絲綢之路（10）：隋唐洛陽：隋唐時代絲綢之路起點

先讀的絲綢之路(8)，我個人更喜歡8這一冊的內容，因爲有考古人員根據考古實證、史籍資料繪製的故城平面圖、分佈圖，對於理解當時故城的佈局、功能有助益。這一冊關於隋唐洛陽古城只做文字描述，資料展示稍顯單薄。這一冊的歷史沿革一次成型，私以爲分隋、唐，唐分太宗、高宗武曌、後唐更便於閱讀與分類。 這一冊倒是重點分析了三塊墓誌銘，有比較詳細的解析，更展現了墓誌銘在證史方面的重要作用，即便寥寥數語也可以佐證當時的政治、社會環境。 本冊介紹隋唐時期歷史沿革、經濟交通、著名建築(定鼎門、明堂、天堂、天樞、西苑、上陽宮、含嘉倉、回洛倉、天津橋、幾大水系互通的大運河、坊裏結構、幾大集市、園林風貌、邙山萬安山墓葬、龍門石窟)、外來移民身份、外來文化影響(音樂歌舞、樂器、繪畫、服飾、器物、娛樂)、宗教、出土墓葬的外來風格等幾個方面，力求從文化、宗教、文教娛樂、社會習俗、喪葬風俗等方面展現絲綢之路對於漢與外夷的影響，文化、宗教、藝術等方面都有不同程度的融合。外夷在洛定居，受佛教儒學影響、喪葬遵循漢俗等，無不說明時間長河下融合的潤物細無聲。 這條路，不好走，充滿艱辛，可是，從出土的胡人俑牽引駱駝來看，從玄奘、義淨等去西天學佛看，怎樣的艱難險阻都敵不過人與人想要交流的心，無論目的爲何，終是爲了與人相處。 洛陽如今的開放以及考古發掘的力度，讓這座城煥發新枝，她是青年之城，嗯，只要開放與包容，永遠不老、永遠年輕。

五星力薦。 洛陽古都，命運殊爲坎坷。觀其隋唐際遇，其軍事要衝之險與政治中樞之重幾經沉浮，尤具代表性。 當初隋煬帝遷都洛陽的理由如下： 1.洛陽是古都，且隋朝建立的時候就已有遷都打算（雖然在隋文帝的時候洛陽的地位是越來越弱化了） 2.關中和山東地區太遠，一旦發生變亂而鞭長莫及。掌管太原的五弟楊諒叛亂，給隋煬帝留下心理陰影。叛亂後許多降民被遷移到河南，因此也需要將洛陽作爲重鎮對其加以監控。 3.長安偏居西北，雖然有防禦上的優勢，但對東部和江南地區的掌控就很弱。 4.關中地區經歷魏晉以來長期的戰亂，水利工程失修，農作物產量嚴重下降。且關中地區人多地狹，糧食供應緊張。而漕運的限制卻使山東、江南的租米無法及時大量的供給關中。自然災害的時候這些情況尤其致命。 這幾點的重要性到唐代的時候依然如故，但整體唐朝還是施行關中本位政策。唐代太宗的時候，建都長安，三次到洛陽巡幸，洛州改稱洛陽宮，洛陽整體還是被作爲臨時駐蹕對待。而高宗的時候，巡幸洛陽總共7次，基本都和關中地區發生自然災害，糧食供應緊張有關（關中災情好轉他就回長安了），高宗也因此在洛陽建立糧食轉運倉。後來爲了方便指揮和北邊（後突厥）、東北邊（高麗、新羅等）、西邊（吐蕃等）的戰事，確立了洛陽的陪都地位。 洛陽在武則天時代被提到至高位置，改稱神都。她在洛陽總共住了 30 年。爲什麼選擇洛陽？主要有兩個原因。 1.從天象占星學上看，洛陽在分野上與天上的太微垣相對應，而鎮星停留在太微，是女主當政的徵兆。武則天將此作爲自己即將君臨天下的祥瑞和天意。 2.從她個人出身來看，她不屬於關隴軍事貴族和關中士族，而是關東庶族，因此對於關中並無深厚的情感。庶族背景的她想稱王，則必然另立秩序，另設國都。洛陽除了天生的軍事、運輸要塞意義，更能助她擺脫李唐王朝的政治大本營、禮儀氛圍的束縛，逐漸消泯人們對於長安和唐帝室的回憶和感情，鞏固她的新政權。爲了體現政權是上天授意，她安排了許多瑞符，比如在“永昌洛水”裏打撈出石刻的“天授聖圖”，封洛神爲“顯聖侯”，命僧人編撰《大雲經疏》稱武則天是彌勒佛下生人間等。她修建了明堂作爲朝堂。比較有意思的是當時明堂裏有個四面置門的銅匭，“東面名爲延恩匭，可以投入歌頌皇帝及自薦求官的表疏；南面爲招諫匭，盛納議論時政得失及直言諫諍的表章；西面爲申冤匭，爲有冤屈訴訟者準備；北面爲通玄匭，盛納報告災害、突發事件及密謀的表奏”，正是這個北面匭，誘發了告密之風的盛行。今天的洛陽還有明堂、天堂、應天門，建造在原來的遺址之上，遊客如果不知道歷史背景，去了看到大氣恢宏的建築裏面只有一堆堆土，估計會失望。書中對隋唐洛陽宮城的佈局、中軸線、建造與結局有詳細描述。 待李唐王室重新奪回政權，也就中宗巡幸過洛陽，之後 8 年洛陽都被冷落，直到玄宗時期皇帝巡幸了 8 次，但基本仍然與關中災害頻仍，糧食供應緊張有關。關中的經濟困境得以好轉之後，玄宗也就不再東幸了。而且他把武周時期政治色彩的建築拆毀了，比如明堂、天授聖圖碑、顯聖侯廟等。東都留守這個常設職位也逐漸成爲安置年高德劭大臣、被貶失勢或願意遠離權力中心的官員的職位。 從“安史之亂”後一直到唐昭宗時，皇帝也不再巡幸洛陽，洛陽失去了以往的政治地位；同時由於戰亂和唐軍、回紺軍的搶劫，洛陽殘破不堪，人口逃散，百業凋敝。但唐朝君臣對於洛陽的軍事戰略地位仍然有清醒的認識，它是東方的要衝，既能監視、牽制、控扼河北、河南藩鎮，也是屏障。 由於北魏時候粟特人入華，洛陽城裏的粟特人非常常見，在武則天時期達到鼎盛。粟特人利用大運河創造的洛陽樞紐，從事東西方貿易往來，這是一個非常善於經商的民族；宗教上也有他們的身影，比如武則天指定的法華經的譯者、華嚴宗的創始人就是粟特僧人康法藏。不過洛陽的粟特百姓越來越多信仰了漢地佛教。 北朝時，粟特人和中原漢文化之間互相滲透。“北齊上層社會胡風盛行一時，統治者沉溺於西域的歌舞、遊戲和物品，一些胡人樂工憑藉自己的歌舞技藝，一些胡商則憑藉自己的雄厚財力接近統治階層並得到他們的寵信，最終獲取高位。在北齊的政治、經濟、文化領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是，處於社會中下層的普通胡人而言，他們更多的是逐漸接受中原社會傳統的道德觀和價值觀，努力成爲漢族爲主流的社會羣體中的一員。” 在唐朝，胡人漢化越來越明顯，考古喪葬便能察覺這一趨勢。洛陽粟特人改掉了原本的天葬習俗，樹立墳塋並使用漢地傳統的喪葬用具和形制（如安菩墓）；下葬地區也選擇漢人首選的邙山；學漢人的夫妻合葬、家族聚族而葬；就算死在千里之外也要歸葬洛陽祖塋；粟特人的名字也逐漸受到儒家思想影響而本土化，比如安忠臣、康敬本等；墓誌中僅標榜自己的漢地家族背景和郡望，而不再提西域祖籍。 關於粟特人姓氏。居住洛陽的粟特人主要是安、康、史三姓，另外曹、何、石、米、翟也有一定數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