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人難尋：奧康納短篇小說精選集

從女性主義出發看女性上升的困境——簡評《上升的一切必將匯合》 《上升的一切必將匯合》是二十世紀美國南方女性小說家弗蘭納裏·奧康納的短篇小說，其背景設定在二戰後的美國社會，講述了大學畢業生朱利安送母親去上減肥班一路上的經歷，包括出發時朱利安對母親帽子的嫌棄，公交車上母親對黑人的歧視和朱利安的不滿與反抗舉措，以及下車後母親企圖施捨黑人小孩一分錢卻被其母呵斥，最終母親在驚恐與混亂中倒地不起、朱利安在街上呼喊求救卻無人回應的結局。 小說從朱利安的視角展開,以朱利安對母親言行的反應和他的心理活動來推動情節，但作者又通過巧妙的情節設計，在展現母親落後、保守思想的同時又揭露了朱利安傲慢、自私的本質，體現出了作者敘述手法的剋制、冷靜以及將褒貶寓以故事之中而不直接作道德判斷的高超。布魯姆評價奧康納小說人物形象時說：“除了這一小撮‘自然天主教徒’外，擁擠在奧康納那些令人驚歎的故事中的人物，都是被罰入地獄的人。”從這一說法出發，小說中的朱利安和母親都是屬於後者，因爲作者在小說推進的過程中不斷通過一個個喜劇性場景揭示他們表面優秀品質——母親的恪守道德與兒子的進步包容——背後的惡劣本質，但如果從女性主義的批評角度切入小說，尤其是深入母親這一“被兒子敘述”的人物形象，就能從種種細節看出母親所代表的女性形象所暴露的一切弱點都是男權話語中心機制所規訓與異化的產物。而母親所受的來自兒子、來自黑人的誤解與惡意，正是對小說標題的形象化詮釋——上升期間的女性羣體、進步知識分子羣體、黑人羣體必將在現實的公共空間裏匯合，而女性羣體——尤其是被時代拋棄的中老年白人女性——卻要爲了這種歷史敘事的“匯合”付出上升失敗的代價。 小說開篇就點出了母親所面臨的血壓問題與減肥的要求，而她又因爲黑人可以和白人同乘巴士而要求兒子陪同，這一段就暗示了母子之間思想上的矛盾與母親最終倒地昏厥的結局，信息十分集中。而在這些顯性的信息之下，還有一些關於母親的敘事筆法值得關注，如將母親減肥的動機設計爲健康問題爲非身材焦慮，這一構思雖然是基於現實裏中年男女羣體的普遍經驗，但是的確也是在女性減肥這一話題上回避了與身材的直接關係，進而不知不覺地消解了減肥與男性凝視的相關聯繫；再如“母親”這一人物的出場就是以“朱利安的母親”這一身份被描述的，她沒有自己的名字，而是作爲母親從始至終出現，這既是敘事視角的自覺，也是通過人稱身份提示母親在經濟地位和性別地位上的弱勢，必須要依附於朱利安才能存在。小說開篇裏母親少有的自己的聲音是自稱“淑女不會透露年齡和體重”，強調了母親對“淑女”這一傳統話語裏的特定社會身份的懷念與自我認同，也透露了她在作爲“母親”之外的另一潛在身份認同，儘管這一認同以及與現實錯位都是男權凝視的產物，但它是女性話語的潛在力量，且這一力量將在她向黑人小孩施捨時化作實踐並以失敗告終。這樣一種“堂吉訶德”式的觀念與行爲同現實發生矛盾的人物形象，也暗示了作者對“淑女”這一頗具男根崇拜色彩的名詞的諷刺。 小說裏母子的第一個矛盾是關於帽子的爭論。出門前母親懷疑自己的新帽子不值七塊半，想要去退了它，而朱利安則叫她不要去退並催促她走，而在語言描寫之外是朱利安翻白眼的動作與“那頂帽子醜到家了”的心理描寫。在這裏母親提出了自己的人生觀：“人只活一輩子，奢侈一次，至少有一樁好處：不會和路人撞衫。”、“若她不是這樣一個寡婦，她也許本該是一個由他護送進城的小姑娘”這些都是母親對自我身份塑造的表現，但這一人生觀是不穩固的，因爲她依然想着“用那七塊半都能付煤氣費了”,這體現了母親在“淑女”、“不撞衫”、“小姑娘”的傳統女性價值實現與現代社會的個體生存指標之間的矛盾心理，而小說裏父親角色的缺席，使得朱利安不僅在經濟上承擔了責任，並且無形中擔任了父親這一主宰形象。朱利安心想母親要是自私自利，自己反而能夠更加自立，而後爲了催促母親竟“反而狠狠揪住她的胳膊”，這一對比暴露了朱利安作爲兒子既不想承擔兒子的倫理責任，卻又實際上有着父親式的權力。而此處的“狠狠揪着”不僅是對朱利安的客觀動作描寫，更是母親的主觀感覺描寫，而她的感覺在敘事中也只能依靠行爲主體來側面表現，反映了她作爲女性和母親所受到的雙重暴力。而選擇戴不撞衫的帽子似乎是母親在社會與家庭的壓迫下維持自己淑女形象的唯一辦法，而巴士則成了她作爲淑女展示自我的“會客廳”。朱利安說“在該死的巴士上，根本沒人在乎你是誰。”，而母親說“我在乎我是誰”，並且把車廂當作會客廳，“人們都在恭迎她的到來”。朱利安作爲接受了現代教育的青年，對巴士這樣的公共空間有清晰的認識，而母親作爲既沒有“自己的房間”，又喪失了傳統地主式的會客廳的女性，則只能在公共空間裏尋求關注與存在，但這種行爲也事實上把自己物化爲了公共空間裏的元素，作爲被凝視的對象存在，反映了母親追求主體性的方式恰恰是使自己喪失主體性這一女性生存困境。 第二個矛盾則是母子對待黑人的不同看法，如果說前面母親在帽子上受的委屈能引起普遍讀者的同情，那麼接下來她在黑人問題上透露的歧視觀念則會引發爭議，但重要的是需要通過細節解讀去理解母親作爲女性其觀念的社會根源，而非陷入小說中以朱利安爲代表的不可靠的啓蒙視角。首先是上巴士前母親的直接陳述，她說“他們（黑人）當奴隸那會兒反倒好些”、“那些半白血統的，我真爲那些人感到難過”，這裏看似是母親對有色人種的社會地位上升發出的直接牢騷，但她牢騷的根本是她自己的社會地位沒有隨着社會的所謂“進步”而得到上升，如第一句裏，母親的重點實際上不是“他們”而是“那會兒”，她懷念的是那個種植園式社會、地主階層家庭裏女性主婦的地位，而產生這種懷念也暗示着隨着社會生產力發展、生產關係變化，女性走出家庭投入生產，卻作爲無產階級沒有得到物質與地位的真正提高，反倒是在受男權中心機制壓迫之外還要直接面臨資本主義社會的結構性壓迫；而第二句裏母親對“半白血統”這一特殊人羣的關注，則暗示了看似被解放的女性卻實際上像處在白人與黑人之間一樣，夾在男性與男性所期待、塑造的第二性之間、現代與傳統價值之間。母親當然看不到自己所歧視、排斥的羣體背後所折射的女性羣體的悲劇，但是她能感受到自己的生活與社會的步調之間的錯位，從而將錯誤訴諸黑人羣體，而作爲進步知識分子的朱利安只看到母親的種族歧視，而看不到或選擇性忽視母親作爲女性面對的現實困境，則暴露了其視野上的狹隘、品質上的自私與根深蒂固的男性凝視意識。 母親的另一聲音是她對自己外公老宅的回憶，並且懷念着自己的老黑人保姆卡洛琳，直稱“世界上再也沒有比她更好的人了”，這裏母親從抱怨的話語轉向她所謂“開心的事”，實際上是因爲她在這些回憶裏重溫了自己作爲白人與貴族的優越感，她對黑人保姆的高度評價並非是道德範疇，或者說其實是一種主人道德，這種評價是一種權力而非義務，這一細節則反映了母親的道德觀被男權中心機制規訓的結果，在過去白人與黑人的關係之中，母親即使作爲女性，也可以對黑人發號施令，這是她短暫的享受男權的經歷，也是她融入男權話語機制的必然結果。另外需注意朱利安對母親回憶的態度，表面上他輕蔑不屑，卻暗自對老宅心懷嚮往，並且意識到自己更能欣賞老宅、喜歡它破敗的優雅，這一心理變化暗示了朱利安虛僞，明明是對物質與權力的無意識嚮往，卻要說成是美學意義上的欣賞，而這一切還只是他內心對自己的暗示，足以見得其說出口的話也多不可信。 上巴士後母親發現車廂裏沒有黑人，於是開始在這會客廳裏同“自己人”談論世風日下、抱怨黑人，而她交流的對象也恰好都是白人婦女。女性依靠對黑人的歧視形成了暫時的女性羣體，表面上是在展示白人中心主義的現象，但實則是暗示男權中心話語壓迫下女性團結與對話的困難，這一論點的作證就是小說接下來轉入了朱利安一長段的心理描寫，用朱利安自己頗具啓蒙色彩的話來說就是供自己逃離周遭而隨心所欲批判現實的“精神氣泡”。在那裏他以精神分析般的嚴謹邏輯論證了是自己母親需要自己而非自己需要她，而作者仍由人物敘述自身的同時在一小段話裏用括號的形式點名了自己的道德傾向，如朱利安自稱“聰明”之後小說寫道“（他意識到自己太聰明瞭，所以不會成功）”，在這裏作者在給予朱利安敘述的權力的同時，也使得他的缺點暴露無遺，反倒襯托出母親的誠實與弱勢地位。 在巴士上陸續上來黑人男性與黑人母子過後，母親則閉口不再大發牢騷，這是符合現實的情節設計，於是對於母親的描寫則徹底從朱利安的視角出發。朱利安通過與黑人男性交流、發現黑人女性與母親戴着相同帽子而發笑等行爲來與母親對抗，並觀察母親的反應，如“他母親用責備的眼神緊緊盯住他”、“她的眼神裏仍然透着備受打擊的傷情。她的臉漲紅了，但紅得很不自然，好像血壓在升高”、“她用誇張的神情譴責他。他覺得已徹底與她疏離。此時此刻，他可以帶着快意給她一巴掌，就像掌摑某個由他照管的、特別討人厭的小孩”，這些描寫與朱利安的視角密切相關，總和他自己的感受一起出現，因而很難說是反映的母親的實際情況還是朱利安受情緒挑撥而對現實的扭曲誇張。朱利安幻想着各種借黑人來教訓、折磨母親的可能，而母親卻平和友善地與黑人小孩遊戲，這一本來頗具白人中心色彩的行爲，在朱利安黑暗心理的反襯下卻顯得單純可愛，少了原本虛僞的屬性。 如果說前面朱利安教訓母親的想法還有一定的進步色彩，那麼他假想下車時自己故意不下，讓母親一個人忐忑的想法，則徹底暴露了他無關原則與觀念的私人恩怨報復心理，“他可以讓她忐忑”徹底揭示了男權中心心理機制如何潛藏在婦女與青年心裏，依靠經濟地位與受教育程度的錯位，兒子能夠設想出一套完整的規訓方式來讓母親長教訓，這不僅是倫理道德的失範，更是男權文化中心機制的系統性歧視下爲朱利安的行爲與心理提供的合法依據。而爲了不承認自己的失敗與受挫，朱利安甚至認爲眼前的敗局是在象徵意義上母親和黑女人對換了兒子，而母親是感受到了這一點因而自得其樂。朱利安用學術性的、精神分析式的思維來處理判斷現實中的場景，本身也構成了高度冷漠、工具理性過度的倫理悲劇，同時也和弗洛伊德式的精神分析一樣落入了對女性的歪曲之中，而這些想法並非是朱利安真的藉此產生了什麼形而上的思考、看出了什麼象徵意味，而只是他爲了掩蓋自己的對抗落了空，而自欺欺人不顯得狼狽。而這種對抗的落空，也暗示着朱利安作爲上升中的美國進步知識分子青年，實際上也面臨着身份危機與思想的矛盾，他看似以啓蒙者的姿態面對黑人羣體，作爲歷史敘事裏的的主體，可從個人的社會與經濟地位來看，他卻是不得不通過對黑人的關心來確立自己的位置，在與母親的對立中創造自己的身份，與主流的白人男性羣體對立卻又放不下無意識裏的自大與啓蒙姿態，卻又註定只是依附於黑人羣體與女性羣體的不幸邊緣人物。 小說裏的第三個矛盾則是下車後是否施捨給黑人小孩硬幣。兩對母子同時下車，母親這時想起來要給黑人小孩五分錢，而朱利安憤怒地阻止母親。母親只從口袋裏找到了一分錢，當她舉着這一分錢硬幣追上黑人母子並施捨時，卻遭到黑女人的拒絕與呵斥：“他不要無名小卒給的一分錢！”這段情節是對母親白人中心主義思想的徹底打擊，本身在前文對黑女人神態慍怒的描寫中就得到了暗示，同時也是對母親“淑女”意識和行爲的徹底否定，母親不光不能決定自己穿什麼來避免撞衫，甚至無法決定自己做什麼來實現自我的傳統價值。她依舊延續了“堂吉訶德”式的行爲，出發點是善良的，可實際行爲確實冒犯的，這既是她貴族式的傲慢所致，也是她作爲被時代拋棄的女性的困境，即身份認同與自我價值的危機。當母親從口袋中找不到五分錢而只能掏出一分錢，也意味着她自我的價值像這樣貶值而淪爲無名小卒。另外，母親與黑女人不能溝通的情景也象徵着女性與女性之間的隔閡，在現代社會中原子化的個體與個體之間的差異可能遠比相同之處更多，而同爲母親、女性的二人之間間隔的是種族、社會階層、經濟地位等等更多的鴻溝，這些鴻溝迫使女性在關注性別問題之前有太多觸及表現與本質的問題有待處理，而即使是有了一定性別意識，很難做到團結其他女性建立“女性亞文化羣體”。 小說的結尾是以母親爲代表的舊時代白人女性上升失敗的形象化處理——黑人不再需要無名小卒的施捨，朱利安依舊在母親耳邊不斷說教，只有母親一改全文天真單純的喜劇形象，彷彿突然與世界脫鉤，旁若無人地往家的方向回頭移動，嘴裏無意識地念叨“卡洛琳”、“外公”，最終倒地不起。這一結局正像亞里士多德對悲劇效果的定義，能夠引起讀者的恐懼與憐憫之情，我們不再對這位老婦人作什麼苛求，只會爲她的境遇感到同情，爲那股壓倒她的無形力量，亦或時代精神感到恐懼。而朱利安在結局也在小說中第一次感受到了何爲現實，他終於從新時代的父權暴力啓蒙者的身份回到了作爲兒子的現實身份，當他在大街上奔跑、呼喊、求救卻無人回應時，他終於意識到了“他跑得越快，燈火就好像離得越遠”，作者也終於爲小說畫上反諷的句號——接受了高等教育、思想激進、自信又自卑的年輕人，想不到現代性帶給他的最終不是智慧與進步，而是首先以悲劇的形式落在他眼中落伍的、陳舊的、愚昧的老母親身上。奧康納不僅藉此消解了宏大敘事式的種族平等思想、美式的啓蒙進步思想，更揭示了當宏大敘事的幻覺消解之後女性作爲沉默的羣體被犧牲掉的現實。 總結，從女性主義的批評角度切入，《上升的一切必將匯合》不僅僅只是一篇作者道德立場鮮明但又保持客觀冷靜敘事風格的小說，它在形象化地描繪白人與黑人、青年與老年、現代與傳統等對立項在二戰後的社會多元化趨勢中上升、匯合、碰撞的情景的同時，也以不同身份的女性作爲關照對象，展現她們在上升過程中的不同境遇，尤其是打破了以“母親”爲代表的白人中老年女性的上升幻覺和揭示她們被時代拋棄的孤立處境。奧康納對待“母親”這一人物形象的矛盾態度也表明女性面臨的困境的多重性與複雜性，通過描寫女性所遭受到來自外部的經濟上的壓力、道德上的綁架，以及女性內部的種種矛盾，表達了對女性上升的悲觀態度。但也正因如此，女性主義在文學作品中的的思想厚度與藝術力量才得以深刻強大。

《好人難尋》弗蘭納裏·奧康納 私藏的美國南方短篇集，太容易被忽略。十幾個小鎮小故事，看似家常出遊、瑣碎家事，結局反轉猝不及防。作者下筆冷靜鋒利，不刻意賣慘煽情，輕輕幾筆，就能撕開普通人面具下的自私、僞善。讀完再審視身邊人和自己，很多想法都會改觀。 亮點 1. 短篇範本，篇幅短小，每一篇都有完整寓言，隨手翻一篇就能沉浸式讀完 2. 專戳人性僞善，打破非黑即白的簡單評判，看懂尋常人骨子裏藏着的陰暗 3. 獨一份南方哥特文風，破敗小鎮、公路莊園氛圍感拉滿，辨識度極高 摘抄金句 1. 人人都自詡心底善良，可危難降臨之時，善意往往不堪一擊。 2. 極致的惡未必是兇徒，更多藏在普通人的自以爲是裏。 3. 救贖從來等不到別人施捨，唯有看清自身卑劣，纔是自省的開始。 拓展閱讀 1. 《八月之光》福克納：美國南方文學標杆，同樣寫小鎮人性、種族與精神困境，風格契合 2. 《傷心咖啡館之歌》卡森·麥卡勒斯：聚焦孤獨扭曲的普通人，氛圍感和這本書高度匹配 3. 《黑暗的心》康拉德：深挖人內心潛藏的惡，冷峻剋制的敘事手法可以對照品讀

這樣的文字無疑是值得讀的，華麗而暴力，奧康納的筆，像一顆精準的探頭，勘探着人生尬況和人性幽光，最後也有覺醒時刻的反差，每篇必死一人的結局，叫你不白來一趟。今年第三十本。 九月二十七日，從來沒機會好好觀察自己，直到今天我坐在理髮店的鏡子前。那雙眼睛裏閃出灼燒而散漫的光，左邊的顴骨矗立着，配合上吊且微腫的眼皮，傾斜的嘴角，似乎哪裏在忍受着刺疼，牙關緊緊咬着，雙眉自覺的低垂，和其他部位默契的很好。這是自己嗎，那種感覺連沉靜或悲傷都說不上，簡直就是心悸和劇痛造成的肌肉抽搐，我感覺有些異樣，想不起什麼時候起就是這樣了，還算年輕的身體，卻有一張病中人奇異的臉。 理髮師是溫柔的，有耐心的，隨着頭髮越來越短，人也開始變得精神。在吹風機巨大的轟鳴聲裏，瞳仁，像黑日一樣沉入死寂的雪山。

最早是在加•澤文《島上書店》裏知道了奧康納和這本書的，第一次讀奧康納，書是好書，深刻又諷刺，集合了她短暫生命裏9個經典短篇。然而讀的時間不對，讀的過程太壓抑了，體驗一般。因我近期的生活糟糕到極點，中間停了幾天纔讀完。 奧康納的病了解一些，很恐怖的一種疾病。絕症極大程度地限制了她的生活。但侷限也帶給她旁人無法企及的深度，她像一個旁觀者，剋制、冷漠、無情地揭露人性中的醜惡、虛僞、怯弱、自負等種種現象。 面對歹徒，《好人難尋》中的老婦人最後試圖藉助宗教的力量來感化對方，結果卻遭了三槍一命嗚呼，好討厭她的叨叨，害了自己和家人，這一篇印象最深刻。 本書語言精簡，對白粗陋，衝突直接，小說人物形象立體豐滿，情節荒誕離奇，暴力黑色，加之宗教神學、種族問題等不太好理解，但多讀幾遍又回味無窮。 奧康納說：“我是站在基督教正統教派的立場上看世界的。這意味着，對我來說，人生的意義集中於基督對我們的救贖，世間萬物在我的眼裏無不與此有關。”一個基督教作家，小說裏面描寫各色各樣畸形古怪的人物也許就可以理解了吧！等我有心情再讀一遍吧，偉大的作品從來不是讀一遍就完全理解的！

非常喜歡，以後有機會會重讀的。 由於背景知識瞭解的不夠，閱讀感受可以描述爲“感覺到一陣凌厲的勁風穿過，但不知其來處也不知其去向”。所以我大概勉強算是聽了個響，不過十分感謝這聲響，讓我有了一次接觸認知以外作品的機會，希望日後的重讀會產生不一樣的感受。

我們通常會說，那些傢伙或許笨拙了些、愚昧了些、無知了些，可歸根到底來說還是善良的，是單純、天真的好人，可這種聖母式的說辭奧康納絕不會買賬，因爲這本短篇集的創作動機之一正是要把這種“廉價的虔誠”毀滅給人看的。 奧康納對“愚昧的信徒”信仰的廉價性進行了無情的揭穿，信仰如果變得廉價，那絕不是因爲有懷疑參雜其中，而恰恰是因爲沒有懷疑。懷疑恰恰是思考存在的證據，而奧康納筆下的“好人們”的罪恰恰在於她們不曾思考也不曾懷疑，她們盲目的遵循着信仰所自動生成的那一套善的秩序，她們寧可花大把的力氣去歇斯底里地禱告，也不願花丁點力氣思考這套秩序的正確性。奧康納揭開這層虛僞的面紗，道出了真諦：上帝寧可垂憐那些在質疑和思考中掙扎，犯下過錯的惡人，也不願意賜福一個盲從秩序，不曾思考的懶人。 除了對“廉價的虔誠”的批判，奧康納還運用“暴力”與“天惠時刻”，對善與惡的關係進行了相當深刻的論述。奧康納所刻畫的善是貶值了的善，它不再是一種深刻思考後的堅定選擇，而是一種對秩序盲目的遵從。留意小說中的“天惠時刻”，我們不難發現，的確，可憐的好人最終在滅亡前獲得了某種頓悟，但特別的是，催生這股救贖之力的，不是一切善的東西，而是她們面前的暴力。 當善被愚昧的追隨者固化爲某種秩序時，對這種秩序的反叛就成了惡，惡是對秩序的終結，並且在終結這種秩序上，惡具有強大不可代替的力量。這也是奧康納筆下的惡之所以可以催生某種頓悟的原因所在。從這個角度上看，奧康納則像是在向讀者揭示這樣一個道理：有時，惡比善更接近真理。 當善成爲一種既定的秩序，每個人都把自己當作一套系統中的螺絲釘，機械的運轉着，他們藏身於這套體系之中保全自己，並且還自以爲正小心翼翼的走在善的康莊大道上。這樣的所謂的善，歸根到底來說是無比卑劣，無比自私的。如果這樣的機械和虛假也可以稱之爲善的話，那我們又將那些深刻思考“善的本質”的痛苦人類置於何地？將極力反抗這套秩序的勇者置於何地？

小說講的是一家人出去度假，結果陰差陽錯碰上一夥逃犯，全家慘遭毒手。這本是一個悲慘的故事，但小說中安排了一種黑色幽默的因素，本來這家人與逃犯根本不在一條路線上，都是因爲自作聰明的祖母所做的一系列錯誤決定，使這家人不僅遭遇兇徒，還被殺人滅口。不過僅僅如此好像也沒有多大意思，小說的主題難道就是人生無常，或者老太太多麼愚蠢？當然不是。事實上從小說一開頭，從老太太記住報紙上逃犯Misfit（“不合時宜”之意）的模樣開始，我們便知道逃犯和老太太必然是要相遇的，關鍵是這相遇基於何種理由。如果只是行進路線上碰到了，那當然是巧合；但老太太與這名Misfit還有一個相遇方式，那就是老太太作爲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好人”，當遇到Misfit這種毫無羞恥感的、帶着強烈的“虛無主義”氣質——對耶穌及所謂的信仰恣意嘲弄——的反社會者（Sociopath）時，就算是遇到了真正的剋星。Misfit以其無理由甚至“無厘頭”的惡（既無特別的必要，也不帶來滿足感）不僅奪去了老太太一家的生命，更摧毀了老太太的信仰與善良（她在死亡面前表現得比兒子更怯懦）。老太太的善，用萊昂內爾·特里林的話說是一種“惰性的道德”，只是因爲習以爲常而秉持某種信仰，僅憑無理由的惡便足以摧毀那種貧乏的善。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老太太與Misfit的相遇是命中註定的。老太太的善早已岌岌可危，她的懷舊意識已不能引發同情（她對小孩子們的訓誡以及那個蕭條冷落的酒店的懷鄉氣氛都充滿反諷意味），她那“好人好報”的嘮叨讓人生厭，她竭力維持的體面掙不來尊重和喜愛，世界對她來說已顯得粗鄙，但她本身也是乏味的。如果這樣來理解，我們就不得不說，老太太一系列的錯誤決定構成了她最後的旅程，而這無非不過是說明這個世界已不在她的常識掌控之中，與Misfit的相遇更像是一個被不斷推後的時刻終於到來，那一刻冰冷的判決作出：她纔是那個不合時宜的人。

我覺得奧康納是邪惡有趣的，喜歡她“上升的一切必將匯合”以及“家的慰藉”這兩個短篇，關於種族矛盾、代際溝通的巨大成本、宗教啓示以及美國資本主義與南方在南北戰爭結束後的現代性衝突，奧康納在其作品中毫不避諱。 她對南部的精神把握是準確且深刻的：新興的有色人種中產階級、瘋子和逃犯正逐步侵入白人的“領地”，而這種形勢的轉變催生了一種新生階級，一種以體恤“低級”僞造虛假高級身份的白人；純真的鄙夷往往比虛僞的攀附更加真切，而在一個極度宗教化的社會結構中，對立的雙方實時都能成爲可以轉換爲其對立面的存在。 奧康納的基底並不是女性主義，她所看到或者“同情”的是洪流中無法找到方向的困者，而最後他們的結局都是死亡。時代變化需要烈度，火藥槍聲與鮮血，她正是將節點式的爆發情節安排在一個個小人物身上，而他們也並非是某個低位的弱者，弱者和強者是最容易被看見的，在現代，這是權力分配的兩端，而死亡的只能是那批夾在中間的灰色人羣，正是好人難尋。 “瘟疫吸引的，必死於瘟疫！刀劍吸引的，必殺於刀劍！火焰吸引的，必焚於火焰！”暴力的歡愉必將以暴力結束，炸裂的開頭必須有一個炸裂的結尾。

很難說出我喜歡奧康納的小說這幾個字，因爲她的作品總是離“美好”這個詞相去甚遠，甚至可以說毫無關係。有幾個標籤顯眼地貼在她身上：美國南方、宗教、種族、暴力、黑色幽默，她一輩子都在寫這些沉重又不討喜的話題，就像個又臭又醜的大石頭橫亙在馬路上，叫囂着爲什麼不看我，你在害怕什麼？你可以不喜歡它，但你繞不過它。在我聽到自己辯解“太過於政治正確的東西好沒意思啊”時，突然意識到“迴避是不是也是一種歧視？”，也許有些作品就不是爲了取悅讀者而存在的，它的職責就是爲了冒犯爲了進攻，它存在只是因爲它可以存在，如果它讓你不舒服了，或許正是它刺探出了你心中隱祕的陰暗。

一般是因爲的確不好讀，不推薦沒特別興趣的朋友讀，難讀，難讀懂，讀了還沒用。 大量宗教相關的情節佈置，我也不懂。如果我瞭解這方面，那種置身於宗教環境的被迫裹挾感，和小說本身沒有私人情感、只是不遮不掩地揭示醜惡的透徹感扭打在一起，可能會驚悚得如芒在背。讀這種凝練、信息密度高又不願輕盈或抒情的文字，感覺有個魔鬼在拿着尖叉在背後戳着你脊樑骨，督促你快點讀。於是你讀，讀下去更多是因爲想讀，在意志和誘惑驅動下，進入文字世界的拉扯。好小說的厲害之處就在於，它不刻意點綴些好句子，也對你的人生沒有指導意義，而全憑故事張力本身在引誘你閱讀，樂此不疲。這是一個天才反覆修改的魅力，充滿了對深淵的凝視和辛辣的捕抓，不向具體對象發出說教，而是極端向內的對暴力和卑鄙的殘忍呈現。沒有一篇平庸之作。翻譯的讀感挺硌，但或許極致地還原了文風吧，於是老師的權威性在我這還有待斟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