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史論叢（2017年第2輯 總第34輯）

總體尚能一讀，部分文章過於簡略，如最後一節雍正改土歸流部分，講得不深。戈洛夫金使團事件可引起思考，康雍乾時期清廷對外尚有所知，對俄羅斯更是目爲大國，頗多優待，不料到了嘉慶，卻以跪拜緣故多番折辱（且俄人非不肯面君跪拜），豈不荒唐？

好書！雖然是本期刊卻是對清史的一些細節的還原，可惜目前只搜到了兩輯，我想要更多！

這一期的《清史論叢》相當精彩！ 1、施吉瑞的《中國首任駐舊金山總領事陳樹棠與美國排華運動》講述了中國駐舊金山首任總領事陳樹棠（1828-1888）在任期間（1878-1882）的相關材料和事蹟，重點關注他如何應對加州排華運動問題。 陳樹棠在卸任舊金山首任總領事後又被任命爲“總辦朝鮮各口交涉商務委員”首任委員，井上馨認爲其“忠厚有餘，才智不足，”向李鴻章建議換人，陳本人也不願長期擔任這個職位，接替他的是大名鼎鼎的袁世凱。 關於陳樹棠的資料極少，這份珍貴的文章對其生平提供了有力的補充。 關於美國的排華運動，這篇文章也充分運用了中美兩國的史料，進行了深度的解讀。被我們視爲不平等條約的《蒲安臣條約》在美國人看來竟然也是一份不平等條約！而且，清政府沒有聽從陳樹棠的繼任者黃遵憲的建議，堅持《蒲安臣條約》，而是於1880年11月17日在北京重新簽訂了《安吉爾條約》（《中美續修條約》）。否則美國國會很有可能通不過《排華法案》，即便通過了，也會像《十五乘客法案》一樣遭到否決。 另外這篇文章也記錄了在美華人的一些真實狀態，反映了當時加州反華勢力對當地華人的普遍看法，比如幾名華人綁架中國女性賣作性奴，華人不理解美國不必訴諸軍事就能完成統治者的突然更迭等等。 2、《一個無法進入北京的俄國使節團——嘉慶時期中俄外交禮儀交涉始末》 自1654年2月俄國沙皇派遣的巴伊科夫率使團來華始，至1725年的薩瓦使團止，俄國共計向中國派遣了七個外交使團（分別是巴伊科夫、阿勃林、康熙九年(1670)的米洛瓦諾夫、康熙十五年（1676）的尼古拉·斯帕法理、康熙三十三年（1694）的義傑斯、康熙五十九年（1720）伊茲瑪伊洛夫和雍正四年（1726）的薩瓦使團）。在嘉慶九年（1804），亞歷山大一世再次任命戈洛夫金伯爵（Count Golovkin又譯爲“葛羅普京”）爲全權大臣，率隊前往北京，欲與清政府商議商業貿易等相關事務時卻發生了外交禮儀的紛爭，旋即返回了俄國，未能抵達北京。 且看俄國人在出使之前對大清的看法： “中國人政策多疑，且裝出一副對貿易不屑一顧的樣子”。（恰爾託雷斯基Gzartorysky） “中國人對禮物非常貪婪，對此早有耳聞。故有必要運用這種手段使他們的有識之士對我們產生好感，這些禮品應該同目的相吻合。”（恰爾託雷斯基） 大清對俄國的看法也好不到哪去： “俄人行事向來狡詐，善於就小事狡辯……（俄國人）獨自空問不休，爲非作歹，所行甚爲不堪。（蘊端多爾濟及福海）” “俄國人小裏小氣，好誇口，愛佔便宜，善於打探。（蘊端多爾濟） 雖然亞歷山大一世一再命令戈洛夫金“千萬不要和中國人發生任何不快”。但兩國之間對對方的態度似乎早已註定了此次的出使不會成功，更何況在俄國使團還未到來之前，清政府已將俄國以通商爲使命的使團定位爲朝貢使團。 而且嘉慶還要求蘊端多爾濟及庫倫辦事大臣對於俄國遣使來華一事不要表現的過於重視，以免有損大清及嘉慶皇帝形象。 一開始，清俄爲使團人數、禮品清單等問題爭論不休，導致使團停留在恰克圖邊境超過兩個月。 戈洛夫金認爲多達224人的人員編制是亞歷山大一世表示尊重中國大皇帝及對雙方友好關係尊重的證明，所以若沒有該國皇帝的諭旨，他不敢擅自刪減扈從人員。至於禮品清單，因禮品中有多面大鏡子及珍稀物品，而長途運送極易毀損，所以未抵達目的地前，很難提供準確物品清單。 經多次磋商後，雙方終於妥協，但又因清政府要求俄國使團在庫倫演練跪拜禮儀而節外生枝。戈洛夫金與隨行之人稱他們只能在覲見嘉慶皇帝時行跪拜禮，在此地絕不行此禮，若要行禮，只能按俄國規定行站立鞠躬禮。 戈洛夫金認爲蘊端多爾濟要他在香案前行跪拜禮是毫無根據的，沒有先例可循，且有損尊嚴、帶有侮辱及貶低他身份的禮儀，所以他拒絕接受。他說，蘊端多爾濟在庫倫爲他設置一場又一場的侮辱，要把他完全踩在腳下，從而辱沒俄羅斯的榮譽，讓俄國皇帝喪失尊嚴，所以他拒絕中國官員的要求。 在嘉慶皇帝看來，賜宴使團是對俄國使臣從未有過的特別恩遇，況且連安南國王前來朝貢，都向嘉慶皇帝行跪拜禮。戈洛夫金僅一使臣，又獲殊恩得以在庫倫參加宴席，豈能不行跪拜禮。嘉慶皇帝還特別命令蒙古諸王、臺吉、章京等佩帶武器列隊迎接戈洛夫金前來，並要蘊端多爾濟當衆宣佈嘉慶皇帝諭旨，命令戈洛夫金行跪拜禮。否則，將使團遞解出境，貢表及貢品一併遣返。 米亞斯尼科夫認爲，叩頭儀式未被接受，是因爲俄國使團認爲這種儀式不是在使臣覲見皇帝時行使，而是要在自稱皇帝“僕人”（奴才）的庫倫辦事大臣及其他官員匆忙設置的象徵物面前完成。而清朝宮廷對使團所要達到的結果不感興趣，使臣所帶的不是政治建議，而是貿易建議。在皇帝作主的中國，貿易被視爲是下層人的領地，清朝宮廷內嚴肅的政治家有權指定同他們（指戈洛夫金）交談別的內容。可以設想，即使戈洛夫金在庫倫執行清朝當局所有的規定，並抵達北京，那麼在這種情況下，他也無法完成交給他的計劃。” 大清對於政治優先地位的考量，與俄國注重經濟利益之間的觀點差距，在民族文化、環境、觀念上缺乏理解，這些因素註定俄國使團任務的失敗。 戈洛夫金回國後即向俄國副外務大臣恰爾多雷斯基報告稱：中國政府不久前加諸於俄羅斯的侮辱是令人震驚的，爲了捍衛帝國最神聖的權利與威嚴，應該以武力來加以洗刷，否則如果我們抱住以溫和的態度來談判不放，瞻前顧後小心翼翼，受到侮辱仍然無所作爲，那麼我們將把在中國僅有的那麼一點點尊嚴都喪失殆盡。 在米亞斯尼科夫所著《戈洛夫金使團簡介》，其中也提到俄國學者瓦里西耶夫（Valisiyeov）說：“清政府以前在致凱薩琳二世（Catherine Ⅱ）及保羅一世（Paul Ⅰ）皇帝的國書，語氣甚爲不恭。而保羅一世對此事甚爲生氣，他欲以軍事力量來懲罰高傲的鄰居（指清政府），只是他的逝世使軍事準備停了下來。而亞歷山大皇帝想再試試和平手段，於是戈洛夫金裝備了使團。而毫不講理的邊境長官（指庫倫蘊端多爾濟及福海等人）竟將他趕出庫倫，這種粗暴之舉可以原諒嗎，但在這時在西方拿破崙的桂冠引開了我們對東方的注意。” 從瓦里西耶夫所述可知，俄國對於清政府堅持以朝貢禮儀體制作爲與俄國外交往來的準繩，已不再像從前爲了商業貿易利益隱忍下來，甚至準備以武力威脅大清國，只是當時俄國與法國發生戰爭，暫時無暇兼顧東方事務。但可看出，俄國對於清政府的外交政策已開始轉變。 3、在《攻堅與圍困的變奏：皇太極“圍城打援”思想的確立過程——兼論“紅夷大炮”在明清關外戰爭中的作用》一文中，作者論述了大炮在成爲清軍攻城時的阻礙後，皇太極如何運用圍城打援的策略取得了大淩河之戰的勝利。並對“紅夷大炮”在關外戰爭中的真實作用進行了深刻探討。 《清初西南局勢及清政府的應對方略》則討論了三藩之亂後，雍正在面對土司割據的局面時推行大規模的改土歸流、推行保甲制度、重劃川滇黔交界區等手段，最終消除了隱患，確保了對西南地區的統治。 除此之外還有探討河套地區土地政策演變及對農業生產影響，討論戴震孟學思想的學理依據，闡述清代鄉試考官的選派，說明清政府規範化的土司襲替程序來控制和約束土司的文章。 4、《略論明清之際京畿士人的交遊——以王崇簡爲例》中，作者考察了王崇簡交遊的四種對象：同鄉、同年（科舉同科考中）、同社、同僚，這幾種關係總體是由深到淺的。同僚結識於官場，交往帶有較強的功利性和政治色彩；同鄉一般於幼年即相識，有的還是世交，感情更爲純粹深厚；同年交往多始於進士及第，出於仕途需要，交遊的現實因素較多；相比之下，同社友人可謂“志同道合”。但復社羣體過於龐大，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其凝聚力。 此外，雖然王崇簡官至吏部尚書，交遊廣泛，但與滿人交往十分有限。 《野史中對明清之際“貳臣”的污名化傾向——以張縉彥爲例》則將重點轉向了明清之際的“貳臣”羣體。並指出野史對這羣人的污名化，基本都是胡編亂造。 《清初鄭氏將領黃廷、周全斌降清史實考論》以黃廷和周全斌較爲典型，顯示出明鄭將領降清態度複雜和關聯性。 《踞地爲質與保全邊圉——楊嶽斌抗法護臺策略述評》高度點評了被譽爲“志識高出尋常，爲水師將才最”的楊嶽斌在中法戰爭第二階段率軍援臺時針對臺灣海峽提出的保全邊圉的軍事策略。 5、張廣泗與嶽鍾琪均爲清朝中期的重臣，《張廣泗與嶽鍾琪之恩怨始末》分析了兩人結怨的起因，並探究了兩人不同命運的原因。 雍正朝的改土歸流是歷次改土歸流中革除土司最多的一次。韋江勝的《雍正朝廣西革除土司考》以革除土司最少的廣西作爲切入點，試圖證明雍正朝的改土歸流的一個根本出發點是根據各省土司的不同情況，採取了不同的治理方式。 我個人認爲本期中，施吉瑞的《中國首任駐舊金山總領事陳樹棠與美國排華運動》極具史料價值，作者不但引用了大量當時加州當地的記載、新聞報道，分析和結論都很有見地。而《一個無法進入北京的俄國使節團——嘉慶時期中俄外交禮儀交涉始末》一文雖無太多創建，但引用了大量的中俄原始資料儘可能客觀翔實的還原了當時雙方的衝突前因後果。總而言之，這兩篇文章我認爲絕對值得每一個喜歡中國歷史尤其清史的書友們細讀。 另外，在閱讀上述文章時，推薦《近代中外條約關係通史》可以作爲參考書，查證補缺。

總覺得清朝是個屈辱史，不管是後金對明朝，還是清朝對外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