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明理學概述

硬着頭皮讀完，沒讀明白。但是我對這幫搞理學的儒林中人的感覺難以置信。 他們整天說心性、理氣，搞什麼“格物致知”“天人合一”，又是太極又是無極，又是靜坐又是察識。還有什麼誠意正心、窮理盡性……連喜怒哀樂“發沒發”都要分個“中”與“和”。說什麼存天理滅人慾，結果這個天理到底是什麼他們也沒說明白，到是把人慾要掐死在唸起之前。 偷人家佛禪的東西還死不認賬。 他們崇禮教，他們立牌坊，他們裹小腳，他們統一教材，他們寫八股。 二程，朱陸，陽明各幫各派爭來爭去，吵吵嚷嚷，他們吵什麼呀？真的跟裹腳布一樣，又臭又長。 我似乎明白了爲什麼裹小腳，立牌坊，統一全國科舉教材，寫八股都是他們乾的

“格物致知”與“致良知”——內外之爭 朱熹的“即物窮理”：主張通過接觸、觀察、研究具體事物（“格物”），探究其中蘊含的“理”（規律、法則、道德原理）。這是一個積累、歸納、由外而內的過程。格物致知嵌入每一箇中國人的思維方式與生活實踐中，在個人成長、教育學習、道德判斷、職業發展乃至社會治理的方方面面都受到影響。 我們上學通過大量刷題、反覆練習、總結錯題（格具體事物之理），逐步掌握知識點和解題規律（窮理），最終形成系統的知識體系和解題能力，豁然貫通。強調“書山有路勤爲徑”。反覆練習基本功（格物），理解原理（窮理），最終熟能生巧，掌握精髓（致知）。 在道德實踐與修養方面，通過外在規範，學習法律條文、社會規範、禮儀準則（格外在之理），理解其背後的道理（如維護秩序、保障公平），從而自覺遵守（致知於行）。強調“知法守法”、“克己復禮”。比如：新人入職，先學習公司規章制度、崗位職責、操作流程（格物窮理），理解其必要性和意義，內化爲職業素養和行爲習慣。強調“勤能補拙”、“水滴石穿”。 通過窮盡萬物之理，最終豁然貫通，體認到宇宙萬物共通的、內在的、至高的“天理”，並將此天理內化爲自身的道德意識（“致知”）。強調‌客觀性‌與‌普遍性‌。認爲“理”是客觀存在的，不依賴於人心；認識是一個由具體到抽象、由特殊到普遍、由外而內的‌漸進積累‌過程。體現了對客觀世界及其規律的尊重。 王陽明的“致良知”：認爲“心外無物，心外無理”，最高的“理”和判斷是非的“良知”本就存在於人心之中。認識的關鍵不是向外探求，而是向內“發明本心”，祛除私慾遮蔽，將內在的良知推廣到日用倫常之中。他著名的“巖中花樹”之喻，生動說明了“心”對意義世界的主導作用。 比如教育中老師不直接灌輸答案，而是通過提問、引導、創設情境，激發學生內在的好奇心和思考能力（發明本心），讓學生自己領悟道理和發現答案（致良知）。強調“悟性”和“興趣是最好的老師”。 藝術家不總是依賴大量寫生或技法訓練（雖然基礎重要），有時更依賴於內心的感悟、情感的湧動和瞬間的靈感（本心/良知的呈現），創作出打動人心的作品（致良知於行）。 在面對沒有明確規則可循的難題時、如家庭矛盾、朋友義氣與原則衝突，不機械套用書本道理，而是靜心自省，追問內心最真實、最符合道義的感受和判斷（致良知），然後行動。與人交往，不是機械遵循客套禮儀，而是發自內心地尊重、體諒、關愛對方（良知之真誠），言行自然流露知行合一。 人生經歷重大事件、挫折或受到強烈觸動後，突然看清了生活的本質或自身的侷限（良知覺醒），決心徹底改變生活方式或追求（如放下執念、追求真正熱愛的事業 - 致良知於行）。強調“一念翻轉”、“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此佛指覺悟）。不是僅靠學習心理學知識（格物），而是通過內觀、冥想、接納，直面內心的恐懼或執念（拂拭心鏡），認識到其虛妄，恢復內心的平靜與力量（良知本體顯現）。 最理想的狀態是二者的統一：以內在的良知、道德方向感和價值判斷爲指引去“格物”，去探索世界，在“格物”實踐和認知的過程中不斷印證、修正和擴充“良知”，最終達到“知行合一”的境界——認知與實踐、外在與內在、理性與直覺的和諧統一。王陽明強調的“事上磨練”，正是將“致良知”落實到具體的“格物”（處理事務）之中，體現了這種融合的努力。

王德峯說，要理解儒家思想，不能用理性分析的方式，而要用感性的方式去體會。這話放在儒學的幼年期也許是對的，但從儒學兩千年的發展觀之則失之片面。 從宋明理學的發展，我們分明看到，當時的儒家是如何從佛家的形而上學中吸取營養，圍繞道德形而上建立起自己的本體論、認識論體系的，這和古希臘哲學的發展如出一轍，都是從前哲學時代直覺感知的樸素思想進化到邏輯理性的理論架構，這樣的趨同進化在人類文明史上屢見不鮮。事實說明，沒有什麼特色哲學，人類的哲學無論從發展路徑還是內在結構上都是相通的。如果硬要說到差別，恐怕只能是在哲學的廣度上，儒學始終沒能走出道德倫理學的框框，而中國的其他哲學流派又過早被中央集權的統治者扼殺，導致中國社會長期缺乏探索自然的興趣，實在令人唏噓。

本書帶你回到那個思想激盪的時代，看懂宋明儒家如何在佛道的挑戰下重建精神家園，看懂中國人思維模式裏那份“究天理”與“致良知”的獨特情結！

讀思想類的書還是難度很大，援引古文中的辨析均不甚明白。此書卻大量引用原作，對其中的義理之辯實在是難以完全明白，只瞭解了些淺顯的，讀起來也是昏昏欲睡。對比來看，史學脈絡倒清晰有趣，頗瞭解了一些古代大儒的逸聞趣事。 縱觀宋明理學，或者說是中國古代哲學的下半場，是幾個人的思想：周 張 二程 朱陸 王，學術的流轉也在於此幾人的思想發展，往前北宋歐陽修 王安石頗是一些啓蒙之感。終還是程 朱 陸 王之發揚。 程顥，中期宋學的正統，特講人生修養與人生境界，鞭辟近裏之說。明道先生，頗有些顏淵的自得之樂，自己體貼來的天理二字，便更深刻更有真精神。他說“人心常要活，不滯於一隅”，越是執着，越是捉摸不定。 程頤，伊川先生，程門立雪之楊時、遊酢之師，性格不似其兄一般隨和，頗嚴肅。 接下來高光的時刻，便是朱陸了，朱熹集理學之大成，格物致知之工夫。朱熹提出了性即理，同時給思想界指出了尋找理的路徑：向外格物，便引出了讀書這一途徑，以讀書明理。他本身也是一大家，閱書萬卷，無所不學，著作豐富。與之相對的是陸學，心即理，求諸於心，以九淵最稱。鵝湖之會，思想界碰撞出了耀眼的光芒，朱熹令人泛觀博覽，後歸之約，二陸令人發人之本心後使之博覽。陸之學，落在實踐上，便人人可學。陸之心學後經守仁發揚光大，並稱陸王。 朱陸之際，陳亮以一史學家的身份，看待思想之流變，提出不應完全拋棄漢唐諸儒。頗有道理。 到明一代，便屬於王守仁的。陽明先生 龍場悟道，事功卓著，一代名臣。起思想也高屋建瓴。本性灑脫，有大志。致良知，知行合一之說，是其立言之宗旨。只有完全知道了明白了，才能行的穩。求於心，不免落於唯心境，無具體的工夫在手，落入只言本心之僞良知之說，晚明多此流弊。而守仁本身事功卓著，有在事上磨練的經歷，故而立得住。後弟子們卻不見得如此，不讀書怎立得住？ 其他諸人不一一說明。 最感還是晦庵與陽明，思想之大家，德行之楷模！

再讀錢穆《宋明理學概述》一遍。 此書簡明扼要，不想讀宋元學案、明儒學案的時候可以翻一翻。讀之，宋儒氣象，撲面而來。就像錢穆所說，正統宋學全是狂。宋學，乃聖賢境界、狂者氣象。讀宋學，亦不可存門戶之見，但視其爲一場諸子百家之大討論，更能領會宋學之精彩。宋明理學，不但再造道統，更開創了一種大開大合、活潑生動的學術生活。宋之文人畫，明之文人小品，皆不離於此。近日讀晚明·馮夢禎之《快雪堂日記》，明初·吳與弼之《日錄》，我實在是喜歡這兩部日記，前者近學術，後者近文藝，然皆是趣味盎然之生活片段。如《快雪亭日記》： 「丁亥五月初五，雨。杭俗端陽頗盛，奎奴㓾鰣魚去鱗，亦鼓掌一助也。」 【十六，景升來。餘羨昨夕月色，景升遂有夜約。午後有雷雨。夜同子晉、季象持臥具出，而月色似爲雲物所妒，主人意不怡。餘謂當待之自佳耳，登舟良久而云消月現。湖風揚波不能遠泛，至斷橋而止。劉生度曲，季象吹簫。四山漸明，水燈一片，如繁星墮地。遊船爲風雨所阻，無一開者。此夕風景全屬我輩，故自不易。已登斷橋，語笑良久，主人及劉生別去。登舟就寢已四鼓矣。】 宋明理學依次可分爲初期宋學、中期宋學、南渡宋學，金元諸儒、初期明學、中期明學、王門諸流。 初期宋學： 錢穆言宋學興起的背景是佛學與小文藝的氣衰骨弱：五代時，除卻佛學，所剩只是晚唐以來進士輕薄的詩，以及如南唐二主之詞，這一類頹廢無力的小文藝。 於這一背景中，宋初胡瑗與孫復，徐積與石介，孫、石代表宋學初興期之北方派，胡、徐代表宋學初興期之南方派。後來南派爲宋學正宗所尊。它們代表宋學的最先姿態，即偏重在教育的一種師道運動。 之後，范仲淹·歐陽修·李覯·王安石，劉敞·司馬光·蘇軾·蘇澈，羣起而興之，宋代儒者裏大政治家，幾乎都在此時。按錢穆所言，這一時期，有各式各樣的人物，“五光十色，而又元氣淋漓。”他們都“有一共同趨向之目標，即爲重整中國舊傳統，再建立人文社會政治教育之理論中心，把私人生活和羣衆生活再紐合上一條線。換言之，即是重興儒學來代替佛教作爲人生之指導。這可說是遠從南北朝隋唐以來學術思想史上一大變動。” 中期宋學： 初期宋學，是在一大目標下形成多方面活動，中期則絢爛之極歸於平淡，較之初期，精微有餘，博大轉遜。 初期諸家如伊尹，中期諸家如柳下惠，他們的政治意態實不同。論其教育事業，初期是在書院與學校中，尤其如胡瑗，是一模範的教育家。中期講學，則只是師友後進，自由相聚，只能算是私人討論，並沒有正式的教育規模。文章、政治、教育，三大項目之活動，中期都較前期爲遜色。即論學術著作，初期諸儒，都有等身卷帙。尤其如歐陽修、王安石、司馬光，對於經史文學，都有大著作，堪與古今大儒，頡頏相比。中期諸儒，在此方面亦不如。只邵雍、程頤、張載可算有正式的著作，但分量上少了，性質亦單純，不如初期諸家，闊大浩博。 初期畫成了一條龍，要待中期諸儒替他們點睛。點上睛，那條龍始全身有活氣。 中期之貢獻，在於學術與風格，這一時期創造了一種活潑生動、體系健全的學術傳承與進徑。 這一時期，首先是北宋五子：周敦頤，邵雍，張載，程顥，程頤。 周、邵、張三大師，都善講宇宙論。到程顥，他的精采處，則在其講人生修養與心理修養上。此乃顥所謂“鞭辟近裏”，亦即是他對宋學思想最大貢獻之所在。程顥也因這種學術轉向，被尊爲中期宋學之正統。程頤繼承並開拓了程顥的路子。 五子中，周敦頤開宋之圖書易，邵雍開宋之象數易，張載聯繫易與中庸、發明關學，二程創洛學。 二程之後，有程門四弟子：謝良佐、遊酢、楊時、尹焞。 關學張載之後，有呂大鈞、大臨，他們發展了張載的新農村設想。 南渡宋學： 南渡以後，首推朱熹、陸九淵。 朱熹在中國下半部學術思想史上的地位，殆可與前半部的孔子相比。沒有他，恐怕周、邵、張、程諸家，也不會有那般的光輝與崇重。正統宋學，完成在他的手裏。他對方的陸九淵，又開啓了明儒王守仁，那是明代學術思想界惟一中心人物。 南渡以後，洛學傳統有兩大派。一傳自胡安國、胡宏父子。宏有大弟子張栻，稱湖湘之學。一傳自楊時，其後有朱熹，稱閩學。 朱熹、陸九淵之外，張栻爲湖湘學派之大成，呂祖謙又斜出一個浙東學派，這兩個學派是宋學照進現實裏的強光。 胡安國、胡寅、胡宏、張栻，使湖湘學派盛極一時，此學派至元明衰落，至明末清初，衡州王夫之繼起，至清末鄧顯鶴、曾國藩等中興，影響湖湘千餘年。清末除曾國藩以外，如唐鑑、胡林翼、左宗棠、郭嵩燾、羅澤南、魏源、陶澍、賀長齡、賀熙齡等，都受湖湘學派影響。這一學派的影響，還可以再拉遠一點，如譚嗣同、陳天華、黃興等變革人士；再到毛澤東、劉少奇、彭德懷、任弼時等開國元勳。可以說，湖湘學派打下了新中國的精神底子。 湘學胡宏一派在當時，有其獨特之思路。朱熹學術乃由胡宏轉回到程頤。沒有胡宏一番新意見，將轉不出後面朱熹那樣的大系統。 呂祖謙開“浙東學派”之先聲。他所創立的“婺學”（又稱“金華學派”），是當時最具影響的學派，在理學發展史上佔有重要地位，與朱熹、張栻齊名，並稱“東南三賢”。 狹義浙東學派，指清初以黃宗羲、萬斯大、萬斯同、邵廷采、全祖望、章學誠、邵晉涵等爲代表研究經學兼史學的經史學派。 廣義的浙東學派，包括“狹義浙東學派” 及浙江其他地區的學術派別，如宋代今浙中（浙江中部地區）以呂祖謙爲代表的金華學派，陳亮爲代表的永康學派，今浙南（浙江南部地區）以葉適爲代表的永嘉學派。 從呂祖謙，到王應麟，到胡三省，到陳亮，到葉適，浙東學派雖然沒有如初期宋學一樣出現大政治家，但這一派對中國史學的貢獻，真是開天闢地的。而且，清代學術也與這一派關係甚大。 金元諸儒，許衡、劉因、吳澄爲代表。 初期明學： 明代學術，較之宋代，遠爲單純。初期宋學之博大開展，以及南渡後浙東史學之精密細緻，明人都沒有。他們只沿襲着正統宋學的一脈，但又於正統宋學中剔去了周、邵、張三家。實際明代學術，只好說沿襲着朱、陸異同的一問題。他們對此問題之貢獻，可說己超過了朱、陸，但亦僅此而止。明學較之宋學，似乎更精微，但也更單純。 在清代黃宗羲的《明儒學案》一書中，《崇仁學案》位列第一，吳與弼爲《崇仁學案》的第一人。吳與弼是明代理學開山，他創立的“崇仁學派”享譽中外，其下開的“江門之學”、“餘干學派”和稍後的“江右王門之學”是推動中國文化教育第二次下移的端緒，爲中國思想史從朱熹智識主義向內省功夫做出了突出貢獻。 近日正好在讀吳與弼的《日錄》，極享受。 吳與弼之後有胡居仁、婁諒、陳獻章。三人之外，又有薛瑄。 薛瑄繼曹端之後，在北方開創了“河東之學”，門徒遍及山西、河南、關隴一帶，蔚爲大宗。其學傳至明中期，又形成以呂大鈞兄弟爲主的“關中之學”，其勢“幾與陽明中分其感”。清人視薛學爲朱學傳宗，稱之爲“明初理學之冠”，“開明代道學之基”。高攀龍認爲，有明一代，學脈有二：一是南方的陽明之學，一是北方的薛瑄朱學。可見其影響之大。 宋以後從祀孔廟者，宋有五人：周敦頤、程頤、程顥、朱熹、張栻。明有四人：薛瑄、胡居仁、陳獻章、王陽明。 清有三人：湯斌、張伯行、陸隴其。 中期明學： 初期明學，南方如吳與弼、陳獻章，都是隱退人，偏於田野山林。北方如薛瑄，亦僅持守，於義理少發揮。明學要到王守仁，始是光采畢露。與守仁同時，尚有湛若水、羅欽順。守仁問學於婁諒，若水從遊於陳獻章，都遠從與弼開端。王、湛之並立，猶如朱、陸之對抗。而羅欽順則學無師承，生前既少朋徒之講習，卒後亦無從學之傳述。 補，明代因軍功封侯者有三個：王越、王驥、王陽明。 王陽明心學影響之大，不表。王陽明以後，王門派別繁多。黃宗羲《明儒學案》從浙中、江右、南中、楚中、北方、粵閩、止修、泰州等地域角度來劃分陽明後學之派別，並逐一爲之設立學案。 錢穆主要講了浙中王門、江右王門與泰州王門。 浙中王門學派的代表人物有錢德洪、王畿，王學之宣揚，兩人功爲大。 江右王門：羅洪先、聶豹、鄒守益、歐陽德、劉文敏、王時槐等，這是在士大夫階層的，讀書閒居人中的王學。 泰州王門：這是中國歷史中第一個真正意義上的思想啓蒙學派，引領了明朝後期的思想解放潮流。創始人王艮。王艮家學有其子王襞承傳。其弟子及再傳弟子有徐樾、韓貞、顏鈞、趙貞吉、羅汝芳、何心隱等。 錢穆說，泰州一派爲王學惟一的真傳。 這一派有點像王學裏的共產黨。 其中，有兩人的事蹟，獨來令人飄飄然。 朱恕，泰州人，樵薪養母。一日過王艮講堂，歌曰：“離山十里，薪在家裏，離山一里，薪在山裏。”艮聽得，便對他學生說：“小子聽之。道病不求耳！求則不難，不求無易。”恕聽艮講，浸浸有味，自是每樵必造階下旁聽。餓則向都養乞漿解裏飯以食，聽畢則浩歌負薪而去。 韓貞，興化人，業陶瓦。慕朱樵而從之學，後乃卒業於王襞。有茅屋三間，以之償債，遂處窯中。自詠曰：“三間茅屋歸新主，一片煙霞是故人。”年近四十未娶，襞門人醵金爲之完姻。嗣覺有得，以化俗自任，農工商賈從遊者千餘。秋成農隙，聚徒談學，一村既畢，復之一村，前歌后答，弦誦之聲洋洋然。 晚期明學： 程顥是中期宋學之正統。由他轉出程頤，再由程頤轉進到朱熹，那是一條路，卻由中期會合到初期。其次由顥到陸九淵，再到王守仁，轉出泰州學派而至羅汝芳，那另是一條路。這路到此而盡，如遠行人到了家，到了家就無路可跑了。若你不安於家，盡要向外跑，那須得再出門。晚期明學是承接那一條走盡頭路，到了家，又想另起身，另具一計劃再出門，既不肯隨便安居家中，也非無目的出門作閒逛。這不是件簡單事，惜乎晚明儒出門行走得不遠，撲面遇着暴風雨，阻着路，迷失了，那是明、清之際的大激變。只有臨時找一安躲處，但一躲下來又便耽擱了，而且把出門時原興趣原計劃打消了，放棄了，那纔有清代乾嘉盛時之古經學考據。 晚期明學以東林學派爲代表。關節處爲高攀龍、劉宗周，劉宗周爲黃宗羲老師。那又是另一個時代了。

迷你《宋元學案》+《明儒學案》。所有思想家的思想內涵點到而止，切片的性質很明顯，適合想大致瞭解這一時間段儒學哲學的大致脈絡的專業讀者。錢穆的政治觀點不好評價，治學確實是大家。錢穆個人崇尚理學，於心學有一些評價可能不確切。ps：這本書確實難啃。 下面是個人讀完後的一點淺見：做思想史的學者有一個老毛病，忽略社會發展而想僅憑思想史的內在理路找出一條系譜線。學者個人思想於他一體之中怎樣完結，師徒又是如何傳承固然重要，不過這一脈思想爲什麼會出現，即什麼社會情形，社會問題觸發了新思想產生，思想史研究者不得不查。畢竟思想不能憑空存在，肯定有一個“主治”某某問題的現實訴求。爲什麼現在的儒學研究索然無味，其原因就有學者過於想找到研究對象思想的結構和框架。爲什麼朱熹一定是南宋的朱熹，李贄一定是明末的李贄。雖然不做社會史的研究，在論述這些人思想的時候，卻不得不提。看這個人說什麼不重要，要知道他爲什要在那個時候說出那樣的觀點，他到底想說什麼。

錢穆先生的文字還是太好了，沒有“文病”也沒有滯礙，明快利落，直截了當。讀好幾次都沒到底，在讀完束景南教授的朱子和陽明大傳有了基礎後，也就順順當當讀完了，對宋明理學的淵源歷程可作泛觀瞭解，極力推薦。 「顧餘自念，數十年孤陋窮餓，於古今學術略有所窺，其得力最深者莫如宋明儒。雖居鄉僻，未嘗敢一日廢學。雖經亂離困暱，未嘗敢一日頹其志。雖或名利當前，未嘗敢動其心。雖或譭譽橫生，未嘗敢餒其氣。雖學不足以自成立，未嘗或忘先儒之榘鑊，時切其嚮慕。雖垂老無以自靖獻，未嘗不於國家民族世道人心，自任以匹夫之有其責。雖數十年光陰浪擲，已如白駒之過隙，而幼年童真，猶往來於我心，知天良之未泯。」

我讀的紙書，這是一本很不錯的宋明理學入門書籍，當然，首先你古文水平不能太差，因爲裏面大量引用原文且多半都沒有翻譯和解說，這是因爲這書寫作時，當時學生的古文水平較現在爲高，實際是當時高中水平，但幾十年過去後，吾國古文水平又逾加不堪。本書實際上是宋儒學案和明儒學案的簡化版，間或有錢穆的部分讀書體會，初時會覺得不得要領，久之，則心有所會，於宋明理學略有所明，其於書目目錄學也略類。

把所謂理學，改一個字，一切都易於理解了。儒學、理學，都可以把“學”改成“教”，其實就是一種宗教，披着學術外衣的宗教，但本質上是遵循宗教的本質與進程的。你信它，它就有道理，彷彿可以指導你的人生，你不信它，它就一無是處，變成了迷惑人心的廢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