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憶的紋理：媒介、創傷與南京大屠殺

很推薦這本書。作爲八零生人，我的兒時記憶確實少鮮在媒體或現實中與這一歷史事件相關，它被融入侵華戰爭的更大敘事當中。所以，閱讀本書，首先被吸收的就是關於脈絡發展的介紹，使我明白爲何有兒時記憶的呈現。其次，是冷峻的書寫，本書不是事件細節的集合，是運用強大的分析工具來書寫歷史如何被講述、記憶與利用。這種解構，爲我（普通讀者）揭示背後複雜的政治、社會、媒介動力機制，便於我聯繫現實，看到不同聲音，都代表哪些“場域”，也便於使用比較視野，去發現其他歷史事件的記憶是否也存在這些相似的過程。儘管具有學術氣質，依然不妨礙我在其中獲得營養。

“集體的記憶不僅有延續，也有斷裂；不僅有傳承，也有扭曲。” “從親歷者的‘共同記憶’進入‘後記憶’階段之後，如何建立個體化敘事，使之與主導敘事相融，並推動南京大屠殺創傷敘事的多元化和普世化，也是一大挑戰。” 當南京大屠殺的遠方記憶一瞬間隨着文字或視頻的方式傳播到眼前時，那悲鳴聲和無法承擔的痛苦會觸及身體的每一處。那些如噩夢般真實存在的歷史需要被銘記，居安思危，尤其是現如今已經不再是高中時背的政治課文中所說的全球化、多元化的理想世界，作爲一個希望安定的個體希望媒體能帶來更多穩定的能量傳播，那些戰爭的創傷很難癒合，同時很容易在未癒合時就被遺忘。

論文性讀物 還是值得一讀的 但是可讀性沒有小說那麼高

興趣是知己的功夫，而提高境界是知彼的功夫

這本書算是一本從記憶切入的比較學術的書，幾乎沒有提供新史料。比較有想象力的章節集中在人民日報分析、展館分析和維基百科分析，其中又以人民日報分析最具反思價值，而維基百科分析最具啓發性。確實，在漫長的傳播與記憶過程中，但我們以爲自己記得的時候，很多更重要的東西被遮蔽了。應該承認，與小說或其他表現形式相比，學術解釋總歸是單薄、乏味的切片，但也不失些許洞見。

​“記憶衝突和爭論的首要意義不是通過對過去的再闡釋來攫取權力，而是經由爭論闡明現實。” 這本學術研究可太難讀了(畢竟五年的研究成果)，純論文型，有些細緻的調查分析易讓讀者陷入繁瑣疲勞困境orz。讀都不易，研究又該多難……學者前輩們真的是既有開創性又認真「淚」。 印象最深刻的一個點：後來面對種種侵略印象我們建構起“落後就要捱打”的記憶，可是爲什麼落後就要被屠殺呢？我們向內喚醒落後的民族國家，卻忽略了本應就存在的人道主義。

關於史料記載，讀來真是字字泣血。 無論這段歷史夾雜着怎樣的政治話語，我們的記憶如何被建構，都不影響我們作爲有良知的人、作爲銘記屈辱歷史的中國人，在任何時刻想起它時有着憤怒的心情。 多少年了，它從未遠去。這散不去的記憶也是國人集體意識中無法彌合的創傷。不管我們怎麼理智看待如今的中日關係，都無法忘卻昔時的哭聲，無法保持沉默。 無人有權替當時的人寬恕，也無人應該忘記。 人類到底應該記住什麼？要言之，人類應該記住根本之惡（radical evil）和反人類罪行，包括奴役、驅逐平民和大規模滅絕……所謂根本之惡，就是那些足以動搖道德根基的行徑。 ——阿維夏伊·瑪格利特（Avishai Margalit），《記憶的倫理》（The Ethics of Memory）（2004）78-79

“走出歷史災難的陰影，實現社會和解，是“不計”前嫌，不是“不記”前嫌。記住過去的災難和創傷不是要算賬還債，更不是要以牙還牙，而是爲了釐清歷史的是非對錯，實現和解與和諧，幫助建立正義的新社會關係。對歷史的過錯道歉，目的不是追溯施害者的罪行責任，而是以全社會的名義承諾，永遠不再犯以前的過錯。” ——徐賁，《人以什麼理由來記憶》（2016） 本書關鍵詞和重點落在集體記憶，文化創傷的建構，媒介和線上線下公共空間。 專業的名詞表述較多，不算很好讀，比較適合新聞和媒體行業或者是新行業下如何思考傳統文化等研究，思考的中心在南京大屠殺發生的媒體報道，遠東法庭審判時的內外媒體，以及今天集體記憶的物質標識和記憶實踐。 如果是關注南京大屠殺詳細史料和全面視角，張純如的南京大屠殺一書會更加通俗易懂。本書的視角和落點新穎，引發人們思考，今天我們銘記南京大屠殺的意義，以及它和公共記憶，數字記憶的交織，配合選擇的代表性媒體的調查研究。維基百科那章給我印象很深，展示了我所不瞭解的國外對待南京大屠殺的評價體系。 或者說它會啓發我們思考在時代不同的命題下我們如何對待文化創傷，如何將它解釋和傳承下去，思考傷痛的歷史和上萬逝去的無辜生命有怎樣更大更深遠的價值，我們從中看到了怎樣的話語體系……這些都是思考的起點，道阻且長。 不論怎樣，都是爲了我們，永不忘卻的 ，永不忘卻的紀念。

走出歷史災難的陰影，實現社會和解，是“不計”前嫌，不是“不記”前嫌。記住過去的災難和創傷不是要算賬還債，更不是要以牙還牙，而是爲了釐清歷史的是非對錯，實現和解與和諧，幫助建立正義的新社會關係。對歷史的過錯道歉，目的不是追溯施害者的罪行責任，而是以全社會的名義承諾，永遠不再犯以前的過錯。 ——徐賁，《人以什麼理由來記憶》（2016） 因此，如何“從集體記憶的謬誤中出走”（王家範，2003），在回到歷史本相的前提下建立“共同記憶”，仍然是一個橫亙在我們面前的理論和現實難題。 /

將多篇學術論文整合在一起的學術研究著作，“可讀性”的確會弱一點。但是也真的爲小白如我，在研究方法和研究角度上給予了很大的啓發。 記憶不僅僅是對歷史的回顧和再闡述，更是多方記憶主體碰撞與拉扯的“能動性再現”。而媒介在其中起到了不可忽視的作用。 我們選擇記憶什麼？如何記憶？記憶的目的？記憶存在本身都是值得深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