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望：遼前期政治史

本書的序言和導論兩部分尤爲精彩。當然，正文中的許多具體論斷，誠如封底張帆在評語中所說的：“未必能夠成爲定論。”不過，如同劉浦江在評介李錫厚的《臨潢集》時所說的： “學術研究講究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尤其在向常識挑戰時更應如此，而他的某些見解則顯得不夠穩妥，不夠邃密。儘管如此，我還是想說：有錯誤的創見要比沒有錯誤的平庸有價值得多。” 王玉冬在爲本書所作的序言中，也有一段類似的話： “我從來不會想到，像我這樣一個一直以來認爲自己可以允許所有觀點、所有時代都擁有它們自身價值的徹頭徹尾的老牌文化史家，會變得像現在的我這麼偏激。⋯⋯我不再會對每件事情、所有事情的價值做出那種貌似客觀的泛泛認同，我要讓自己重新變得偏狹。” 一、漢化命題 本書試圖通過研究“遼前期政治史”“爲重新思考漢化命題在北族政權研究中的意義提供一個較詳細的案例”。 針對西方學者“對漢化命題的批判”以及“從非漢族的角度研究異族王朝”，本書作者承認其“對還原歷史的複雜性，確有貢獻”、“的確能鞭策我們反思自身的盲點”，但着重強調的則是，他們“似乎有矯枉過正之嫌”。 作者將“非漢族爲中心的視角⋯⋯概括爲兩個基本觀點”： “其一，文化無高下之別，非漢族並非野蠻人，他們並不追求文化上的漢化，相反，異族王朝的精英往往致力於維護民族文化和堅持自身的族羣認同，至少在相當程度上排斥漢化。其二，從地緣政治和統治族羣角度強調異族王朝的特殊性，認爲非漢族政權並不尋求複製中原王朝，其政治目標與中原王朝有根本差異，政治制度上的漢化不是其出路。” 並進一步指出： “西方學者對漢化的批判和新模式的提出，最根本的理論基礎是哲學上的相對主義（relativism）。相對主義認爲，人類生活中的一切價值觀都是相對的、主觀的，不存在絕對的、普世的終極真理。而不同文化的差異，表現在方方面面的價值觀的不同。既然沒有客觀標準可用於判斷不同價值觀孰是孰非，文化自然就無高下之別。受文化無高下論的影響，史學家們在對歷史上的族羣和文化進行研究時，就完全放棄了價值判斷，主張沒有文明與野蠻之別。” 作者認爲，他們的“矯枉過正”之處在於： “首先，相對主義並不能爲他們的研究提供一個可靠的基石。” “其次，對漢化的批判在具體事實層面還有很多可商榷之處。” “其三也是最重要的是，提倡新角度固然應當歡迎，但如果不能也無意以堅實的實證研究爲其基礎，這樣的’新研究’到底有多大價值，實在值得懷疑。Native perspective不是簡單的一個所謂視角轉換的問題，它意味着艱辛的努力，真正去讀懂、理解其他民族，必須經過多年乃至幾代人的努力。” 就對於“遼前期政治史”的研究而言，作者採取了政治史與制度史相結合的方法。這麼做的原因是，他認爲： “就統治者而言，最能說明其政策傾向的，恰恰是其政權的制度建設。” 作者依據自身的研究所得出的結論是： “遼朝前期的這六位皇帝，都可以稱得上是漢化派。” “遼朝體制不可避免地會出現多元的複雜局面。如何避免漢化危及王朝安全，如何使漢化與草原本位間保持足夠的張力，不僅是阿保機，也是所有異族統治者面臨的難題。” 而所謂的“二元”或“多元”的“複雜局面”，具體而言，是“漢文化主導下、融合契丹傳統優勢（如騎兵）的二元或多元”。因此，作者指出： “遼朝的複雜性非但與漢化命題並不矛盾，而且必須在漢化視角下才能真正得到理解。” “所謂契丹本位與漢化的對立，在很大程度上只是現代人的建構。” 二、“詩化歷史” 本書的具體論斷，多有推測之處。作者經常使用“似乎”、“應該想象得到”、“從情理上說”、“筆者懷疑”、“很可能”、“筆者大膽提出一個推測”、“筆者大膽提出一個猜測”、“筆者大膽推斷”一類的詞語。 而“睡王”遼穆宗患有“性功能障礙”這一“怪病”，並在“治癒痼疾無望後心理扭曲、尋求宣泄”，以至於“酗酒濫刑”，就是這“大膽推斷”的內容之一。 不過，本書對遼穆宗的分析，重點在於反駁前輩學者的觀點，強調他不是一個“草原本位主義者”，還指出： “穆宗醉中施暴⋯⋯其宣泄亦能理性選擇對象，並未喪失自制。固然，穆宗之狀態使其難有進取之心。但應歷十三年以來，遼朝對北漢之援助始終如一，這說明穆宗並未放鬆對宋朝之警惕，仍能保持防禦積極性。更何況，穆宗之失態並沒有影響到契丹整體國力。” 作者據此反駁了歷代對宋太祖“先南後北”策略的質疑和批判，指出它“主要建立在耶律璟不恤國事，欲棄漢地的錯誤基礎之上，而批評者又往往過多摻雜了當世情懷，或許有理由期待，對趙匡胤之質疑可從此休矣”。 可見，本書的具體觀點，儘管有作者推斷的成分，但還是有價值和意義的。 更爲重要的是，作者的研究理路值得借鑑。他對史學研究中過度強調實證主義的傾向提出了反思和質疑，指出： “與傳統史家不同，在實證主義的影響下，現代歷史學者們似乎天然地排斥假設，拒絕考慮歷史雖未發生、但曾存在的可能性。筆者以爲，這似有捨本逐末之嫌。實證主義，只是幫助我們更準確地把握歷史真相的工具，而非史學研究的目的本身。我們不能爲了讓研究符合實證主義設定的條條框框，而犧牲對真相的追求。我們不能被方法、被工具綁架。在現實生活中，即便再苛刻的實證主義者，恐怕也不得不承認，未來充滿了種種不確定因素，小至個人，大至國家乃至世界，關鍵人物在關鍵時刻的抉擇，有可能導致截然不同的未來走向。歷史難道會不同嗎？歷史難道不就是過去的現實生活嗎？ 既然歷史本身真實地存在過種種不同的可能性，歷史學家就應當有勇氣有義務去假設、去檢討可能的發展道路。只有明白了可能性爲何沒有變成現實，才能真正明白歷史何以呈現出事實所呈現的面貌。將歷史完全解釋爲必然性，不爲偶然性、個人選擇留下空間，鐵板一塊、嚴絲合縫的研究纔是真正值得懷疑的。” 王玉冬在爲本書所作的序言中也指出，作者採用了“直覺方法”，並考慮到了“歷史雖未發生但曾存在的可能性”： “作者的論述始終如一地聚焦於遼代政治大業的一系列關鍵事件，憑藉身處現實政治當中的政治家（即遼代前期諸君主）的政治思維，去閱讀、闡釋史料。⋯⋯ 作者不僅論及曾經發生的事情，他還談論可以發生的事情。他關注的是政治家（包括遼代政治家）根據或然性和必然性，傾向於做或說哪一類事情。這也就讓他的歷史關懷變成了一種普世關懷。隱藏在本書衆多文獻考證之下的，是一部布克哈特式的詩化歷史。” 整體而言，本書的某些具體論斷或許有值得商榷之處。不過，對於並非研究宋遼金史的人士來說，重點看的是作者的視角與方法。從這個角度來說，本書可以稱得上是一部極具啓發性的著作。

本書可以說和新清史、羅新的“內亞傳統獨立性延續性”等針鋒相對，以遼代爲切入點，重述了耶律阿保機以降遼代前期幾代君主篤定的南向主義，強調漢化因素在遼代政治、制度、文化中的重要地位。 作者認爲，在遼朝體制的各複雜因素中，漢制與農業始終佔有主導地位，而且在有遼一代的發展中，漢文化變得越來越重要，雖然草原因素始終在遼朝社會中發揮着重要作用，但它不僅從未真正主宰過遼朝體制，而且隨着時間的推移，其作用是逐漸淡化的。遼朝的複雜性非但與漢化命題並不矛盾，而且必須在漢化視角下才能真正得到理解。 在論述中，作者以時間順序，從政治、制度、外交幾個角度，論證了自阿保機始，遼初三朝君主的共同心願是入主中原，穆宗以降，契丹對外關係上趨於保守，是形勢所迫，並不能證明穆、景、聖三帝放棄了入主中原的夢想。沒有任何證據表明，這三朝出現過草原本位主義勢力的崛起。太祖至聖宗六朝，契丹政權從傳統部族體制向中央集權的官僚體制的轉變是始終不變的方向。 整體的觀點還是值得認可的，有些觀點，如阿保機放棄繼承回鶻汗位追求中原皇帝，耶律德光如果不早死遼可以佔據中原，還有澶淵之盟的過程，很有新意也很有啓發。有的觀點比如穆宗性無能，也挺有意思…

唐天祐四年，耶律阿保機逼迫遙輦氏退位，成爲契丹可汗。其後阿保機諸弟三度叛亂，欲取而代之。平定諸弟之亂後，阿保機於神冊元年稱帝建元，大契丹開國，長子耶律倍被立爲太子。然太祖殂後，皇位之繼承又引發流血衝突，應天太后舍倍改立次子德光，是爲太宗。而太宗死後，耶律倍之子兀欲與叔父李胡爭奪帝位，雙方一度兵戎相見，大戰幾欲爆發，終在耶律屋質斡旋下和平收場，兀欲承統，是爲世宗。世宗朝謀逆頻仍，兀欲即位未久，即爲從叔察割所弒，然察割亦未能如願，螳螂捕蟬，黃雀在後，最終太宗子耶律璟榮登大寶，是爲穆宗。穆宗無子，因暴虐爲近侍所弒，世宗子耶律賢繼位，即景宗。景宗之後，傳子遂行。 契丹小字“宮”（斡魯朵、院）與“帳”（帳族、族、房）之區分。 斡魯朵創制之本義，是建立直屬皇帝的軍事及生產力量，加強君主權力，以對抗並壓制宗室。其主體，是皇帝私屬人口。這在《營衛志》中有非常清楚的表述：“遼國之法：天子踐位置宮衛，分州縣，析部族，設官府，籍戶口，備兵馬。崩則扈從后妃宮帳，以奉陵寢。有調發，則丁壯從戎事，老弱居守。”而王子帳雖歸諸宮都部署統領，但事實上游離於斡魯朵之外。在這一意義上，宮更接近於作爲行政組織的部，而不能視爲作爲血緣組織的族。 古代中原王朝所謂禪讓及辭讓，是爲掩蓋違背君臣倫理的醜陋行徑的遮羞布，是營造權威的一種方式，

標新立異太過，作者幾乎每個部分都在與學界的舊觀點反着來，想着將原先那套草原本位與漢化道路之爭的陳舊觀點全盤推翻，代之以歷代遼朝君主不斷強化國家機器與自身權位而“漢化”。野心很大，但是論證極爲虛浮，我觀此書不知道使用了多少次“懷疑”“推測”“筆者以爲”，而具體的論證卻相當少，並且論證不嚴密。聯繫到結語處，作者自大地認爲嚴絲合縫的考據使史學失去了“想象力”和“精彩”，要敢於大膽聯想。 真以爲自己是陳寅恪嗎？即使是陳寅恪也丟出不少暴論，而被岑仲勉、黃永年等人批評，陳寅恪敢大膽聯想是他能創建研究範式，作者自問自己跳出了“漢化”與“草原本位”之爭的範式嗎？一邊強調要把文化上的“漢化”和政治上的“封建化”，經濟上的“農業化”分開，一邊又隨意將這三者弄混，最後在結語出跑出來做一段糊弄式的總結，你的結語和正文能契合上嗎？😅難怪同行很多人對你這本書不置可否，說你想法多，論證少，我看完我也難繃，劉浦江天馬行空般的想法尚且需要紮實論證，你倒好，筆者以爲和師友提點就解決所有了。

序和導論確實質量極高，尤其是導論，所提出的問題和觀點確實非常有價值。 正文部分的考證討論，固然多爲揣測，常常叫人不太信服。然而正如作者在附錄一《結論​》中對於可能性所發表的觀點和張帆老師對於此書的評價：“其中提出的具體觀點，雖然未必能夠成爲定論，但無論可以進一步深化我們對遼代乃至其他北方民族性質、地位的認識”所說的那樣，它畢竟提供了一些不同於以往的研究思路、觀點，對於史料的解讀方式。我自己覺得，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對於本書提到的問題可以做進一步的探討和考證。且部分論證，其實是很具有說服力，很可能就是歷史真相，比如《附錄一：契丹選汗說商兌 兼論所謂北族推選傳統​》，還是很精彩的，雖然對於摩爾根學說對於過往學界的影響的看法我並不很贊同。

去年選修宋遼金史，期末選擇的讀書報告就是《南望》，所以直接摘錄一段文章的內容作爲這本書的評價吧。 “作者的《南望：遼前期政治史》通過對遼前期政治史一系列議題的重新解讀，提出遼前期漢化程度不斷深入的觀點，其中對依違梁唐、建國契丹、奪嫡之爭等史實的梳理、對建號大遼、集權改制等問題提出的創見以及對歷次政治鬥爭原貌的鉤沉都應該得到認可，但是本書核心的遼代漢化問題解決得並不圓滿，作者極力想要以此書反駁西方的“征服王朝論”和“二元性”概念，以至於完全將自己的觀點和論證建立在“漢化”的基礎上，忽視了遼政權對於捺鉢體制的保留，先入爲主地爲自己本書的主題預設了答案，使得之後的史實論證建立在材料的主觀選擇上，並不能很好地自圓其說，儘管他爲我們提供了一種被假設的歷史可能，但這種可能也是建立在有意識的材料選擇與歷史建構上，也就顯得大膽有餘而論證不足了。筆者認爲，歷史學家應該有勇氣有義務去假設，去檢討可能的發展路線，只有明白了可能性爲何沒有成爲現實，才能明白歷史何以呈現出事實所呈現的面貌（第299頁），但必須要注意這種假設是需要建立在客觀的視角和詳盡的史料考察之上的，而非是爲了論證而論證，爲了反駁而反駁，把歷史研究變爲問題的爭論，缺乏對於人類根本問題的關懷（王玉冬語）。”

可以說是非常出色的學術著作。研究契丹歷史，當以《遼史》爲本，不應根據《五代史》《資治通鑑》之類宋人史料，蓋宋人史料多有偏見和編造。後人研究這段五代到宋初的歷史，又往往因襲宋人成說，遂使歷史真相越發糊塗，甚至積非成是。比如最爲明顯的，就是到現在依然被某些半吊子學者沿用的“穆宗中衰”，說什麼遼穆宗不理國事，殘暴無能，所以周世宗北伐本來可以拿下幽州云云。 簡直是莫名其妙，僅以周世宗在位的六年來看，當初派兵支持北漢入侵後周的是誰？是遼穆宗。後來後周反擊，圍攻太原，派援兵擊敗後周，挽救北漢的是誰？是遼穆宗。周世宗攻打南唐，在北部邊境出兵襲擾，聲援南唐的是誰？是遼穆宗。周世宗北伐，親自率軍馳援幽州的是誰？是遼穆宗。再向後後來宋太祖第一次北伐北漢的時候，派契丹救援北漢的是誰？是遼穆宗。自始至終，遼穆宗對於中原都保持着一種軍事上的對抗態勢。 漢地史書《新五代史》《資治通鑑》《契丹國志》在談到遼穆宗，都喜歡說他是昏暴無能的君主，但是對於契丹一再的軍事行動，儘管想盡辦法弱化處理，卻也不得不承認其存在。於是就有了薛定諤的遼穆宗：一會兒遼穆宗對中原保持強勢對抗，一會兒遼穆宗又昏聵不理國政。 其實只要去讀《遼史 穆宗本紀》就會發現，遼穆宗酗酒不理國政，那是應歷十三年開始的事情，周世宗北伐，那是在應歷九年！以遼國的情況，如果遼穆宗真的不理國政，只知道酗酒殺人，他怎麼可能在遼國皇帝寶座上一坐就是十九年才被殺？歐陽修司馬光這些中原腐儒，給遼穆宗編這個人設的時候連基本的邏輯矛盾都沒有注意到，純屬一廂情願的YY。事實上，遼穆宗在位時期，遼國國力沒有衰敗，百姓生活比起前代更加富裕，穆宗對於大臣也是頗爲寬容禮敬，即使是應歷十三年開始酗酒殺人，他也只殺身邊的侍從，沒有殺朝廷大臣。只是因爲他有隱疾，不能人道，沒有子嗣，後來的遼景宗是遼世宗的兒子，對於穆宗這個趁着世宗死於政變而搶班奪權的“養父”並無任何好感，所以不僅宋人對遼穆宗極度抹黑，就連遼國史書對穆宗也沒有開美顏濾鏡。 被周世宗奪回的三關和瀛洲莫州，對於遼國確實沒有軍事價值。因爲三關二州，都位於平原，無險可守，並且城池規模小，難以屯駐大軍，只要幽州還在，遼國的南部防線就還完好無缺。如果你願意把史書往前翻幾頁就會看到，當初河東的李存勖，攻滅幽州的劉守光的時候，李嗣源率軍北上，瓦橋關不戰而降，瀛洲一天就被攻下，莫州也是不戰而降。這局面與後周世宗北伐何其相似？無他，三關也好，瀛洲莫州也好，無險可守，難以屯軍。但是河東集團攻取了幽州周圍所有的州，四面圍困幽州，足足攻打了將近一年，才總算打下幽州！ 李存勖拿下幽州後，耶律阿保機率軍三十萬來進攻幽州，足足打了二百多天也沒能打下來，反而被前來救援河東軍擊敗。 視線拉回周世宗北伐，他拿下三關和瀛洲莫州，其實對於整體幽雲局勢，可以說幾乎沒有產生任何影響。一直到宋太宗與遼景宗撕破臉爲止，遼國沒有過試圖奪回瀛洲莫州的軍事行動，原因很簡單，拿到了也沒用什麼價值，過於雞肋。爲了這兩兩塊雞肋而跟中原撕破臉，實在不划算。 設想周世宗不死他就能攻下幽州，實在過於滑稽——周世宗北伐的軍事力量，難道能超過五代第一軍事強人李存勖和河東軍，和遼太祖耶律阿保機的三十萬契丹騎兵？就在後周朝幽州進發的二十天後，遼穆宗就率軍趕到了幽州，不過當時後周軍因爲周世宗病倒而撤軍了。以幽州城的堅固，難道還能守不了二十天？假如周世宗沒有撤軍，繼續攻打幽州，他面臨的只可能是遼穆宗親率契丹騎兵的攻擊！ 周世宗因病撤軍，其實是避免了自己的一世英名毀於一旦。 周世宗撤軍後，把瓦橋關益津關改爲雄州霸州，建築州城，其實就是因爲他也意識到了瀛洲莫州過於孱弱，如果不增加州城，根本沒辦法組成抗擊契丹的防禦戰線。

說實話，國內遼史研究確實是學術冷門，《遼史》雖然位列二十四史，但是很多人研究五代史和宋代歷史的時候，根本不會去查看《遼史》，完全採信宋人的記載。結果宋人胡扯八道的地方，就一直被沿用。

近兩年，我開始有意識地讀一些關於遼史的書籍，談不上研究，畢竟不是科班出身，主要還是因爲自己生長和生活的熱土，曾是大遼契丹的上京所在地，自己的祖上，也是闖關東落戶在遼寧省遼陽市，同樣是大遼契丹的都城之一，也算是機緣巧合，更應該多多瞭解一千多年前，這裏究竟發生過什麼。斗轉星移，山水卻有情。滄桑變幻，歲月亦如歌。這段歷史，如此可歌可泣的故事，但憑後人來評說吧！

查了下遼代的世系表，基本上以遼聖宗爲分界線，前期是建朝，皇位紛爭不斷，流血不斷；遼景宗開始漸漸安定下來，很多制度逐漸穩固下來，並正式實施嫡長子繼承製。遼聖宗在位半個世紀，遼也走到鼎盛，平定了北方，與宋長期勢均力敵，訂立澶淵之盟，也走向和平。我們長期關注中原王朝的發展，其實少數民族尤其是北方遊牧民族的發展也應該瞭解一下，尤其是石敬瑭獻上幽雲十六州之後，直到明朝建立，徐達以統治階層的身份來到燕雲，這個地方纔又回到漢人手中。漢人、契丹人、金人、蒙古人……百年變遷，民族融合，歷史真的很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