菊與刀（中英雙語版）

“日本人生性極其好鬥而又非常溫和；黷武而又愛美；倨傲自尊而又彬彬有禮；頑梗不化而又柔弱善變；馴服而又不願受人擺佈；忠貞而又易於叛變；勇敢而又懦怯；保守而又十分歡迎新的生活方式。” 這是本書《菊與刀》對日本民族性的高度概括，充分體現了其“高度矛盾”的複雜性。 《菊與刀》是美國人類學家魯思·本尼迪克特1945年所作，當時美國已經取得了太平洋戰場的決定性勝利，接下來面臨以何種方式攻入日本本土，徹底結束戰爭，以及戰後如何接管日本統治等問題。這本書對日本民族性的深入分析實際上影響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戰後美國對日本的接管政策，其中如保留日本天皇等方針都被當局所接受。《菊與刀》被認爲是研究日本民族特性的必讀之作，該書的標題就很有象徵意義：“菊”代表“尊嚴與優雅”，“刀”代表“勇猛與忠誠”，二者共同展現了日本文化的雙重性。 本書深入分析日本民族性幾大特點：尊重等級和禮數，“忠”，“孝”，“報恩”，“復仇”，“義理”，“人情債”，“名譽至上”，“日式的自我修養”等等。“尊重等級”，“禮”，“忠”，“孝”和中華儒家思想類似，但輕“仁”“家族宗法”又和儒家大相徑庭。至於“義理”“復仇”“人情債”有點像中國遊民階層的“江湖義氣”文化（見《王學泰文集 遊民文化與中國社會》），但“江湖義氣”有點像基於利益的“精緻的利己主義”，而日本式“人情債”則更多是一種“道德負重”。“日式的自我修養”是“肉體的要求必須服從於人生大事，不顧健康是否允許”，不惜一切發揚所謂的“日本精神”，感覺和中國的“捨生取義”的士大夫精神或多或少有點相似。至於“名譽至上”和“恥感”文化，還有對性的開放程度這些，中日文化差異極其明顯。 本人在幾家公司和歐美人，印度人和日本人共事多年，觀察到幾點明顯的“文化差異”：（主觀感受，存粹娛樂，非專業性） - “對等級尊重” VS “人人平等”：日本，印度在左；歐美在右；中國偏左。 - “謹言慎行” VS “暢所欲言”：日本在左；歐美，印度在右；中國居中偏左。 - “周全計劃嚴謹執行” VS “靈活應變”：日本在左；印度在右；歐美，中國居中偏右。 - “遵守承諾，守時” VS “隨遇而安”：日本在左；印度在右；歐美，中國居中偏左。 - “面對風險謹慎小心” VS “極富冒險精神”：日本在左；歐美在右；中印居中吧。 - “集體主義” VS “個人主義”：日本，中國在左；歐美在右；印度居中偏左？ 還有，關於日本的一些問題始終縈繞在腦中：比如，爲何深具“恥感”文化的日本民族近現代被美國兩次徹底打敗，卻沒能產生強烈的民族主義反抗意識，卻在此後迎來了經濟和社會的大發展？（明治維新和二戰後大發展）再比如，日本近代史的“殘暴毫無人道”何以和如今“溫文爾雅”的形象合體？等等。。 探究以上這些問題或現象背後的文化和歷史源頭就成了我閱讀此類書籍的動力，相信大家閱讀後會有各自獨到的見解👌 之前讀過的《簡讀日本史》也對中日文化差異和歷史源頭做了大量分析，供參考。

我們很多人是通過抗日神劇來了解日本的。對日本的基本態度是痛恨加上蔑視。痛恨可以理解；但蔑視就讓人費解了。對於這樣一個給我們帶來過深重苦難，影響了我們的歷史的國家，我們應該重視和深度去了解，怎麼可以只是蔑視呢？不重視和了解，怎麼知道這段苦難到底是怎麼來的？不重視和了解，怎麼做到以史爲鑑，把握未來？不重視和了解，怎麼搞清楚同樣是變革，爲什麼明治維新很快把日本送上富強之路；而我們在洋務運動和戊戌變法後依然國弱民貧？同樣從上世紀九十年代開始搞職業足球，爲什麼日本已經成爲世界強隊，而我們依然一地雞毛？不重視和了解，怎麼想明白爲什麼美國人找到了徹底打敗日本之路，怎麼讓日本儘快投降，怎麼在戰後把日本納入西方體系；而我們，在美蘇幫助下贏了八年抗戰，其實沒有徹底搞清到底怎麼贏的，不知道在戰後如何與其相處。 除了記住苦痛，不忘國恥；我們還需要更多的反思和研究；有真正的反思和探究，我們才能獲得民族智慧。更多的智慧之光，才能幫我們更好的活好當下，看到未來。 這本書，是一面最好的鏡子。讓我們看到美國是怎麼尊重，重視自己的對手；怎麼用科學和理性的方法研究和了解對手。怎麼用基於尊重與理性的方式制定長期戰略，去影響和改變自己的對手。 畢竟，尊重對手纔是尊重自己。 畢竟，沒有永遠的敵人。

1、本書是作者臨危受命的用文化人類學家研究技術，分析日本是怎樣的民族。接受任務的時間點，是在二戰的中後期（距結束還有一年），整個日本民族處在一個特定的階段。通過對日本封建史研究，歸納了日本的道德，建立於等級制，“恩”的理解不同，形成了一個模糊的概念“義理”。 2、通過作者對人類學的研究表述，我對人類學也產生了一絲興趣，如果有時間或者興趣使然，我會讀一讀人類學技術方面的書，寫一寫我的家鄉人民的共性，找到家鄉人民的鏡片，並分析出鏡片的結構，是否“散光”，是否“近遠視”，是否“斜眼”，是否有“其他眼科疾病”。 3、日本在軍事上是一個注重計劃性，或者戰略部署性的，即幾乎沒有黑天鵝事件，沒有面對變化在應付作戰；而美國是一個注重應付變化的戰略，也就是隻要有變化，他會利用準備的基礎，來快速應對事態，達到自己的目的。 4、作者是在日本軍國主義時期對其作出的特定時代的研究對象，但書中不乏從歷史角度審視問題。日本等級制觀念是其顯著的特點，可能受到NC人種制度的影響，或者更可能他們均受到當時整個全球意識形態的影響，產生的一種獨特的分類，恰恰這種全球性的思想，在德日發展成了法西斯。 5、職場之“愛” 爲什麼要討論這個詞或者這個場景，受作者的啓發，對“愛”和“恩”的解讀，文化中產生了不同的結果。 我在一家公司十多年，也算老員工了，自己並非那麼優秀，但也是一個“副組長”的角色。這些年中，我剛剛入職時遇到過上級，如今的上級都是和我一起奮鬥過的原同事（平級）。職場中升值加薪已經變得理所應當（當今的工作倫理），但不是每個人都會升遷，所以每個人都要去正確處理這些關係。 我剛剛進公司，是一個懵懂的少年，可能是出身和資格（學歷）與某位上級領導相似，他對我有一種特別的“關照”，這種“關照”是他認爲只要有工作任務他都會帶着我一起攻克，讓公司更多的同事認識我，並看到我有其他非專業上的能力。這位上級對我的“恩”，在我看來是一種庇護，也就是有目的“愛”。他分配給我的任務，我都會親力親爲，將任務按時按質完成，確實鍛鍊的某些能力，但這些能力均非專業上的提升，所以有些專業的同事，對我的其他能力並非理解，有些可能覺得我不務正業的傻忙活。 我對待這種庇護的“恩”，選擇用較好的完成任務對待，對此我並不覺得還虧欠上級。但上級卻認爲他如此的看好我，我僅僅用工作任務完成好回報是不夠的。隨着工作專業的不斷調動，我們之間話語也少了，我屬於那種“害羞”性格，我不喜歡恭維上級，更不喜歡貶低下級。但這位上級，由於我們開始疏遠，在背後說我不懂得的感恩，讓他傷心的話給其他同事訴說，把他給予的“恩”無限化，把我的努力說成“應當化”。有些同事給我說，他在背後說了我些什麼，我並不那麼生氣，反而我會傷心。在我走上“副組長”成爲別人的上級時，我對下級從來不要求其會回報我什麼，反而只要他們能做好專業任務，就是對我最好的支持。這些支持我雖然談不上“感恩”，但十分的欣慰，看到比我小的同事有自己的想法，知道知難而退，不強求，反而是我這一代人要學習的。知難而退並非是說推卸責任或者工作任務，而是一種他們這一代人的認知，不是說不去挑戰，只要我肯用心帶他們，他們均會努力完成任務，任務難而推辭，是我也沒有帶好下屬，我都覺得難以完成，交給下屬承擔，着實也不合邏輯，不然下級爲什麼會當下級呢？ 說我剛剛入職的上級，說說如今的上級。如今的上級的成績，也是很多員工的集體成果，我屬於集體的一員，所以說如今的上級晉升，沒有原來同事或者下級的努力，他們無法完成任務，職場中對這種能力成爲“管理”。在同事晉升之時，一起團建，都會選擇感謝和他一起完成任務的同事們，而從“上面”“管理”久了，越來越有領導的樣子，對同事間的感謝越來越少了，越來越多的是對下級的不滿。但是，這些上級對我還是比較溫和，因爲他們需要我的能力，不然他們很難解決某類問題，或者能解決但他們會牽扯更大的精力和更加頭疼。所以，我對待上級交代的任務，都會讓其先頭疼，等他頭疼了找我探詢解決方案時，我會盡力讓其舒緩一下。如果，什麼事兒都不然上級頭疼，他自然會認爲自己“管理”具備了領導能力。 這兩個上級實際年齡差不到2歲，我通過不同的工作方式，獲得了不同的評價和尊重。我想說明，職場中是有“愛”的，但這種愛不是自由的，是有強迫的意願在裏面。無論是關懷還是嚴苛，都有領導在使用，但他們所謂領導力的管理，是爲了實現某些目的，這個目的是爲了是其更具有領導能力，而非真正的無私，無悔，無意的自由“恩典”和“愛”，職場中人要理智對待。我們的公司有兩口子都在這裏，兩個人之間也存在上下級關係，他們之間或許才真的懂得，什麼是真的“愛”，什麼是非“愛”。對方的虛情假意一眼辨識，時時刻刻都和對方一起，太瞭解彼此的結果，只不過場合不同，對方會有不同的“虛情假意”。 6、讓座 在我們的當下，在公交或者地鐵中禮讓“弱者”或者“更需要照顧和保護者”（下面均以“弱者”代表），是一種道德上的義務。“弱者”接受的是一種道德上的同情，並非是一種“受恩”。孔融讓梨的故事，能說明禮讓，同情“弱者”是以禮相待，纔會有“讓”出現。這種“讓”不是使用權或者所有權的轉讓，而是一種對禮的一種給予，給予的是禮而非“恩”。我們自古稱之爲禮儀之邦，這禮不僅僅是儀式，融入了人民的生活之中。 在日本的等級化中，晚輩給長輩讓座，他們理解爲“施恩”，這種“恩”是無價的，可能理解爲要長者償還，長者會感到不收到尊敬。因爲長者沒有要求你施恩，晚輩的施恩是一種對等級尊嚴的不敬。我通過同事的孩子調研如今日本的現狀，日本還存在這種現象。也通過一位同事的孩子在韓國留學，進行了求證。在韓國的公交和地鐵大多時間“弱者”的專座，是都不去做的，也是可能是一種尊嚴的象徵，或者能力和座位不匹配的邏輯。大多時間都是座位空着，年輕人都選擇站着，不去坐下。讓座的情況，我同事孩子三年在韓還沒有遇到。 我們的短視頻有很多因讓座發生的故事，我認爲和人民的生活習慣，還有“弱者”座位的數量不匹配導致的現象。支持讓座和不支持的都有一定人羣的支持，從禮上說，讓座是美德是義務，但從西方專業“量化”匹配角度講，不讓也並非那麼無理（而非無禮）。我們處在一箇中西方思想和文化融匯的過程，我想在歷史中也有類似的交融過程混亂的現象。我們失去禮的同時，沒有更好的西化，一個城市很好調研，如今智能化，老年卡，出生率，殘疾證都能統計，上班高峰期，我很少見到老人，更少見到殘疾人，抱孩子的婦女也少見，主要是孕婦。我們的公共交通作爲是否可以實現動態管理，也就是說上班時，“弱者”座少一點，過去高峰和週末，都應讓“弱者”座多一些。不是學西方座位顏色不同，而是一種“可變車道”的概念。具體的數據就是固定原有“弱者”座，現非“弱者”座加裝智能顯示燈，通過智能燈來判斷這個座位是否應禮讓給“弱者”。大家也要在社會公德上有自尊，不要去坐這個顯眼的位置。如今上班高峰期，也請“弱者”有同理心，儘量錯峯出行，很多爲“弱者”服務的組織，也要儘量考慮交通問題，這樣我們的社會纔會和諧，不會因爲讓座吵吵鬧鬧，毫無意義，無益於文明。 7、身份 在寫這篇讀感之時，發生了一件工作中的小事兒。事情是這樣的，我們是委託人（以下簡稱“甲方”），受託人或被委託人（以下簡稱“乙方”）提供一定的服務，服務過程比較專業，最後成果達到了既定目標。但是在最後付款中，因爲開發票郵費到付問題，好幾個人都在找我，要求我批評乙方，太過分了，讓甲方支付郵費。其實在中立的人看，沒什麼大事兒，我也不認爲是大問題，我的領導還特意來找我，讓我批評對方，對甲方的不尊重。如果按照西方“物化”文化，即合約精神，合約中沒有規定信函往來的費用由誰支付，可以“自由”選擇或者再協商，沒有事先提出到付，是對收貨人的不尊重。也就是買方市場形成的倫理身份，即買方需要被賣方絕對的尊重。賣方一點的疏忽造成買方的損失，都應由賣方承擔，這句話沒有在合同中體現，這不是平等的出發原則，即使寫入合同也不見得完全有效力。作爲買方我通知對方時，也存在疏忽，第一沒有詢問郵費誰承擔問題，第二更加忘記了要求其開具收據（只說了開具發票），這些疏忽是內部傳達信息的一種損失，我是第三個被傳達人，就像戴上耳機傳話，最後一人很難猜出最初人的原話（這裏我可能是在爲自己的過失找理由）。 這裏說到身份，買家和賣家身份不同，甲方和乙方身份不同，我不清楚西方如何實際操作，但通過基本書的理解，在西方同樣存在買方市場，同樣甲方擁有絕對的尊重。一段時間，我們很多人都把甲方比喻成財神爺，更加把甲方身份等級提高到超越了人性。這種甲方的超人性（憐憫、同情、仁）身份，不但對長期在內的人形成影響，居然對一個剛剛畢業才幾年的學生也有影響。形成了這麼一個習慣，甲方無論爽與不爽都可以指責乙方。乙方的聯絡員不應有尊嚴，超人性的甲方，看不到尊重，有些乙方人員人格性很強，會與甲方發生衝突，但多數最終道歉的都是乙方。甲方對乙方的容忍，是乙方的榮幸，而乙方對甲方的容忍，是甲方的理所應當（或者不屑一顧）。甲方和乙方就是合約產物，西方的婚姻（對衆宣信）、宗教（對經宣信）都是“合約”的產物。婚姻中也會同樣出現這種甲方和乙方的概念，中國人家裏誰做主好像成爲了閒談之話題，我的婚姻我更傾向於“鳥”的倫理（爲伴的自殺我是不能接受的，年輕談戀愛或許會有這種衝動，和電視劇、電影題材引導有關，和心智不成熟有關），兩個人步入婚姻就是一種陪伴，而非權義（權利和義務）爭取。可以說，在我的概念裏，婚姻“合約”是一份無固定期限的合同，如果有亡靈空間，我想時間上也應該包含。時間的無限，權力不在那麼重要，反而無限的義務成爲一種“壓力”。我是這麼理解的，因爲在我的婚姻中，我有這樣的感觸。今天你管錢，明天我管錢，錢就好像沒那麼重要；今天你說了算，明天我說了算，說了算也變得可有可無的權力。過多的是義務上的，比如共同撫養孩子，共同孝敬老人，共同一起喫個飯，共同的一起旅行，吵架時共同的說對方義務上還有那些缺陷。 我理解的經濟合約更像像古時候的納妾，彼此之間是有感情的，不是毫無情感的個體之盟約，人性就是這樣，如果甲方在選擇乙方時，一點情感也不存在，我想那並非是人性的抉擇，而是計算機的算法。如果有一天，計算機的算法取代人性的選擇，不帶有一點情感，我想法務工作會很忙，雙方協商不成，沒有感情的份會直接找到第三方評理（所謂的理性）。如今工作，也越來越講究算法，去除人性化的過程，這就延伸出我另一本（《工作、消費主義和新窮人》）書評的感想。 如今經濟合同講究的契約精神，並非是平等互利的精神，是不喫虧經濟虧的精神，買的不如賣的精，甲方不管如何拒絕喫虧，乙方都會有應得利益，不然誰壓抑人性聽你的使喚。所以，我想說我是反對在合約中存在不同身份的，我更加的相信平等的“善”，可能我沒有遇到過絕對平等的合約，沒有辦法實踐而獲得認識，這種無法得到的好像會存在“善”吧。 關於以上提到的事實中，表述的同事們的行爲，我不是在刻意的批評，而是在我看來事件發展的過程，我只是借用此來說明自己的感想，並無傷害任何一人的意思。如果有同事看到此文章，感到不舒服，我鄭重地致歉（“抱歉”），我無權傷害你，更加無意傷害你的人格。 8、等級 我想說的是目前在中國等級確實存在，但個人也有自由，遵守等級規則和不遵守，並非是一種道德標準，更不是法規的範疇。說兩個例子，來闡述我的觀點，第一個遵守等級，第二個不遵守等級。以上事件都是發生於今年（2023年）下半年，在我的角度看到的事實。 （1）我們分公司有一個關鍵節點，有一定的獎勵；工作任務完成後，獎勵根據完成情況給予。這個關鍵節點，屬於銷售節點，我們部門作爲配合，也需要完成一個特定的任務。過程中我們部門這個任務均由我來組織和參與，我的上級領導僅僅負責電話詢問一下時間點，是否可控，過程均可控，未有不可預見性需上級協助的工作。但獎勵發放後，我的獎勵金比上級少百分之30%，我不清楚爲什麼，上級拿的理所應當。我不知道這個理所應當尊崇了那項公司考覈分配細則，獎金和基本和考覈工資分配是否一樣。我認爲這是不合理的，如同前線作戰的部隊，獲得的榮譽要比後勤低很多，後勤也很重要，如果分配不合理，勢必影響一線人員。分配屬於更加的高層決定，並不經過員工的實際意見，也從來沒有對獎勵分配進行公示，或者如實告知員工，只要員工問，才解釋，已經分配發放完畢，一切均晚了。只能接受，但不是沒有意見。 （2）另一件事，是乙方找我們同事，同事轉給我的一項事件，說白了這件事和我的崗位沒有直接關係，有間接關係。當我接受本項任務時，輔助工作就變成了主責工作。我好心好意的和乙方溝通，由於牽扯到與實際不符之事項，我讓對方寫明白，如果有問題，他們承擔由此造成的費用。但乙方把我這個甲方說的，不明白事理。我就果斷拒絕他們的工作配合。而事後沒有幾分鐘，幾個上級來找我問什麼事兒，爲什麼不配合別人，我將事情簡述後，領導就不再讓我執行這個任務了。因爲我明確表態，我讓他寫的承諾，不符合公司利益，恕難從命，也告訴上級，找領導人情實處我不是不懂，誰和乙方關係好，誰去負責這個事兒，誰去承擔，我這裏不想再和這個乙方有任何工作糾紛。本不應該找我，我輔助工作，誰能完善流程，我配合好就是。 第一件事兒，說明了當前控制力相對集中，一線的情感和功勞沒有被認真的對待，但還是比較合乎當下員工的底線，所以沒有任何太大的衝突，只不過私下中對此有意見的員工不在少數。 第二件事兒，說明當前找“領導”辦事兒，通過權利控制辦事兒，引起衝突的結果。乙方出現意見不和，第一不適與當事人解釋或者理解，而是用上級控制力去辦理。這個事兒，分配工作時是需要一個交底的過程，或者權利控制運用時不像事件一，需要有一個協商過程。我認爲自己沒有任何錯誤，也不認爲乙方這樣做就是對的，所以我選擇遠離這個是非，抗拒是爲了遠離，而不是奪權。 這兩件事，我也清楚的看到了自己。一切的視角只有自己的視角，沒有多方面的視角，如果有可能表述就會有所不同。這世間，人生百態，不是誰就能那麼的理解誰，有或者說誰都不理解誰。如果要想看得更加理性或者多角度，那就要嘗試理解百態的人生。我寫這些是在論等級存在，是阻礙相互理解的倫理，如果你把我當朋友，我便當你是我的朋友，如果你用等級去思考，對不起，我們是“敵人”。 9、思維辯證 如今全球化發展，在虛擬的互聯網中變現的尤爲突出。但實際線下真實面對面，似乎並沒有全球化，真實的國界依然存在。在地理上，人類的技術促進全球化發展，比以前任何時代都有助於全球化進程。真實的國界，和全球化發展出來的經濟，真實的全球化僅僅屬於部分人，而不是全體的人羣。比如，我從小到大都沒有離開過自己的祖國，如何知道外面真實的世界呢？互聯網+多媒體技術在一個角度上作爲補充，比如看一段國外的紀錄片、電影、博主隨拍、看一段國外新聞、看一本國外作者的書籍等等。這些都是虛擬的，對觀衆或者讀者來說。正如我寫的這段話，在我這個個體角度來講，這都是真實感受而來的認知。讀這段文字的您，我是陌生的，並不真實，因爲我們從來沒有面對面，你不知道我的生活和社會狀況，更不瞭解我這個人。所以我的觀點並不那麼重要，重要的是爲什麼我會得出這個觀點。下面我來闡述我的觀點： 如今互聯網角度的虛擬全球化，讓我們從單一非真實角度理解全球化。真實的地理國界依然存在，出國只有親自去體會一下，纔會發現與線上相比，線下是不容易的。比如，我想認識現在存在的一個人（老羅），我通過互聯網認識他很容易，但僅限於他公開的表現，對他私下的情況並不瞭解。如果我要真實的見到他，並能與他交流是不容易的。非公開的場景，他是否還能使我想繼續瞭解、認識這個個體是另一個角度和感知。所以，我們當下的認知大部分是在一個角度，比如上學的學生對社會的認知與社會中的人對社會的認知是大不相同的，很多學生認爲自己的上學時學習的知識，在社會很難發揮應有的作用，這是每一名應屆畢業生的感受，這種感受是正常的，“只緣身在此山中”這句話強調的環境的影響，所以環境對認知的影響是巨大的。學生的認知停留在學校，工作之人的認知停留在某個公司內或者行業內，互聯網也是一個“環境”，並不能代表真正的全面性，我認爲互聯網就是一個封閉的“學校”和“行業”，不能錯誤的認爲它的全面性，系統性，互補性能夠自主修復。互聯網是一座“大山”，讓其中之人更加難以辨別方向。 我們如何才能不看互聯網這座“大山”，是我要思考的。這裏我並非是要抵制互聯網的意思，只是由於各種因素的演化，塑造了互聯網，讓它這座大山不斷的在變大，我們想要跨越這座大山是非常艱難的，比如不是每個人都能攀登世界前十的高峰（對專業人很難，對普通人更難）。既然在互聯網中是虛擬的，或者不真實的。我們只能有類似的能力去感受它，那就是抽象。抽象不是概況或者簡述他人的觀點，而是要抽象出“相似”時代、“相似”區域，“相似”階層的思維邏輯。通過思維邏輯觀點追溯觀點的產生，而非僅僅注重觀點。比如，很多國外網友在某些問題網站上的問題，在我國網民看來，提問匪夷所思或者可笑，我們關注點都在經典回答上，一笑而過。但應該思考爲什麼這個網民會問這個問題，他是“傻子”嗎？如果能搜索到“傻子”相關文章或者論文，發下“傻子”不傻，那麼我們是否也會成爲“傻子”不傻呢？正如本書，作者對日本的抽象，讓我重新的瞭解和認識日本這個民族，原本我以爲他會和我們很相似，實則我們是不同的“個體”，原以爲我們是一個“家譜”不同分支，如今將他們從“家譜”中剔除，因爲他違反了家規，被驅逐。 如何進行思維的辯證呢？我想通過例子說明，我是男性，格鬥最近或許很火，無論是看男性格鬥還是女性格鬥，都是一種欣賞。第一要反思人性，從羅馬鬥獸場，到鬥牛，到格鬥，到戰爭，武力值一直影響着我們。有人問，阿（景）亮厲害還是阿（一）龍厲害，因爲他們在不同的競技平臺，規則不一樣，戰鬥的環境不同，不能用戰績和某一平臺的武力值比較。如果跨界對戰，那麼相對跨界（就是進入別人的規則）的人失敗的概率高，因爲他無法短暫的適應環境。還有所有公開平臺的格鬥都是並不同於普通大衆的格鬥，電影中很多打鬥是貼近真實的，因爲可以用“搬磚”，武功再高也怕菜刀的道理吧。或者從法律角度來說，雙拳互毆和持械鬥毆性質是不一樣的，持械更具有致命性。即使傷殘結果一致，用不用武器，在法律上判定應有不同。法律思維，我認爲是最接近我所認爲的思維辯證。不能一概而論，不同的個體和不同的發展經過，應該有不同的定論。但環境是共有的，可以將事情的發展進行“相似”性分類，不是所有的服刑之人都會二進宮，或許會三進宮，這裏我不是在調侃，只是說明問題，沒有鄙視他們的意思。因爲媳婦家有個親戚也是年輕時犯過錯，十幾年的監獄生涯，如今還算是能與社會接軌，但他思考問題的方式和我有本質區別，他更看重能被社會認可，我則更看重是否能給社會服務點什麼。無論我們交流意見是否達成一致，我很清楚我們並非是相似性的存在。我們之間也有共性，就是容易衝動，或許是某些共性，我並不反感他，但也提不上喜歡。 我們與不同人之間的對話，不要在意結論中意不中意，而是要審視自己和他人的思維邏輯在地理上和時間上-即時空上，慣性演化，是什麼導致我們得出這樣的結論，而不是非要在乎結論上，最終的結果或者結論是重要的，但我認爲更重要的是邏輯上的發展原理。如同對科學的定義，不自然的科學，是否是當代定義的科學呢？比如創造出一個自然中非常小概率的物種，從大自然角度存活的物種都有可能是小概率事件，即倖存者偏差。我們無法推斷只能通過沖向建立這種概念，而這種抽象的概念是符合自然還是非自然。我理解的自然是建立在物質和精神上雙重作用的結果，並非是純精神上的演變。先說到這裏，並不是要寫什麼論文，所以討論到此。 10、中國與日本的文化之“述”（傳舊）比較 “禮”和“仁”作爲中國的代表，“義理”和“恩”作爲日本的代表。我爲什麼有這樣的論證？ 這來自於當下的感知，來自於本書對日本的研究，也來自於周邊人信息的提供和網絡上視頻的製作。 我們的祖國曆史悠久，如果用“禮”和“仁”定義全部，我認爲還是不夠妥當，但主要的文化是來自於這兩個源頭。一般人將講文明與講禮貌在思維中關聯，我們山東對禮都延伸至百姓的飯桌，有些規矩雖然有些似乎不符合現代文明，終究這是對“禮”的崇拜，現在講叫做習俗。由於我從來沒有在長江以南的城市短期（一月）和長期（一年）居住過，僅僅是旅遊，大部分地區的熱情好客的意識形態也來自於“禮”和“仁”。 自秦短暫的統一六國，中原地區有了中央集權。中國一代一代的“述”，都能窺見上一代的影子。絕對的革新或者空前的革新，不是沒有，只是對政治哲學影響不大。中國的思想也是百家爭鳴和寡頭相互交替，並非一成不變。每一代都有每一代的特徵或者與上一代的不同，先秦的列子是證明，隋唐後的三省六部對清的影響，清對當下的影響，也關聯的相同和不同。中國的文化更加強調迭代，空前的思想很難戰勝迭代而來的“述”。 日本幕府或者封建制度，對日本影響至深，日本的思想文化也遵循“述”，只不過在二戰時的日本，政治上更加等級化，而信仰上更加去等級。人民對天皇的忠是直接的，天皇對人民的“愛”也是直接的。等級中的“義理”，可能讓人民出現矛盾。導致日本雖然在唐大肆學習中國，但由於體制問題，無法達到真正的“中國化”。中國地緣遼闊，集權制度要求的是控制，並非對思想的控制，而是對物的控制。日本對思想的控制歸於天皇，而對物的控制在幕府或者內閣。中國皇帝對物的控制，導致不相信內閣，出現了很多的控制手段，中國的宦官掌權，就是皇權對內閣的極不信任的極端現象。中國的皇帝，同樣也被“禮”限制，“禮”屬於全民共有的，而非因登記有或無。中國的“義理”是共有的，日本的“義理”僅存在於物質控制一方，即幕府、武士、平民。天皇不完全在“義理”之中，而是在更大的“忠（恩）”之中。天子犯法與庶民同罪，在日本戰後可以求證。 時勢造人如今的日本這本書已經無法準確定義，但是一部日本人類學史的重要參考著作；特殊時期的分析，具有獨特的意義。我們國家也今非昔比，如同在大清朝西方寫東方大國人類學史，並非是一種侮辱或者歧視，帶有偏見那是肯定的，因爲他們不瞭解我們，我們也不瞭解他們，語言互譯上可能使得詞意本末倒置。我們認識對手的同時，也要認識自己，做什麼事兒之前，定位很重要。時代性主導性較強的，可以在時代內定位；趨勢性強的，跨越時空的時勢歷史研究和未來判定，就顯得尤爲必要，知己知彼百戰百勝，我們瞭解自己嗎？瞭解其他人嗎？瞭解多少時勢？ 小生才疏學淺，到此爲止，享受閱讀的過程就好。

在“意林”之風正盛、迴旋鏢尚未成形的年代，就聽過這本書如雷貫耳的“香”名；託了旁觀共讀會的福，草草讀完它。 一部著作的價值，並不完全取決於其論述的精妙或結論的普適，更多地繫於其誕生的語境與不可言說的動機。《菊與刀》的誕生，並非源於純粹的學術好奇或人文關懷，而是一個冰冷的政治與軍事任務的產物，從一開始就攜帶着明確無誤的功利主義胎記：1944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太平洋戰場已近尾聲，美國政府迫切需要一份關於敵人的心理剖析圖，用以研判日本投降的可能性，從而將美軍的傷亡降至最低，並在戰後更有效地以一種隱性殖民的方式，實現對這個島國的全面統治與改造。 美國政府動員了各路專家，本書撰者便是其中之一。魯思·本尼迪克特，臨危受命，在無法踏足日本本土的情況下，通過訪談日裔美國人及分析現有文獻影像，展開了一場堪稱經典的“遙研”，需要把日本人的種種行爲，無論是戰場上的瘋狂還是平日裏的禮節，都視作可供解碼的文化資料，而不是簡單的軍事對抗。所以，這書本質上是一份敵國心理側寫報告，一份隱性殖民的說明書。認清這個冰冷的事實，時刻明確這一初衷和出發點，是審視這本書，乃至理解戰後七十餘年美日畸形關係的鎖鑰。倘若無視其作爲戰爭策略與政治工具的本質，任何討論都將流於表面。 作者作爲一個日本通、甚至亞洲通，尤其在那個信息相對閉塞的時代，觀察日本相對透徹，能精準地捕捉到日本文化中那些令西方人困惑的二元對立特徵，實屬不易；這種二元對立的分析框架，對於一個想快速上手的管理者來說，清晰、好用，但它本質上是一種降維打擊，一種爲了方便控制而進行的過度簡化。世上哪個民族不矛盾？哪個人的內心不是善惡交織？將這種普遍的人性複雜，包裝成日本獨有的民族性，本身就是一種居高臨下的審視。 作者將日本人描述爲“生性極其好鬥而又非常溫和；黷武而又愛美；倔傲自尊而又彬彬有禮”的矛盾集合體，並將這兩種對立的性格，詩意地概括爲“菊”與“刀”的象徵。這種高度凝練的符號化概括，爲西方世界理解日本提供了一個極其便利的切口，也讓這本書至今仍被譽爲現代日本學的經典之作。但必須認識到，一個帶着明確政治任務的西方學者，其觀察無論多麼“透徹”，都無法與同等水平的原生亞洲觀察者相提並論。她的視角終究是外在的、俯瞰的，是爲了讓美國人聽懂而進行的闡釋。她試圖描繪出日本人思想與行爲深處的態度，但這種描繪的權威性，正如書中所暗示的，可能連一個普通的日本人都不會覺得有解釋的必要。一個外來者憑藉間接資料構建的文化模型，無論多麼精巧，都難免存在盲區與隔閡。像是一出精心編排的好萊塢電影，高華演員一本正經地背誦着中文臺詞，每一個音節卻透着一股揮之不去的畸形與怪誕口音。這種隔岸觀火的“日本通”，其視線必然被任務本身所規訓，她所尋找的是可供利用的模式與可被預測的弱點，而非文化本身那流淌在生活肌理中、駁雜而矛盾的真相。這種自上而下的審視，即便力求客觀，也難掩其固有的傲慢。 更深層次的問題在於，這本書的研究範式本身就存在侷限。它將日本文化視爲一個獨特的、自洽的系統，專注於解讀其內部的行爲規範、道德觀念與風俗習慣。在讀塞繆爾·亨廷頓的《文明的衝突》一書中，我就表達了反感武斷地就把“日本”定性成“文明”。現在本尼迪克特也明確表示，日本文化就是日本文化，既非佛教也非儒家。然而這種將研究對象從其歷史母體中剝離出來的做法，無異於捨本逐末。將日本這樣一個深受中華文明影響的邦國，武斷地定義爲一個獨立的“文明”，本身就值得商榷。日本的文化，很大程度上是在亦步亦趨地模仿、學習、乃至扭曲一個更龐大、更古老的文明範本過程中形成的。它的一切，無論是美、醜，善、惡，其源頭活水大多都能在大陸找到依稀的影子。水土異也，橘逾淮爲枳，識“小節”，不能辨“大義”，無非是在它鄉懸殊的“土壤”中逐漸演化、逐漸歧途，開出了變異的花。如果說日本文化是一朵在畸形土壤上開出的變異之花，那麼任何溯源性的研究，都必須回到那片最初的土壤，分析它的種子和基因。遺憾的是，研究範式與知識結構中的系統性空缺，或更直白講，本尼迪克特或許是受限於其人類學的學科背景，或是個人知識面的空白，她精準地描述了“花”的形態，卻忽略了探究“根”的由來，這不能不說是一個巨大的缺憾。她的研究，註定是浮在表面的一層。 一個更諷刺的現實是，近代以來，日本在世界上，尤其是在歐美主導的全球話語體系中，似乎成了東方文化的窗口與符號。這背後的邏輯很簡單：首先是西方對廣袤的東方普遍無知，他們需要一個簡單易懂的標籤。其次，二戰後美國出於冷戰需要，大力扶持日本，使其經濟騰飛，一個迅速崛起、西化且看似溫順的日本，成爲了西方世界樂於看到的“東方模範生”，日本也因此獲得了在全球展示自己的機會。從動漫、遊戲到設計、文學，日本的文化產品成功地輸出了一個被精心包裝過的東方形象。與此同時，無論是舊中國還是新中國，在很長一段時間裏，因爲各種內外原因，在世界文化舞臺上近乎失語。一方高調出場，一方沉默缺席，結果就是，很多人誤以爲那個學生代表了整個班級。而《菊與刀》這樣的作品，恰好迎合了這種需求，它爲西方世界提供了一個“權威”的、貌似深刻的解讀範本，讓人們以爲讀懂了它，就讀懂了日本，甚至讀懂了東方。於是，一本爲美國佔領軍撰寫的“日本使用說明書”，陰差陽錯地被抬上了學術神壇，成了無數人瞭解東方的第一站。 這一過程中，難免某些本土“公知”羣體也扮演了微妙的催化劑角色。他們對日本的美化與強化，並非大衆化粗鄙的吆喝，而是一種更高級的潛移默化。通過不厭其煩地讚美日本的“精緻”、“秩序”與“國民性”，實際上在暗中構建一種敘事：看，那個接受了美國改造的學生多麼成功，這反過來恰恰凸顯了“老師”美國的強大與正確，並以一種不易察覺的方式，貶低了那個不願“循規蹈矩”的“本土中國”。 在兩年多的共讀經歷中，我反覆觀察到一個令人沮喪的現實：即便是在本就稀少的周邊讀書人羣裏，絕大多數人對於書籍，尤其是被冠以“名著”頭銜的作品，往往處於一種“盲信”的狀態。他們習慣於在作者劃定的框架內思考，圍繞作者拋出的概念進行貌似熱烈而順從的討論，卻鮮有人願意跳出框架，去質疑觀點本身，甚至質疑作者的立場與動機。觀察多了，思考深了，便會發現，這種智識上的怠惰，最終指向的還是同一個根源：讀的書還是太少，認知半徑過於狹窄，思考的維度也因此被牢牢鎖死。 例如本書，人們反覆咀嚼着“菊”與“刀”的二元對立，彷彿這是一個先驗的真理，卻很少有人追問，這個標籤是誰貼上的？爲了什麼而貼？人們驚歎這種“深刻”的文化洞察，卻很少會再問一句，這個洞察，是不是作者爲了支撐她的理論而刻意篩選並放大的？這個框架本身，是不是一個爲了方便美國進行戰後統治而量身定做的工具？讀《菊與刀》，重要的或許已不是爭論它對日本的解讀是否精確，而是要藉此反思我們自身的閱讀習慣——任何文本都是特定時代的產物，背後都有其作者無法擺脫的立場與侷限。 真正的閱讀，不是被動地接收信息，不是隻停留在對作者觀點的複述和讚歎，那無異於將自己的大腦變成別人思想的容器；真正的閱讀，應該是一場冷靜審視，詰問後的學習、超越，不僅要讀懂作者說了什麼，更要看清他站在哪裏，以及他爲什麼這樣說。 當一個人的知識體系僅僅由幾本這樣的“名著”構成時，便失去了參照系，也就喪失了批判的能力。當一個人的知識庫裏只有一部《菊與刀》來解釋日本時，它自然就成了唯一的真理。“盲信”的閱讀不過是在用別人的眼睛看世界，最終將自己囚禁在一個由印刷符號構築的、看似廣博實則逼仄的牢籠之中。 這或許比不讀書本身，是更爲深邃的一種悲哀。

深刻解讀日本民族性的作品，所謂知己知彼，百戰百勝！推薦

這是一本美國人在二戰之後寫的關於日本國民性的書，據說當時在美國的決策層中起到一些作用，就是保住罪魁禍首日本天皇的狗命，作者在書尾中再次強調：日本是一個好戰的國家，只要條件允許它還是會積極參戰的。這是日本人的本性所決定的！

《菊與刀》 菊是日本皇家家徽，刀是武士道精神文化象徵。 菊與刀揭示了日本文化的雙重性，日本人好鬥而又溫和，黷武而又愛美；倨傲而又尚禮，頑固而又善變；勇敢又怯弱等等。 一個民族的性格必定和歷史文化發展息息相關，日本人的人生觀主要表現在忠、孝、仁、義理、人情等德行規定中。 忠是天皇、法律、日本國家的責任，對天皇盡忠是一個公民最高的道德，而天皇是神聖不可侵犯的，是日本國民統一的最高象徵而不是國家元首，天皇對國務大臣的任何行爲都不用負責任，明治維新的先驅及其領導者高呼“忠於天皇”的口號向德川幕府進行了長達百年的鬥爭，而天皇則深居九重，每個人都可以按其意願來塑造天皇的形象。日本歷來將軍被推翻無數次，皇室只有一個，萬古一系，而中國的歷史是過一個時期就要改朝換代，日本軍人的戰敗寧爲忠於天皇自殺，也不願投降，因爲投降就意味是恥辱和死去，武士道文化精神正所謂士可殺不可辱。 中國人講求“仁”和“和”，日本人講求“忠”和“孝”，而這些都是中華文化的延伸，中國人並沒有把孝道看作是無條件的，在中國忠孝是有條件的，忠孝之上還有更高的道德那就是仁，通常被譯作“慈善、博愛”。日本人生來有兩種義務，報答父母的恩—孝，報答天皇的恩—忠，而這兩者都是強制性的，日本人認爲從出生就是揹負債務的，因此精神狀態普遍較剋制拘謹和誠惶誠恐，卻對歌舞妓町感官享樂持寬容態度，也許是爲了兩者之間一個平衡的關係。 “情義”是日本人處世的核心，尤其對名譽的情義，總是處於忠和情義的衝突中，情義是用來複仇，忠則更多靠自殺來實現，日本人尊重自殺，認爲是光榮、有意義的行爲。歷史上有名的《四十七浪人》很好的詮釋了忠和情義，這部作品在日本享有很高文學地位，甚至在小學課程的教材裏。 大名定期都有窺見幕府將軍的規定，一次大名淺野侯在覲見時受到大名吉良侯的誤導穿戴了錯誤的服裝，他發現自己受辱後，拔刀砍了吉良侯的前額，在幕府軍殿拔刀視爲不忠，按規定淺野侯必須切腹自殺，在淺野侯自殺後，淺野侯的家臣們有義務隨主君剖腹，但家臣們認爲切腹不足以表達他們對主君的義理，而應當完成主君未竟之志，於是淺野侯家臣們從300多名大名中挑選出四十七名浪子，排除千辛萬難，爲了義理他們拋妻，棄子，弒父，最終殺了吉良侯完成復仇，浪人們的行爲震動整個東京，沿途的人人紛紛表示敬意，浪人們帶着吉良侯的頭顱來到淺野侯的墓地，四十七浪人全部切腹自殺，來報答主君的情義，但他們沒有上報就執行復仇視爲不忠，而結束自己的生命就是對情義和忠最高的回報。 日本人是用有限的生命來報答無限的情義和忠，因爲恥辱和嘲笑會挑起無限的情義和忠，世界上最大的犯罪就是嘲笑，殺人犯殺害某人肉體的人，嘲笑者殺害他人心靈的人，但日本人又誠然把因嘲笑而發憤看作是取得成功最好的刺激。這樣恥辱和嘲笑，忠和情義的矛盾又是紮根於日本人的人生觀中，看似衝突卻又渾然一體，而日本人這種文化很難輸出，即使戰勝了他國，別人並不認可這種文化體系。 日本人的哲學中肉體並不是犯罪，人情是天賜幸福，無論是哲學家還是農民都不應該譴責，精神和肉體不是宇宙中對抗的兩大勢力，世界上並非只有善和惡的現場，渡邊純一的《失樂園》中左木的隱忍剋制和放縱享樂，形成鮮明衝突又渾然一體，最終爲情赴死，這並不是悲劇，反而覺得偉大，或許，這就是日本文化中對於享樂的寬容。 本書的作者以一名人類社會學家的角度，客觀生動的描寫了日本人的性格特點以及這些性格形成的整體性，所帶來的生存秩序，作者通過日本與各民族（中國，暹羅，美國）差異系統的研究，既需要某種堅定的精神，也需要某種寬容的態度。

終於讀完《菊與刀》——這本大學時代翻過幾頁便擱置的書。 日本與中國，確有太多相似之處。價值取向中的家國情懷，道德規範裏的克己復禮，人際交往間的分寸進退，乃至家庭教育中的規矩森嚴——這一切，都依稀可見中國文化的投影。然而，相似之下，更有深刻的迥異。孤懸海上的島國地理，先天不足的資源稟賦，自成一脈的歷史演進，共同塑造出日本獨特的文化基因。在我看來，這遠非“二元文化”或“菊與刀”所能概括——那不過是西方初識日本的簡單印象，並不足以拆解這個民族複雜的精神內核。 這個一衣帶水的鄰邦，歷史上曾向我們俯首求學，也曾用炮火撕裂我們的山河。讀懂日本，是現實政治的必修課。看清他的來路，方能在複雜多變的亞太棋局中，找準我們自己的戰略座標。

不能指望看完這本書就能完全瞭解日本這個種族，而且我很想知道幾十年過去了日本是否還符合書中的描述。 看完這本書，我大致瞭解了一點日本人的矛盾性，然而這種矛盾其實對日本人來說是理所當然的、並不矛盾。比如軍國主義，他們失敗了，並不認爲自己錯了。他們在失敗之後可以順從地接受美國人的指導，是因爲他們覺得既然軍國主義失敗了就應該再走新的路線。 他們的善變、矛盾在外人看來如此難以接受。我很難相信人可以這麼思考問題。 作爲和日本人打了多年交道的中國人，也很難接受這個民族的善變、矛盾。 本書最後一段話值得國人警惕，粗暴來說就是“日本亡我之心不死”。根據本書觀點，日本從來不覺得侵略別國是惡/錯/道德的，只是他們沒成功。以後他們未必不會再次發動戰爭，甚至從歷史角度來看，只要時機成熟，發動戰爭的可能性很大（日本全面侵華爲什麼會發生？一是日本發達了，二是中國太落後了，三是日本人多資源少）。所以國人應當銘記偉人說的“落後就要捱打”，中華民族最慘痛的歷史就是近現代史。

第一個印象就是階級。 上天皇下平民，最高的天皇是一個象徵式的理想形象，實際上層實質掌權者會因歷史變革而更迭。封建時期天皇掌握實權；幕府時期康端將軍掌握了實權，下面則是蕃屬、武士、農民、商人；後來商人與下層武士通過滲透逐漸掌權，並締造了爲歷史所銘記的明治維新…… 各個階級尊其本分，守其義理。到每個小家庭又有嚴格的尊卑。男尊女卑，老強小弱，婆婆指點媳婦……因此說是階級、性別、年齡、角色四個尺度。 每個集體都非常在意其餘集體的評價，勿恥。也很在意國家、父母、他人的恩情，報恩於一萬。 再到個人精神追求層面，達到某種程度的自制和克己直到我死無我的境界乃高尚。 邏輯通順，不知道哪些觀點是直擊要點，那些是有所偏頗，需考究並思量方可辨認。