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行暮：宋光宗宋寧宗時代（增訂本）

讀罷此書，掩卷扼腕。南宋王朝暮日殘陽的餘暉裏，宋寧宗趙擴的身影，始終裹着一層令人扼腕的薄霧。他絕非史書裏臉譜化的昏暴之君，甚至在帝王私德的標尺上，他算得上難得的持重者：無怠無荒，克勤克儉，一生無甚失德過舉，骨子裏藏着幾分與生俱來的溫厚與仁慈。 我有時想，寧宗若生於承平之世，得賢臣輔佐，縱不能成宋仁宗那般垂拱盛治，亦不失爲明孝宗一般的守成令主。四海晏然的年月裏，帝王的溫和與剋制，本就是蒼生之福。他不喜鋪張，不興土木，不耽聲色，對臣下少苛責，對百姓存仁心，這般品性，放在安穩治世，足以撐起一段河清海晏的歲月。 可命運偏將他拋在了天翻地覆的大爭之世。這不是可以靜守祖業的承平年代，是蒙古鐵騎踏遍歐亞、改朝換代的洪流奔湧而至的末世。他面對的，是成吉思汗、窩闊臺這般橫掃天下的彪悍對手，是南宋立國百年積弊纏身的危局，可他身側，卻只有韓侂冑、史彌遠這般借權柄營私的“股肱之臣”。 他的溫厚，成了權臣操弄國柄的缺口；他的仁柔，成了應對變局時的遲鈍無力。他並非全無振作之心，開禧北伐的初心，未嘗沒有收復故土的熱望，可他不明不敏，既無識人之明，亦無馭下之能，最終只落得北伐慘敗、嘉定和議的屈辱結局。南宋的國運，在他手中迎來了根本性的逆轉，一步步滑向行將覆滅的暮途。 這便是寧宗一生的悲劇，一首屬於無能的仁慈者的悲歌。他的錯，從不是私德有虧，而是他的品性與能力，終究配不上那個風雨飄搖的時代。當亂世的驚濤拍岸而來，仁柔撐不起將傾的大廈，溫和換不回國運的頹勢，最終只能在歷史的暮色裏，留下一聲有心無力的長嘆。

南宋史的研究十分火熱，然而，由於南宋中後期史料的零散性，學界對其研究不深。虞雲國教授《南宋行暮:宋光宗宋寧宗時代》（江蘇人民出版社，2018年）正是對這一薄弱點的填補。 該書以帝王傳記爲研究對象，也就是書名中的宋光宗和宋寧宗兩位皇帝，在時間跨度上起自高宗內禪，迄於宋寧宗。全書正文按時間順序分爲共四章。第一章介紹了高宗和光宗內禪的歷史背景、過程及造成的影響，第二章介紹了宋寧宗時期的慶元黨禁的背景、過程和影響，第三章開禧北伐的前因後果及韓侂冑的結局，第四章介紹嘉定更化和史彌遠的上臺的相關情況。 首先，該書在結構上邏輯嚴密，環環相扣。 仔細閱讀和細心觀察發現，該書共四章，每一章反映的主題分別是君主專制制度是兩朝內禪造成的一系列荒唐後果的根源、理學走向官方化的曲折過程、南宋社會經濟的全面失衡、權相的更迭，而這四個方面卻不是單獨存在，而是彼此相互聯繫，正是在君主專制制度下，碰到主弱的局面，那麼君權被迫無奈讓渡給權臣，權臣藉機擅權，一方面排除異己，造成了慶元黨禁，另一方面好大喜功造成開禧北伐，而這四個方面最後直指一箇中心問題那就是南宋已在光寧時代轉入衰世，這和書名南宋行暮正好遙相呼應，行暮不正是走着走着就踅入暮色的嗎？也就是王朝即將進入季世。虞雲國教授可謂是進行了統籌全局的規劃，整體佈局，環環相扣，抽絲剝繭，從這兩個相對冷門的皇帝爲切口反映出南宋即將進入季世的大事件。 其次，該書在內容上有以下幾個方面的特點。 第一個特點，本書引用古文時文白雜糅。 淳熙十五年，孝宗決定讓皇太子參決政事，正月二日，皇太子正式開議事堂。太子左諭德尤袤對皇太子參決政事感到不安，便上書皇太子: “大權所在，天下趨之若鶩，這是十分值得警惕的。願殿下事無大小，都取上旨而後行；情無厚薄，悉交衆議而後定。禍害的端倪，往往開始於思慮不周的當口；疑隙的萌芽，常常隱生在提防未及的地方。儲君之位，只是侍膳問安；撫軍監國，歷來出於權宜。願陛下在高宗神主祔廟後，就懇辭參決，彰昭美德。” 這一段話引用的是虞雲國《南宋行暮:宋光宗宋寧宗時代》的原文，可以十分明顯看出文白摻雜，在清人畢沅的《續資治通鑑》中有這段話的原文: “大權所在，天下所爭趨，甚可懼也。願殿下事無大小，一取上旨而後行；情無厚薄，一付衆議而後定。”又曰：“利害之端，常伏于思慮之所不到；疑間之萌，常闕於堤防之所不及。儲副之位，止於侍膳問安，不交外事。撫軍監國，自漢至今，多出權宜，事權不一，動有觸礙。請俟祔廟之後，便行懇辭，以昭殿下之令德。” 兩段話一對比就可以更加明顯的看出作者引用古文時文白摻雜的特點；書中還有其他例子，“起居舍人黃裳上奏道： 自古以來，人君不能從諫的，就是被三種心矇蔽了：一曰私心，二曰勝心，三曰忿心。因私心而生勝心，又因勝心而生忿心。忿心一生，事情就完全不在道理上了。景珪，乃平常之才，陛下原也以常人待他。就因爲臺諫攻之不已，致使陛下庇之愈力。陛下應心無所繫，聽臺諫之言，就不會有欲勝之心了；待臺諫之心，便不會有加忿之意了”，這也是作者在書中的原話。 但在宋史中記載如下： “自古人君不能從諫者，其蔽有三：一曰私心，二曰勝心，三曰忿心。事苟不出於公，而以己見執之，謂之私心；私心生，則以諫者爲病，而求以勝之；勝心生，則以諫者爲仇，而求以逐之。因私而生勝，因勝而生忿，忿心生，則事有不得其理者焉。如潘景珪，常才也，陛下固亦以常人遇之，特以臺諫攻之不已，致陛下庇之愈力，事勢相激，乃至於此。宜因事靜察，使心無所繫，則聞臺諫之言無不悅，而無慾勝之心，待臺諫之心無不誠，而無加忿之意矣。” 文白雜糅一方面能夠流露出作者的寫作風格，既能營造歷史情景，又能表達現代情感，讓讀者更加體會到該書的這書和其他書的不同之處，但另一方面，對讀者來說，在總的一段文言文引文中穿插着白話文，不能很快適應這種風格。 細心的讀者就會發現，作者在引用古文時候，文字大小和格式發生了變化，也就說作者將引文單獨成段，縮小字體以表示區別，可是就是在引用的一段中卻文白雜糅，將有些原文言文句子用自己的話表述，這樣讓讀者很容易誤會這是原文，實際上並不是，這也是本書的一大特色。 第二個特點，本書專業性較強，需反覆閱讀和大量涉獵相關書籍才能深刻認識到作者所表達的內涵。作者在新版自序的首頁就提到“紹興體制”，如下“紹興三十二年（1162）六月，藉由‘紹興內禪’甫登皇位的宋孝宗，雄心勃勃主動發起隆興北伐，試圖改變紹興和議定下的地緣政治格局。然而，受制於內部因素（太上皇宋高宗的掣肘與反對，主事者張浚“志大而量不弘，氣勝而用不密”，等等）與外部條件（金朝的實力），被迫與金朝再訂隆興和議，重歸宋高宗確立的‘紹興體制’。其後，在內政上，宋孝宗也只能在奉行“紹興體制”的大前提下略做微調與騰挪。” 如果讀者沒有專門學習過“紹興體制”或者沒有閱讀過與之相關的書籍，就很難知道“紹興體制”是什麼，也就讀不懂文中“宋孝宗也只能在奉行“紹興體制”的大前提下略做微調與騰挪”。 實際上，日本學者寺地遵在《南宋初期政治史研究》中提出了“紹興議和體制”或“紹興十二年體制”，是指從建炎元年到紹興十二年間，宋高宗和秦檜聯手打造的政治體制，該體制核心是對金關係和收兵權問題。虞雲國認爲，這一體制固然包含着致力於達成和議與固守和議的因素，但當時與其後的實際內涵已超出了政治、軍事與外交的領域，因此他稱爲“紹興體制”。 除此之外，宋代的職官制度錯綜複雜，膠葛混淆，若沒有對此認真學習過，便很容易雲裏霧裏，不知所以。例如文中提到，葉適改權吏部侍郎兼直學士院，作者並沒有爲此專門解釋，讀者必須具備一定的歷史基礎知識。這個話裏面“權”的意思是暫時代掌的意思，“直學士院”是官名，這句話意思就是讓他改任代理吏部侍郎，並且兼任直學士院，還有在誅殺韓侂冑的政變成功後，衛涇即由御史中丞升任籤書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我們知道，宋代官員最主要、最核心的三種官職，是“官”（即階官，具體爲“本官／寄祿官”）、“差遣”（即職務，具體爲“差遣+職事官”），以及“職”（即“職名、貼職”），當我們看到“知”“判”“監”“發遣”“管勾”“勾當”“主管”“幹辦”“提舉”“提點”“簽署”“籤書”“檢正”等等動詞，加上一個表明具體官司事務的名詞時，就可以基本判斷這是一個差遣了，此外的一些差遣，則需要具體事例具體分析。 第三個特點，本書對造成寧宗年間權相專政的原因分析客觀。總的來說作者是按着這樣一條線索來分析權相專政的原因：韓侂冑、史彌遠專權是表象---皇帝責任是深層原因---君主專制下制度的問題是根本原因。 在嘉定更化中，以寧宗名義頒發的追贈制詞說：“今是非已定，爾則殂矣，朕甚憫之”也就是說，你在慶元間受誣遭謫，這是天命，與人主無關；而現在昭雪，這是人君在昭示天理。衆說周知在專制體制下，朝廷黑暗、吏治腐敗、言路堵塞等種種結果，都是因爲人主被小人所矇蔽，也就是說，千錯萬錯，都不是皇帝的錯，但是作者卻清晰的認識到韓黨當初所爲，都是通過他的名義，獲得他的認可才推行下去的。這一點認識是極其客觀公正的。在誅韓政變成功後，史彌遠成功上位，一般而論，在君主政體下能以非常手段搞掉強權之臣的人，最有可能取而代之成爲威震人主的新權臣，比如搞掉趙汝愚的韓侂冑，搞掉韓侂冑的史彌遠。歷史偶然性卻給出了一次避免重蹈覆轍的絕好機會---史彌遠丁憂守服。作者深刻認識到“寧宗若是一個稍有統治術的君主，完全可以利用這一契機，以孝道爲理由讓史彌遠遵守27個月的喪制，將以史代韓的炙熱勢頭來番冷處理，然後進行一場名副其實的“嘉定更化”然而，在政治上，寧宗就像一個永遠的孩提，始終要尋找強有力的保姆：即位之時，他依賴慈福宮太后和趙汝愚爲他做主張；其後，他離不開韓侂冑這根柺杖；誅韓之時，他需要楊皇后把定主意；現在，他又放不下史彌遠這支奶瓶了。正因爲他的個性因素，歷史循着另一種軌跡延展着”。 這樣的人能夠當上皇帝，“多虧”君主專制制度。在君主專制下，宋孝宗傳位給光宗，“僅憑上代君主的個人審察與最終獨斷，在選接班人上難免出錯，而一旦失誤，往往殃及王朝命運，改變歷史走向”，歷史不斷演進，誰知道光宗最後會變成一個精神病患者呢？以一個精神病而臨大國，結局可想而知，這給李皇后亂政開了綠燈。她不僅讓家廟逾制，“衛兵多於太廟”，還大肆推恩，連孃家門客都補了官。李皇后還挑唆光宗與太上皇的關係，爲過宮事件推波助瀾。 再說寧宗，個性軟弱，猶豫不定，許多言官大臣陳疏時弊，而寧宗是怎麼樣的呢？“面從而心拒”，史書記載“待罪史官，分立柱下，今逾兩月，每睹陛下尊居座，延見羣臣，奏篇無慮累牘，前席或至移時，陛下霽色溫顏，兼聽廣覽，雖靡厭倦，而聖志謙抑，深自退託。未嘗有所諮訪，有所質問，多唯唯默默而容受之。進言者不得極其諫，秉筆者無所載其美。已事而退，皆若有不自得之意”，這不是個例，而是寧宗在位期間的普遍現象，讓這樣的人去當皇帝統治天下，這不是兒戲嗎？ 可是在君主專制下，這非但沒有成爲兒戲，還變成了現實。虞雲國先生就認爲造成以上種種現象的根源是在於君主專制制度。宋孝宗之所以視天下爲私產而傳之子孫，宋光宗之所以以精神病而君臨天下近三年，致使南宋折入衰世，其根源必須追溯到君主專制政體的家天下世襲制度的層面，其認識之深刻，沒有被表面現象所迷惑。 第四個特點，客觀充分論證了南宋歷史走向的逆轉正是定形於光寧時代。 在閱讀書籍的過程中，經常聽到這樣的論調——“明實亡於萬曆”、“南宋實亡於高宗”等等，虞雲國先生在《南宋行暮:宋光宗宋寧宗時代》中也提出了在光宗、寧宗在位的三十餘年緩慢頓漸的變化，標誌着南宋王朝已不可逆地從治世折入了衰世，就此話而論這是一種站在現在看過去，知道了結果說過程，典型的西方人觀察歷史的方法，而且是近代西方人觀察歷史的方法。用這種思維來解釋歷史，那麼一切都是必然的，比如中國必然要出個秦始皇，南宋必然會滅亡……可是這樣去解釋歷史，歷史就不需要解釋了，因爲現在是什麼情況，就說明它本來就應該是這種情況，歷史的必然性規定了它只能是這種情況。這種邏輯顯然有一個問題無法迴避，那就是：是誰事先安排了歷史的結局？基督教說，是上帝安排了歷史，歷史按照上帝的安排展現出來，只是爲了證明上帝的存在。現在很多西方人已經不說上帝了，但西方的歷史觀卻始終建立在這樣一種思維方式的原點上——歷史是安排好的——啓蒙運動也沒有改變這種思維方式。 原以爲作者也會陷入這種思維，細讀發現虞雲國教授在提出該觀點時，以豐富的史料證據來論述自己的觀點，有理有據，證據充分，他是有資格說這句話的。虞雲國先生從君權與相權、嘉定初年紙幣信用危機、開禧北伐、理學的官方化四個方面來詳細論述南宋歷史走向的逆轉正是定形於光寧時代。 以政治史而論，南宋皇權的一蹶不振和權相的遞相專政始於這一時期。宋高宗時期，秦檜能夠專權很大程度上是高宗主動讓權給秦檜，在雙方共同作用下，最終在紹興十二年，高宗收回兵權，正如張溥《宋史紀事本末敘》指出，“構既無良，檜尤兇醜，君臣魚水”，而在宋寧宗時期的權相專權就不同於高宗時期，這一時期君權是被迫無奈讓渡給權相，那麼權力的走向就脫離了預定的軌道，光宗時期便已經埋下了滅亡的線索，正如草蛇灰線，伏脈千里。 以經濟史而論，嘉定初年爆發的紙幣信用風潮標誌着南宋社會經濟自此跌入了全面失衡的困境。南宋當時的財政情況，“一個龐大而沒有特長的官僚機構，無從掌握一個日趨繁複而多變動的社會，在全面動員長期預算膨脹下，南宋已險象環生，而以財政上之紊亂爲尤著。”虞雲國先生提出“有關13世紀中國南方之安定繁榮的印象只不過是幻象。在此幻象背後的，卻是國庫之連年悲劇性的空虛，農村之貧困和不滿，以及統治階層內部的黨爭。這座大廈已是十分脆弱，只要蠻族用力地推它一把，就會倒塌下來”。儘管這座大廈最終被推倒是在宋寧宗去世的半個世紀後，但其倒塌的種種條件卻在嘉定後期基本具備了。 以軍事史而論，開禧北伐的潰敗和嘉定之役的支絀預示了南宋在即將到來的宋蒙戰爭中的敗局。一方面開禧北伐失敗，嘉定和議，政府財政入不敷出，而另一方面是日漸強大的蒙古，開禧二年，成吉思汗統一蒙古諸部，開禧四年，蒙古始攻金國，南宋大多數人卻始終沒有認識到金宋脣亡齒寒的道理，宋金對峙，從根本上說是地緣政治的產物，揭示兩種帶競爭性的體制在地域上達到並保持着力量的平衡，但是日漸強大的蒙古已經開始打破這種平衡，而南宋方面在軍事實力遠遠落後於蒙古的情況下終日還是“暖風燻得遊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簡直無可救藥，虞雲國教授無奈指出這已經預示了南宋在即將到來的宋蒙戰爭中的敗局。 以思想史而論，嘉定時期理學官學化的前兆折射出統治階級在社會危機面前向新的統治思想求助乞援的迫切性。新儒學原來就具有內省性與收斂性那一面，面對着宋寧宗時期內外交困的形勢，在專制政體前不能不取退守之勢。其原先設計的“內聖外王”經世路徑，逐漸由外向內的轉折與斷裂，鑑於“外王”空間在專制君權（在南宋中後期首先表現爲權相專政的面相）的打壓與拒斥下幾乎爲零，致使“外王”之道日漸淡出，“內聖”之學日漸凸顯，而當時社會矛盾尖銳，社會動盪不安，統治階級看中了新儒學的“內聖”之學，向臣民灌輸新儒學中安頓政治秩序、反省自身心性的那部分內涵。 南宋正是這樣折入衰世，並最終走向覆滅的！ 第五個特點，該書對宋光宗執政時期採取了心理學的分析方法。這一點也是本書的創新之處。虞雲國教授在對“過宮風波”中，就對精神病患者——光宗用了心理分析法。虞雲國教授認爲光宗不願見孝宗的一個重要原因正是由於精神病患者所特有的多疑症。精神病患者的一大表現就是多疑，由於光宗的皇位是孝宗禪讓給他，因此光宗心裏害怕某一天孝宗奪去自己的皇位，對於祖制規定的定期探望太上皇的制度深感恐懼，光宗不停猜疑，孝宗是想利用這一機會教訓自己，奪去自己的皇位，因此往往說好探望的日子卻不停推辭，就算孝宗駕崩了，光宗也不願意去看一眼。除此之外，在朝政處理上，狂躁、遺忘、偏執、猜忌等精神病症狀，光宗都有明顯的表現。光宗常把重大朝政忘諸腦後，今日遷延某事，明日遲滯某事，丟三落四是習以爲常的。據陳傅良說，“班直待試於殿庭，侍從待命於郊外，往往邈然都不省記”，虞雲國教授就提出這正是由於光宗的精神病所造成的情況。 第六個特點，史料來源豐富。全書共引用了79處不同的史料，按史料的類型就有官方史料，比如趙翼的《廿二史札記》、畢沅的《續資治通鑑》等，也有筆記史料，比如田汝成的《西湖遊覽志餘》，也有文集史料，比如袁桷的《清容居士集》、彭龜年的《止堂集》等，可以看出虞雲國教授史料蒐集和運用的功夫爐火純青。 總之，該書論述南宋行暮，在南宋中後期史料零散雜亂情況下，能夠深入挖掘整合光寧年間的事件，並且運用心理學的新方法考察光宗執政情況，將其他學科的知識融會貫通到史學方面，實屬難能可貴。該書還對南宋時期士大夫階層的行爲舉止進行了詳細深刻論述，這對當今知識分子階層具有相當的現實意義。

南宋歷史走向的逆轉正是定形於光寧時代。以政治史而論，南宋皇權的一蹶不振和權相的遞相專政始於這一時期。以經濟史而論，嘉定初年爆發的紙幣信用風潮標誌着南宋社會經濟自此跌入了全面失衡的困境。以軍事史而論，開禧北伐的潰敗和嘉定之役的支絀預示了南宋在即將到來的宋蒙戰爭中的敗局。以思想史而論，嘉定時期理學官學化的前兆折射出統治階級在社會危機面前向新的統治思想求助乞援的迫切性。 如果把宋寧宗後期的統治放到更廣闊的歷史視野中去審視的話，展現的全景則是：一方面是蒙古鐵騎無往不勝的西征和南侵，一方面是西遼、花剌子模的覆滅和西夏、金朝、高麗的乞和，而另一方面卻是南宋完全缺乏現實的危機感。後人讀史至此，不能不爲南宋方面扼腕和憂心。明人張溥以爲：南宋之亡，“積於理宗四十年，成於度宗十年”。實際上，在勃興的蒙古馬背文明面前，南宋滅亡的種種症狀，早在宋寧宗後期就基本具備了。南宋之所以還能苟存半世紀之久，主要原因並不在於南宋方面，而在於夏、金的地理緩衝，在於蒙古騎兵更適宜在中亞、東歐廣袤的高原平野地帶馳騁，在於蒙古貴族的內部紛爭，一句話，在於蒙元滅宋時間表的確定。

窺見歷史深處的影子，有細節有關懷，也有無可奈何花落去的嘆息。介於嚴肅史學和歷史小說之間，反而有種別樣的趣味。（閱讀時間：2020年4月16日-25日；自評：7.8；推薦指數：★★★★）

近期看的幾本書從時間維度來看，《南渡君臣》主要講宋高宗時期；《崖山》着重於理宗以至南宋滅；《隳三都》也是理宗及以後。終於，《南宋行暮》補齊了上啓高宗，下承理宗中間的這一段歷史。就書本身來說，因爲有些事件細節很多，自感其實不是很“易讀”。但整體看完，還是頗有種拼圖終於找到最後一塊的興奮和激動。對於南宋的認識，單從時間維度來說，至此完整了。

政事衰，人事亂，財事崩，其行將就木是也。《南宋行暮》統論的宋光宗、宋寧宗的時代，是上承高、孝穩定恢復之世，下啓理、度衰頹之世，約35年。在政事上，趙宋的祖宗之法破壞殆盡，趙汝愚、韓侂冑、史彌遠等同姓、外戚、大臣相繼專權，臺諫如鷹犬、宰相失其權；在人事上，黨禁開又閉，一大批學習理學的有志之士被排除在政治之外；在財事上，而今我等引以爲傲的紙幣因國家信譽問題濫發而崩盤，最終導致了經濟海嘯。總而言之，光、寧之世，南宋確將行至暮也！

較爲枯燥，光寧二帝在歷史帝王中並不起眼，作者抓住其中一個點進行細緻的“剖析”，翻閱大量史料確實下了一番苦工，核心有點類似萬曆十五年，在看似平平無奇時間點，實際暗中已種下亡國的種子，有對南宋感興趣書友，可以看看

據說出了增訂版，文字上有修改。這版遣詞造句方面雕鑿過多，有喧賓奪主之嫌，在文學作品和史學作品之間搖擺不定，文白夾雜，過於文飾且瑣碎，功於文采和辭句，事件敘述起來倒顯得平淡乏味，而並非光寧朝史料無奇。另外，竊以爲史學作品當以表達史論、史議、史觀爲主，文字工作爲輔，行文清晰、通透即可，無需過多追求遣詞造句、精緻華麗。對史料的引用，文中時而翻成白話，時而大段原文引用，斷裂感強烈，閱讀經常受阻滯。要麼都以自己語言表述，要麼都以原文以示引之有據，何況史料翻譯多藏主觀意識，不如不譯。作者那本《水滸尋宋》讀起來倒是舒服，畢竟跟小說相關，展示文采學識，如行雲流水。作者的觀點無外乎高屋建瓴般指出君主專制的愚昧，皇位繼承的荒唐，無懈可擊的史觀正確，略顯單調。 畢竟二十多前的舊作，敘述光寧二帝生平爲主，未及深挖。

王朝興衰總透着宿命感。孝宗堪稱南宋最有爲的君主，可彼時金朝在完顏雍治下同樣如日中天。等到金朝轉衰，南宋經歷光、寧二帝，也早已腐敗積重。宋金對峙百餘年，起落幾近同頻，所以雙方都沒能突破僵持的地緣格局，直至蒙元南下統一… 書中反面人物都描寫的很生動，精神失常的光宗、毫無主見的寧宗、飛揚跋扈卻渴求青史留名的韓侂冑、愚君擅權但慣能假手於人的史彌遠…想了解南宋史還是很值得一讀的。

作者功夫到位，讀之一氣呵成，很增見識。光宗寧宗事蹟過去不甚引人注目，所知無非瘋皇弱主。細讀此書，光宗原爲中資之主，隱忍有年，自抑過度，敏感於帝位歸屬，又以意外致使失常，其事可悲。寧宗智力低下，闇弱無能，然自奉甚儉，尚憫百姓，且極好學，故能於朝堂敷衍撐持數十年，誠不易也。國勢整體下滑，原非英主名臣不能扭轉，奈何君無英斷，臣多行私。南宋於其後究竟又混了五十幾年，只能說這兩代君臣總算演過幾回袍笏登場的戲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