。無論是青島德方拒絕引渡還是上海英美方審理，應該都會給本國國內上司打報告，這方面資料如果能找出來，許多事情會更清楚。

若無顛覆性之材料，則鈍初一案可定矣。尚小明老師對史料的剖析能力真的太強了，行文極自信，論斷極果決，邏輯也很清晰明白，對多個有爭議的問題給予了很有說服力的答案，故能成此書。用田餘慶先生對辛德勇的話說，這是一部放得住的書。概言之，洪述祖是刺殺宋教仁的操盤手，和應夔丞共同謀劃了刺宋一事，袁世凱和趙秉鈞都不是所謂的幕後元兇。但是，宋案不等同於刺宋，而是一個包括了收撫共進會、操弄憲法起草、構陷“孫黃宋”、“匿名氏”攻擊、低價購買公債和刺殺宋教仁等多環節、次第演進與交錯進行的複雜歷史事件，刺宋只是其中最後一個環節。袁世凱和趙秉鈞沒有刺宋，但他們仍是宋案的主要參與者，不可謂之無辜。宋案不僅是一樁刑事案件，也是一大政治事件，更是一部民初政治史。今人之論宋案，幾多沿襲時人，雖名家如楊奎松，亦身陷其中，令人感嘆。

本書作者尚小明是北京大學歷史學系的著名學者，專長於中國近代史研究，曾獲首屆北京大學人文傑出青年學者獎，著有《學人遊幕與清代學術》《留日學生與清末新政》等作品。 本書是考證民國初年宋教仁遇刺懸案的一部專業的學術作品，凝聚了作者尚小明多年的心血。在經過周密的考證後，尚小明就宋案的幕後主使提出了一種全新的結論，認爲袁世凱和趙秉鈞並未策劃刺殺宋教仁的陰謀。本書在史料運用方面極爲紮實，窮盡瞭如今可見的所有與宋案相關的史料，其中絕大多數爲以往學者不曾利用。如想了解宋案，本書是迄今爲止最爲權威的論著。 核心內容 從原書紛繁、縝密的史料考據中爲你提煉了最主要的敘事脈絡，爲你清楚地講述了宋案發生的始末，詳細刻畫了涉案各方的人生經歷及利害關係。你將全面瞭解宋案這場民國第一懸案，並透過宋案瞭解民國初年詭譎的政壇，理解民國如何從最初萬象更新的共和景象逐漸落入軍閥割據的亂世。

從瞭解宋案以來，通過知乎B站接觸了不同的觀點與論證，從一直以來武斷指袁到質疑趙甚至延伸至孫黃陳，從教材書的定論到袁克文爆料再到北一輝證言，宋案本身無疑是近代中國的巨大遺憾，但既已發生，所謂的真相早已湮沒於歷史的塵埃了 瞭解宋案一開始確是對於真相的好奇與執着，但目睹與經歷無數觀點的碰撞、對線甚至轉向極端化時，越來越覺得宋案討論的精髓不在於苦苦探尋所謂“真兇”究竟是誰，歷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所謂真相遠不如通過此案讓人們明白：歷史從不是帶着觀點找論據，更不是非黑即白，它應當允許有不同的聲音出現，允許懷疑，允許不確定。 我不認爲《宋案重審》徹底將這一樁公案蓋棺定論，作者的一些觀點某種程度上也是在帶着答案找論據，但我由衷的佩服尚小明先生，首先他是一個傑出的學者，這是一部優秀的學術著作，分析兇手只是他剖析那段近代史的附帶，本書結尾他的獨白更是讓人動容；其次，他是一位有思想的學者，提出洪述祖自作主張的傾向並輔以大量史料，是需要膽識與毅力的，且提出一種並非極端的、不輕易指向袁或孫的觀點，也意味着這本書註定不會被那些狂熱的“瞭解者”所青睞，多年做書的辛勞大概率不會得到應有的流量與收益。不過不出圈或許也是一種幸運，否則一知半解的教科書忠誠者或者所謂“陰謀論”者會毫不猶豫爲他扣上洗白袁大頭或袒護孫國父的帽子了。 最瞭解宋案的過程，我徹底的反思與審視了自己，我從不認爲是袁授意殺宋。有很長一段時間，尤其是瞭解北一輝的觀點後我確實一度認爲是孫所爲，人從來就不是臉譜化的，我雖沒有從衆的對所謂“歷史恥辱柱”袁世凱進行臉譜化的批判，但“利益最大論”、“國黨暗殺傳統論”、“孫宋矛盾論”卻讓我一度堅信指使者是孫黃陳，真兇只是被“政治正確”掩蓋了，就像二十一條的真相，所以那段時間很看不起“袁授意論”的“基本盤”，也在爲這個觀點去排斥其他，對線其他。但仔細想想，那些論點也不是直接證據，也只是推測，歷史可能就是偶然造成的：可能是袁的頭腦一熱，可能是趙、洪自作主張，可能是孫黃陳的借刀殺人，暗渡陳倉，對於宋案的真相可能此生也見不到定論，但幸運的是，它讓我學會在衆聲喧譁中保持審慎，在對立觀點中識別情緒與立場，在看似板上釘釘的敘述裏，保留一份“或許未必如此”的清醒；當不再執着於指認某個名字，反而會感到一種真正的自由。歷史的煙塵不會散盡，但我的目光，已漸漸學會與這片混沌平靜地共處。

先入爲主的成見導致在事件判斷問題上，會出現很多的失真情況，有時或許多事件真相形成南轅北轍的認識。宋教仁滬上遇刺案似乎非常證明此點兒。對宋案瞭解不多，很久前便已知《宋案重審》之大名，臨時起意看看。頗有看《秦密》時的感覺，作者於重重史料之中，分析甄別，發現別人不能發現的關係，然後去做論斷。由於俺也沒看過什麼關於宋案的研究，聽說之前的宋案研究幾乎都是一段誤讀史。 當袁世凱爲了自身利益，堵死法律解決宋案的路子，在政治上分化國民黨人，在軍事上緊逼國民黨人，在輿論上刻意把國民黨塑造成敵人的時候，也就把國民黨逼到了死角，由於無法找到其他有效的反袁途徑，“二次革命”爆發也就是必然的了。有人批評國民黨“爲了一個刑事案件”,“開啓了辛亥革命後用武力解決政爭的先河，而且在國民黨帶領下愈演愈烈，中國政治以此爲起點走上歪路”。 洪述祖表面是趙秉鈞之祕書，實則與趙關係不睦，而是袁之私人。洪借收撫共進會與應夔丞建立詭祕關係，而後又介紹應與袁建立聯繫。趙在清末爲袁之心腹，至民初則因加入國民黨而成爲袁應對黨爭的“場面人物”，處於洪、袁及洪、應兩個關係圈邊緣。 需要強調指出的是，袁世凱雖然不曾指使洪、應殺宋，趙秉鈞雖然對殺宋計劃毫不知情，但這並不意味着二人對慘案的發生完全沒有責任，畢竟洪、應均爲政府所用之人，洪且爲袁之私人。 殺宋既然造意於洪述祖，並唆使應夔丞實施，而非袁、趙或黃、陳幕後主使，則武士英便不存在被袁、趙或黃、陳滅口可能。洪在案發後便逃至青島德國租界，不具備殺武條件。應黨曾試圖毒殺之，但以失敗告終。故武士英最終暴病而亡可能性最大，西醫屍檢報告證實，武士英系死於急性肺炎。應夔丞始終誤以爲殺宋乃中央的意思，他於事後要求政府爲他和武士英“昭雪”，並跑到京城來邀功請賞。但對袁世凱而言，應口無遮攔，將會讓外界誤以爲殺宋爲其幕後主使。1914年1月19日，應在軍政執法處兩名警探的保護下從北京乘火車到天津，卻在快到天津時被人刺死於車廂之中，最先發現他被刺死的正是那兩名保護他的警探。 宋案十三問幾已將本書之論點寫出，觀之幾個，無需多言。

看完發現，第八章是個“太長不看版”，前七章是繁複史料堆砌成的，普通人大概完成不了在如此巨量的材料中尋找線索的工作 有diss史學大咖，也有參考普通網絡寫手，據非常多也分析的入情入理，不過仍爲一家之言 宋案真相麼，可能沒有真相

首先吐槽一下微信讀書新的評價機制，令人如墜雲裏霧裏。本書優秀，四星半。 歷史學雖然被劃入文科，其實是極爲講求邏輯的。優秀的歷史學考證，需調用全部腦細胞，讀起來有閱偵探小說的快感。本書即爲一例，作爲嚴肅的學術性著作，依舊具備很強的可讀性。 我對於中國近代史很不熟悉，但能從本書獲得一點啓示： 一是研究史學，不可沉浸於人爲的時間上的割斷，要把歷史事件放到連貫的時間長河中考察； 二是佔有史料固然要多，但注意力不可分散，應集中於核心史料細緻分析； 三是近代史史料來源頭緒紛繁，作者使用了大量報紙、檔案、史料彙編，兼有時人文集、回憶錄、年譜、日記等，對史料的分析深入，有時甚至如語文考試閱讀理解，仔細辨析文意，力求準確把握意涵。 略覺疑惑之處在於，近代以來歷史，尤其是現當代史，存在大量未刊史料。我擔心因爲關鍵史料的缺失，很多討論類似沙上建塔，很可能因某則史料的公佈而全盤崩解。其實史料匱乏的上古史也有類似困擾，或許對過去事實的推理認知，進而不斷深入認識我們的過去，正是歷史學的魅力所在吧。

有理有據，抽絲剝繭，把宋教仁遇刺案講得清清楚楚。根據歷史材料的推理引人入勝，我看來甚至勝過馬伯庸，東野圭吾的推理小說多了，畢竟真實發生的歷史，精彩程度超乎小說作家的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