隱士的深度：陶淵明新探

陶淵明在很大程度上已經和屈原一樣被建構成爲一種符號，在漫長的歷史中，他的名字成爲了士大夫的一種精神歸宿，與此相關的各種延伸符號如“酒”“菊”“孤雲”都被賦予了一定的歷史厚度，當我們談起陶淵明，很多時候並不是在談他的詩詞，而是在回望在那個特殊年代下士人的另一種選擇。縱觀陶淵明一生，從最初的“少時壯且厲，撫劍獨行遊”，到仕途不順，第一次開始在現實與理想的夾縫中陷入矛盾“自古嘆行役，我今苦知只”，五次官場浮沉，他終於開始厭倦這種生活，而萌生“靜念園林好，人間良可辭”的退隱之意，直到最後一次出使澎湖玲已不再有當年“千里雖遙，孰敢不至”的意氣，在《歸去來兮辭》中，他寫下“公田之利，足以爲酒，故便求之”，於是不久他迎來最終的退隱，帶着“久在樊籠裏，復得返自然”的欣喜，陶淵明成爲了世人所熟知的陶淵明。他寫雪“傾耳無希聲，在目皓已潔”，寫田園“曖曖遠人村，依依墟里煙。狗吠深巷中，雞鳴桑樹顛”，寫讀書“既耕亦已種，時還讀我書”，寫“草盛豆苗稀”，寫“微風從東來”，詩文成爲了他的另一番世界，他發憤以抒情，作《感士不遇賦》，他文藝以自娛，寫下“我有旨酒，與汝樂之”，他以詩文記錄日常生活，寫飲酒，讀詩，郊遊。 元好問評價其“繁華落盡見真淳”，自然，是他人生的旨趣，鮮明地表現在他的文字中，在題材上是爲“真”，陶淵明將日常生活詩化，這遠不同當時陸機等人對於自然的書寫，他們寫自然以動人心，在這種模式中，創作成爲情感宣泄的一種模式，而在陶淵明筆下，自然具有了淨化的作用，境生於象外，其中的鎮定之力源於創作主題體虛靜”的精神狀態，他並不篩選筆下題材，寫盡日常生活，不僅寫讀書飲酒，也寫親子關係，交友遊樂，不以躬耕爲恥，寫“桑麻日已長，我土日已廣”，不以無酒爲病，寫“在昔無酒飲，今但湛空觴”，寫飢餓貧寒“舊谷既沒，新谷未登”，寫“窮巷”，寫“頹”，寫“荒”，他以家常語話日常事，寫“曖曖遠人村，依依墟里煙”，在這些詩中，抒發最真實的感受與體驗。 在詩歌世界中，自然表現爲其詩境界的高遠脫俗，物我合一。陶淵明筆下是一個天高任鳥飛的宇宙，他打破了時空的界限，與古人爲友“歷覽千載書，時時見遺烈”，他打破了關乎自身利害的小天地界限，實現物我合一，在其詩歌中常常出現詩化的主人公形象，如他以飛鳥意象作爲自身生命軌跡與自我覺醒的象徵，從“羈鳥戀舊林”到“飛鳥相與還”，完整地勾勒了陶淵明自身從迷失到安頓的生命歷程，除此之外，“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中菊的意象是其隱逸生活與高遠情致的化身，賦予了陶淵明人格一種可感知的具體形象。他對於萬物都有敏銳的感知，於是萬物都可成詩。 陳演恪言陶淵明“實外儒而內道”點明瞭其與魏晉玄學的關係，受玄言詩影響，陶淵明詩歌表現爲情景事理的渾融，他不追求物象的形式與情節的曲折，以平淡之事明高人之情理，如《飲酒其五》，“既無名象，不落言笙”，不同於玄理說教，陶淵明詩歌之理是一種寓於生活的理，包含了詩人對宇宙、歷史、人生的看法，其《雜詩》將情景事理融爲一體，實現了一種藝術上的超越。 鍾嶸評其“文體省淨，殆無長語”，是對陶詩形式語言的概括，他少用比興，多用白描，作詩不事雕琢，選用平常本色詞句，淺顯明白，《歸園田居》其一寫其歸田之感，除了幾處比喻外全爲白描手法，語言清新自然。與此同時，其詩歌語言也有生動的一面，如“及時當勉勵，歲月不待人”動詞的精警，“往燕無遺影，來雁有餘聲”簡淨的對仗，都體現其詩歌“質而實綺”的特點。 陶淵明之真更體現爲其金剛怒目的一面，陶淵明其人任性天真，情感熾烈，他常攜子女同遊，寫下《命子》《責子》，渴望知音，更對國家飽含熱愛，寫《停雲》之“慷慨度悲歌，鍾期信爲賢”，其詩歌中“自我”的形象鮮明強烈，從“我愛其靜”到“餚案盈我前”，陶淵明都自我意識都十分強烈，不僅表現爲其不爲五斗米折腰的豪情，也表現在其詩歌之真中，到了晚年，收到魏晉憂生之嗟的影響，加之其自身的病痛，於是倍感生命短暫，其怒目金剛的一面在此就表現爲對時間與死亡的抗爭，“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求我盛年歡，一毫無複意”，他的《輓歌》開創了對於傷老、死亡的書寫傳統，以強大的意念對抗着焦慮。

從《桃花源記》開始，陶學便方興未艾。

功在資料分類彙集整理、交遊考證、喜用字詞統計，但思想與文學闡釋或構建都很少。部分地方以詩推史有點牽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