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胡鴻
本書從政治體視角出發,嘗試爲理解古代華夏提供一條新路徑。無論是商末西土聯盟還是春秋戰國的諸夏,以及與秦漢帝國政治體系綁定的華夏,都是一種由政治關係維繫的人羣集團。華夏帝國通過開疆拓土將一些非華夏族羣納入統治,也利用文化霸權創造了華夷符號秩序以及關於周邊異族的經史知識體系。魏晉以下帝國分裂,北方五胡政權顛覆了華夷秩序,南方山地諸族在局部地區也獲得了優勢,但隨着兩者的政治體演進,殊途同歸地走上了華夏化的道路。
非常推薦,值得讀第二遍第三遍 很多論點對我來說都挺新的,以前沒有接觸過,比如“西”“華”“雅”古都指“夏”、帝國的網狀結構和擴張邊界、華夷的辯證關係……而且論述過程非常流暢,看得太舒服了。 “夏”的歷史,最早的夏是指誰?華夏又是什麼時候開始作爲中國的代名詞?什麼時候成爲一種自我認同?非常好的勾起了我的興趣。 看完書再看書名感觸更深了,“能夏則大”,只有吸收運用華夏帝國政治文化和符號系統,融入成爲“夏”才能發展壯大,“漸慕華風”,“華風”當中最爲關鍵的便是華夏帝國的政治文化,“漸慕”的過程就是從接納符號系統開始的。 “華夏帝國經過發展已經成其爲一個成熟的高級政治體,後來者總是偏向於襲用或者加以有限的改革,而非重新創制。” “華夏作爲一個人們共同體的符號,形成於春秋戰國時代。在秦漢魏晉時期帝國政治體的長期存在,使得華夏備轉化爲秦漢式帝國政治體成員的自稱。”一個人羣的華夏化首先是融入或建立具有秦漢魏晉式政治文化的帝國政治體的過程。 秦漢帝國的擴張是有邊界的,帝國可以集合整體的力量擴展邊界,而相應的,開邊攘夷也必然會對帝國的其他地方造成負擔,給內地的原本與朔方無關的人民以壓力。因爲中央大帝國的存在,百姓不得不承擔一些原本與自己無關的義務,帝國幅員越遼闊,履行這些義務的難度和成本就越高,同時隨着疆域擴張,邊境地方政府的權力與實力隨之增強,提高了維持集權統一的成本。所以葛劍雄指出,有時分裂和分治比統一更受到民衆的歡迎。 還有一些很有意思的點,將帝國比喻爲一個網狀結構,由密到疏,帝國的觸角無法延伸到的地方被視爲蠻夷是很容易理解的,但是在帝國的網絡之中也是有華夷之分的,西南山地、閩越地區可以說是“內地的邊緣”。 郡縣及其交通是節點與網格線,南方山地被圈隔在華夏的郡縣網絡中,在政治上被華夏帝國分離,在經濟上(鹽鐵)依賴於華夏經濟網絡,在軍事上不及華夏網絡便利調配帝國的資源。當週圍的網絡是從屬於一個統一政治體的時候,山地是無法長期抗衡的,而當華夏網絡出現了分裂時,山地人羣反而能從雙方獲取利益,比如三國到南北朝時柤中夷、武陵蠻巴郡羣蠻等,由於雙方都無力或無心統治,往往授予第三方勢力(通常是非華夏)的首領高官厚爵。 華夷的辯證關係,夷是相對於華夏而存在的,簡單來說,華夏是自我,夷狄是他者,他者的存在輔助了自我的建構,他者的存在是不可或缺的。“華夏文明中心的存在,需要由作爲“非我族類”的他者的存在來凸顯。”很多稱帝或者禪讓的制文中,夷狄的臣服是必不可少的,“四夷八蠻的貢職無疑是太平盛世不可或缺的。” 以及少數民族政權對於史實的選擇性記述,掩蓋其中華夷之別,“史相與史實”部分也十分精彩。
在宗教動員力量不足的中國,或許也唯有政治才能動員、凝聚起一支跨族羣的力量,並進而控制、治理一個族羣和文化多元的大帝國。五胡十六國中許多政權的失敗,就在於它們的政治基礎太過狹窄,僅限於自身的部族利益,而這本身就是華夏化的一個重大內在驅動力。因爲,就像北魏孝文帝改革所表明的那樣,如果想要實現“一統天下”的最高政治理想,那一個政治體就必須超越自身狹隘的部族利益和支持基礎,採納更具普遍意義的文化、價值觀和象徵體系。(閱讀時間:2020年6月8日-10日;自評:7.9;推薦指數:★★★★)
這是我配評價的書嗎(卑微.jpg)只說些以前讀沒注意到的細節和新體驗好了。這次是讀完羅新老師的《王化與山險》後覺得可以更好的理解這本書了纔開始讀的,羅新老師的文章只涉中古,而胡鴻老師這篇博論更加深入的追溯了其觀念形成和實現過程,“華夏”是如何出現和構建起來的論述還是很精彩的。另外其實從羅新老師到胡鴻老師這個主題研究上,社會科學的影響非常大,比如詹姆斯·斯科特的影子時不時會浮現出來,而對本書來說,王明珂研究中的“族羣”“邊緣”的論述也留下了深刻印記。 貫穿全書的“華夏網絡”概念其實也不是特別新的概念,有點接近“王化”“華夏化”,稱其爲健全時期,比較接近大一統王朝,而斷裂時期就是分裂割據勢力更強的時期。如果按照教科書的敘述,似乎大一統的中央集權帝國建立之後,它就一直是中國歷史的常態,所有分裂的時間段都是可以簡略一帶而過的“非考點”,但現實並不可能這樣。套用書中通過定位四夷以確立華夏、通過他者來定位自身,是由於有分裂割據纔會形成大一統的帝國,而在大一統帝國擴張新領地的同時,也會被分裂的離心力反覆拉扯,新佔山險的離心傾向、地理環境和經濟生態、當地土著的政治組織形式也會是帝國擴張的阻力,如何把新佔領地帶變成帝國郡縣,這也是漫長的拉扯過程。 通過他者來定位自身是本書的一個考察點,除了政治統治確立,胡鴻老師還注意到了經史子集中(甚至是星佔中)四夷和異族知識建構過程,幾乎是熟練運用史學史和文獻學視角的典範,但我覺得這是既成事實後的追溯,而如果是當下進行這種構建,其實很大程度上是通過禮制,這點書中也有相關論述,不過反過來比較好理解的例子就是康樂對孝文帝改革中禮制的梳理。最後這種民族認同和華夏化形象塑造的固定化,是史家的書寫、成爲正史列傳的一部分,這部分的分析細緻且精彩。以自己爲華夏正統,則是塑造君主的非凡文化素養(“僭僞諸君有文學”),同時將周圍政權固定分配給“四夷”的位置:處於列傳的位置、族源習俗的記載有固定的範式等等,最終在史書中固定下來。不得不說同代學人會有相似點,除了後記中胡鴻老師自己提到的學者,書中許多文本分析非常讓人想到苗潤博邱靖嘉等的史源學的分析方法,對《史記·匈奴列傳》的文本結構及對比《後漢書》中異族傳對其進行模仿的部分真的是歎爲觀止了! 《六朝時期的華夏網絡與山地族羣——以長江中游地區爲中心》胡鴻 歷史研究2016-10-25 期刊 《十六國的華夏化:“史相”與“史實”之間》胡鴻 中國史研究2015-02-20 期刊 《秦漢帝國擴張的制約因素及突破口》胡鴻 中國社會科學2014-11-10 期刊 難怪這三章素質最高,這種頂刊……
第一次翻開本書,還是入學之初。對着書中大量聞所未聞的史實、一堆紛繁複雜的概念,當時不過囫圇吞棗,只覺得作者非常厲害,但並未在腦海中留下多少印象。 時隔數年,爲了惡補秦漢至隋唐這一段的知識而重讀此書,才真正在字裏行間感受到作者的功力之深厚、思維之敏捷。看完後記更是大喫一驚,作爲本書前身的博士論文,竟能拆解成數篇發表在歷史學領域top級別的刊物上面,光是《歷史研究》就能發出兩篇,不愧是羅新老師的高徒.......在我印象中,能夠坦然在書中回顧自己如此“恐怖”的學術歷程的,大概也就只有陳博翼了(氏著《限隔山海》爲其碩士論文改編而來)。與陳不同的是,胡鴻的自謙可謂溢於言表。有努力,有天賦,還謙虛,人家能夠從珞珈山走向北大執教,確確實實是有理由的。 言歸正傳,本書探討了秦漢至南北朝時期的“華夏”如何形成、發育,從“複數”走向“單數”。長久以來,如何認識漢族與非漢族羣在歷史及當下的關係、中國何以突破族羣、宗教、血統的差異凝結爲大一統的帝國,始終是人們關注的焦點,而圍繞“華夏”二字延伸出來的探討,更是汗牛充棟,其中最負盛名的莫過於王明珂先生的系列著作。但一般情況下,這類著作(特別是從民族學、人類學角度切入)的出現往往會引起極大的爭議和討論,因其始終需要回答一個避無可避的問題——“中華民族”“華夏子孫”到底是一種逐漸形成的實體、亦或是被想象和構建出來的事物?可一旦深究這種問題,則往往會牽扯到極其多的敏感議題和觀念,最後只會引發無窮無盡的拉扯。 而本書作者的高明之處在於,在熟練運用傳統歷史學研究方法的堅實基礎上,巧妙地借鑑了羅新、王明珂、斯科特等學者的概念,同時引入了一批史學研究新方法,相當系統細緻地論證了作爲政治實體和意識形態體系的“華夏”如何形成、發育。如此看來,把概念和想法放回到對應的歷史情境與歷史脈絡當中加以檢驗,確實能在很大程度上化解“虛無”的質疑。 具體一點來講,作者探討的問題包括但不限於以下這些: 在春秋戰國禮崩樂壞、周王室式微的背景下,具有更強凝聚力和包容性的“夏”如何被諸侯擡出並逐漸代替了原本的“周”,而“華夏”概念逐漸穩定成型後,怎樣強化“華夷有別”的分野、同時又爲原本處於“邊緣”的族羣走向華夏“中心”保留了入口? “華夏”不僅僅是超越血統、信仰、族羣的觀念性存在,與之對應的還有一整套體系完備的政治形態與行政框架(即“帝國”)。切換不同的角度,與“天下”對應的“帝國”,對於漢族統治者和所謂外族分別意味着什麼,華夏帝國擴張的界限與突破口在哪裏,而華夏內外不同類型的政治體在互動的過程當中如何受到作爲實體之“華夏”的影響? 作爲符號的“華夏”也是一種文化體系,各種有形或無形的秩序通過文本書寫、禮樂制度等方面得到確立和體現,同時起到規範等級尊卑的作用。原先歸屬“化外之地”的非漢族羣,爲何甘願接受華夏化的洗禮與新的遊戲規則,他們又在哪些方面作出了何等努力? 上述所提及的,恰恰也是本人一直以來感興趣的議題。而在書中,作者都以巧妙而新穎的方式給出了答案,論述過程既有嚴謹細密的考證,又有大膽合理的推測,讓人倍感愉悅。(如第三章和第四章的概念史角度,便與人耳目一新之感) 雖然囿於史料的限制,書中某些部分存在着“輕過程重結論”的缺陷,但全書能夠緊扣主題、做到形散而神不散,並圍繞這等看似題無剩意且研究難度極大的議題提出新的解釋,本人認爲已經無比可貴。無愧爲一本值得反覆品讀的好書,期待二刷~
實現中古世紀華夏民族大融合的頂級工具箱;羅新、閻步克、陳蘇鎮三位導師的治學方法和風格在作者這裏也有了奇妙的融合。
本書跳出傳統族羣、血緣、文化的解釋框架,以政治體爲核心視角,重新梳理了從上古至北朝“華夏認同形成”與“華夏化進程”的整體邏輯,打破了將華夏視爲固定族羣、原生民族的固有認知,證明華夏本質是一套動態發展的政治認同體系與帝國秩序體系。 華夏認同並非自古恆定,而是隨着政治聯盟與權力格局逐步建構而成。周初的“有夏”,並非血緣族羣概念,而是以地緣政治爲紐帶的周人軍事聯盟稱號。西周時代,宗法體系下的“周人”“諸姬”認同佔據主流,諸夏觀念一度弱化。直至春秋爭霸階段,齊桓公爲突破異姓諸侯的身份侷限、構建更廣泛的諸侯聯合體,重新啓用“諸夏”符號。相較於狹隘的姬姓血緣認同,諸夏以禮樂制度、政治立場爲統一標準,包容性更強。各國爲躋身諸夏體系,紛紛通過聯姻、追認譜系等方式融入華夏圈層。經過春秋戰國長期兼併,中原夷狄基本被整合,諸夏成爲中原強勢政治共同體,夷夏尊卑的秩序觀念就此定型。原本被視作蠻夷的楚、吳等勢力,在戰國時代徹底融入七國體系,列國之爭不再是華夷對抗,而是諸夏內部的統一角逐,爲秦漢大一統華夏帝國奠定了基礎。 秦統一六國,將分散的諸夏列國整合爲統一的華夏帝國政治體。秦漢依託中央集權,以郡縣、交通、驛傳構建起覆蓋全國的統治網絡,實現人力、物資、信息的全域流通,大幅拉大了中原王朝與周邊部族的實力差距,爲疆域擴張創造了條件。但帝國擴張並非無限,始終受到三重條件制約:中央集權體制容易放大地方矛盾、引發內部離心;邊疆地理與農業生態限制中原農耕文明的延伸;邊疆族羣自身的政治組織形態,也決定了帝國只能對不同部族採取直接郡縣、間接羈縻、放任自治等差異化治理模式。漢代疆域由此呈現內層郡縣、中層邊郡、外層觸角的層級結構,邊郡的進退伸縮,直觀體現出古代華夏帝國的擴張極限。 南北地域環境的差異,使漢魏以來華夏的拓展路徑出現明顯分野。北方草原、高原地帶受制於自然與族羣結構,擴張空間逐漸枯竭,王朝轉而以吸納降衆、內遷胡族的方式補充人口,但大量非華夏族羣內徙也埋下了族羣結構失衡的隱患,最終誘發北方局勢動盪。與之相對,南方山地丘陵被平原郡縣與交通路網切割包圍,形成特殊的“華夏網絡格局”,大幅降低了中原勢力控馭山地的成本。南方河谷可開發農耕、山地物資依賴中原貿易、部族政治體易於管控,多重優勢讓南方成爲持續開發、容納人口、推進華夏化的核心區域。大量北方移民、避役流民遷入南方山地,進一步推動南方非華夏區域逐步納入帝國體系,也造就了魏晉以來南北發展差異與長期對峙的歷史格局。 當華夏帝國的現實疆域抵達拓展極限,無法繼續向外兼併時,華夏精英開始構建一套符號化的華夷秩序,將蠻夷戎狄穩定納入帝國天下體系。華夏認同的建構並非單純排斥異族,恰恰需要以夷狄作爲參照對象,才能完成自身秩序的完整定義。從天文分野、星象對應,到郊祀禮樂、王朝禪讓文書,夷狄臣服始終是王朝正統性、天下秩序完整性的重要佐證。尤其十六國時期,胡人政權主動對接華夏星象、天命、禮樂符號體系,借用傳統天命敘事論證自身統治合法性,推動了符號秩序的跨族羣延續。 與此同時,傳統經史體系塑造了古人對四夷族羣的整體認知框架。經學構建的四方四夷體系,帶有強烈的主觀想象與禮制建構色彩,並非對邊疆族羣真實面貌的客觀記錄。後世正史的四夷傳體例,從《史記》《漢書》的敘事雛形,發展至魏晉南朝、北朝、唐初官修史書的成熟範式,通過譜系追溯、模式化書寫,爲異族族羣構建了統一的淵源脈絡。這套史學書寫不僅塑造了古代的華夷認知,也長期影響後世對古代族羣、民族譜系的研究範式。 漢末大一統帝國解體後,南北走上截然不同的華夏化道路。南方延續傳統華夏政權體系,持續推進山地族羣的同化與整合;北方五胡政權雖由非華夏族羣建立,卻主動承襲漢魏官制、禮樂、史書敘事體系,通過改造華夏符號體系、塑造天命正統形象,逐步完成政權的華夏轉型。以北魏最爲典型,從草原部落政治逐步演進爲成熟的華夏式官僚帝國,其爵本位制度融合北族傳統與華夏古制,成爲遊牧政治體向中原帝國轉型的重要過渡形態,也爲隋唐大一統新華夏帝國的誕生奠定了基礎。 綜上,全書證明華夏化存在兩條穩定路徑:南方山地族羣,通過融入中原郡縣體系,由次級政治體逐步被帝國吸納整合;北方遊牧族羣,則通過自建高級政權、主動借用華夏制度與符號秩序,完成自我華夏化轉型。自漢魏以降,即便現實的大一統政權時常分裂更迭,華夏政治文化與華夷秩序話語始終佔據絕對正統地位,成爲魏晉南北朝數百年亂世中,維繫文明統一、推動各族融合、塑造後世中華格局的核心力量。
溯源華夏 方識華章雖然羅新是北大古代史研究的領軍人物,但就本書而言,在政治體視角上,不得不說胡鴻已經有了隱隱超越他導師的趨勢。比起王化和山險,尤其是對於華夏蛛網的立論,那種將亭障、烽燧、屯田、驛道作爲帝國權利所能抵達的末端,是政治權利向四邊所伸出的輻射狀觸角的描述,看了讓人直起雞皮疙瘩。據說胡鴻在博士期間還抽空修了個哲學雙學位,不得不讓我想起我們院某位同樣修了哲學雙學位後來還跑去哲學系任教的神人,果然牛人都有相似性。 作爲歷史的門外漢,通過此書可以進一步感受北大深厚的歷史學術底蘊及學術傳統,體會作爲爲數不多的學科排名能與數學、化學等理學學科媲美的文科學科是一種怎樣的存在,感受一下看個論文都能看出舒適感的奇妙感覺。 關於華夏的出現及其性質。 首章所構建的論述就非常精彩,探討了“華夏”概念的起源以及它是如何從族羣概念到政治體概念的轉變。這種轉變表面上看是羣體認同的形成過程,但背後的機制卻是通過政治權力的介入,對於羣體邊界和認同標準的重新定義。 關於秦漢華夏帝國擴張的界限與突破、帝國符號秩序中的夷狄以及對他者的塑造 此後,秦漢帝國通過擴張以及它在南方山地的突破,使得華夏這種政治體進一步得到擴張。這種擴張不僅是地理上的,更是心理上“他者化”的過程。通過將非華夏人羣定義爲“蠻夷”,華夏帝國在心理上構建了“我羣”與“他羣”的對立。這種對立固然有助於強化華夏羣體的內部凝聚力,但如果要爲非華夏人羣的華夏化提供心理基礎,則還需要在文化上塑造一個對於他們自身地位的認知框架。於是,便有通過禮樂制度和天文星象對於華夷符號秩序的構建。 華夷符號的構建進一步豐富了有關夷狄的認知體系,這套體系在爲華夏行爲和政策提供合法性的同時,也爲非華夏人羣的華夏化提供了心理路徑。實際上,如果把這種對於夷狄知識的建構放到現代社會來看,無疑是一種“文化霸權”。文化霸權可以通過文化傳播進而影響他者的自我認知,這就是爲什麼當下時點但凡文化領域必提文化自信的原因。事關國運,其必要性不言自明。 關於六朝華夏網絡的斷裂與南方山地的華夏化、“史相”與“史實”及北朝的華夏化進程 儘管有認知的塑造、文化的浸潤,南方山地人羣的華夏化也有一個複雜的過程。此後,十六國時期的華夏化現象,也揭示了歷史書寫與現實之間的差異。華夏化的歷史書寫往往強調文化的融合和進步,忽略其中的衝突和矛盾,這種選擇性記憶本質上也是構建積極的羣體敘事、增強羣體凝聚力的必然選擇。書的最後還以北魏的“爵本位”制度爲例,探討了北朝的華夏化進程:通過授予蠻酋官爵,可以使其在北魏的社會地位得到提升,加速其對華夏政治及文化的認同。其實從心理學角度看,“爵本位”制度的引入不僅是政治變革,更是心理上“去部落化”的過程。 在書評的最後,必須表達一下對書名的喜愛。“能夏”二字所彰顯出的文化自信,和“漸慕”所表達出的自然嚮往,在審美上不亞於“何以中國”和“只此青綠”,真是深得我心。果然文字不好的搞不了一點歷史。 強烈推薦。
本書最大的突破在於跳出了傳統史觀對華夏的定義,華夏不單純的是血緣和文化的概念,而是開放可兼容的政治體。並以此爲切口從多方面解構闡釋了秦漢魏晉南北朝各族羣華夏化的底層動機和演進歷程。 對於中古時期的北方各族而言建立華夏式帝國這種高級政治體是最爲可行的路線。通過復刻華夏帝國的制度與符號,將自身升格爲華夏式帝國的高級政治體以獲得統治合法性,因此對北方各族來說漢化或者華夏化都是優先進行政治體演變,之後纔可談文化認同的事。 而南方山地族羣走的則是漸慕華風的道路,他們本不具備建立高級政治體的條件,隨着華夏帝國郡縣體制的推進以及六朝對南方的開發,使這些原本處在山林地帶的各族羣逐漸成爲帝國治下的編戶齊民,並在此基礎上逐步接受並認同華夏文化。這其實也是政治身份的變化優先於文化認同。因此南北各族羣的華夏化術雖不同然道則相同。 作者把這條邏輯鏈梳理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不僅刷新了很多固有認知,而且通過作者循序漸進如解謎般的逐步解析,隨着邏輯落地的時候讓人不得不產生一種暢快淋漓的爽感。妥妥的五星好評!
這本書是對ai還無法完全取代人的最好證明。我沒有資格評價這本書,已完全被作者分析鉤索史實的好奇心、耐心、細緻以及想象力所折服。 很喜歡星相那一章,興致勃勃地學習了峁宿、黃道、歲差相關知識;附錄裏關於鴨綠江的分析也很有意思。完全沒想到歷史研究學者所涉及的領域和研究的問題如此廣泛又細緻,原來一些我們習以爲常或者早已被磨損的語義都有追本溯源的價值。
這基本上一本訓詁考據的學術研究文章,若不是歷史研究的深度愛好者,建議直接看結論篇,基本把前邊六百多頁的觀點濃縮講完了,而去掉了各種龐雜的考證引文。 其實結論裏也沒有特別驚世駭俗的觀點,諸夏與華夏以及四夷的推論非常詳細,令人信服;而華夏網絡那一章很像施展寫的《樞紐—3000年的中國》一書的觀點 最精彩的兩部分:天文星象與十六國一個被前人忽略或者完全被知識阻隔的,但又是華夏古文化精髓之一的星象與諸胡皇權的考證;再然後,通過“江”的命名追溯高句麗百濟新羅朝鮮的歷史整合與華夏的關係,順便把朝鮮歷史理清楚了。 總結就是,若作爲民普讀物,此書門檻很高,需要深厚的歷史國學功底;同時學術性語言太強,看後記是數篇博士論文延伸而來的,難怪一股股學究之氣。剛看完同是博士畢業的李碩寫的像小說一樣又充滿了考證資料的《翦商》那種富有文采的一氣呵成,所以再讀此書頗覺的口乾舌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