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的崩潰與擴大：魏晉南北朝

★★★☆☆很失望，序言、正文乃至參考書目皆弗如汗青堂《魏晉南北朝》遠甚。個人只覺得第六章挺有魅力，蠻漢比胡漢冷門太多了，其引南梁《輿地志》所載黟歙譙貴谷竟與武陵桃花源同構，推衍出“桃花源”概爲“桃花洞”，此類漢人潤蠻洞的歷史記憶顯然正是在這種蠻漢交流的時代背景下產生的。然唐師長孺讀「桃花源記旁證」質疑（《拾遺》）一文，早已發此覆，私以爲論證更爲綿密，識見更爲精深。盛名久著，豎排繁體，披閱者鮮🤣 九、十兩章也可以看看吧，然於稍涉日本古代史者而言，也是略嫌平泛。不過中華的崩潰與擴大，這個主題還是很有魅力的。

👨川本芳昭，生於1950年，畢業於九州大學文學部，現任九州大學大學院人文科學研究院教授，與叢書第一卷《從神話到歷史》的作者宮本一夫是同事。他的研究方向包括東亞古代、中世紀的民族問題、國際交流、政治史等，在中國史這一塊，主攻漢唐之間的魏晉南北朝史。代表作有《魏晉南北朝時代的民族問題》《北朝國家論》《中國史中的諸民族》《東亞古代的諸民族與國家》等。 🚩介紹一個記住十六國的小竅門：“五涼、四燕、三秦、二趙、一成、一夏”， 五涼指前涼、後涼、南涼、西涼、北涼，這都是在西北涼州一帶建立的政權，哪個民族的都有； 四燕指前燕、後燕、南燕、北燕，都是鮮卑族慕容氏的政權，也就是金庸《天龍八部》裏那個慕容氏； 三秦指前秦、後秦、西秦，其中前秦是十六國中最強大的，一度統一北方，後秦西秦是從前秦裏分裂出來的； 二趙指前趙、後趙，就是前趙終結了西晉； 一成指成漢，氐族在今天四川一帶建立的政權； 一夏指夏國，也叫胡夏，由匈奴人赫連勃勃建立，在今天的寧夏一代。 🇺🇳 本書的核心：中華的崩潰與擴大——在魏晉南北朝，中國是怎樣陷入分裂乃至崩潰，又是如何在這個基礎上完成了重建。 😡“崩潰”的原因： 1⃣️在於豪族社會結構裏 豪族起源於漢朝，在西漢，它的勢力一般侷限於縣裏，到東漢，則擴大到郡，就是市一級。當豪族的子弟步入仕途，掌握權柄，其勢力就像滾雪球一樣越滾越大，最終，豪族基本壟斷了官僚系統，成爲了東漢王朝的支配者。像東漢的外戚，基本上都來自地方豪族。 三國時代，豪族經歷了戰爭的洗牌，不過整體勢力並未衰減。曹丕建立魏國之後，陳羣獻上了九品官人法，豪族紛紛把子弟塞入朝堂，鞏固本家族在政界的勢力。作爲豪族的代表，司馬氏掌權獲得了豪族勢力的支持，所以他們執政之後，魏晉政權就變成了豪族的代言人。所以。晉朝政權的實質就是豪族政權，無論西晉、東晉，都是如此。 西晉開始，這種強枝弱乾的權力結構，是魏晉南北朝衆多大小政權都不太長命的主要原因，而當政權喪失了最起碼的持續性和穩定性，皇權不再神聖，那麼誰來維持社會秩序和認同呢？這個任務，便落到豪族頭上。說白了，對地方而言，誰當皇帝不重要，重要的是主宰這個地方的豪族屹立不倒。所以，豪族這樣一個集團或者階層的存在，對具體的政權的號召力，是起分流作用的，豪族的做大，中央政權的控制力就減弱，這個毛病，可以說是西晉以來各個政權的通病。不過，反過來說，豪族在皇權不強盛的時候，起到了凝聚中國、傳承中華文化的作用，這也使得中國沒有在長期的分裂和戰亂中滅亡，所以說，魏晉南北朝，豪族的正面作用要大於副作用。 2⃣️全球氣候紊亂 當時的全球氣候系統都處在紊亂狀態，生活在亞歐大陸北部的遊牧民族，經常遭遇極端天氣，不得不舉族向南遷徙，這種情況在同時代的中國和歐洲都發生了。 少數民族統治北方，從十六國到北朝，長達兩百多年。他們面臨的最大問題是，如何處理與漢族及其文化的關係；留守北方的漢族也是一樣，他們最棘手的問題，則在如何處理與異族統治者的關係。 😄“擴大”是如何進行的 大體而言，這些少數民族政權對漢族，無非兩種態度：接受，或者排斥。書中指出，但凡有見識、有作爲的少數民族領袖，幾乎都主張善待漢族、傾向漢化。不妨說，對五胡的領袖而言，對待漢族與漢化的態度，決定了他們的歷史位置。 五胡對中原的入侵，導致了中華的崩潰，然而等到五胡佔領中原，走向漢化，胡漢混雜、融合，則重新鑄就了一種中華意識。 歷史學家有一個說法：不同的民族之間一旦結成了平等關係，就會煥發出無窮無盡的活力，國力就會增強，文化就會提高。如陳寅恪所言：“取塞外野蠻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頹廢之軀，舊染既除，新機重啓，擴大恢張，遂能別創空前之世局。”魏晉南北朝的胡漢合流，中華這個概念的重建與擴大，促成了中國古代最強盛的王朝：隋唐帝國。

認真的閱讀過這本書後，想到了著名的思想實驗“忒修斯之船”。公元1世紀普魯塔克提出一個問題：如果忒修斯的船上的木頭被逐漸替換，直到所有的木頭都不是原來的木頭，那這艘船還是原來的那艘船嗎？哲學家托馬斯·霍布斯後來對此進行了延伸，如果用特修斯之船上取下來的老部件來重新建造一艘新的船，那麼兩艘船中哪艘纔是真正的特修斯之船？ 田餘慶先生在《東晉門閥制度》當中對於異族入侵後，隨着逐漸漢化，中原文明正朔也逐漸發生轉移的論述邏輯，非常接近“忒修斯之船”，我們可以從延續性、同一性、形式感幾個角度來確認，這條船雖然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但依然是忒修斯的那條船。 那麼進而對川本先生在本書中的研究進行思考，川本先生提出“古代日本在導入中國政治思想的同時，在自身內部亦構造出一個以自我爲中心的“中華”世界，形成了中國式的中華意識。””五胡、北朝、隋唐與古代日本可以說是具有以下共同側面的國家羣：它們都是以秦漢帝國爲母胎，以接受其冊封的形式在魏晉南朝的體系中成長，並在突破這一體系的過程中逐漸崛起。“川本先生在書中將隋唐與日本等周邊逐步形成“中華意識”的國家並列起來。將這一結論帶入“忒修斯之船”中，我們就可以看出，我們可以從延續性、同一性、形式感幾方面進行分析得出結論，隋唐依然是忒修斯之船，而日本等國家，哪怕造出完全一模一樣的船，也只能稱其爲仿製。用這個思想實驗，能夠非常好的反駁川本提出的這一學術觀點。 雖然不同意川本先生的觀點，但這本書還是頗值得一讀，日本學者對於漢學的研究，自有獨到之處，對於史料的使用與分析，不拘泥於中國傳統史學觀點，讀後頗有收穫。 有兩個小知識點記錄如下： “蜀”含貶義，只是時間慢慢消磨掉了這層貶義。首次意識到這個問題。 鮮卑慕容部所建立的前燕政權的始祖慕容廆曾想招攬出身漢族名望世家的高瞻到自己胡族政權中爲官，遭到拒絕，他不由感嘆道：“奈何以華夷之異，有懷介然。且大禹出於西羌，文王生於東夷，但問志略如何耳。”能說出這樣的話來，反正我是把他當成中國人了。

一、五胡十六國時代胡漢之間衝突與合作。 1.西晉末年朝廷內亂，北方少數民族趁機襲取中原，也就是歷史上常說的“五胡亂華”。隨後五胡、以及部分漢人先後在中國北方和四川地區建立起多個政權，歷史上選取其中十六個國家，代表這個紛亂的時代。 而其中真正左右歷史走向的是“四燕、三秦、二趙”這九個政權。而這九個政權又可以大致分成兩個集團。其中，以秦爲國號的政權，勢力範圍主要在今天的陝西關中地區。而以燕、趙爲國號的政權，則主要掌握着函谷關以東的地區，再算上此時偏安江南的東晉，這一時期的中國也可以說是一個“新三國”時代。 2.與之前的三國時期不同的是，此時的北方主要由北方遊牧民族統治，而這也是北方遊牧民族，第一次掌握中原地區的統治權。所以，一開始無論是胡人還是漢人，都對這個全新的局面顯得有些不知所措。 先說漢人，漢人在武力上不如胡人，所以非常畏懼胡人的軍事實力，但同時漢人又自認爲在文化上高出胡人一籌，所以總是懷着“夷夏只別”的心態看不起胡人，不信任胡人統治者。在這種心態的驅使下，但凡胡漢雙方出現對立，彼此總會把問題歸結到族羣矛盾上，進而演變成戰爭，乃至屠殺。中華大地的政治也在這種變亂中趨向崩潰。再說胡人，胡人在軍事領域佔據着絕對的優勢，因此在面對漢人的不馴服時，他們往往喜歡採取暴力手段，殘酷鎮壓。 而另一方面，這是胡人統治者是第一次入主中原，所以他們在心理上也並沒有真正將自己當成這片土地的主人。比如，後秦開國皇帝姚萇，是五胡之一的羌人，或許因爲他的祖父和父親都曾在漢人王朝裏擔任過高官，所以他潛意識地認爲，胡人當天子沒有先例，由漢人作天子的東晉王朝纔是天下正統，所以姚萇在世時還曾教誨自己的女兒們，等到他死後就回歸東晉。 3.也正是這種反覆而又微妙的心態，使得胡漢開始嘗試用合作取代殺伐，但是由於這是一次前無古人的嘗試，所以初期的牽頭人明顯有些得不得要領。比如，氐族出身的前秦皇帝苻堅與漢人的合作，就有些矯枉過正。統一北方之後，苻堅儼然已經將自己當做了天下共主，所以他對臣服於自己的漢人、鮮卑人等外族人都絕對的信任，甚至爲了他們不惜打壓本民族的利益。 可是，當時的前秦，無論漢人也好，鮮卑人也罷，纔剛臣服於苻堅，忠誠度顯然很有限，而本家的氐族又對他親疏不分的行爲非常不滿，前秦帝國的根基由此動搖。後來，苻堅舉兵南下，進攻東晉。進軍途中，只不過是受到了輕微的挫敗，就立刻軍心渙散，將士潰逃。原本臣服於苻堅的鮮卑貴族也聞風而動，重新立國，甚至舉兵進犯前秦。自此北方再度陷入混亂。中國也失去了一次重新統一的機會。 二、南北朝時代的民族大融合 1.秦漢以來，中國的政治中心與經濟中心都在北方，而南方的長江流域則長期被視爲“化外之地”。西晉末年，北方黃河流域陷入了連綿不絕的大混戰，大批北方豪族爲了躲避戰亂，開始向淮河流域和長江流域遷徙，史稱“衣冠南渡”。 北方豪族的到來，也將北方先進的文化和生產技術帶到了南方。原本生活在長江流域的少數民族，因爲受限於破碎的地形，發展程度大多處在部落階段，不具備對抗漢人移民的組織能力。所以很快在漢人發達的經濟和先進的文化面前敗下陣來，開始漢化。 2.北方的民族融合可以分爲兩個階段，一是胡人漢化階段，二是漢人胡化階段。五胡十六國末期，北魏王朝異軍突起，終結混戰，統一了北方。北魏有過硬的軍事鎮壓能力，但相比北魏本家的鮮卑人，漢人的人口基數實在過於龐大了，這就使得北魏王朝的民衆基礎很薄弱，迫切的需要取得漢人的支持，鞏固國家根本。 此時沒有南渡的漢人豪族也意識到，想要把胡人重新趕出中原已經不太可能。嘗試與胡人合作，將胡人同化到中華文化體系當中或許纔是更好的出路。由此胡漢雙方都開始了新一輪的政治探索。 率先付諸行動的是漢人政治家崔浩。爲了儘快消除胡漢分立的局面，崔浩向北魏太武帝拓跋燾提出了“姓族分定”改革。藉此在一定程度上阻塞胡漢雙方的內部通婚，逼迫他們與同等級姓氏的異族通婚，加速胡漢雙方的民族融合。 不過，這套安排遭遇了強烈的抵制，崔浩的改革也因此被迫中止。隨後崔浩本人也遭到了鮮卑貴族的打擊報復，含恨而終。 3.後來太武帝拓跋燾的孫子北魏孝文帝拓跋宏繼位。繼續發動漢化改革，他在整個鮮卑統治集團內部推廣漢姓、漢服和漢話。同時，孝文帝再次啓動了崔浩“姓族分定”的改革思路，將鮮卑人納入到了漢人的門閥系統內，推動胡漢通婚。此時，有了崔浩的第一次改革墊底，又經過了三代皇帝的時間，胡漢矛盾已經更加平緩，所以這一次改革進行的頗爲順利。北魏王朝也如願在漢人豪族中獲得了更爲廣泛的支持。 4.但是作者指出，孝文帝的這輪漢化改革仍是不徹底的，胡漢雙方也並不完全滿意，隨着這種不滿的爆發，甚至間接導致了北魏王朝的滅亡。一位孝文帝的漢化改革，仍然沒有觸及到胡漢分立的根本問題——漢人不能掌握軍事大權。站在漢人的立場來看，鮮卑統治者只是看起來像漢人了，可還是拒絕將軍事大權交給漢人。如此一來，漢人依然覺得自己不是國家的真正主人，對鮮卑統治者的忠誠度不可能加滿。一旦鮮卑人對漢化不滿，起兵叛亂，漢人沒有兵權，也只能兩手一攤，幫不上皇帝任何忙。 公元523年，鎮守北方邊境的邊軍爆發了叛亂，北魏分裂，隨後鮮卑族出身的軍閥宇文泰，挾天子以令諸侯，割據西北。 5宇文泰雖然大權在握，卻面對着嚴峻的政治考驗——兵力不足。爲了補充兵員，鞏固政權，宇文泰採取了一套與北魏孝文帝完全相反的改革手段——反漢化改革。 宇文泰不再將鮮卑人當做改革對象，而是將改革目標放在了漢人貴族集團上。他實施了對漢人貴族的“鮮卑化”，要求漢人貴族把漢姓改成鮮卑姓，而後宇文泰又將這些願意“鮮卑化”漢人正式納入原本以鮮卑、匈奴等胡人爲主體的軍事體系當中，這一做法改善了宇文泰手中兵源不足的問題，大大緩解了鄰國的軍事壓力。 而宇文泰的改革方式，站在鮮卑人的立場來看，將漢人“鮮卑化”，大大滿足了他們作爲統治者的虛榮心；而對於漢人貴族而言，只要名義上做了鮮卑人，就能實實在在的掌握軍權，用虛名換實利，有什麼可反對的呢。一個得名，一個得實，雙方都覺得自己佔了便宜，這樣的制度顯然可以順利施行。至此，困擾北方政權一個多世紀的胡漢矛盾，終於得到了一個切實可行的解決方案。 後來支持宇文家族的“鮮卑化”漢人楊堅，見宇文氏後繼無人，便趁機取代宇文氏建立隋朝。這個隋朝最終統一中國，開啓了輝煌燦爛的隋唐時代。 三、中華概念的發展與擴大。 1.魏晉南北朝以來，黃河流域陷入了長期的戰亂動盪，爲了躲避戰亂，黃河流域的貴族豪強和普通民衆，紛紛舉家逃離黃河流域。他們當中，有的人向南方的長江流域遷移，就形成了我常說的“衣冠南渡”；而另一部分人，則選擇向東遷移，到達了今天的朝鮮半島和日本列島。而他們的到來，也在客觀上推動了中華文化在朝鮮和日本的生根發芽。 2.公元336年，前燕將領冬壽爲躲避戰亂，帶領手下的將士投奔了當時佔據中國東北地區以及朝鮮半島的高句麗政權。而他們的到來，也將中原王朝先進的國家統治經驗帶到了高句麗。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當時的中國人一直將高句麗視爲“東夷”，而高句麗在接受了中華文化之後，也將自己視爲“中華”，轉而將朝鮮半島南部，還沒有接觸到中華文化的新羅人貶低爲“東夷”。可見，這一時期，無論是中華文化，還是“中華”這個概念，都已經在朝鮮半島紮下了很深的根基。 3.其次受到中華文化影響的是日本列島。南北朝時期，日本列島曾先後有五代國君派遣使臣去南方的劉宋政權朝貢，並且獲得了劉宋的冊封。但值得注意的是，其中一位名字叫“武”的日本國君，雖然認同劉宋的正統地位，接受劉宋的冊封，但是他已經開始自稱天皇，並且在國內推廣“天下觀”的概念，還將自己定義天下的主人。 等到隋朝時期，日本派遣使臣拜見隋煬帝時，國書上居然寫得是“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在正統的“天下觀”中，天子只能有一個。但日本統治者，公然在國書上將自己與隋朝皇帝並稱爲天子，可見此時的日本統治者已經期望能以平等的地位與中國交往。 4.至此，我們就不得不重新審視一下，中華概念的擴大究竟意味着什麼。 作者指出，中國人在談到“天下”或“中華”時，往往會把他們當成一種空間概念，認爲它們指得是中華民族的生存空間。但在我們瞭解了“天下觀”和“中華”這些概念在朝鮮和日本的傳播後，我們會發現他們，不僅僅是一種空間概念，更是一種意識形態，而且是一種特別強調“一元化”的意識形態。在這種意識形態下，宗教信仰可以是多元的，思想流派可以是多元的，但是萬變不離其宗，所有有利益集團都必須服從天下代理人——天子的管理，這纔算是中華意識，這纔算是服從“天下觀”。而遊離於“天下圈”之外，拒絕服從天子的族羣就會遭到排斥，就會被視爲蠻夷。 朝鮮和日本在接受了“中華”概念之後，都有樣學樣，將自己視爲“中華”，而且也跟中國本土一樣，將暫時沒接觸到中華文化的地區貶爲蠻夷。比如，古代日本的實際統治者幕府將軍，其全稱就是“徵夷大將軍”，而這裏的“夷”指得是日本北海道地區的原住民，幕府將軍的統治合法性恰恰是建立在推廣中華文化，和推廣“天下觀”的基礎之上的。 所以，作者指出，中華概念的擴大和“天下觀”的推廣，並不意味着朝鮮與日本都將自己看做了中國的一部分，恰恰相反，中華概念的到來，讓朝鮮和日本都開始推動本國的政權體系走向成熟，甚至嘗試脫離中國臣屬的地位，與中國平等建交。

沒看這本書之前，我對三國兩晉南北朝這段歷史可謂知之甚少，但當我饒有興致地讀完後，又發現我的腦容量不足以容納這麼多細枝末節，丟三落四的，對自己不禁多了幾分質疑。 越來越搞不清我讀史是爲了什麼，以史爲鑑嗎？但事實上，讀史給我一種看的是別人故事，過的還是自己日子的感覺，要犯的錯一個都不會少，要走的彎路一米都不會少，並不會因爲我多讀了些歷史挫折就少一分，那我爲什麼要讀史？我也不知道，但我就愛讀。 每次讀到不同歷史人物的出場，他們那種因時而動，順勢而爲的能動性會讓我很激動。對於歷史而言，我們是旁觀者，知頭知尾，難免變得佛系，但對於歷史人物本身，他們是當局者，不知結局，所以他們走的每一步都是開創。我想，彼時的他們不就是此時的我們？ 剛開始讀史，讀出了四大皆空，現在讀史，讀出了積極面對人生，主動去開創。以後會讀出什麼，繼續讀吧。

本書把這段時期確定爲一個“漢民族與異民族、異文化之間的大對抗、大融合時期”，並揭舉了這樣的任務：自漢帝國以後，經過與諸多異族和異文化之間的對立和融合，漢族文化和文明發展演變至今日，運用這種民族形成的視角對魏晉南北朝時期進行分析梳理之後，進而對十六國北朝的胡漢民族、胡漢政治集團和胡漢文化的衝突融合，對相關的政治發展，提供了系統的論述…… 數十年前陳寅恪先生論唐史，曾有“取塞外野蠻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頹廢之軀，舊染既除，新機重啓，擴大恢張，遂能別創空前之世局”之說（《李唐氏族之推測後記》。其另一表述是“唐代以異族入主中原，以新興之精神，強健活潑之血脈，注入於久遠而陳腐之文化，故其結果燦爛輝煌”，吳宓轉述）

本書對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民族問題及民族融合過程心理演變的闡述是一大亮點，但是提及一些講解插曲方面，誤區甚多，顯然作者主攻政治契機帶來的民族融合問題，而並非中華歷史研究。這點，也需要明確說一下。

是對魏晉南北朝時期比較綜合全面的研究，對魏晉的形成發展演變，對五胡十六國的興亡、十六國時期的國際關係、佛教的普及、各民族的遷移與融合、政治、經濟、軍事等進行研究，同時還分析了這一時期對東亞諸國的影響，是一本簡潔詳細地展現這一時期全貌的優秀著作，當然書中有很多地方還是適合專業人士閱讀，大衆讀者可能會雲裏霧裏。

司馬氏結束了後漢三國時代的大動亂，一統中華！但晉的和平穩定太短暫了，內鬥，胡漢之爭不斷，門閥制度限制了各種人才的發展，讓社會失去了活力，社會的進步發展需要不斷更新的有效激勵制度，人盡其才，公平發展！中國是廣義的，不止有漢族，還有其他各民族，彪悍的遊牧民族戰勝了內鬥不斷的農耕民族，在政治上勝利了，在文化上被融化了，大動盪，大整合，胡漢融合造就了更有活力的中華文化，造就了更成熟的經濟政治文化制度！權利由貴族階級交到了讀書人的手裏了，科舉制度產生了，在探索試錯中發展！本書作者川本芳昭，從不同的角度審視思考那段歷史，國際化的眼光，大中華文化圈的定位！海納百川，有容乃大！

前面還行，思路清晰，結構完整，表達一般；雖然日式留白我不習慣，但尚能博箇中上評。直到作者分析孝文身世，就讓我特別無語了：真的熟讀中國史書的話，爲什麼要忽略文明和獻文的矛盾與衝突？都開始幻想孝文乃二人之子，還一副言之鑿鑿的模樣，非要摁死母子關係，實屬有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