宮崎市定中國史（2025版）

在讀這本書之前，我的歷史知識淺薄到令人髮指的地步。朝代順序表始終背不下來，中學時代考歷史幾乎沒有及格過，就連春秋戰國和五胡十六國孰前孰後、八王之亂和安史之亂有何不同、淝水之戰和赤壁之戰是誰打誰，我都解釋不清。 去年，我從相對不太陌生的近代史入手，領略到了歷史的趣味，但當我想讀古代史時，卻總有無從下手的抓瞎之感。於是我想是時候給自己建立一個粗略的中國史框架了。 在這種想法的驅動下，我選擇了讀這本書，其理由非常單純。 一是薄。不瞞你說，這是最重要的理由。市面上比較權威的中國史都是動輒大幾十、甚至百萬餘字的鉅著，而這本書只有不到三十萬字。對於已有基礎、希望掌握更多歷史細節的讀者來說，這本書或許會太過簡略，但對於我這種壓根不指望記住細節、只求捋順更迭脈絡的讀者來說，卻是詳略得當剛剛好的。 二是通俗。本書的語言通俗易懂，口語化，完全沒有大段引用史料，正如作者在序言中所說：「我便將這本書的讀者當作我的學生，執筆時彷彿給久違的學生授課。」 三是本書主要談論春秋戰國至清之間的歷史，對遠古的三皇五帝、夏商時期和現代史着墨不多，其中最長的章節是北宋，其次是南宋和明，這恰好是我最感興趣的時期。 作爲一本日本學者的中國史作品，給我最大的感覺就是其視角的不同。 本書兩個最突出的特點，一是世界史觀，二是景氣史觀。 所謂世界史觀，就是把全世界的歷史進程看作一張交織的大網，在研究網上某個區域的歷史（比如中國史）時，不能只考慮這個封閉的區域發生的事，而要全面地考慮大網上其他地方的文化、軍事、經濟活動的推動或牽制作用。同時，由於共享一張大網，將中國歷史與類似時期的西洋歷史進行對照，可以發現許多意想不到的共性。 中國並非孤島，因此我認爲以世界史的視角書寫中國史是必須的，只有這樣，才能編織起更龐大的因果關係之網，解釋許多難以理解之事。 舉一個我覺得最精彩的例子，即作者認爲中國古代史與西洋古代史一樣，都可以看作是“氏族部落-都市國家-領土國家-古代帝國”的進化過程。 夏商西周時期與西方愛琴文明時期一樣，還處於氏族部落的階段。 春秋時期大量被城郭環繞的“邑”或“邦”興起，與西方古希臘古羅馬的城邦類似，屬於都市國家階段。 都市國家爭奪霸權而互相打戰、吞併，形成了七雄稱霸的戰國時期，這與西方統一了意大利半島的羅馬與迦太基、敘利亞、埃及等對峙的時期類似，此時國家數量變少，且有着明確的過境，稱爲領土國家。 最終，秦吞併六國統一中國，對應着羅馬帝國統一地中海沿岸大片土地，進入古代帝國的階段。 從這中西相似的歷史流變出發，作者談論了兩個讓我覺得頗有道理、於是印象深刻的問題。 一是關於民主誕生的問題。 西方的民主思想源於古希臘和古羅馬時期，城邦中的Agora（古希臘集市）或Forum（古羅馬集市）不僅是交易場所，還是討論政治的地方，民主思想就在這種庶民對政治的自由討論中逐漸成型。 中國也有集市，但中國的集市政治色彩非常稀薄，最終也沒能成爲庶民政治運動的中心。 作者認爲，這是因爲中國都市國家維持獨立的時間非常短，城邦類型的市沒有來得及發展成熟。中國的集市真正發展成熟，是在進入領土國家的專制君主統治以後，但此時討論政治的社交場所已經是專制君主的朝廷了，集市的社交屬性遠遠弱於交易屬性，庶民不再有自由議政的場所，自然也就難以培育出民主主義。 儘管國家形式的演變方式相似，但其中某個形態持續時間的差異，就會大大影響其思想和政治的走向。在其中，我既看到了世界歷史走向的大趨勢，也看到了各區域歷史中蝴蝶效應般的混沌。 二是關於封建制的問題。 對於“國王將土地分封給諸侯”這種政治制度上的封建制，目前的主流說法是，西方的封建制是中世紀的產物，持續了1300年，而中國的封建制是從西周開始至秦朝便終結，還是從戰國開始延續了2300年，在網上一直是爭論不休的話題。 但在這本書裏作者讓我看到，歷史進程中的政治制度，遠非如水到100度就氣化、到0度就結冰的相變一般，有着非常明確的從一個制度向另一個制度的轉變的節點，而是由不同底層邏輯驅動的、非常具體而靈活的東西。 封建制的底層邏輯是中央政府無力管轄所有土地。 對處於氏族部落後期的西周來說，所謂分封制，很可能並非我們想象中的周武王平定全國之後再把土地分封出去的結果，而是某種意義上的部落聯盟。周氏諸侯的親屬關係，或許是後來編造的系譜。將國際關係置換爲親戚關係，或許和我們現在管人叫叔叔阿姨大哥大姐有些異曲同工的意思。 在秦之後，封建制也經常短暫而局部地出現，比如西漢、清等王朝剛建立的時期。譬如西漢建國時，劉邦對部下的大將與其說是當作臣下，不如說是視作盟友，因此統一天下後，分封土地是穩妥的做法。並且，此時大一統帝國的行政制度尚未成熟，中央政府無法妥善管理邊陲之地，對邊疆土地的封建成爲必然。於是漢高祖採用了封建和郡縣並舉的姑息政策。明清初期的情況稍有區別，但在中央集權尚不穩固這一點上是一致的，並且最終一旦皇權穩固，分封的土地就被收回。 歐洲中世紀的封建制雖然看起來是君主賜領土給臣下，但其實君主的地位卻不是靠自己的力量贏得，而是由諸侯推舉，與中國的皇帝相比說起有名無實也不過分。蒙古由各部族掌控各汗國，再通過忽裏勒臺選出最高領導者的形式，貌似反而與歐洲封建制更爲類似。 像“封建制”這樣的現象該不是孤例。一個抽象名詞，掩蓋了多種多樣的具體事實，造成對歷史的誤解，這是十分危險的。在以世界史觀看待中國歷史時，切忌生搬硬套。 所謂景氣史觀，就是將整個社會的經濟活動狀態納入視野，以經濟史的角度重新認識政治史。 我認爲書中的景氣週期所指，與經濟週期大致相同。 經濟週期是我們現代人毫不陌生的詞彙，指的是總體經濟活動擴張與緊縮的交替或週期性波動變化。 貿易順差、貨幣流通性強、“生產-消費”良性循環、穩定的通貨膨脹等都是好景氣的標誌，與如今所說的經濟上行階段特徵基本一致；反之亦然。 景氣史觀首當其衝的運用，就是決定了本書的時代劃分法。 作者採用的是與主流十分不同的四分法，劃分依據是景氣起伏（經濟週期輪轉）的動態趨勢，而非政治制度或社會關係之類的靜態特徵。 古代（太古至漢代）是長期分散生活的人類逐漸因爲向心傾向而邁向大一統的過程，有着緩慢上升的好景氣。 中世（三國至唐末五代）是總體有着分裂趨勢的時代，在經濟上逐漸退步和惡化，有着螺旋下降的壞景氣。古代與中世共同構成一個景氣週期。 近世（宋至清朝滅亡）中國由武力國家向財政國家轉型，社會變動加速，景氣變動的週期也大大縮短，大約一個王朝的長度便構成景氣的一個週期。 最近世（中華民國及以後）科技進步帶來更快的社會發展速度，景氣週期的長度越來越短，幾年便是一個週期。 從經濟的角度看歷史，還能將歷史事件發展邏輯的鏈條補充完整。 書中關於太平天國崛起的經濟學視角論證就非常有趣。 太平天國的誕生自然受到政治、文化等多方面因素的影響，而景氣變化的影響亦是一個不容忽視的角度。 概括而言，在鴉片戰爭之前，清朝唯一對外開放的口岸只有廣州，而在鴉片戰爭戰敗後，清朝被迫開放了上海等口岸。過去，商品必須由廣州出發運送到全國各地，帶來了沿線無數運輸業的就業崗位。而一旦上海開放，從廣東經廣西、再由湖南到長江的物流路線由繁榮驟然沉寂，該線路上的運輸業從業者大量失業。這些失業的人，原本就有很大一部分是刀頭舔血的走私商人，一旦失業，暴動叛亂自然不在話下。他們就是讓太平天國的崛起的主力軍。 至此，鴉片戰爭-口岸開通-運輸變更-高失業率-暴動叛亂，構成了一個完整而可靠的邏輯鏈路。 我個人認爲這是一本入門中國史的佳作。但也有很多人不這麼認爲，他們的核心觀點就是批評宮崎“夾帶私貨”。 有這樣的批評，或許是因爲對“何爲歷史”的理解不同吧。 的確，這本書中與主流敘事不同的觀點不勝枚舉，其中有許多並非一定是正確，尤其對於先秦時期的歷史，身爲“疑古派”的作者用了很多“可能”、“或許”、“不能完全相信”之類的表述來談論他的看法。 假使把歷史看作客觀的、確鑿的事實，則自然會很看不慣本書中的許多表述，進而對作者產生憤恨，認爲這是一種故意扭曲歷史的“夾帶私貨”。 但我所理解的歷史並非客觀事實。我非常認同作者所說：「歷史學不是單純的史料堆砌，應當是事實的理論體系。換言之，是在選擇的基礎上構建的學問。」 倘若激進地說，我認爲歷史研究就該是一種私貨。只不過，這種私貨應該有充分的史料佐證和嚴謹的推理邏輯，這種私貨是歷史學家對歷史事件個性化的解釋，是一個立足現在之人對過往的反思的獨特結晶。 不同的歷史學家，應當有對歷史的獨特見解。瞭解這些大家對歷史的理論構築，纔是讀史最有趣的地方。 作者說：「對歷史學家而言，就算是歷史概說，也應當同時是歷史哲學。」 對此，我深以爲然，並且認爲本書便是歷史概說與歷史哲學兼備的好書。

幾度放下又重拾，終於在磕磕碰碰中讀完本書。對自己而言，與其說這是一次頗爲坎坷的閱讀經歷，則『難忘的旅途』更爲貼切。釋卷之時，似解脫而又不捨；本想匆匆結束閱讀，但心中微妙的情感卻實在折磨人，催促我寫下一點字，便算爲這次旅途印上一張明信片吧，留個回憶吧。   毫不掩飾地說，自己只是一名乳臭未乾、確談不上有什麼歷史學專業素養的學生而已，自然沒有什麼鞭辟入裏的話可說。因此只是根據自己的所感所想，簡單回顧一下而已。   本書立足『經濟史觀』的基點，將中國分爲『古代』『中世』『近世』『最近世』數個階段，概論中國曆朝。誠然，書中的部分觀點放在今日的眼光下審視，確實略顯陳舊；但經典之所以爲經典，恰恰在於其歷久彌新的內核價值。不管是作爲歷史學入門書籍，亦或是梳理中國歷史脈絡的工具，本書都是非常值得推薦的。另一方面，京都學派嚴謹的學術風格、以及宮崎市定先生紮實的文字功底，亦在書中得到淋漓盡致的體現。   在初讀之時，由於自己先入爲主的判斷和偏見，在讀到書中部分衝擊力較大的『疑古』觀點時，難免心生牴觸，便半讀半放地翻着。所幸後來產生了『硬着頭皮也要讀完』的想法，於是從頭認真看了起來。但不曾意料到的是，在讀到魏晉南北朝的部分後，閱讀體驗漸由牴觸變爲享受，所得啓發也自然多了起來，這不得不說是一個彌足珍貴的教訓吧。如若問讀過這本書有何感觸，我會毫不猶豫地回答道是『辯證思考能力的習得』。   不管從何等角度出發，這本書都帶給了我很多的知識和思考，這是我所珍視和慶幸的。閱讀本身就是一個與作者對話的過程，因而要邊讀邊想，收穫才能更多。最後，以書中一個小筆記結束吧。   回望往昔，大抵在很多時候，自己也是如此——習慣於接收碎片化的信息，而常常『順手拿來』、把別人的觀點當成自己的思想；懂得一點皮毛便喜好賣弄，還以為自己博學，其實不過是膚淺之舉而已。   常思常新，閱讀的過程，需要少一分基於習慣做判斷的偏激，多一分辯證思考的冷靜。即便是完全正確的『聖賢之言』，也應該通過認真的思考消化後，纔能夠化為己用，最後納入自己的思想體系之中。 歷史學不是單純的史料堆砌，應當是事實的理論體系。換言之，是在選擇的基礎上構建的學問。爲了體系，對於構成重要支點的部分，某種程度上，我是憑自己的眼光查明合適的確切文獻。因爲完全與自己無關而依靠他人之眼確認的，是不會成爲有自信的體系的。

《宮崎市定中國史》思想體系的核心侷限性 一、民族理論硬傷：“文明主義—樸素主義”二元對立史觀帶有戰時軍國主義底色 1. 二元框架誕生於侵華戰爭時期，暗含侵略合理化敘事 該理論成型於1940年《東洋的樸素主義民族與文明主義社會》，戰時預設邏輯：中原農耕文明長期發展會腐化、患上“文明病”；草原遊牧“樸素民族”勇武純粹，征服中原可以爲文明“解毒”、注入活力；並暗示日本是留存樸素主義、掌握科學的完美民族，有改造東亞的歷史使命，直接爲日本大陸擴張提供歷史說辭。 2. 二元劃分機械、片面，割裂民族融合複雜性 - 簡單把農耕漢文明等同於墮落、奢靡、渙散；遊牧族羣等同於勇武、純粹，完全無視遊牧政權內部的階級分化、內亂、殘暴統治，也忽略中原文明內部尚武、勤儉的傳統； - 將民族融合簡化爲“樸素征服文明、隨後被同化腐化”的單一循環，無視雙向文化交融、中原主動吸收草原制度、各民族平等互動的多元歷史； - 刻意美化少數民族入主中原的統治，淡化戰亂帶來的人口毀滅、經濟倒退，立場存在明顯偏向。 3. 以近代民族主義曲解古代“夷夏之辨” 將傳統天下觀、華夷秩序等同於近現代民族國家對立，誇大宋遼金夏的民族對抗，套用近代國家競爭邏輯解讀古代族羣關係，混淆“天下體系”與近代領土國家的本質區別。 二，核心史觀缺陷：“景氣循環經濟決定論”單向化、過度簡化歷史 1. 經濟單向決定論，弱化政治、思想、制度獨立能動性 全書將商品流通景氣度作爲解釋王朝更迭、制度變革、思想興起的唯一底層邏輯，陷入經濟還原論：戰爭、禮制、諸子思想、民族衝突全部簡化爲貿易、貨幣、鹽鐵利益驅動。 嚴重忽略：政治權力結構、禮制文化傳統、意識形態、地緣安全、天災疫病、人口結構、基層土地矛盾的獨立作用。例如將商周戰爭全部歸於爭奪鹽池貿易資源，完全淡化禮樂秩序、王權天命、部族生存空間等多重動因。 2. “景氣”概念模糊、缺乏量化支撐，主觀化嚴重 “景氣/不景氣”是類比現代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概念，強行套用於前近代農業文明，沒有統一衡量標準：僅憑城市繁榮、貨幣流通主觀判斷週期，無視古代實物經濟長期爲主、商品經濟僅局部存在的現實。魏晉莊園自給經濟被簡單歸爲“不景氣”，但未區分“民間自然經濟”與“商業衰退”的本質差異。 3. 無法解釋反經濟邏輯歷史事件 很多歷史行爲不以商業利益爲核心：士大夫的理想主義、農民起義的生存反抗、王朝閉關鎖國、王朝主動抑商政策、儒家重義輕利價值觀，在宮崎體系內無法自洽解釋；他刻意貶低農民起義的正義性，將民衆反抗歸爲景氣蕭條的附帶產物，無視底層生存壓迫根源。 三、歷史分期體系：照搬歐洲史框架削足適履，“宋代近世說”存在結構性偏差 1. 分期標準完全依附歐洲史學範式，以西裁中 繼承內藤湖南三分法，新增“最近世”四分框架，完全套用歐洲古代—中世紀—近代三段模板對標中國歷史： - 以古希臘城邦類比商周都市國家； - 以歐洲封建貴族時代對應魏晉中世； - 以歐洲文藝復興定義宋代爲“近世開端”。 強行用歐洲歷史發展標尺切割中國自身文明脈絡，忽視中華文明獨有的大一統、禮制、農耕文明長期延續性，中西社會結構、權力模式根本不可簡單類比。 2. 高估宋代“近代化”程度，誇大財政國家的現代屬性 宮崎稱宋代是完全的“財政國家、平民社會、早期商業近代化”，過度放大商品經濟、科舉平民化特徵： - 無視宋代皇權專制強化、土地兼併嚴重、人身依附關係並未徹底瓦解； - 將君主面向士大夫的平等，曲解爲近似現代“民主平等”，概念混淆嚴重； - 忽視明清時期商品經濟繼續發展、制度延續唐宋，卻又判定明清停滯，邏輯自相矛盾。 3. 割裂歷史連續性，過度放大唐宋變革斷裂 過分強調唐宋之間制度、社會、經濟的突變，淡化隋唐對宋代制度、土地、賦稅、科舉的長期鋪墊，簡化中古到近世漫長漸變過程。 四、古史核心假說缺陷：“都市國家論”片面解讀夏商周文明 1. 過度抬高商貿，扭曲三代文明根基 提出“商人即商貿族羣、商王是貿易盟主”，將夏商周數百城邦定義爲純粹商業都市國家，把商貿作爲三代文明核心驅動力。但考古實證證明：三代文明根基是農耕禮制、宗族血緣、祭祀王權，貿易只是附屬產業，城邦首要功能是政治祭祀、農耕聚居，而非商業市場。 2. 低估中原農耕文明內生髮展動力，過度強調外部傳播 秉持文明外來說傾向，認爲青銅、馬車、農耕技術多由西亞單向傳入東亞，弱化黃河、長江流域獨立起源、多元並行發展的考古事實；過度看重跨區域貿易交流，忽視本土文明獨立演化邏輯。 3. 片面否定傳統王朝敘事，走向另一種極端 傳統史書偏重道德天命，宮崎完全剔除道德、禮樂、宗族維度，只用商業、交換解讀上古制度，走向單一經濟化敘事，無法完整還原三代禮樂文明、宗法制度的核心價值。 五、全球視野的內在侷限：“歐亞交流論”服務日本東亞中心敘事 1. 所謂世界史視野，本質是“日本中心的東洋史” 雖主張跳出中原單一視角，但整體敘事暗含日本文明優越論：歐亞交流的最終落腳點是近代日本兼具樸素主義與西方科學，成爲東亞文明整合者；看待東亞各國曆史，不自覺以日本發展爲評判標尺。 2. 忽視海洋文明、南方區域歷史 全書重心放在黃河流域、北方草原、西域陸路貿易，極大弱化長江流域、東南沿海海洋經濟、海上絲綢之路的長期影響；對嶺南、西南邊疆、海外貿易（宋元海商、明清海洋）論述單薄，陸地本位視角明顯。 3. 歐亞對比簡單化，忽略文明發展不同底層條件 頻繁平行對比羅馬、希臘與中國古代城邦，但無視二者地理、生產方式、宗族結構、權力體系的根本差異，類比多停留在表面城市、商業現象，缺乏深層結構比較。 六、史料與價值立場、時代侷限 1. 實證考據存在選擇性取捨 爲貼合自身“景氣、都市國家、樸素文明二元”核心理論，選擇性採信有利於自身框架的經濟史料，淡化、迴避與之衝突的考古、禮制、人口史料；通史敘事簡化大量複雜史實，部分推論缺乏堅實史料支撐。 2. 階級視角缺失，底層民衆視角單薄 重點關注城市商人、士大夫、君主、貴族，極少深入普通農民、佃戶、底層手工業者的生存處境；評判歷史變遷只看宏觀商業景氣，忽視土地剝削、賦稅壓迫、貧富分化等階級矛盾。 3. 帶有近代日本學者固有的文化隔膜 作爲域外學者，難以共情中國傳統“天下”、“大一統”、禮樂、宗族文化的內在價值，常以外部旁觀者視角否定傳統制度的合理性；對儒家思想僅解讀爲維護城邦貿易秩序的工具，忽略修身、倫理、民生教化的多元內涵。 4. 時代侷限：無法兼顧唯物史觀、社會生態多元維度 成書年代早於環境史、人口史、疾病史、女性史等新興史學範式，完全未納入氣候變遷、疫病、生態破壞、女性社會地位等影響歷史走向的關鍵變量，歷史解釋維度狹窄。

習慣性的用假設作爲結論，用質疑代替證僞，“俺尋思”的東西太多了，跟很多歐美的中國史作品一個味兒。

作者畢生致力於中國史的研究和教學，被認爲代表着日本中國史研究的最高水平。外國人寫的中國史，讀一讀可以開闊視野。 贊成這句話：歷史是客觀的學問，所以不管誰來寫，結果都是一樣的。

希望我們也有像宮崎市定這樣的專家去研究日本人

隨便翻了一頁，即發現高論……宮崎先生是真正的史家。

本書把中國放在世界史中，並且以經濟史爲中心進行分析，拋棄了很多以人爲中心的繁冗細節，僅僅描述邏輯框架和分析結果，加上是非中國人的視角，所以讀起來一方面感覺有些觀點比較新穎，但同時也會覺得有些觀點比較難以接受。作爲開拓思路，讀起來也是相當不錯的。

從新的社會經濟的角度來闡述中國歷史，宮崎說自己在寫作前儘量不看各類二十四史之類的史書就是怕自己陷入考證學而失去宏觀性，對日本侵華內容一帶而過但也寫了一些不失客觀的因素，總體值得讀是一本好書！ 擴展了內藤湖南的大宋近世說，主要從社會經濟的角度去闡述歷史，雖然有一定的主觀性，但爲以後研究歷史提供了一個新的方向！

一開始就知道自己今後要幹什麼的天才人物，宮崎市定是也，及高中時期就極其自覺，大器既成更孜孜不倦。 卷中認定周前後都市國家的存在，因其互相關係而生的神話譜系淵源，與希臘城邦國家產生的神話進行的對比都是開卷精彩異常的論述。讀了文學史再讀如此優秀的通史，會更明亮，有融匯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