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與帝國：明清時代

👨上田信，1957年出生於東京都。在東京大學獲得學士、碩士學位，現任立教大學文學部教授。 研究方向爲東亞生態環境史、中國社會史，在中國史領域主攻明清時代。主要著作包括《傳統中國》、《森林與綠色的中國史》、《老虎講述的中國史》等。 🌹1983-1985年間他曾留學南京大學，因此對中國懷有深厚感情：他是第一位將二戰時期日軍在中國進行細菌戰的重大史實載入教科書的學者；2001年，他作爲專家證人，到日本東京地方法院出庭，爲中國細菌戰受害者原告訴訟團作證。這麼有正義感的日本學者，寫出來的中國史，自然值得信賴。🌹 ———————————- 這本書叫“海與帝國”，由書名可以看出作者關注的主題，共計兩個關鍵詞，一是海洋，二是帝國。 不同於一般的明清史寫作，作者嘗試從海洋史的角度來寫這段歷史，比如，紅巾軍起義如何導致了元朝的崩潰？明朝推行海禁與清朝推行海禁有什麼區別？倭寇裏面爲什麼會有中國人？明清時代的中國到底是不是“停滯的帝國”？ 以對海洋的態度，與海洋的關係爲線索，本書以獨特的視角呈現了明、清兩大帝國的曲折與失落、光榮與夢想。 ⚠️需要注意的是，這本書涵蓋了明史的全部，至於清史，只寫到太平天國，如作者自述，他的起點是1351年劉福通所發動的紅巾軍起義，終點是1851年洪秀全所發動的金田起義，前後正好五百年。 —————————————— 以海洋爲觀測點，從明朝到清朝這五百年，被作者分作五個階段： 1⃣️第一階段，以元末江南地區起義軍領袖張士誠脫離元朝爲契機，東歐亞的海洋開始獨立於大陸，海域世界形成。 元朝建於1271年，亡於1368年，這個盛極一時、不可一世的大帝國，爲什麼只活了不到一百年呢？上田信指出，元朝有一個致命的弱點，它定都北京，當時叫大都，政治中心在北方，財政依賴於江南，經濟中心則在南方，這一南一北，如何打通，構成了元朝執政者的一大難題。 對大運河的改造不盡人意，元朝人把目光投向了海洋。元朝頭號名將伯顏是第一個嘗試者。1282年，他開發了一條航線，從長江下游的劉家港出發，在黃海沿岸航行，繞山東半島轉一圈，進入渤海，由此把江南的糧食運到了北京。但是這條路上淺灘過多，容易觸礁，於是稍加調整，從長江河口出發之後，直接駛往海面，經山東半島頭部的成山，進入渤海灣的劉公島。從此，海運成爲了元帝國的大動脈，自1289年開始，糧食全部由海上運輸，至1329年達到高峰，年運輸量約爲247000噸。 ⚠️記得有人指出，通過漕運，可以觀察一個朝代的興衰。那麼什麼是漕運呢，就是利用水道調運糧食的一種專業運輸，包括河運、水陸遞運和海運三種。不過一般談漕運，都是指河運，即用大運河來運輸糧食。清朝曾有漕運與海運之爭。其實早在元朝，爭論便已開始。爭論的背後，自然不只是觀念，更多屬於利益糾葛。書中寫道，海運派與漕運派互不相容，在朝廷內部各自結成黨派，如果裝載糧食的船隻遭遇颱風而沉沒，漕運派便會強調海運的危險性，當黃河氾濫，沖毀大運河的時候，海運派便會強調漕運的不穩定。 ❓爲什麼紅巾軍起義最終導致了元朝崩潰呢？這與起義的地點有關。潁州地處淮河中游，離大運河不遠，紅巾軍起義之後，在這一代急劇擴張，嚴重威脅到大運河的航程。此後不久，起義之火蔓延到徐州等地，這更不得了，徐州是大運河的要塞，一旦陷入戰爭，漕運則被阻斷了。江南的物資要運到北方，只能依賴海運。不幸的是，紅巾軍起義兩年之後，即1353年，張士誠在江蘇泰州發動起義，泰州是江南三角洲的出入口，不僅影響漕運，還影響海運。等到1359年，整個淮河流域完全脫離了元朝的統治，大運河的功能徹底停擺，海運也處於半廢狀態，北京陷入饑荒，氣數已盡，亡國只是時間問題。 🔒如果說元朝開闢了海洋時代，明朝初期，則反其道而行之，關閉了海洋的門戶，把帝國封閉起來。這背後最大的原因，在於執政者的政治心理。我們都知道“君主專制”這個說法，自君主制誕生以來，最專制的朝代，便是明朝。此前如漢朝、唐朝、宋朝，君主的權力都會受到一定製約，制衡者或者來自天道，或者來自豪族，或者來自士大夫。到了明朝，君主大權在握，予智予雄，外界的壓力被降至最低。這自然是朱元璋的得意手筆，他要打造一個密不透風的專制國家，海洋象徵着開放，與專制八字不合，所以必然被禁止。這就是海禁的由來。 🚢所謂海禁，不等於閉關鎖國，只是“禁止沿海居民私自出海”，禁止自由貿易，國家則把貿易權壟斷到自己手裏。由此來說明朝的朝貢政策。朝貢，就是以中國爲中心，外國前來朝拜，同時進行貿易，當然，政治上你認我爲大哥，經濟上我則讓利於你，這叫“厚往薄來”，乃是朱元璋一手製定的朝貢原則。朱元璋時代的朝貢國，包括朝鮮、日本、大、小琉球、安南（就是越南北部）、真臘（就是柬埔寨）、暹羅（就是泰國）、占城（就是越南南部）等十五個國家，大體覆蓋了東南亞。 2⃣️第二階段，從十四世紀中期到隆慶元年（1567年）解除海禁。這期間，以朝貢體系爲主流，自由貿易被禁止，倭寇由此橫行。 縱觀明朝，大多時期，都在實行海禁。與海禁對應的一個現象，則是倭寇，也就是日本海盜。 據其考證，早在元朝，倭寇的足跡便侵入中國山東半島，其隊伍當中，不乏中國的海民。這一模式，在明朝得到克隆。所以我們一定要弄清楚，倭寇不僅指日本人，其中中國人並不在少數，甚至充當了領袖角色，像王直、徐海等，都是倭寇的大頭目。王直成爲倭寇，極具代表性，他本是鹽商，後作海商，由於海禁，海商只能從事走私貿易，在明朝的重重圍剿之下，一些海商漸漸轉型爲海盜，與日本浪人結合，則成倭寇。這則有點“逼上梁山”的意思，用王直自己的話講，叫“國家驅盜”，就是國家逼我當倭寇，而非自願當倭寇。 正基於此，王直作爲倭寇，並非單純爲了利益，還擁有明確的政見。他一度控制了東南亞與中國、日本之間的交易，自稱徽王——他是徽州府歙縣人——對外宣稱這是一個獨立政權；他還向明朝政府喊話，要求解除海禁，使海上貿易合法化。1557年，對於抗倭領袖胡宗憲通商互市的承諾，他信之不疑，嚮明朝投降，兩年後被處死。由此來看，今人爲王直翻案，稱其爲自由貿易的先驅，不能說沒有道理。 3⃣️第三階段，1570年海禁解除以後產生了互市體系，以中國爲核心，圍繞日本與東南亞的交易開始活躍，爲海域世界出現獨立政權創造了可能性。 倭寇走向衰亡，沿海形勢漸漸緩和，明朝的執政者纔有意放開海禁，允許私人貿易。這在國史之上，叫“隆慶開海”，主要開放了兩條航線，一是從華南到越南、馬六甲的西洋航線，二是從中國經菲律賓到文萊的東洋航線。需要注意，基於對倭寇的深惡痛絕，與日本的貿易依然在禁止之列，所有出海船隻均不得前往日本，否則將處以“通倭”之罪。 對於這項政策，上田信稱之爲“互市體系”。他認爲，互市體系並不是對朝貢體系的否定，而是一種補充，“要把朝貢體制中原本有的那些交易活動從禮制體系中獨立出來，如此就可以滿足迫切希望與中國進行交易的海外各種勢力，奪取像倭寇這種武裝勢力的經濟基礎，同時也會滿足那些在福建等地參與走私貿易的地方上有權勢的人，還會使明朝這個需要靠白銀來經營的國家的海關稅收得以保障。”進入十八世紀以後，互市體系發展成覆蓋整個東歐亞的交易體系，不僅在海上，在內陸，明朝與蒙古人之間的交易，一般稱作“馬市”，其實質也是互市。 4⃣️第四階段，始於鄭成功政權瓦解、遷界令被取消的1680年代。海域世界的獨立活動不復再現，海洋受控於陸地政權的管理。 清朝的制度，之於明朝，繼承的地方多，揚棄的地方少，明清並稱，不是偶然。 清朝開國初年，內有三藩未平，外有活躍在東南沿海的鄭成功政權的威脅。爲了對付鄭成功，1656年，清政府頒佈了禁海令，嚴禁商民船隻私自入海用大陸的產品、貨物進行海上貿易，違禁者，不論官民，一律正法，貨物充公。1661年，清政府更進一步，頒佈了臭名昭著的遷界令，又叫遷海令。什麼叫遷界令呢？就是把南至廣東、福建，北至山東、河北，沿海三十到五十里以內的居民，全部遷往內地，同時，沿海的船隻、房屋、土地等全部焚燬或廢棄，越界者不論遠近，立斬不赦。這簡直可稱之爲焦土政策，目的在於製造無人區。 廢除遷界令的第二年，康熙皇帝頒佈了展界令，允許民間進行海外貿易。不過，經此一劫，海域世界的原有勢力已經消失了，其管理權完全落入陸地政權手中。寫到這裏，上田信不由長嘆一聲：“存續了400年曆史的東歐亞海域世界終於迎來了它的末日。” 此後一百五十年間，清朝雖然在閉關鎖國，不過有些領域還是在享受海洋時代的遺產。譬如農作物的普及，我們都知道，明朝中葉，玉米、紅薯等便從美洲傳入中國，它們的普及卻是一個漫長的過程：玉米進入浙江、甘肅、陝西等地，發生在明朝萬曆年間，進入湖北、湖南、江西、四川等地，則在康熙年間，進入安徽，已經遲至18世紀中葉的雍正年間；紅薯的普及比玉米還晚，在湖北、湖南、山東、山西、安徽等種植開來，要等到乾隆年間。還有菸草，傳入中國，在17世紀初，18世紀以後，纔在福建、廣東等山區廣泛種植，這都是大清的故事。 5⃣️第五階段，即鴉片戰爭以後，歐美的船隻往來於東歐亞海面，東歐亞的海域逐漸佔據環球一角。 說到馬戛爾尼使華，不妨引用一下法國學者阿蘭·佩雷菲特的名著《停滯的帝國：兩個世界的撞擊》。書中認爲，這次英國人的出使，意味着“世界最強大的國家”遭遇“天下唯一的文明國家”，“傳統社會”遭遇“現代社會”。上田信引用了“停滯的帝國”這一說法，不過對此他持質疑態度。他站在海洋史的視角，闡述了五百年中國史的曲折進程，判定中國社會絕非停滯不前，二十世紀之前的中國，從外殼上看，的確數百年如一日，社會內部卻逐步發生蛻變，暗流洶湧，只待爆發。 ————————————- 這本書不同於一般的明清歷史書，它以海洋的視角，講述從元末到清末的歷史，並試圖通過海洋，來找出中國元明清三代興亡成敗的祕密——漕運與海運，以及背後的利益集團之爭，迫使元朝發動大量民力疏浚黃河，直接導致紅巾軍起義，最終元朝被推翻； 朱元璋的海禁政策，把貿易權牢牢控制在國家手裏，所以雖然明朝初期擁有世界上最強的航海能力，但以尋求朝貢國爲目的的航行，沒有讓中國成爲海權國家，當航海的巨大耗資導致入不敷出之後，輝煌的航海成就被廢棄； 海禁的擠壓下，一些海商轉型爲海盜，並且和日本浪人合流，形成了長期困擾明朝的倭寇； 清代的遷海令，使中國的民間資本錯過了大航海時代最後的機遇，海洋陸地政權控制，中國因而落後，終於被海上來的西方列強打敗，中國歷史進入了近代史。

紙質版斷斷續續讀了8天終於讀完了，應該是講談社這個系列裏我最喜歡的一本。從歐亞大陸和海洋上各國互動的宏大視角出發去考察接續了元代的明清時期，對明代移民（大槐樹、雲南移民等）、漕運和清代人口增長都有之前沒看過的視角。並且原來早在鴉片戰爭前，中國的海上貿易就十分活躍了，除了漕運糧食之外還有和日本、英國等各國的海上貿易互動。這些是很難在歷史教科書上看到的。 此外，作者曾爲731的中國受害者出庭作證的氣節也令人感動。

在《海與帝國：明清時代》中，海洋不再是帝國輝煌的點綴，而是一面冰冷而誠實的鏡子，映照出一個龐大文明在歷史十字路口的猶豫、退縮與內在裂痕。 明清兩代的根本困境在於：帝國本質上是一個陸生動物，卻被推向了海洋時代。 鄭和的寶船並非開拓的先聲，而是陸權秩序一次奢侈的外展。當朝廷的視線從浩渺波濤轉回廣袤農田，那道“片板不許下海”的禁令，不只是閉關，更是一種深刻的路徑依賴——它選擇用熟悉的、內向的陸地治理邏輯，去應對陌生的、外向的海洋挑戰。 於是，一個撕裂的景象出現了：民間帆影點點，拼命擠向已漸成型的全球化貿易網絡，追逐着白銀與貨流；而帝國廟堂之上，卻將海洋視爲需要防範的邊患與擾動稅源的麻煩。國家力量從海洋的主動抽離，並未阻止洶湧的暗流，反而將巨大能量讓渡給了海盜、走私商團與西方東來的冒險家。 這本書最深刻的啓示正在於此：帝國的崩塌，未必源於刀兵的直接入侵，而可能始於認知的僵化與選擇的錯誤。 列強以艦炮叩關時，他們挑戰的不只是中國的邊防，更是一個在海洋議題上自我放逐了數百年的陸權思維體系。明清錯過了與海洋彼此塑造的歷史窗口，最終，海洋成爲它最陌生、也最致命的威脅方向。海的廣闊，最終丈量出的，是帝國視野的邊界。

讀明清史的時候，總不能做得心平氣和，因爲太近了的緣故吧，恍如前世，而這之前的歷史，似乎都可以隔岸觀火，那些鄙視欺負過我們的人，畢竟沒有熬過我們。但前世就不同了，怎麼也逃脫不掉和今生的因果。然而作者又是另一種意義上的"隔岸觀火"，甚至是"管中窺豹"，作者主要是從商貿視角來"窺"這個尾大不掉之國，侃侃而談，如圍爐夜話，正好是我們的所謂正統歷史書的補充。我自己是內陸人，生於長江之濱，很年長的時候才"順流而東行，至於北海，東面而視，不見水端。於是焉始旋其面目，望洋向若而嘆"。當初選"秋水"做名字，正是這個意思。不知道什麼時候也能″乘桴浮於海"了。

從貿易的角度去解讀國家的變遷或者更替，制度，社會風俗等，蠻新穎的。作者在貨幣與糧食裏對於白銀，銅錢在國際貿易中的作用以及對糧食的影響的描述有趣。清朝皇帝就關注糧食能不能穩定，關係到統治地位。各種義倉低買高抑，維持大部分人的生活穩定。一個國家或者社會，本來就是各種利益團體在互相博弈，在博弈中產生秩序，當博弈的蛋糕失衡，就會有一方出來挑戰秩序破壞秩序。只要有利益的地方就有人。

本書選擇了以“海”作爲一個新穎的角度，把敘述範圍設定爲14至19世紀，從“大海”這個舞臺逐步展開了自蒙古帝國以來的東歐亞近代歷史。作者着眼於帝國與海的關係，這讓我們可以不斷去關注通過海洋貿易與中國連接起來的日本、東南亞、歐洲的同時代性……白銀、生絲、蘇木、鴉片等大大改寫中國歷史的這些物產，通過這五百年之間的四種交易體制（戰爭、互酬、納貢、政府統一再分配），映射了中國歷史的分合階段與王朝更替。由此作者得出了明清這兩個王朝不是傳統的中華帝國，而是在蒙古帝國開拓的歐亞世界這一空間中誕生的世界帝國的觀點，對此我深表同意……

本書是這套書中的上乘之作，作者觀點鮮明服人，許多論斷都相當有道理！從貨幣貿易體系去解讀明清王朝！明清時代無論從經濟文化生活各個方面都大有提升，世界性的大國，朝貢體系不是別人依附你，而是給大家提供一個互相交流的平臺！元朝試圖白銀爲軸，建立一個囊括歐亞的世界貿易體系，但此體系不是以白銀的存儲量爲基礎，而是以增加流通爲基礎，一個環節出錯，步步出錯！明朝建立銅錢交易體系，世界性較差！到清朝建立了地方之間用白銀交易，地方之內用銅錢交易的貨幣體系，銅錢不外流！由於茶葉，絲綢，瓷器等物品的出口，賺取了大量白銀，成爲“白銀的墳場”。工業革命改變了一切，東方不亮，西方亮了！落後就要捱打！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每個人都有自己的世界，並且每個人的世界都是各不相同的！本書比較客觀，作者上田信，值得一讀！

23 《海與帝國：明清時代》，220430-0503，4天，531分鐘，471個筆記 《講談社·中國的歷史（套裝全十卷）》的第九本（卷），講的是明清兩代五百多年的海洋帝國史。 講談社系列讀至尾聲，明顯感覺日本學人對中國史的嚴謹態度。中國自古以來的歷史觀是中華正統，在日本人眼中，則是大中華爲核心的東亞史及歐亞史，這就別開生面了，算是本書的特點之一，也是講談社系列書籍的共同特點。 本書書名是《海與帝國：明清時代》，這是特色二。自元朝開始，中國疆域開始拓展至中亞和歐洲，實現了真正的“世界化”，該觀點在前書《疾馳的草原征服者：遼·西夏·金·元》有詳細說明。到了明清，開始以新視角來講述兩朝五百多年的歷史。簡言之，中國曆經自西周起的農耕時代，到北魏開始遊牧時代，以及起於元代，興於明清的航海時代。 不管是中國學者，還是美國學者，研究內容主要還是政權正統，輔以政治、文化、宗教、科技，來還原歷史。本書旗幟鮮明地從“交易”的視角來解讀兩個朝代，不管這個交易的內容是具體的貿易，是朝貢，還是戰爭掠奪，都明顯區別於同類書籍，確實提供了另類的視角。相比帝王和權臣，本書也講了兩朝時期的商人，這些人都離不開海上貿易。這也是書名的一種體現。 作者對歷代中國政權的更替有自己的獨特的理解，按交易體制分爲三個階段，他管這個模式叫“聚散離合”。 第一個循環是公元前11世紀到公元1世紀東亞世界的西周（合）-春秋（散）-戰國（離）-秦漢（聚）； 第二個循環是公元1世紀到8世紀中東亞世界的西漢（合）-三國/晉（散）-南北朝（離）-隋唐（聚）； 第三個循環是公元8世紀到13世紀東亞世界的唐末（合）-五代（散）-宋（離），以及歐亞世界的元/明/清（聚）； 作者對海洋帝國“交易機制”的解讀讓我想起《中華的崩潰與擴大：魏晉南北朝》中提到的中國製度史觀。該書中還開創性地展示了一種全新的中國歷史觀——區別於經濟和文化的第三種，制度中國史觀。 三種中國歷史觀主要是： 1）經濟史觀，郭沫若提出的按“五種生產方式”（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劃分的中國歷史觀； 2）文化史觀，以內藤湖南爲首的日本京都學派按上古（上古至東漢中期）、中古（東漢中至唐中）和近世（唐宋之後）“三段論”劃分的中國歷史觀； 3）制度史觀，兼容“全球化”和“中國歷史特性”的全歷史觀，比如田餘慶提出的描述魏晉南北朝的“常態-變態-迴歸”概念，就極具中國史發展特性。 與《疾馳的草原征服者：遼·西夏·金·元》對遊牧部落各政權及其創建者重點描寫不同，本書講了一些小人物，主要是商人和海盜，這是我最喜歡的部分。從明初沈萬三到七下西洋的鄭和，到熟讀《鹽鐵論》的早期徽商人物黃崇德，到明中期橫行海域的王直，再到明末清初的鄭芝龍、鄭成功，所有的歷史，都在這些小人物身上留下注腳。 鹽鐵自古是中華政權的關鍵命脈，這些小人物多少都跟鹽務有直接或間接的關係。自元朝起，各地鹽業相繼發展起來，我的老家就有偌大的鹽池，20年前我們也是“鹽化”子弟，對鹽的感覺自然更加特殊。 除了鹽鐵根基之外，可用於貿易的主要有白銀（銀）、絲綢（帛）、瓷器（瓷）、茶葉（茶）🍵等物品，其中銀帛的貿易可上溯至漢朝，瓷茶則在宋朝之後。元時期的中國，可是算得上世界級的國家，隨後的明清，輸出同時也引入更多外來文化和農作物，如：基督教、胡椒等。 海洋帝國，讓中國與世界聯繫更加緊密，也讓中國更早進入近代社會，500多年的明清兩朝再一次爲中國正名。（內容摘自公號《紅鹽》） 想了解更多內容，推薦看原書📚 海運五百年：明清時代 https://mp.weixin.qq.com/s/FnMMvToVkLFarfE7-hhFZQ

《海與帝國》以海洋、貿易、白銀流通重新審視元至鴉片戰爭五百年曆史，將中國置於東歐亞海域網絡之中觀察，極具啓發。 但其以海洋交易爲核心主線，對陸地軍政衝突有所弱化，與國內唯物史觀有很多衝突，簡體翻譯亦存瑕疵。閱讀時宜把書中理論當作分析工具，不能直接等同於史實，需結合內陸視角的史料相互參照。

這本書視角新穎而立體。從國際貿易視角、產業發展視角、貨幣視角、海權與陸權視角輔以政治體制視角（皇帝即位制度）、人口視角、宗教文化視角（蒙古大汗與西藏高僧）梳理了元末到清鴉片的中國史。相較於國內專注於政治體制和文化的角度，本書更立足於經濟和政治經濟學，通過多元學科對歷史進行解構，讓讀者能夠從不同剖面去重新回顧這段悠久的歷史。 但從知識豐富性、學術性和語言方面看其實本書可以打五星。四星原因在於書的部分前後略有矛盾比如前文剛論證完人口增長導致新作物栽培後文又說新作物推廣利於人口增長。又如朱元璋試圖排斥繼承元朝的世界性帝國所以採取實物收稅，沒有考慮朱元璋出身和經歷。事實上朱元璋統一中國建立政權後一直把元朝當作正統前朝，自己是繼承元朝而行天命。 另外，作者在元朝歷史中對於元朝構建世界貿易體系的說法未能說服我。有元一朝，更多的還是發揮遊牧民族特性，不斷擴張和劫掠。包括對都城的設計要包括牧場這種構思與行爲說明元朝統治者僅僅部分吸收了農耕文明。在這種情況下元朝如果有強大的主動構建國際貿易體系的傾向幾乎是不可能的。更可能的是受到了宋朝的一定影響，在不自覺情況下促成了這一體系的形成，也沒有精心去維護。如果元朝能理解和主動構造國際貿易體系，那麼它的崩壞也不會如此之快，也不會採取血腥的征服手段。 最後，作者雖然是日本人，但漢語很不錯。而且書中能體現出作爲一位學者的謙卑，如“本書以爲……”。此外本書還將一些有爭議和有猜想的結論一併附上，並標註是爭議和猜想的結論，這讓讀者能更全面的瞭解歷史的細節。本書結尾的名詞解釋和參考文獻的註釋也很有意思，看完後可以更好理解本書而且這種做法在同類別書中我第一次見，作者用心程度可見一斑。 總結就是對中國古代或明清歷史感興趣的讀者強烈推薦。甚至可以說是一個必讀書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