鼏宅禹跡：夏代信史的考古學重建

古史研究主要是考現存史料文獻、出土史料文獻、考古出土材料。孫老師這本書寫的太好了，特別是在附錄裏面深刻分析了自近代以來上古歷史研究重要參與者的觀點和方法。這本書給我們這些歷史、考古初學者一個很好的研究框架。正如孫老師引用的鄒衡的“如何辨認夏”的說法，社科院馮時學部委員也說：不是沒有發現夏的遺蹟，只是我們還不認識它。

這是北大孫老師繼《追跡三代》之後的又一部力作。學術性拉滿，史料翔實，是近年來夏商之際古史重建的集大成之作。其中，各種學術流派爭議的來龍去脈和關鍵點描述得清晰又客觀，還給出了獨到的分析判斷，讀來受益良多。 古史重建的研究方法確實是當前的困難，比史料的匱乏更難。研究方法既不可搞少數服從多數，主流非主流的劃分，又不能標新立異，腦洞大開，自說自話。 當前依靠器物分期的方法既有其合理性和現實可行性，也有其難以克服的侷限性。日常器物的形態變化不僅可能由族羣，文化和政治生態等因素引起，也可能由科技，環境和需求的變化演進而來。類似於後世要靠民窯瓷器器型變化來判斷朝代更迭，非常非常困難。 在研究方法未確定突破，考古發掘不能得到充足證據之前，斷代分期都只是一家之言，暫且存疑是客觀的態度。 個人對夏的認定和文明溯源，都持樂觀態度。這種樂觀和信心，既來自於當今考古人的不懈努力和傳承，也來自於對中華先祖載之典冊的史學傳統。

考古學的部分太意識形態了，商的優勢在於已經有一套成體系的考古證據了，夏目前的弱點在於若即若離，你說沒有，要歸因一部分也是有的，但算不算一個朝代，甚至夏商的區分現在都亂的要死，譬如bc1610-1555的二里頭考古證據和斷代結果就矛盾了。還是建議多挖，王表出來了一切好說。應該說不是有沒有夏，而是夏在哪裏？

總算弄明白爲什麼會有‘河南龍山文化’這種奇怪的名稱了。大致理清以二里頭遺址爲錨點的前後三段考古脈絡。可惜沒有更多的器型演變對比。關於‘陶方鼎’，怎麼能夠肯定它是後來商代‘青銅方鼎’的前身呢？

本來只是對歷史梳理感興趣，沒想到這本書大半部分都是考古知識。。。對於菜雞小白來說略深奧，因爲缺乏背景知識，作者上來就說二里頭文化四期與二里崗文化一段早期有重合之處，之類的文字，我既無法從時間上定位也無法產生空間的聯想。建議添加更多更豐富的地圖、圖表、時間線，將信息用可視化的方式羅列出來對新手讀者更加友好。此外本書的結構是分分分分分總，讀到後面才知道前面爲什麼這麼寫，爲什麼列舉這些當時看上去沒什麼實際意義的材料。如果改成總分結構。。。可以增強前後文邏輯聯繫，方便閱讀吧。。。當然這是本書，不是論文，估計作者也需要賣個關子。。。吧？

對黃河中下游地區的龍山時代諸遺存和二里頭文化進行了詳細梳理和科學細緻的分析。 在此基礎上，作者對夏文化的開端和終結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認爲夏文化應該包括河南龍山文化晚期和二里頭文化的一至四期。 通過對夏代社會結構的研究，對相關考古學文化的屬性做出新的判斷，更加準確細緻地理解夏文化的內涵。

纔看了許宏的《何以中國》，真的是謹慎且客觀，絕口不言夏。按照孫老師的意思，希望我沒誤解，如果有一個在相當於史載夏的時期，大致與史載夏后氏等族羣的活動和影響範圍重合，且影響力如此廣大的國家（政治聯盟之類），怎麼不能認爲（有相當大的概率）是夏呢？ 我並不覺得這兩種孰優孰劣，可能主要是關注的課題不同。有批評說體現了中國考古學的歷史學本位，我也想問，爲什麼不能呢？只是許宏等很多學者不願意做這種危險的、既無法證明是也無法證僞的探討，因而建議考古學要討論自己學科更擅長的東西，即所謂的“考古學本位”。孫老師這書就是立志要從文獻上做考古學與古史重建的文章，體例也很清楚。許宏則覺得研究具體的族屬、歷史事件本就不是史前和三代考古學所擅長的，少糾纏古史相關的問題好了。 具體的研究內容，非夏商周考古專業的學生，我沒有能力評價。書裏關於夏代文獻的梳理、文獻中的具體事件與考古材料的對應，看了可以長很多見識。我覺得並沒有能“解決”夏文化的問題，只能說如果要從考古學上探討夏，那免不了要找到二里頭文化，找到龍山文化晚期裏去，雖不中亦不遠矣，迫近真相也是很有意思的過程。此書至少可以讓人瞭解到，並不只有“找不到自證性的文字材料就無法研究夏文化”這一種觀點，對於學術界內外普遍的“疑古”風氣是一種不同的聲音。 基本上是學術專著而非大衆讀物，對於非考古專業的讀者，建議直接看開頭和結尾一章，以及附錄。

這書好！雖然是考古學的專著，但像我這樣的門外漢也一樣能夠讀懂，而且還是從頭到尾讀到底的，連附錄3篇和後記都一個不落地讀完了，真是覺得好，大有收穫。大概也是因爲我雖然不是考古愛好者，但對考古發現挺感興趣。特別是這兩年到處旅遊，參觀了不少省級市級博物館（河南山西陝西山東遼寧吉林上海，包括洛陽安陽等地，殷墟、仰韶文化遺址、中國文字博物館等，可惜二里頭那個博物館當時還沒開），特別是中原幾個地區博物館的參觀，讓我對中華文化、中華民族、中華國家的起源，對夏文化的發生發展，如何延續，以及夏商周斷代等等產生許多興趣，對中國整個上古史都有興趣，真希望能有書比較系統地介紹。後來我看了不少相關的書，《中國考古學夏周卷》、《考古學史話》、《何以中國 公元前2000年的中原圖景》、《河南省博物院鎮館之寶》等等。一個偶然，發現了這本書，對我瞭解夏文化很有幫助。不知道我這是不是也算是在湊夏文化熱？當然我不是研究或探索，不過是學習相關歷史知識而已。 夏商周考古是中國考古學的核心領域。過去我和好多人一樣，總覺得夏代怎麼也應該有個像殷墟那樣的地方被髮掘出來，這樣一下子就確定了夏的始終年代，好多問題就都解決了。現在看可沒那麼簡單。經過這麼多年的田野挖掘，出土了那麼多瓶瓶罐罐，找到了不少城池遺蹟，夏商周斷代工程也結束20年了，《夏商周年表》也只是推定了夏代的基本年代框架。關於夏文化，專家說了“夏文化不是沒有發現，而是用什麼方法去辨認它”。看樣子對夏文化的進一步研究，還需要方法上的創新呢！ 夏文化具有廣、狹二義：廣義夏文化實際上就是夏王朝文化，而狹義夏文化則是指夏后氏的文化。兩個層面是不能混淆在一起的。考古學上的夏文化是指夏王朝這一特定時間範疇內的文化，但考古學研究的侷限性決定了它無法準確區分夏王朝建立之前和覆亡之後的物質文化，因此需要將夏王朝的始終轉換爲某些可視的考古學現象。一個文化的誕生、延續或滅亡，應該和某個王朝的誕生、延續或滅亡有關，但並不能完全因爲該王朝的誕生、延續或滅亡就誕生、延續或滅亡了。絕不是咔嚓一刀下去就轉換了的。所以怎麼定義在哪個時間段，哪些歷史事件，哪些歷史遺存是那些文化轉變以及王朝轉換的關鍵點？這也是很困難的，當然也是需要下氣力的地方。很多東西都不是一一對應的。這個領域爭論也很多。夏商周是不同族羣在不同時間段建立的不同王朝，這中間有並行、有穿插、有重疊，並不一定是你方唱霸我登場這麼幹脆。也不一定是一個族羣就對應一個王朝，一個王朝在一個時期也不一定只對應一種文化。這種想法也挺有意思，也挺合理。有大量的證據說明，河南龍山文化、二里頭文化和二里崗期文化確實是一個一脈相承、連續發展的過程，好像沒有因爲夏商王朝的更替而受到影響。針對上古史，不能只圍繞着帝王史去寫，還應該重點關注中華文化的發生發展變化的歷程。當然帝王史很重要。這本書裏說，發生在堯—舜—禹—皋陶（伯益）之間的禪讓實際上是君長推選制的一種特殊形態——夷夏聯盟下的輪流執政，而夷夏聯盟則是夏王朝統治的政治基礎。這是我第一次聽說。 還有一點，過去我以爲三皇五帝都是人們口口相傳的傳說和故事，特別是那些人神不分的神話故事，根本與正史與考古不搭搭，這種認識是否也算是疑古派呢？現在看，考古學家們並不完全否定那些古老的傳說，竟然還能從某些考古遺存上來印證某些傳說的真實性。想想也對，西方考古學家們還不是通過考古發現，印證了《荷馬史詩》中的神話故事中特洛伊戰爭的真實性。荷馬這個公元前9世紀古希臘盲詩人，還不是根據民間流傳的短歌，綜合編寫成了《荷馬史詩》，記述了公元前12～前11世紀特洛伊戰爭，還有關於海上冒險的故事。那還不是和我們聽到過的三皇五帝的故事一樣，也有很多都是民間口口相傳的神話故事。《荷馬史詩》在很長時間裏影響了西方的宗教、文化和倫理觀。特洛伊考古遺址的發現與挖掘，對於理解歐洲文化早期發展的關鍵時期具有重大意義。那些《荷馬史詩》中長期被認爲是文藝虛構的國度：特洛伊、邁錫尼和梯林斯就是通古發現而重見天日的。所以有些傳說或神話故事也會有其真實的一面，就靠後人的發掘和分析發現。這樣看，信古派考古學家會更有成就，能更好地考古釋古，有助於他們寫出更加真實可信的上古史。其實從事考古學就像是拼圖或猜謎或者是破案，既富有吸引力，又充滿着挑戰性。要說夏文化的探索就像是考古界的“哥德巴赫猜想”，也一點也不爲過。 中國考古學的歷程其實並不很長。我們去仰韶文化遺址參觀時，看到那裏展示了20世紀20年代瑞典人安特生與幾個中國考古先行者挖掘文化遺址的照片和文化遺存，但有不少文物照片顯示被安特生帶回瑞典的文物更多更好。在那個中國考古還主要由史學家侷限於文獻考古之中，還糾結於開挖古墓是不是不道德的年代，他對中國考古是有啓發和帶動作用的。但在田野考古蓬勃發展了一段時間之後，中國考古學又將原始材料的積累視爲第一要務，史學家們對中國上古史的認識也開始了從“文”到“物”的轉變。然而一段時間內又出現了對考古材料的信息解讀不重視的情況，使得這門學科的成就主要體現在材料積累，而不是對材料的信息解讀上。不過，中國的考古學家們都是具有強烈擔當與家國情懷的一羣人。大家認爲，中國考古學是以“不忘初心”、以修國史爲學科使命的。其實自20世紀初以來，藉助考古學來重建古史就早已成爲學界共識。有很多專家都在探索以新方法重建古史，在這本書中也寫了不少民國的名人、考古學家和史學家、文獻史家的研究結果及著書立說的過程，從疑古到信古的改變，以及他們的一些觀點，挺有意思的。這些東西都被作者放在附錄裏了，如果只看正文就看不到這些東西了。 上古史的重建需要有效地將考古材料轉化上升爲史料，從而成爲古史重建切實可用的素材。需要從考古學文化入手，理清了中國史前民族、文化及社會的發展脈絡。所以也需要一個概括和抽象的過程，科學思維的過程。考古重建古史可是具有跨學科性，需要整合甲骨金文學、古文字學、文獻學、考古學、民族學、民俗學、人口學、文化人類學、歷史地理學、經濟學、天文學、古代科學技術史諸多學科的有效研究手段，反正是夠複雜的。希望能看到更多的相關著書。有機會還是要去二里頭遺址博物館看看。如果不是專業人士，有對考古學不感興趣，但就是想了解一下有關夏代的歷史，也可以只看前言、第四章、附錄和後記就行了。

​這本書是作爲北大三代考古中堅力量的孫慶偉教授所寫，從書的副標題“夏代信史的考古學重建”就能看出出，此書的重點在於以考古學重建夏代信史，也是孫教授甚至近代以來中國史學界一直深耕不輟的古史重建的一部分。這本書在考古學和歷史學的結合方面做的很不錯，開篇先是對有關夏朝記載的傳世文獻做了梳理和辨析，明確傳統史料中夏是一個怎樣的概括，爲接下來考古學重建夏代信史提供基本的框架和線索。而後第二部分則根據傳統史料所記載的夏王朝和夏人活動範圍，即傳統史學所說的“禹域”，考察此範圍內可能與夏文化與夏王朝有關的考古學文化和遺址，即龍山晚期到二里頭文化，兼及涉及夏商分界的二里崗文化；這一部分佔了很大的篇幅，而且是分地區對相關遺址做了較爲詳細的介紹和分析，非常枯燥，基本都是遺址概況與核心器物羣的分析，但這部分也很重要，因爲在這部分，作者通過對相關文化和遺址的分析，界定了夏文化或者說夏王朝文化的範圍與概念，明確了夏文化的核心特徵（即以陶器組合爲主的核心器物羣），爲分辨夏文化提供了最基本的理論基礎。第三部分則是綜合傳世文獻與上述考古學視角中“禹域”的具體情況對夏文化進行解讀，並嘗試爲夏商分界研究提供一些建設性的意見；這一部分最重要的地方則是對夏文化研究以及中國考古學發展過程和實踐過程做出了一定的反思，直指中國考古學最嚴重的問題——缺乏統一的理論和標準，導致考古學文化界定混亂，聚訟紛紜。三篇附錄則是接續最後一部分對理論模式的討論，在梳理近代新史學以來，史學界和考古學界對古史重建的探索和努力的學術史過程中，結合當下，繼續追問古史重建的具體方法和理論指導，甚至擴大到中國考古學該何去何從的重大問題。總之，在當下學術界對夏文化與夏王朝爭論不休的背景下，關於夏文化和夏王朝的專著其實並不多，特別是質量較高的，但此書當爲其中之佳作。然而遺憾的是，誠如後記中作者所言，其原本之目標是在十年內完成“三代五書”，夏商周秦楚各一本，但作者由於主客觀種種原因，放棄了這個宏大的學術構想，真的是非常可惜。

#2026年的讀書筆記# 第〇陸柒本 「探索夏文華，“方法”遠比“發現”重要。」 第一章詳列了夏的世襲、積年和都邑，另列有同姓、異姓族氏及一些史實，如大禹治水、徵三苗、娶塗山，太康失國和少康中興，孔甲亂夏與桀放南巢。 本書試圖證明「夏文化應該包括河南龍山文化晚期和二里頭文化的一至四期」。 第二章詳細介紹豫西、豫中、豫東、魯西、皖北、豫北、冀南、晉南地區遺址的龍山文化遺存；其中晉南地區講到了陶寺遺址。 之前在宮本一夫《從神話到歷史》讀到山西襄汾陶寺遺址出土的朱書文字有“文”、“堯”、“邑”，“若然朱書文字得到確認爲文字，則漢字的歷史，便得以上推至距今四千年前以上了。”蘇秉琦《滿天星斗》裏也有一篇「關於陶寺發掘報告編寫及有關問題」。 陶寺遺址早期與晚期之間存在缺環，本書裏提到《襄汾陶寺》的觀點：陶寺文化早期包含大量廟底溝二期文化因素，但不是廟底溝二期文化的簡單延續。陶寺遺址發掘初級階段，主要參與者高天麟就提出陶寺早期爲陶唐氏，中、晚期是夏族遺存的觀點。《襄汾陶寺》也認爲「從考古學文化譜系角度來看，在王灣三期文化晚期、新砦期和其後的二里頭文化被論定爲夏文化的前提下，認爲與之文化特徵有明顯區別的陶寺文化可能是夏人遺存的觀點，就難以成立了。在此前提下，將陶寺文化推定爲陶唐氏遺存，可能符合歷史實際。」 第三章寫到二里頭，位於河南偃師，東西最長約2400米，南北最寬約1900米，現存面積約300萬平方米。自1959年洛陽發掘隊對二里頭遺址進行試掘，先後進行了60餘次發掘，累計揭露面積達4萬餘平方米。 二里頭文化一期出現了相當規模的人類活動；二期有井字形大路並沿路興建建築基址，宮殿區開始形成；三期宮殿區出現宮城城牆，宮城內外路網相連；四期開始衰敗，規整佈局被破壞。二里崗文化晚期對二里頭時期殘留造成嚴重破壞，二里頭遺址徹底衰落。 「要確定某個考古學文化，並對該文化的發展階段做出判斷，首要任務是確定那些共存的“標準化石”，這些所謂“標準化石”，實際上就是我們反覆強調的核心器物羣。」 二里頭文化四期都存在的器物有：圓腹罐、豆、盉、斜腹盆、爵、平底盆、小口甕、瓦足皿和觚九種。從居址和墓葬中出土器物的種類和比例來看，沒有隨葬炊器、盛儲器類的習俗，酒具隨葬比例較高，或許反映了二里頭時期的“生死有別”，死後只用喫喝，不用烹飪儲存。 最後一章解讀”夏文化“，先明晰了狹義夏文化（即夏后氏爲主體創造的文化）和廣義夏文化（指夏王朝各部族文化的總和），又對夏商分期做了解讀：在有文字證據之前，企圖以成湯亳都來界定早商文化，從而確立夏商分界的做法都會不可避免地陷入無窮的紛爭之中，夏商文化的區別只能通過文化的比較來獲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